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是成熟于十七世纪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明清的皇家园林。前者清隽婉约，后者精巧富丽，虽气象大不一样，却都是想让园子的主人置身于道家“清静无为”自然境界中，因而格局上大都错落有致，没有规整对称的布局。而西方近代古典园林的代表则是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意大利造园和17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勒·诺特尔式造园。尽管这两种相继产生的园林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布局相似，都采取了非常严谨的、对称的规则形状。事实上，西方人也有模仿自然、崇尚画意的园林，最著名的就是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的风景式园林。而且这种园林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接触到了东方的自然观。但是，同样是要模仿“自然”和“画意”，西方人却有自己的理解。
黑格尔曾经说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绘画，虽然夸张了一点，却是真知灼见。山水画的画意在中国的造园家那里的确有着绝对的权威。崇祯四年吴江人计成在《园冶·自序》中说：“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书中，计成也多次提到造园要遵循绘画的意境。在他看来，五代的荆、关和元代的黄、倪等山水大家所创造的画意都是造园应该模仿的典范。把造园的艺术作为一个门类抬得最高的是李渔，他认为“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在他看来，“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尽有丘壑填胸，烟云绕笔之韵士，命之画水题山，顷刻千岩万壑，及倩磊斋头片石，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在这里，李渔强调了造园是一种独特的技艺，画家不一定能用手摆出他自己的画意。但他断然没有怀疑过画家的眼睛，也没有再就造园艺术的特殊性讨论下去。不过，当这个问题传到欧洲人那里，意见就不是那么统一了。
有关中国园林的知识在十八世纪中叶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了欧洲。英国建筑师钱伯斯爵士在《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中国的园林。他反对古典的规则式造园，也反对当时英国颇为风行的布朗式的自然风致园。布朗的造园善于使用成片的树林和湖泊、水流，极度地追求纯净优雅的自然风韵。但钱伯斯却认为，规则式的造园太雕琢，过于不自然，其创作态度是荒唐的；而布朗的自然风致园则是在不加选择和品鉴地抄袭自然，既枯燥又粗俗。他认为，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如果以酷肖自然作为评判完美的一种尺度，那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还不如真人蜡像。最好是明智的调和艺术与自然，取双方的长处，这才是比较完美的一种花园。而中国的花园在钱伯斯看来正是值得西方人去模仿的典范。
钱伯斯的观点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造园家们也形成了两派：其一是布朗派；其二是如画派。“布朗派”的人强调造园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比如：风景画中的前景对画家来说必不可少，在大自然中却总是不尽人意，从高处俯瞰险峻的山峦往往是大自然中最理想的风景，但绘画难以表现，而且自然风景比绘画的视野更为开阔。“如画派”的理论主张自然的艺术理想化，事实上就是把大画家洛兰等人的风景画意作为园林的范本来主张。他们赞赏画家们的风景画构思，认为园艺家要努力将其画中的意象再现于庭园之中，尤其是为了形成对比，哪怕是粗野和丑陋无比之物，都不妨吸收到庭院风景中来。显然，“如画派”的自然是经过绘画处理过的自然。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模仿绘画成为“布朗派”和“如画派”争论的焦点。
（节选自周博《追求“自然”与“画意”的中西园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园林艺术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布朗派”，一个是“如画派”。对这两个流派，钱伯斯都持反对的态度。
B. 钱伯斯认为，以完美来评判，米开朗基罗的人像雕塑还不如真人蜡像。因此他主张，园林的景色不应该与一般的自然景色毫无区别。
C. 在文中，计成的引文强调造园要遵循绘画的画意；李渔的引文也认可造园要符合山水画的画意，同时强调造园是一种特殊的技艺。
D. “布朗派”认为，造园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不应将自然风景搬进园林中；而“如画派”则认为，园林应努力再现风景画的画意。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通过对中西园林艺术不同审美追求的比较，论证了能否表现自然与画意是评判园林建造是否完美的标志这一观点。
B. 文章以计成和李渔的相关言论，说明山水画的画意在中国造园艺术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同时也印证了黑格尔的有关说法。
C. 文章列举“布朗派”与“如画派”的造园艺术理论，以说明英国造园家们对古典园林的审美追求的不同看法。
D. 文章通过对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方近代古典园林的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方古典园林主流在审美追求上的不同之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典园林崇尚格局的错落有致，而西方近代古典园林则追求布局严谨与对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西文化存在着差异。
B. 钱伯斯反对西方规则式和布朗式的园林，并认为中国的花园是值得西方人模仿的典范，这说明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成就要高于西方。
C. 文中引用计成《园冶·自序》来证实“山水画的画意在中国的造园家那里的确有着绝对的权威”，可见《园冶》是一部被认可的著作。
