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各题。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价银，按跆“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毀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性问超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頻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呈明纳税，倘有逾期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交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 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明清时期，在履行一份土地契约时，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者缺一不可。
B. 明清时期出现了买卖、典当等多种土地契约，这与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有很大关系。
C. 明清时期，契约出现纠纷，中人应从中进行调解，以尽力解决争端。中人也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
D. 明清土地买卖中的私契由双方合意达成，未交契税；而官契则经政府登记认可并已向官府缴纳契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为总分总结构，先提出总观点，再分别从当事人自觉履约、中人监督协助履约国家法律规范强制履约三个层面具体闸述，最后进行总结。
B. 文章指出明清土地契约文书已较完备，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并举明代绝卖契佐证。
C. 文章分析了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常有“中人”的原因，阐述了“中人”的具体职责和作用，阐明了土地交易时“中人”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D. 文章列举了明清土地交易时不过割、脱逃赋税、不守诚信重复典卖土地等违法现象的处罚措施，说明国家法律制度在三重保障中最为重要。
3.报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明清的土地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因此，契约中应写明了交易双方姓名、标的物价格等内容。
B. 明清时期的土地交易中一旦出现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的情形，则意味着当事双方的个人道德修为不好。
C.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的“中人”与交易双方均为熟人，扮演中介、担保人、证人等角色，和今天的房产中介相同。
D. 在当今的土地流转和房地产交易过程中，我们只有借鉴明清的经验，才能保证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欲说陈寅恪与张荫麟的有关学术分歧，要先说一下张荫麟这位“史学天才”。1923年，年仅18岁、考入清华学堂仅半年的张荫麟，在《学衡》杂志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梁启超对老子事迹之考证提出异议，史学界一时震动，梁启超也对他大加赞赏。之后其论著不断问世，被目为史学界最有希望之天才，深受梁启超、陈寅恪、熊十力等大家推重。
至于分歧之由来，则要从陈寅恪对龚自珍一首诗的评价说起。也许是善于从“诗史互证”角度看待文学，陈寅恪以为龚自珍诗多有借古讽今之作，他对其《汉朝儒生行》的评价就是如此。龚自珍此诗写于道光二年，时龚氏正在京城。杨芳为清朝著名将领，曾于道光元年至三年任直隶提督，而龚氏好友魏源此时就在杨芳家坐馆。魏源离京赴杨芳处时，龚自珍还曾送行。因此，龚自珍对杨芳当比较了解。作为汉人而能受到清廷重用，杨芳可谓罕见，自然也会受到他人特别是满族将领的妒忌。陈寅恪认为，龚自珍此诗中自托为汉朝儒生，主旨就是讽喻杨芳。
按照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他既然这样解释龚自珍的诗，一般也就等于是定论。不过，还是有人敢于质疑，当然这“质疑”也要有底气。1933年，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表示不同意陈寅恪之说，认为诗中所写之某将军不是杨芳而是岳钟琪。张荫麟文章发表后，陈寅恪以为不确，坚持认为该诗就是写杨芳之事。张荫麟遂再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进行商榷。
根据张荫麟的论证，从龚自珍诗中所提及时间看，解释为写杨芳确实不如解释为写岳钟琪更加贴切。不过张荫麟并没有完全否定陈寅恪，相反在陈寅恪说法的启示下，有所感悟。如此，则张荫麟和陈寅恪之最后观点其实还是基本一致，即认为该诗是龚自珍借历史人物讽喻杨芳。
张荫麟的考证极为精彩和严谨，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就是未能结合当时汉族文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来阐释此诗，也就不能悟出该诗更深刻的意蕴。在陈寅恪看来，也就是未能做到所谓对古人“理解之同情”。龚自珍认为历代统治者对文人无非两种手段，即“约束之，羁縻之”。所谓“约束”就是采取严酷的高压政策，迫使文人就范，而所谓“羁縻”就是以怀柔方式收买文人，使其逐渐丧失自我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能力。龚自珍以为，可以容忍社会其他阶层平庸和堕落，却不能容忍文人如此，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拯救那个时代的最后希望。
