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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文明系统都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在中国的文明系统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其实，孔子的学说并不是全然自创的无本之木。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文明程度较高的商朝，被文明程度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定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进行反省。他们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中国北方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亲”。“天命”的提出，可以说是第一次使得道德的意义超越了客观的力量。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合法化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自己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易经》是一本占ト书，似乎是在商周之际完成的。《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去的自信，不再有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也必须重新解释。孔子似乎是对天命意义做新解释的人。我们不知道孔子是不是真正撰写了《易经》里面一部分传，可是在《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人的个人使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在孔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我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就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完成的使命。

后来孔子思想变成中国正统的思想体系时，汉代编辑成书的《礼记·中庸》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最近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而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之中，每一个人都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郭店文书的时代，当是公元前300年左右，比《礼记》成书的时代早很多，因此《礼记·中庸》的那段话，可能正是从郭店文书中延伸出来的。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是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便都具有一种特殊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在孔子之前，并不是没有“仁”字，但其一种意义是“有知觉”，另外一个意义是“美好”。《诗经》中形容一个俊美的男子驾车而来，是“洵美且仁”，也就是看起来非常美好的景象。但孔子赋予了“仁”一个新的意义“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个命题，应当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每个人有一种禀赋，这个禀赋是人性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人性是天生的，是上天给人类的使命。命、性、仁是连串在一起的三个概念，共同构成孔子思想的根本。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商朝被周朝所取代后，知识分子为合法化周人的统治，提出了“天命”的观念。

B.孔子对“天命”的意义做了新解释，他认为“天命”不只是政治天命，还是个人使命。

C.郭店文书《性自命出》中有两句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天命”与“性”的关系。

D.“仁”这个字是孔子思想的根本，他表示每个人的禀赋，是人性的总和。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善用典籍论证自己的观点，以《论语》《中庸》来阐释“天命观”的发展，说服力强。

B.文章以时间顺序展开论证，一些概念经过历史的演变，形成了后世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

C.《中庸》与郭店文书在此文中作用相同，都是为了证明“天命”和“性”不是同一概念。

D.文章末段梳理了命、性和仁这三个重要概念及其关系，成为全文论证的落脚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天命”说既是对周朝勃兴的理论总结，又反过来稳定了周朝统治。但因其与周朝统治的共生性，最终随西周一同终结。

B.我国传统文化重继承，更重创新。如孔子在《论语》中所陈述的天命观，便与《易经》中天命观有很大的不同。

C.我们每个人既有上天给予的使命，又有个人独特的禀赋。这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

D.理清了禀赋、人性和使命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学说中，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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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9分，每题3分）

生活理性  君子之道

“君子”是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在《论语》中，孔子讲人生修养有“圣人”、“仁人”和“君子”三个境界。“圣人”有至高的政治地位，道德圆满，功业辉煌。“仁人”也就是“志士”，他们没有赫赫的文功武治，但是无私无畏，为民族和社会利益不惜奉献生命。而“君子”，也具有道德信仰，能够恪守人生信条，但是还考虑种种现实的因素，权衡利弊得失，在自我牺牲精神方面，不及“仁人”那样随时随地献身而且可以完全不计私利。三者的道德境界，“圣人”最高，“仁人”次之，“君子”又次之。

《论语》中有关君子品格的表述在许多方面与圣人、仁人不同。首先，君子的形象总是文雅的，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需要借助外在的形象获得他人的赞许和社会的认同；而仁人志士并不一定讲究这一点，他们直接透显内在的生命情怀，以质朴博大的精神打动人，形象如何无关紧要。

君子一般也是博学、有才艺的，讲究礼仪规范。这些也与仁人志士不同，仁人志士以其道德精神和无畏牺牲来贡献社会，知识渊博与否、才艺有否是次要的。而且，他们还往往姿态狂放，不拘束于礼仪规范。

在社会上为人做事，君子与仁人的道德表现也有差异。他们都要求友情、孝敬、敬事、为政等方面的素养，但是君子的友情和孝敬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仁人志士为民族社会的大业可以忽略这一点。君子所敬的主要是职业事务，仁人志士所敬的则是大事业，他们因为大事业可以不安心具体事务。同样是为政，君子也侧重在行政事务上的诚勉，而仁人志士的精神更多表现在国家政治领域。