D. 西方园林受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虽然也模仿自然、崇尚画意，却有自己理解，这说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借鉴往往不是全盘照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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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宋代理学家们提倡的“节孝”观念，其实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至少从汉代以来，国家政府都曾经对社会上的节孝行为进行过表彰和奖励。到了宋代，一方面，政府基本上持续了历代政府对旌表节孝的重视；另一方面，理学家们为强调士大夫应注重气节的道德标准，对“节孝”观也作出了更明确的表述。然而直至宋元时期，国家政府对于旌表节孝的行为，更多的是停留在倡导个案“典型”的层面上。有学者把明以前到明代的旌表贞节行为的演变过程，形象地描述为“由典范到规范”。典范是由倡导所致，而成为规范则必须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化设计来加以保障和推行。明代在固定的审核标准下，对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旌表案件，予以定期、集体和分类处理，从而形成了明代旌表节孝的制度化、规律化和等级化，乃至演变至激烈化的特质。
与之相伴相行的是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成为明代政府所认可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范本，这就促使明朝的许多士大夫从理学的角度来诠释和欣赏政府的旌表节孝制度。这样，明政府所推行的节孝行为，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政策，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道德的教化行为。在制度与教化的双重作用下，明清时期的节孝行为，越来越出现违反人性的激烈化特质。《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父亲眼看着女儿自尽殉夫并大赞“死得好”的故事，在明清两代的文献中并不罕见。在朱熹悟道、传道的福建地区，清代竟有胁迫寡妇殉节的风气。
“孝道”本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但是经过明清时期的制度化推进之后，也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泛政治化的极端道路。在上层统治者眼里，孝道的体现就是臣下的“死忠”：所谓“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就是天下服从一尊。就一般士庶之家而言，争取“孝行”的褒奖可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正因如此，为博得孝名而导致明清时期惨无人道的“割股疗亲”行为盛行，显然也是政府对于“节孝”制度化与教化灌输的后果。
宋代理学所倡导的“节孝”，更多的是强调士人自身的道德气节与行为准则，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专制政府的制度化、规范化之后，传统的“节孝”观被引入到激烈化的歧途。特别是随着明清时期皇权专制体制的强化和官僚阶层奴庸化的加剧，朱子及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勇于坚持士人气节的义理观，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某些部分被强调而形成制度化的诸如“贞节”“孝道”，则根据统治者的需求而经过了新的改造和诠释。正因如此，宋代朱子及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义理”“气节”等命题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还是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以继承。
（摘编自陈支平《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节孝”观并非始于宋代，只是宋代持续了历代对旌表节孝的重视，并对其作了更明确的表述。
B.“由典范到规范”中的“典范”是指明之前的倡导个案典型，“规范”指明代的制度化设计。
C.节孝行为成为明代社会的一种制度政策后，朱子理学就变成了政府认可的政治意识形态范本。
D.对节孝行为进行制度化设计并使之成为道德的教化行为，是“节孝”观在明清发生变异的原因。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通过分析“节孝”观在明朝前后的演变，告诉人们要客观看待宋理学的内容和价值。
B.文章运用例证法，用“割股疗亲”等事例，证明了明清时期的节孝行为违反人性的特质。
C.文章论证“孝道”走上泛政治化道路，是从上层统治者和一般士庶之家两方面来分析的。
D.文章先叙说节孝观的演变过程，然后溯根源，析危害，先立后破，逐层深入，说理透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明朝士大夫们从理学角度诠释和欣赏旌表节孝行为，助推了旌表节孝制度的形成。
B.本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节孝”一旦走上泛政治化道路，就很有可能会改变原本意义。
C.没有良好的国家体制和社会风气，朱子的“气节”“义理”就没有被实践的可能。
D.现在重新审视宋理学，我们既要重视和继承其道德价值，又不能忽视其反人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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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为周礼之一。西周至清朝的历代政府多将其视为倡导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谦让不争的道德教化举措，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据《仪礼》等文献记载，乡饮酒礼正式的宴饮过程分为迎宾、献宾、乐宾、旅酬、无算爵、无算乐等环节，在升降拜答、注重行为仪式感的同时，将《诗经》音乐的演唱、演奏融入其中，使道德礼仪的思想主张在艺术层面得以充分展现。
②作为诗乐艺术集中展示的乐宾环节，共囊括了十八首《诗经》作品，通过多种形式的音乐演绎，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和慰劳，同时在礼乐教化的层面突出厚重典雅的君子风貌，彰显人伦之道。乐宾环节，可分为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四个阶段。
③正式的诗乐演出结束后，宾主双方进入开怀畅饮的无算爵环节。只要不酒后失仪，那么饮酒可以不限量，所以叫无算爵；其间乐工一直在演奏、歌唱诗乐，所以叫无算乐。席间，举杯连连，歌声阵阵，雅乐为伴，和乐且湛。借助诗乐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和层层递进的互动演绎，礼仪的严肃性与宴饮的娱乐性得以有效、自然地融会贯通，使乡饮酒礼的整个宴饮过程，更像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艺术演出。酒、礼、诗、乐在此和谐满盈、交相辉映，给人以强烈的精神体验和文化熏陶。
④在乐宾的诗乐表演中，乐工的动作、位置、朝向等细节都体现出丰富的礼仪元素，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升歌与笙奏随着宴饮的节奏，从独立表演到呼应表演，再到合作表演，显示出礼乐艺术清晰、严谨的章节段落感，以及审美体验的完整性。
