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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之末品——民间书信
赵宪章
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前者面对知己任少卿，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
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
“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它不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
包括情书、家书等一切民间私人书信具备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说”的文体形式，所诉说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是私密的。这也是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之所以动人和诱人之处，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就此而言，现代电信、E-mail和网络对话只延续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作为“私语真情”的文体属性已经稀释或隐退。书信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说“不可（与他人）言说之说”。而“说不可说之说”恰恰就是文学的言说，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当然，书信的言说同文学的言说尽管都是“说不可说之说”，但是并非意味着可以将二者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书信也就具备了不同于文学的文学魅力：它以现实的私密性诱发了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以其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真实赢得了类似于文学的动情力。
当然，书信的“艺术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成因，诸如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信封和邮票的艺术设计等，甚至包括整个邮政事务在内的传递活动，都包含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这些因素和趣味显然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是书信的艺术性之所在。但是毫无疑问，在书信的所有艺术性因素中，“私语真情”是其最具文学诱惑力的内在成因。
（节选自《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有删改）
1.下列关于《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将阐发《史记》写作动因和宗旨作为它们的共同主题。
B.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的差别在于“李陵之祸”的表述。
C.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文体性质上的不同，可视为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
D.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自述家世及阅历，以交代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
2.下列对“私语真情”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私语真情”是民间书信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文学史接纳民间书信的重要原因。
B. “私语真情”是书信文体“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原因在于书信具有个人化和情感性这一文学属性。
C. “私语真情”本身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个体情感，不像宏大叙事作品需要借助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
D. “私语真情”往往不能外言，有私密性，这种特点使得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有了动人和诱人之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代书信在秦汉之后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进入文学世界，就现存文献来看，应当发端于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B. 一切民间书信的言说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它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
C. “说不可说之说”是书信的言说特点，也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但两者并非可以将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
D. 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设计等都包含着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的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也是书信的艺术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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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 严耕望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超出了传统史学所能达到的范围，他的著作也不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