作为君子和仁人，最根本的是内在要具备省思、忠信、仁爱、道德的素质，但是君子不像仁人志士那样把仁爱之心扩展到了极限而常常摒弃一般的礼仪形式，而是在礼仪活动中表达对人的关爱，仁与礼相配相合。君子的道德没有达到为信仰而不计私利的境界，理想也没有仁人志士那样伟大；他们跟现实更近些，考虑怎样做好事，怎样有效果，怎样成为受到尊敬的人。

显然，从《论语》语录看，孔子对于君子与仁人的境界差别有明确的阐述。他反复强调这一点，应当是出于现实的考虑。那些圣人，实现了内圣外王，是历史道德的符号，高不可攀。仁人无私无畏的境界，也是现实社会中绝少数人才可能做到的。而君子，则社会上大多数人经过努力都可以达到，所以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孔子倡导君子修养的目的，就是为普通人建立人生的坐标，为全社会设置一个普遍可行的价值原则。

新时代的人文社会建设，也需要教育培养人，但是以什么样的道德境界为目标，社会成员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素质，这些问题值得再探讨。实践证明，标准过高，要求绝大多数人超越人类社会道德实践的可能性，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论语》的思想给予我们启示：在全社会可以广泛宣传、个人可以普遍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有关爱他人及社会的仁德之心，也有个人的欲求，有价值信仰，也有生活理性的君子之道。

（选自2011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有关“君子”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2.下列对文中有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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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4题。

“仁”与“礼”

——究竟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王杰文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中国被称为“圣人”，其思想博大精深，为世人所推崇。但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其思想的核心，目前理论界似乎仍没有一个定论。穷其各种说法，“仁”说和“礼”说市场最广，呼声最高，竞争也最激烈。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赞成“仁”说。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的人，多数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生长在鲁国，而“周礼在鲁”。且孔子从小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后成为闻名天下的礼教家。孔子本身也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①（《论语》）另外，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又主张以礼作为教育宗旨，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认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但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一再强调“克己复礼”等。

上面一系列的引述和论证似乎确实可以说明“礼”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但本人想就此提出几点自己不同的看法。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这是我国历来对孔子的评价。这里面很突出的指出孔子是一名思想家，既然是一名思想家，那么我们在判定其思想核心时所依据的标准就应该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而不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哪些思想，因为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你赞成我的观点，那么我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前一段那些引述和论证都是一纸空文，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如《左转》中有这么几段记载：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曰：‘礼，国之干也’”；昭公七年载孟僖子办学，告诫学生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大多均可以从前人思想中窥见一斑，并不是其本人思想，故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其思想核心。

而对于人们十分关注的“克己复礼”这一引证，我们首先可以回到《论语·颜渊》的原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就是说：颜渊询问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看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确实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但他的落脚点不在于“复礼”，而是在于“归仁”，强调只要做到礼的尽善尽美，即可达到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克己复礼”实为由礼的政治向仁的政治过渡的桥梁。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正是迈向仁的政治的具体的礼。

通观《论语》，我们发现“仁”在书中出现的频数最多，达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足以说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另外，在《左转》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而在《论语》中，“仁”在频数上首次战胜了“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次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孙景坛《正确认识孔子的“克己复礼”》）。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

另外，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是具有统帅作用的。特别是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论语·阳货》中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乍一看，我所引用的这段话似乎恰恰说明孔子十分重视礼，然而我想说，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这一“礼”呢？道理很简单，如《学而》中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而且引文中，宰我出去后，孔子说的第一句就是 “予之不仁也”，可见其对“仁”的重视。

其实，孔子讲“仁”，非单讲伦理道德中的“仁”，而且还将“仁”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要求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而正是这种升华使孔子创立了一种新的思想，即一种新的治国学说。而这种学说在其前人著作中是没有明确反映的，所以可谓前无古人。既然是前无古人的独创，自然可以成为其思想的核心。

最后，我们也可以利用亚圣孟子的思想核心来佐证我的看法。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政”，这恐怕大家都赞成。而孟子是最了解孔子思想核心的，也是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最尽善尽美的一位，其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孔孟之道”为大家所熟识，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即为“仁”。