⑤值得一提的是，乡饮酒礼中乐工们或坐于堂上鼓瑟歌唱、或立于堂下吹笙演奏的技艺分工与表演模式，与我国古代音乐艺术的巅峰——隋唐燕乐中的坐部伎与立部伎 极为相似，只不过后者在乐队规模上更为庞大、音乐风格上更加多元。这也说明，乡饮酒礼诗乐艺术作为一种兼具雅乐与燕乐（又称宴乐）功能的演出蓝本，对古代音乐艺术向专业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引领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⑥作为一种专业化的音乐表演形式，乡饮酒礼诗乐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将声乐演唱与器乐演奏有机结合，从而增强音乐语言的表现力。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有声乐语言和器乐语言之分，各有特色，互为补充。早期的诗乐艺术明显是以声乐歌唱为主，但随着礼乐表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器乐演奏的艺术功能逐渐被放大、强化。而笙的构造与演奏方式，使其非常接近人声，加之丰富的力度变化与特殊的和声效果，奠定了笙在古代诗乐表演中的重要地位。乡饮酒礼中演奏的六首笙诗在《诗经》中‚有目无辞，作品原初是否有唱词，长期以来都有争议。但从音乐体裁与表现方式的层面，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作品理解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无言歌，而且这些作品都有明确的文学性主题，与今天标题音乐性质的器乐作品很类似。
（节选自何洋《乡饮酒礼中的诗乐》，《光明日报》 2018 年 7 月 9 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乡饮酒礼在宴饮中将音乐融入其中，使道德礼仪的思想在艺术上得以充分展现。
B.乡饮酒礼的“无算爵”环节，宾主双方饮酒可以不限量，但前提是不酒后失仪。
C.“升歌”与“笙奏”的演奏过程体现了礼乐艺术的章节段落感和审美体验完整性。
D.乡饮酒礼诗乐艺术对古代音乐艺术的各方面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整体采用了总-分的论证结构介绍乡饮酒礼的宴饮过程和诗乐艺术等相关内容。
B.文章第③段主要介绍“无算爵”、“无算乐”环节的礼乐艺术及其给人的精神体验。
C.文章第⑤段运用多种论证方法，详细论证了乡饮酒礼诗乐对古代音乐艺术的影响。
D.文章第⑥段主要围绕乡饮酒礼诗乐声乐演唱与器乐演奏有机结合的特色展开论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乡饮酒礼“乐宾”环节的音乐，主要是为了突出礼乐教化中的君子之风、彰显人伦之道。
B.在乡饮酒礼“无算乐”环节中，酒、礼、诗、乐和谐满盈，给人以精神体验和文化熏陶。
C.早期诗乐艺术以器乐演奏为主，随着礼乐表演专业化的提高，其艺术功能被放大、强化。
D.“无言歌”与今天“标题音乐”的器乐作品很类似，是因为作品都有明确的文学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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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我国的集市贸易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物物交换”。有组织的集市，大约出现在殷朝。《史记·平准书》云：“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但在发掘周代以前城市遗址时，多见手工业作坊，还没有明确、固定的市场。
东周后期列国兼并，一方面迎来了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另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共同催化了城市内的手工业作坊和商肆集中的“市”的发展。春秋时，齐国临淄出现了封闭结构的“市”。
随着国家统一及其带来的人口激增，“市”不断壮大。发展至大一统的汉代，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更有东西两市遥遥相对；商人需具备市籍，且只准在市内按业设肆交易，并需缴纳市租。唐朝盛世，商业繁荣，大都长安则更进一步发展，对东西两市采用严格、集中的市制，把整个“市”划分为九区，中心区设有市署。直到唐代，市的设立、废撤和迁徙，都是官府以命令行之，并设有管理市场的专职官吏，监督和管辖着上市商品、度量衡、交易契据以及价格的评定、市税的收缴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费需求日益增加，唐代后期的商业活动逐渐不限于两市，在两市附近，已有手工业者和商人摆摊、设店售货，甚至出现了夜市；与此同时，各行业商人形成联合组织，使城中出现了许多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并逐渐形成以之为中心的“街市”。这些变化自下而上地打破了以往封闭的市制。北宋时期的都城东京，其以宫城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结构，更是推动了街市的发展。到了北宋末年，东京沿街大量出现商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华场景就是例证。
至此，街市的分布彻底改变了以往集市严格控制、集中市肆的方式。商肆沿街道分布，形成繁华的商业街，这更符合城市人民的生活要求，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商市集中在某一街道或街道某一段，为了补充商业街的不足和便于农民进行农副产品交易，有的城市还在城门附近设置草市；还有在大型建筑内定期举行的集市，比如开封的相国寺就定期举办庙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摘编自《中国古代城市市肆发展初探》寿劲秋、马宁）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我国集市贸易历史上，最早的有组织的集市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以物换物。
B.周代以前并未见明确固定的市场，至春秋时齐国临淄出现了第一个封闭结构的“市”。
C.唐代后期围绕“行”、“市”形成的街市由下而上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封闭的“市”。
D.繁华的商业街、城门附近的草市、定期举办的庙会都表现了对传统集市的彻底突破。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以时空为顺序，清晰完整地梳理了我国古代集市诞生、发展和变迁的过程。
B.长安的“市”的不断发展，论证了“市”是伴随着国家和经济的发展而壮大的。
C.文章结合了商业活动、行业组织和交通结构等因素，分析“街市”发展的原因。
D.文章例证丰富，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艺术作品等方面展现了“市”的变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从集市贸易发展的历程来看，城市的建设对“市”的发展、变迁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
B.唐代后期商人们自发组织夜市、街市，可见当时的商业活动已脱离官府的管辖和限制。
