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感冒”一词竟源于古代官场
“感冒”是常见的流行病,可是任何一部古代中医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常用语不是医学术语,而是来自官场,是一个官场专用语。
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通称“馆阁”。按照规定,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值夜班,以防图书被盗,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腹肚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腹肚不安”,而是一种相沿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肚历”。这一记载出自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原文是:“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南宋时期,时为太学生的陈鹄也在馆阁中供职。陈鹄喜欢别出心裁,他在《耆旧续闻》一书中记载了自己的发明创造:“余为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感风簿’。”陈鹄偏偏不愿意写“腹肚不安,免宿”,而是写上“感风”,还沾沾自喜地声称“感风簿”跟“害肚历”可谓一联绝对。
陈鹄创造的“感风”一词也是有来历的。与他同时期有个中医学派,史称“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写了一部医书《三因方》,将复杂的疾病按照病源分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外因称“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内因称“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内外因指虎、狼、毒虫等意外疾病。陈鹄于是创造性地把外因之首的“风”信手拈来,前面冠上一个“感”字,“感”者,受也,故称“感风”。“感风簿”一词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簿”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官员请假休息的托辞。清代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一书中说:“按今制官员请假,辄以感冒为辞,当即宋时‘感风簿’之遗意。”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即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
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人人都会感冒,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
1.下列对“害肚历”的相关解说,错误的一项是 ( )
A.“害肚历”是宋代馆阁官员们对请假簿的俗称。馆阁中的官员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腹肚不安,免宿”一句,“害肚历”由此得名。
B.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对“害肚历”的来历有详细的说明,这为后人考证“害肚历”一词提供了具体的资料。
C.“害肚历”上请假时间累计不超过四天,“腹肚不安”不一定真的是身体有病,而是相沿成习的托辞。
D.“害肚历”一词的出现和宋代馆阁以及馆阁官员的关系密切,这个名称被南宋的陈鹄戏谑地改称为“感风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感冒”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流行病,可是在任何一部典籍中都找不到“感冒”一词。作者考证发现,“感冒”最早是一个官场术语。
B.宋代设置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事务的机构,通称“馆阁”,这是“害肚历”一词产生的场所。
C.南宋“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在他的医学著作中,将复杂疾病病源分为三种——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
D.北宋时期,“害肚历”一词出现:南宋时期,“感风簿”一词开始风靡官场;清代,“感风簿”演变成了“感冒假”。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分析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陈无择将复杂的疾病分为三种,虽然难能可贵,但不是很科学,例如我们今天常说的“抑郁症”“传染病”便无法归入其中。
B.陈鹄在《耆旧续闻》一书中记载了“感风簿”一词的由来,由此可以看出“害肚历”对陈鹄创造“感风簿”一词有一定的启发。
C.“感冒”一词最开始是官场专用语,意思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但很快就成为医学术语,为我们所熟知。
D.“感冒”一词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口语,成为人们熟悉的一个词,因而它有趣的来历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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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感冒”一词竟源于古代官场
“感冒”是常见的流行病,可是任何一部古代中医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常用语不是医学术语,而是来自官场,是一个官场专用语。
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通称“馆阁”。按照规定,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值夜班,以防图书被盗,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腹肚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腹肚不安”,而是一种相沿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肚历”。这一记载出自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原文是:“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南宋时期,时为太学生的陈鹄也在馆阁中供职。陈鹄喜欢别出心裁,他在《耆旧续闻》一书中记载了自己的发明创造:“余为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感风簿’。”陈鹄偏偏不愿意写“腹肚不安,免宿”,而是写上“感风”,还沾沾自喜地声称“感风簿”跟“害肚历”可谓一联绝对。