孔子的思想中包含很丰富，有礼，有恕，有忠，有孝，有三纲，也有中庸等，而这些都是从不同方面来为最终的“仁”服务，都是达到“仁”所需经历的各种具体的途径。

注释：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商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商的后代宋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此这两国的典籍不足，了解夏礼、殷礼的贤人也太少。如果有记载夏礼、殷礼的典籍和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我就能证明我所说的夏礼、殷礼了。”

1.“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这句话中的“那些观点”指的是哪些观点？（4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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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理解“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这句话？（4分）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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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认为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思想家？他认为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其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6分）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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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认为在孔子的学说中，“仁”与“礼”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6分）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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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人伦纲常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儒学在三教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佛教在中国遭到最大的攻击就是它的“不忠不孝”，损害了纲常名教。为此，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提倡孝亲忠君，并且用以出家济世为“大孝”的理论来回应儒家的抨击。尽管如此，儒家仍然一直抓住佛教的“出世”思想和行为不放，对其进行批判。

程颐曾说，释氏之学无须同圣人之学进行比较，只从“迹”上就可以判其荒谬：佛氏逃父出家，便是绝人伦、背离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对此，朱熹也表示赞同。但朱熹比其更进一层。朱熹指出，佛教的最高本体是“空”，是一切皆空，儒家的最高本体是“理”，是“万理咸备”；比较起来，佛教的本体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空无”之体，儒家则是体用兼备。在朱熹看来，儒家的“天理”中包含着仁民爱物、民生彝伦、格物致知等方面的内容，佛教不是没有见到“理”，而是见到了离开人伦日用的空理，所以是“空虚寂灭”。

佛教方面并不这样认为，唐代的圭峰宗密就认为儒家的“仁义之义”只是一孔之见，佛教见到的是“义理之义”，而非“仁义之义”。从佛教的立场看，“有义”或“无义”是看一个人在做事时候的心态：若是以觉悟之心去做，就是有义之事；若是以狂乱之心去做，就是无义之事。“仁义”只代表儒家对“义”的看法，但不是最终的“义理”，更不能把“仁义”说成是“天理”。对此，朱熹的意见是，宗密视“仁义”为世俗的“恩爱”，是情而不是义，因此，佛教是不讲“义理”的。但与朱熹同时代的大慧宗杲则说：仁、义、礼、智、信固然是人性的具体表现，但它们本身都不是“性”，儒家只认此“五常”为天理，是见“天”不见“人”，是“为学”不“为道”，是有缺陷的。

严格地说，朱熹的理事关系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程颢说：“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论今与后，己与人。”朱熹强调的是程颢的理事无二、道不离日用，亦即程颐所说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与佛教的“空虚寂灭”并非同一层次的问题。朱熹批评佛教的“空”是“见地”出了问题，确实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以他又说：“释氏合下见得一个道理空虚不实，故要得超脱，尽去物累，方是无漏为佛地位”。但是，佛教见空，是为超越物累，解脱成佛。从这个意义说，它的空是“心”空而“事”不空，是以心为体，以事为用，而非儒家的理事不二。儒家“以理为本”，释家“以心为本”，佛教讲的“心空”是为了“去累”，而儒家讲的“理实”是为了“纲常”。因此，朱熹的“理”是存在论的理，不是形而上的理。

（选自《哲学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进行了一些变革，如提倡孝亲忠君，并以出家济世为“大孝”，以此来应对中国纲常名教的攻击与批判。

B．文中的“儒学”即儒教，为中国三教之一，在三教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核心价值在于人伦纲常的道德要求与行为准则。

C．儒学代表人物程颐对佛氏逃父出家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行为是荒谬的，是绝人伦、背离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的行为。

D．朱熹认为，儒家讲究“天理”，如仁民爱物、民生彝伦、格物致知等；佛教却没有见到“理”，而是一切皆空，“空虚寂灭”。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唐代的圭峰宗密认为佛教讲的是“义理之义”，而儒家讲的“仁义”只代表其对“义”的看法，而并非最终的“义理”。

B．文章作者认为，朱熹对佛教的“空”的批评确实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作者完全赞同朱熹对佛教“空虚寂灭”的判断。