C.官府主导的“市”并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逐渐成为了对“街市”的补充。
D.从“市”到“街市”，不仅是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更是传统集市被逐步瓦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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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类已经处在数字化时代。在传统文化领域，数字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也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趋势，如美国谷歌公司已完成了过去数百年人类文化演化趋势的模拟计算。而我国为提高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正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全面引入数字化技术，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显然，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真实记录和存储人类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既是国际趋势，也契合我国当下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信息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多重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开发、利用与传承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策略。本质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延续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应该避免可能存在的弊端，从法理角度厘清相关的版权问题。这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自身活力，从而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这些国家在政府的引导下，由专业研究机构与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在数字化采集、存储、保存等方面构建了成熟的技术体系。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带状与组团状分布的空间特征，特别是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布着大量生态独特、传承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我国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技术开发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我国目前在运用数字化技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有效传承与开发利用等方面还没有构建统一的数据采集技术标准，对于大数据技术视野下数据资源与知识整合数据库的构建、多民族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等问题也急需开展深入研究。破解我国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所面临的这些难题，其社会意义和价值毋庸讳言。
在文化遗产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开始关注并建立文化遗产学，这有利于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得到更深入地挖掘与传递。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迅速开展。随着数字化技术自身的演进，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云计算平台技术已经开始渗透并深入影响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因此，构建系统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理论体系，以更好地为急剧增加的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建设与产业化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方法、数据模型、软件工具、技术操作流程、管理服务等支持，已经成为当前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积极应对的重要问题。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应用，数字化技术逐渐由技术集成阶段转向系统应用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正是这一转型阶段的重要应用领域。
（摘编自刘沛林、邓运员《数字化保护：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新途径》）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目前，在传统文化领域运用数字化技术既是国际趋势，也是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
B.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可能存在版权问题引起的弊端，这些弊端会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
C.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独特，传承价值高，更值得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保护。
D.文化遗产学的应运而生，有利于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得到更深入地挖掘与传递。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置于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展开论述，以突出其必要性。
B.文章多处以发达国家取得的成就为例说明我国运用数字化手段保护传统文化方面的差距。
C.文章阐述构建系统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理论体系的必要性时，运用了因果论证法，逻辑严谨。