对龚自珍的上述观点，陈寅恪自然理解且有切身体会，戊戌变法以来的社会动荡、陈氏家族的命运还有王国维的自杀等，早已给陈寅恪留下沉痛记忆。陈寅恪指出该诗为咏杨芳事，就是试图通过阐释龚自珍诗歌的深刻寓意，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话说回来，不能苛求张荫麟没有理解龚自珍的深意，毕竟他的人生阅历比起陈寅恪来还是简单，假以时日他当会有更大成就。大概也就是为此，陈寅恪在张荫麟发表《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后，并没有公开回应。后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极为悲痛，特撰诗表示追悼：“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摘编自刘克敌《大家间的“商榷”与“论争”》，有删改)
（相关链接）
比闻希白先生言，尊意以为定庵《汉朝儒生行》所咏实杨芳事，拙考以为其中之某将军乃指岳钟琪者误。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说，未敢遽以颠扑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说能予本诗以更圆满之解释，固不惮舍己以从。然尊说似不无困难之处。考本诗作于道光二年壬午《定庵诗自编年》而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已“卅年久绾军符矣”。然壬午以前杨芳踬后复起，定乱之事，仅有嘉庆十八年平天理教匪一次。自是役上溯其初由千总升守备(嘉庆二年)相距仅十一年，使所歌者为杨芳，定庵何得作“卅年久绾军符”之语？
然此诗遂与杨芳全无关系欤？似又不然。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庵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当拜谢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张荫麟《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
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寅恪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
(《陈寅恪传》)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张荫麟十八岁即引起史学界瞩目，后被视为史学界最有希望之天才，得到梁启超等多位大师的赞赏和看重。
B. 陈寅恪评价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是借古讽今之作，希望借此诗的深刻寓意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C. 陈寅恪所谓对古人“理解之同情”，即在理解古人的诗作时要心怀悲悯之情，结合古人创作时的背景来阐释。
D. 张荫麟去世后，陈寅恪撰诗表示追悼，叹其潜心著书、学术深厚，与之交流时常常忘了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
2.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陈寅恪以“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汉朝儒生行》，认为龚自珍写此诗时在京城，杨芳在直隶，龚对杨的了解皆源于自己的好友魏源。
B. 张荫麟是考证了龚自珍作诗的时间和诗中所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的时间，以及杨芳的有关经历，从而推断陈寅恪的结论有不当之处。
C. 陈寅恪与张荫麟的学术分歧是龚自珍《汉朝儒生行》一诗中所写某将军是指杨芳还是岳钟琪，学术共识是都认为该诗讽喻了杨芳。
D. 陈寅恪与龚自珍虽处于不同时代，但面临的社会状况、自身经历相同，所以对龚自珍的有关不能容忍文人平庸和堕落的观点感同身受。
3.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陈寅恪和张荫麟两位大师共有的学术品格。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五九
老舍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系统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
“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地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
“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像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噢！”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这篇小说是老舍为“五九”国耻日而写的，发表于1931年10月《齐大月刊》。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小说以“五九”为题，不同于现代小说以人名、物名等为题的惯常用法，标题显得较为陌生化，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能引导读者思考小说的主题。
B. 小说开篇描写张丙的外貌，并重点突出对眼睛的刻画，“深而很黑”，暗示他对国人国事并未失去热情，“黑眼睛开始发光”，表明他内心的激荡、不平。
C.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线索人物，起到了组织情节的作用。“我”与张丙虽然十分熟悉，但交谈时主要是倾听，并没有流露出个人情感和思想倾向。
D. 小说将视角放置于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呈现他们的生存状况，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而且笔触有所延伸，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2.从全文看，张丙有哪些“出我意料之外”的言行？小说借此分别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
3.小说主体部分由人物对话构成有哪些好处？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