C．与朱熹同时代的大慧宗杲认为，儒家的“五常”固然是人性的具体表现，但只认此“五常”为天理，是见“天”不见“人”。

D．朱熹认为，宗密把“仁义”看作世俗的“恩爱”，把“仁义”视为情而非义，因此佛教是不讲究“义理”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由于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地教派，在传入中国后必然会遭到儒家、道家等各种纲常名教的抵制与批评。

B．儒家的“义”是“仁义之义”，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要求，佛教的“义”之有无是看做事时的心态。

C．朱熹强调理事无二，意即伦理纲常的原则与日常的为人处事是不可分割的，他批评佛教之“空”是理事相背离。

D．朱熹之所谓“理”即“天理”，它强调与日常生活实践的结合，即程颢说的道不离日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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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仁义礼智信”即儒家核心思想“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它最终聚合为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传承和选择的结果。

在孔子之前，“仁”“义”“礼”“智”“信”这些术语已经广泛流行，是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仁”作为一种品德，最初的含义是“爱亲”，即爱自己的亲人。孔子论“仁”，意蕴丰富，尤重视“爱人”和“忠恕”。“仁者爱人”扩展了“爱亲”，使“仁”突破了氏族的界限，上升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忠恕”是仁的具体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是“忠”，指主动的推及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恕”，指出了“为仁由己”的底线。论“仁”的同时，孔子也说“义”。“义”即“宜”。凡合乎道德义理的行为便是“义”，反之便是“不义”。而“礼”，起源于史前初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历经数千年传表损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将其加工改造成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孔子主张恢复周代礼乐，同对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认为“礼”不仅仅是形式化的东西；“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强调“礼”应根植于“仁”。孔子讲“礼”时轻其仪重其内的态度，为后来儒家的礼学思想奠定了基调。“智”，即聪明、有智慧。孔子所言之“智”，并非一般所说的小聪明，而是一种道德境界。孟子更是明确地将“智”与“仁”“义…‘礼”相提并用，作为君子的“四德”之一。“信”，则是指诚实守约、言行一致的品德，孔子曾多次论及。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首次将这五者并而论之，称之为永恒不变之道。至两汉之交，“五常”的提法就固定了下来。尽管后世儒家对“五常”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孔子的观点一直是他们阐说的根基。

对“仁”“义”“礼”“智”“信”诸范畴的阐发，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人不仅有自然性，更有道德性，而后者才是人不同于万物的根本，孔子的“仁”、孟子的“四德”、董仲舒的“五常”正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核心价值观，“五常”摆脱了时空等具体条件的限制，具有普适性，起到了凝聚民族精神、维系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学说、文化碰撞不断，比如延续两千多年的本土儒、法等学说的对立与斗争，元、清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冲突，佛教传入后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撞等等。但正是因为有了像“五常”这样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才具有无比强固的凝聚力，能容纳不同的文化元素，将产生于不同生活习俗和社会环境乃至于文明背景差异极大的众多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其共聚交融于一个极富弹性的文化结构之中。

今天，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不只是认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还应将它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浇灌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提供养料。

（摘编自景海峰《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五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的界定受孔子思想的影响最大。

B．在“礼”的发展历程中，周公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将史前留传下来的宗教祭祀活动，加工改造成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

C．作为品德的“仁”，原意是“爱亲”，而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使“仁”突破了血缘关系的界限，上升为人类社会普遍遵守的原则。

D．“仁”“义”“礼”“智”“信”被合称为“五常”是在汉代，但早在孔子之前它们就已广泛流行，并获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对“仁“义”“礼“智”“信”的阐释可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揭示了人的道德属性。

B．孔子将“仁”视为做人的原则，把“忠恕”当作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方式。“忠”和“恕”虽然有异，但都强调将心比心，为人着想。

C．因为有以“五常”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的存在，所以中华文明不但没有在与不同文化的冲撞中崩解或变质，反而能将众多文化融汇其中。

D．孔子主张恢复周代礼乐，但又认为不能像周代那样只注重玉帛之类形式化的东西，而应让礼植根于仁，这种轻仪式重内涵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五常”观念的聚合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其具体构成来看，孟子的“四德”观应该对董仲舒“五常”观的提出有重要的影响。