陈鹄创造的“感风”一词也是有来历的。与他同时期有个中医学派,史称“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写了一部医书《三因方》,将复杂的疾病按照病源分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外因称“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内因称“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内外因指虎、狼、毒虫等意外疾病。陈鹄于是创造性地把外因之首的“风”信手拈来,前面冠上一个“感”字,“感”者,受也,故称“感风”。“感风簿”一词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簿”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官员请假休息的托辞。清代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一书中说:“按今制官员请假,辄以感冒为辞,当即宋时‘感风簿’之遗意。”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即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
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人人都会感冒,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
1.下列对“害肚历”的相关解说,错误的一项是 ( )
A.“害肚历”是宋代馆阁官员们对请假簿的俗称。馆阁中的官员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腹肚不安,免宿”一句,“害肚历”由此得名。
B.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对“害肚历”的来历有详细的说明,这为后人考证“害肚历”一词提供了具体的资料。
C.“害肚历”上请假时间累计不超过四天,“腹肚不安”不一定真的是身体有病,而是相沿成习的托辞。
D.“害肚历”一词的出现和宋代馆阁以及馆阁官员的关系密切,这个名称被南宋的陈鹄戏谑地改称为“感风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感冒”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流行病,可是在任何一部典籍中都找不到“感冒”一词。作者考证发现,“感冒”最早是一个官场术语。
B.宋代设置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事务的机构,通称“馆阁”,这是“害肚历”一词产生的场所。
C.南宋“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在他的医学著作中,将复杂疾病病源分为三种——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
D.北宋时期,“害肚历”一词出现:南宋时期,“感风簿”一词开始风靡官场;清代,“感风簿”演变成了“感冒假”。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分析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陈无择将复杂的疾病分为三种,虽然难能可贵,但不是很科学,例如我们今天常说的“抑郁症”“传染病”便无法归入其中。
B.陈鹄在《耆旧续闻》一书中记载了“感风簿”一词的由来,由此可以看出“害肚历”对陈鹄创造“感风簿”一词有一定的启发。
C.“感冒”一词最开始是官场专用语,意思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但很快就成为医学术语,为我们所熟知。
D.“感冒”一词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口语,成为人们熟悉的一个词,因而它有趣的来历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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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是人类最常见的多发性疾病。据统计,成年人每年要患感冒3~4次,儿童则多达6次以上,全世界每年死于感冒的人在200万以上。感冒有“流行性”和“普通性”之分。两种感冒都是由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临床症状基本相似。但流行性感冒患者病情往往很严重,流感病毒偶尔可以进入下呼吸道导致肺炎,其病变特征为肺脏充血、水肿呈暗红色,气管与支气管内有血性分泌物,有的会导致死亡。
流感可分几种。单纯型流感属于最常见的一种,杀伤力不大;第二种是流感病毒性肺炎。少部分病人感染流感病毒后,病变沿上呼吸道向下蔓延累及肺实质,引起肺炎,很多患病者会在5—10日内发生呼吸与循环衰竭而死亡;第三种是中毒型和胃肠型流感,这种类型较为少见,主要表现为高热及循环功能障碍,血压下降,可出现休克及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严重征候,病死率高。1918—1919年的那次流感属于第二类,因而死亡人数极多。
流感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播能力,而且在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具有良好的复制能力。这也是它容易造成巨大伤害的原因。流感流行除了流感病毒变异很大,每次引起大流行都有变异而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外,与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对付流感病毒也有关。另一方面,每次流感流行都与人们轻视这种疾病和没有做好隔离有关。同时流感流行具有隐蔽突袭的特点,颇有“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的特征,来时无影,去时无踪,往往突然爆发,迅速蔓延,危及面广,因而容易造成较大伤害。
而患流感后的并发症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流感可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主要是继发细菌感染,如咽喉炎、中耳炎、鼻窦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因为病毒感染破坏了呼吸道上皮细胞,损害了呼吸道的自然防卫功能,致使致病细菌乘虚而入,并在局部聚积,引起感染。很多人都是从流感开始,继发肺炎,最后导致死亡。
当然,患过流感和未患过流感的人产生的免疫力不同。一般而言,尽管流感病毒变异较大,但患过流感的人对相同或相似病毒株所引起的流感有较强的抵抗能力。比如,1977年“俄罗斯流感”,病毒株是H1N1流感病毒,主要侵袭1957年以后出生的人,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对抗这病毒的抗体。而出生于1957年前的人经历过H1N1型病毒的侵袭,体内会产生抗体,因而对于1977年再次出现的甲型流感H1N1病毒株感染具有免疫力和抵抗力。(节选自《知识就是力量》)
1.不属于流感病毒容易造成巨大伤害的原因的一项是 ( )
A.流感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播能力和良好的复制能力。 |
B.流感病毒变异很大,往往没有有效药物应对。 |
C.流感病毒常常进入下呼吸道引起并发症,如支气管炎、肺炎等。 |
D.流感病毒传播具有隐蔽突袭的特点,让人防不胜防。 |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 )
A.人体内,受流感病毒直接侵害的器官是上下呼吸道。 |
B.患感冒后,呼吸道的自然防卫能力就会丧失。 |
C.流感病毒沿上呼吸道进入下呼吸道会导致肺炎。 |
D.中毒型和胃肠型流感虽然少见但病死率高。 |
3.根据文章的意思,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重视流感的危害,及时进行隔离防护,是控制疫情蔓延的有效措施。 |