D.文章既指出了我国非物质遗产数字化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又指出了所面临的一些难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数字化技术的日新月异为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提供了技术保障。
B.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潮流，那么就会丧失其文化资源的作用。
C.数字化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途径，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新危机。
D.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取得的进展，必将代表数字化技术在系统应用阶段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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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公众的空间。现代公共空间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如公园等，也包括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公共论坛，如网络等。我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较少存在公共空间，以家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也没有凸显出公共空间意识及公共空间伦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引入了现代性制度及伦理要求，例如公共空间需要排队等，但我国民众对于公共空间的认知依然不足，通常将公共空间视为“私人空间”的外化，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所有人相关，每个人都是公共空间的主人，应当遵守公共空间的伦理规范。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社会公德的养成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整体推进，并非政府、学校或企业一方可以完成。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视野中，不同主体应该是平等合作、共同促进的关系，需要政府机构、企业法人、社会组织、学校、公民个人共同参与，构建与公共空间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
建立覆盖社会公共领域的制度体系，规范各交往领域的制度，引导公共交往和谐、有序发展。同时，提供完善 的、有效的制度调节，管理、引导人们遵守现代公共交往原则规范，处理公共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领域 的关系。还应对已经出台的制度进行进一步细化与拓展，更新人们熟知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例如“爱护公物”是宣传几十年的美德，今天看来依然是合理的，但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更新“公物”的概念，不只是国家所有的物品，非国家所有却是公共空间的事物（例如共享单车）也应涵盖在内。另外，规范公共领域交往的制度，应当符合制度伦理，即具有道德合理性，让制度彰显人性，保障、尊重人权，最大限度地尊重大多数人。这就要求从制度设计到运行、监督，乃至惩罚环节，都需要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教育、树立社会平等和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引导民众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体权利，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与公德行为息息相关。只有让社会个体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并认识到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维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不可分割，对公共利益、公德的侵害就是对包括个体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的侵害，对他人的不尊重也就是不尊重自身。通过倡导、教育，来树立、培养社会公德意识。应在道德教育中加强公共礼仪、公共规则等内容，在考试中增加社会公德表现的权重。此外，在道德教育中，还应注意引导公德与私德的联系与区分，改变处理公共领域交往时习惯于私德外推的思维方式，兼顾个体与公共利益，既反对只关注个体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也要反对公共利益至上而牺牲个体利益，不可偏废一方。
（摘编自赵鑫洋《共享时代的公共空间伦理问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传统道德伦理的存在，导致我国传统社会中公共空间和公共伦理意识很淡薄。
B. 共享单车作为公共空间的事物，应该受到社会公共领域制度体系的保护。
C. 制度伦理就是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要在制度中彰显人性，体现对人的尊重。
D. 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与公德行为，要求兼顾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不可偏废。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制度建设与意识培养两个角度，阐述构建共享空间伦理的具体措施。
B. 文章先进行定义分析，继而摆事实、讲道理，阐述构建共享空间伦理的意义。
C. 文章段落以并列结构为主，第二三段地位相当，但依然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D. 对于“公”与“私”，作者采用辩证分析的思路，说理充分，结论令人信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网络涉及的公共空间伦理，与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伦理，应该保持一致。
B. 只有不断规范现代公共交往的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公共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
C. 如果公共领域交往时习惯于私德外推，就无法进行旨在培养公民意识的教育。
D. 共享时代的公共空间伦理的构建，其主体应该是平等合作、共同促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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