B．“五常”的“常”是“恒常不变”的意思。儒家学者将“仁义礼智信”视为恒常不变之道，表明他们认为这五个范畴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属性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性。

C．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不同学说与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其中，以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碰撞最为激烈，也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弹性与包容性。．

D．“五常”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对构建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也有实际意义，比如，能启示我们要以人为本、传播爱心，恪守底线、重视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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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自汉代大一统之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析】
在“道”这一概念中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 “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文”作为一个系统，有着丰富的内涵，包含了礼乐仪式等各种知识和道德观念系统，也决定了贵族与庶人的不同。

B. 士大夫文化有着不断变化的特点，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游士文化”是其早期形态，并不是真正成熟的士大夫文化。

C.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身份并不单一，然而均以读书为安身立命之本，以出仕作为读书的目的，从而在精神旨趣和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

D. “道”的价值观点与士大夫阶层相伴随，是这个阶层的一张标签。如果追寻“道统”意识的源头，则可上溯至孟子。

2.下列表述中，不是“道”成为士大夫阶层终极价值范畴的原因的一项是(　　 )

A. 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士大夫阶层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

B. 士大夫阶层有属于自己的权力意识，他们需要一种价值观念抗衡君权，张扬主体精神。

C. 士大夫阶层在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的背景下，试图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

D. 士大夫阶层有一种“道统”意识，“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士大夫阶层重视读书。著名的徽州古民居安徽宏村承志堂有楹联“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无穷”，就鲜明体现了士大夫之风。

B. 由“文统”到“道统”，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构成的巨大变迁。孟子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可以描述这种历史发展的常见规律。

C.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一种机制，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的传统。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对强化和发展这种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D.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士大夫阶层的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道”展开的，“文”由此依附于“道”，正如韩愈所言：“文者，贯道之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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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共20分）

“仁”与“礼”

——究竟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王杰文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中国被称为“圣人”，其思想博大精深，为世人所推崇。但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其思想的核心，目前理论界似乎仍没有一个定论。穷其各种说法，“仁”说和“礼”说市场最广，呼声最高，竞争也最激烈。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赞成“仁”说。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的人，多数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生长在鲁国，而“周礼在鲁”。且孔子从小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后成为闻名天下的礼教家。孔子本身也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①（《论语》）另外，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又主张以礼作为教育宗旨，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认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但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一再强调“克己复礼”等。

上面一系列的引述和论证似乎确实可以说明“礼”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但本人想就此提出几点自己不同的看法。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这是我国历来对孔子的评价。这里面很突出的指出孔子是一名思想家，既然是一名思想家，那么我们在判定其思想核心时所依据的标准就应该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而不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哪些思想，因为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你赞成我的观点，那么我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前一段那些引述和论证都是一纸空文，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如《左转》中有这么几段记载：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曰：‘礼，国之干也’”；昭公七年载孟僖子办学，告诫学生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大多均可以从前人思想中窥见一斑，并不是其本人思想，故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其思想核心。

而对于人们十分关注的“克己复礼”这一引证，我们首先可以回到《论语·颜渊》的原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就是说：颜渊询问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看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确实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但他的落脚点不在于“复礼”，而是在于“归仁”，强调只要做到礼的尽善尽美，即可达到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克己复礼”实为由礼的政治向仁的政治过渡的桥梁。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正是迈向仁的政治的具体的礼。

通观《论语》，我们发现“仁”在书中出现的频数最多，达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足以说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另外，在《左转》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而在《论语》中，“仁”在频数上首次战胜了“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次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孙景坛《正确认识孔子的“克己复礼”》）。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

另外，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是具有统帅作用的。特别是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论语·阳货》中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乍一看，我所引用的这段话似乎恰恰说明孔子十分重视礼，然而我想说，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这一“礼”呢？道理很简单，如《学而》中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而且引文中，宰我出去后，孔子说的第一句就是 “予之不仁也”，可见其对“仁”的重视。

其实，孔子讲“仁”，非单讲伦理道德中的“仁”，而且还将“仁”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要求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而正是这种升华使孔子创立了一种新的思想，即一种新的治国学说。而这种学说在其前人著作中是没有明确反映的，所以可谓前无古人。既然是前无古人的独创，自然可以成为其思想的核心。