B. 严耕望做学问“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这说明严耕望在做学问研究时，自我要求很高，决不借助他人成果或资料。
C. 严耕望终身致力于学问研究，他的每一项研究都经过精密、全面的论证，因此，他的著作问世都要经过多年甚至半个世纪的努力。
D. 作者引用苏东坡的话、陆象山的话，不仅丰富了文章的内容，也恰当地评价了严耕望的成就和精神，能引起读者的深度思考。
E. 本文弘扬严耕望做学问的朴实精神，反衬出当下学术界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以及在学术上贪图终南捷径的学者的浅薄。
2.如何理解严耕望“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请结合文章简要分析。
3.请结合全文概括严耕望在史学研究上成就巨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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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物
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告诉他医院催着交钱。他说，“知道了，”并叫母亲不要着急。他坐车来到市区的一个叫着“王记”的古董行。
你们这里收古董吗？顾林低声问正在电脑上忙着的一个男人，他是王经理。你有什么古董？王经理问。
家中有一个宝物，顾林在8岁那年就知道了。宝物是一个瓷瓶。瓷瓶上画着一幅仕女图，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他用手机对着瓷瓶各个角度拍了照片。
顾林把手机上的照片翻给王经理看。
“瓷瓶现在在哪里？”王经理问。
“在家里。”
“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王经理自言自语。
“应该是真品。顾林说。”他有点心虚，其实他也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母亲常对他说，那是你父亲一直为之骄傲的东西……
王经理打了一个电 话，一个穿着唐装的60多岁的老人从楼上下来。人们都喊他“老教授”，他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顾林把手机送到老教授手里。老教授看到照片，眼睛突然睁大，后陷入深思，后又摇了摇头。
“刚才听犬子说瓷瓶在你家里？能方便去看看吗？”老教授问。
“能。”他说，“不一定卖。”
“不妨。去观赏观赏。你不卖也不妨。”老教授说
“顾林啊，快点来啊，又催交钱了。”母亲电话再一次打来。他连连说，“知道了。”
“胎骨薄匀，绘画细腻，不错。”老教授看到瓷瓶说。
老教授边看边摸。他时而嘴角露出一点微笑，时而蹙眉。
“太像了，老教授自言自语。你认识顾开庭吗？”老教授问阅读答案宝物 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阅读答案宝物 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
“是家父。”他说。
“他人呢？”老教授问。
“他住院了，急需要钱，不是这样我还不卖。您怎么知道家父的名字？”
“有过一面之缘。你打算卖多少？”
“3—30万。”他说。
老教授沉思片刻，说，“好，30万就30万。”
到了古董店，老教授吩咐王经理付8万元现金给顾林，还开了一张22万元的支票，还亲自给他写了个条子。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母亲看到几捆钱后，惊奇地问。
“卖了瓷瓶。”他如实说。
“也罢。你快去交钱，省得再催。重症病房花钱多。你爸还没醒转过来，这次受苦了。”母亲说时眼里含着泪。那个撞了他之后逃逸的人不知道能不能查出来？
“应该能。”顾林安慰母亲。
两天后，父亲醒了过来。
父亲出院后，问瓷瓶卖了多少钱。顾林说，“30万元。”
父亲说，“可以了。”
“看过瓷瓶后，买家还提到你的名字。”顾林说。
“他会认识我？不可能啊，这个瓷瓶的主人在江南啊，离这远着呢，而且又这么多年了。”父亲说。
年底的一天，顾林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约他到市黄海咖啡馆见面。
“是您？”他一见面就认出老教授，陪同他的还有他的儿子王经理。
“看到你的瓷瓶，我太喜欢它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我无所谓，看到它亲切啊。老教授说，你知道你家怎么会有这个瓷瓶的？”
顾林说，“我听母亲说，25年前，父亲在江南打工，在一个冬日里，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还救了跳到水里救孩子的父亲。天冷，父亲自己差点送了命，这家是开古董店的，就送了这个瓷瓶，听母亲说父亲当时还不愿意要，嫌弃它不能吃，还易碎，人家开古董店的老板正好到江北有事，父亲带着瓷瓶顺便坐着人家雇的船回了家。”
“你的父亲救了我和他啊。”老教授指着王经理说。
“怎么这么巧？”顾林笑着感叹。
“其实我那天一看到这个瓷瓶，我就感觉是以前送出去的那个瓷瓶。老教授说，当年我父亲在送瓷瓶之前，找人鉴定过的，说是后人仿造的，知道它并不值钱，可是当时我的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还是把它送给你父亲。这些年我们一直愧疚啊，你父亲救了我家两条命，我们却给他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为了这个瓷瓶，我们才在江北开了个分店，就想找到你父亲啊。”
“原来是仿造的啊，那就不值钱了！”顾林说。
“不是钱的事，”老教授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的父亲，瓷瓶我们也带来了，送出去的东西我们不敢再要回来。这次我找专家鉴定过了，是清代粉彩瓷真品。”
“那值多少钱？”顾林问。
“最少400万。”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16期）
1.下列对这篇小说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最恰当的两项是（ ）
A. 顾林两次接到母亲打来的催款电话，这既交代了顾林家里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又为下文顾林卖掉瓷瓶埋下了伏笔。
B. 老教授鉴别古董的眼光非常犀利。他在顾林家里看到瓷瓶，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件真品，于是以30万元顺利成交。
C. 当年顾林父亲救人之后，不肯要老教授送的瓷瓶，可见他并非施恩图报之人，不想因为救了别人就接受别人的馈赠。
D. 顾林在对话中介绍了父亲当年救人的事情，这一细节主要是为了塑造父亲的高大形象，同时也补充交代了瓷瓶的来历。
E. 小说以“瓷瓶”为题，有深刻的意味。瓷瓶是全篇的线索，贯穿全文始终；以“瓷瓶”为题揭示了小说的主要内容。
2.小说中的王教授具有怎样的性格特征？请简要分析。
3.小说以瓷瓶的真正价值“最少400万”收尾，这样结尾有什么作用？请结合全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