最后，我们也可以利用亚圣孟子的思想核心来佐证我的看法。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政”，这恐怕大家都赞成。而孟子是最了解孔子思想核心的，也是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最尽善尽美的一位，其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孔孟之道”为大家所熟识，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即为“仁”。

孔子的思想中包含很丰富，有礼，有恕，有忠，有孝，有三纲，也有中庸等，而这些都是从不同方面来为最终的“仁”服务，都是达到“仁”所需经历的各种具体的途径。

注释：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商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商的后代宋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此这两国的典籍不足，了解夏礼、殷礼的贤人也太少。如果有记载夏礼、殷礼的典籍和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我就能证明我所说的夏礼、殷礼了。”

1. “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这句话中的“那些观点”指的是哪些观点？（4分）

2.如何理解“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这句话？（4分）

3.作者认为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思想家？他认为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其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6分）

4.作者认为在孔子的学说中，“仁”与“礼”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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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从家庭里的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范式守信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诫作用。

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岁、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要“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章句集注》为“大学”教材，此书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编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孔子的学说中，诚信教育不仅属于道德教育，而且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B. 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诚信教育，家庭教育是诚信教育的起点，强调父母的示范作用。

C. 中国古代父母长辈在家给儿童讲故事，旨在使其顺利接受学校系统教育而更诚信。

D. 中国古代培养人诚信的实践经验较为丰富，到宋代形成了一定的学校诚信教育体系。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列女传》记载周文王之母“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强调的是胎教的重要作用，可补充论证第2段的论点。

B. 若对父范母仪展开论述，应强调父母的行动示范比言说对子女更有影响力，可用父范如曾子、母仪如孟母的事例做论据。

C. 文章采用“总一分一总”的逻辑结构，侧重论述传统学校诚信教育的系统，指出了私塾、官学和书院诚信教育的一致性。

D. 可选择成语“言行一致”“言而有信”“一诺千金”等，作为文章中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诚信论述的依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家长重视诚信教育，孩子就会不说谎、诚实做人并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B. 如果学校采用丰富恰切的诚信教育的形式，就能显著地提高培养学生诚信品质的效率。

C. 只要家长和教师都做到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学生自然就能做到诚信做人。

D. 传统乡土社会已经瓦解，以社区为特征的城市对市民诚信教育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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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候，颇具警戒作用。

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年第5期）

1.下列关于原文中重要概念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孔子的学说中，诚信教育不仅属于道德教育，而且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B. 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诚信教育，家庭教育是诚信教育的起点，强调父母的示范作用。

C. 在中国古代父母长辈在家给儿童讲故事，旨在使其顺利接受学校系统教育而更诚信。

D. 中国古代培养人诚信的实践经验较为丰富，到宋代形成了一定的学校诚信教育体系。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列女传》记载周文王之母“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强调的是胎教的重要作用，可补充论证第二段的论点。

B. 若对父范母仪展开论述，应强调父母的行动示范比言说对于子女更有影响力，可用父范如曾子等事例作论据。

C. 文章采用“总—分—总”的逻辑结构，侧重论述传统社会学校诚信教育的系统，指出了私塾、官学和书院诚信教育的一致性。

D. 可选择成语“言行一致”“言而有信”“一诺千金”，作为文章中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诚信论述的依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家长重视诚信教育，孩子则不说谎、诚实做人并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B. 如果学校采用丰富适切的形式，就能显著地提高培养学生诚信品质的有效性。

C. 只要家长和教师都做到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学生自然做到诚信做人。

D. 传统乡土社会已经瓦解，以社区为特征的城市，对市民诚信教育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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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后面各题。

礼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核心观念之一。所谓礼指的是周礼。周礼是周族从父系家长制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包含了周人的习惯法和道德律。随着周人进入奴隶制社会，周礼中原始的平等民主因素逐渐淡化，而等级制的内容不断强化，但有一点是始终一贯的，即血缘关系的纽带不断，家族组织与社会政治组织合一。武王灭商之后，周成为“天下共主”。为了统治广大的黄河和淮河流域，周公对周礼进行一番改革并普遍推广，使中国社会在殷周之际发生巨大变化。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周天子在群子中立嫡长子，作为群弟的首领和王位继承人，在家族中是大宗，在政权组织中即为天子。而他的群弟在家族中是小宗，在政权组织中则被封为公侯。公侯的嫡长子在他这一支中又成为大宗，继承公侯之位，他的群弟则是小宗，被分封为卿士。由于大小宗的不同，所以形成从天子到公侯到卿士的不同等级，产生从上到下的统治关系和从下到上的臣属关系。在古希腊、罗马，家族组织被打碎，建立了纯粹的地域国家。在中国则是把家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形成宗法等级制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纽带，上下左右的关系不光靠法律，尤其要靠道德来调整、维系。那个把法律、道德、礼仪、习惯等等集于一身的东西就是周礼。所以周礼不仅仅是周朝的礼仪，它代表西周以来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

孔子是著名的周礼专家。他把夏商周三代之礼进行比较，以为周礼最完备、最有文采。在他看来，礼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没有礼就不能分辨君臣上下长幼的地位，不能区别父子兄弟婚姻等的亲疏远近。

礼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为尊尊，就是把人区别分为许多等级，并保持低贱者对尊贵者的尊崇，承认贵族的特权。尊尊首先是尊君。孔子主张按礼的规定侍奉君主，能为君主献身。齐国陈恒杀君夺权，孔子主张派兵讨伐。其实齐君的腐败无能，孔子并非不知道，但他认为君主再坏，臣子也不能推翻或杀掉他，臣的义务就是服从君主。

礼的另一重要原则是亲亲，即对亲族的爱，它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过孔子强调的是子对父母的孝顺和弟对兄长的恭敬。根据亲亲原则，家族利益至上，亲人犯了国法应该隐瞒而不是检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怎么能把隐瞒过错叫直率呢？因为它维护了家族的利益。

尊尊是等级制和君主制原则，亲亲是宗法制原则。为维护它们，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名是指周礼规定了的人的身份地位，正名即是用一个人的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去要求他，使他的言行与名分相符。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以君臣父子之名，正君臣父子之实的意思。不过正名也主要是针对下面的僭越行为的，对君主的违礼往往含糊过去。（摘编自阎韬《孔子与儒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礼指周礼，包含了周人的习惯法和道德律，既是周朝的礼仪，也是宗法等级制度，又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其中尊尊和亲亲是礼的两个重要原则。

B．父系家长制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周礼，进入奴隶制社会后，不断强化了等级制的内容，而淡化了其原始的平等民主因素。周代推行的宗法制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C．武王灭商之后，为了保护大宗的利益，周公对周礼进行了一番积极改革并加以普遍推广，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效地统治了广大的黄河和淮河流域。

D．周礼汇集法律、道德、礼仪、习惯等诸多内容，代表了西周以来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它不仅靠法律，更靠道德调整和维系上下之间的统治关系和臣属关系。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古希腊、罗马建立起的那些纯粹的地域国家里，家族组织被打破，始终一贯的血缘关系的纽带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法律来调整、维系。

B．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周天子的嫡长子是家族中的大宗，地位高，可以继承王位；而被封为公侯的群弟的嫡长子又是小宗中的大宗，可以继承公侯之位。

C．大小宗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等级，产生统治关系和臣属关系。孔子认为，有了礼，才能分辨君臣上下长幼的地位，才能区别父子兄弟婚姻等的亲疏远近。

D．尽管孔子也知道齐君腐败无能，但他之所以反对陈恒杀君夺权，而主张派兵讨伐陈恒，是因为他认为，臣子应该尽服从君主的义务，不能推翻或杀掉君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认为礼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作为周礼专家，他研究比较了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得出周礼最完备、最有文采的结论。

B．鲁国大夫季氏在家中僭用天子规格的舞蹈，孔子无法忍受；而鲁国国君严重违反周礼，娶同姓女子为妻，孔子却说其“知礼”，这体现了他尊崇君主的尊尊原则。

C．在孔子看来，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应该秉持亲亲的原则；如果亲人犯了国法，不仅不应该检举，反而应该隐瞒亲人的过错，这是出于对家族利益至上的考量。

D．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就是要通过规定臣子对君王、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以维护周礼中的等级制、君主制和宗法制的原则，起到保障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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