B.患过流感的人,在相同或相近似的病毒株所引起的流感发生时抵抗力较强,不易感冒。 |
C.流感病毒变异很大,所以防治流感用的流感疫苗也要不断地更新。 |
D.单纯型流感即使没有进行治疗,流感的症状一般两周后也会自然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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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倪方六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
“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縢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
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
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
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节选自《北京晚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古代的包有大小之分,小的叫橐,大的叫囊;在颜色上也有所差异,有青色的也有紫色的等;制作材料也有区别,有皮质的,也有布质的。
B. 汉代的绶囊与縢囊有所不同,从形状上看绶囊是方形的包,皇帝常常将其赏赐给有官爵的人,所以它也成为身份的象征。
C. 虽然宋朝也使用“鱼袋”,并且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因为鱼符被废弃,所以鱼袋仅是一个空包,不再是身份的象征。
D. 元明清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物件不断出现并被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多,有了盛放扇子的扇囊和具有较高装饰价值的荷包等。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中国古人有“佩囊之俗”,主要是古人出行时要随身携带一些东西,而中国古人的大多衣服没有口袋,所以包就显得非常重要。
B. 笏板是官员上朝持的简易手板,而装笏板的袋子就是笏囊,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就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C. 汉代的“縢囊”,唐代的“鱼袋”反应了中国古代的佩囊因为朝代的不同,名称和款式也多有变化。
D. “算袋”主要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等,这种包在古代官场、文人间很流行,其实在汉代就开始有了,宋明清也在使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因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将其命名为佩囊。佩囊实用方便,是中国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
B. 在中国古代,绶囊、笏囊、鱼袋都有象征身份的作用,一般在图案、色彩上也有讲究, 如“虎头鞶囊”就是上面绣有虎头图案的绶囊。
C. 古人的“佩囊之俗”据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从先秦到明清,佩囊之俗一直在延续,主要原因就是佩囊有装饰的作用。
D. “褡裢”也称“搭膊”,因为它多用来装钱,在民间又被称为“钱袋子”,并且由于“袋”与“代”谐音,古人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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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收藏的大国,一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繁著称于世。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均有数量不等的古籍收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同,正是今天及未来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与理论基础之一。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写入党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文化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升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早已有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偶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倒如,梁漱溟先生谈到:“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的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古代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偏重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这使得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物的关系截然不同,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有一定的相容性与一致性。今天,我们谈及文化自信,就是希望建立一种 “超越民族国家博弈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这是一种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其中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总结与传承的民族。早在汉代,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积如丘山”。历史上大多朝代对全国的书籍都进行过大规模和全面的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展示的就是千万学者前赴后继的壮观成果。这些群书目录及书志,使得中国古代的书籍像一支军队般整齐有序又蔚为壮观,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存于海内外的大量古籍,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当前,我们对中华典籍的现代保护与整理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应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让留存于中华古籍中的理念、技术、故事通过现代视角、现代技术的梳理与转化,回答当代问题,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之中,为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助力。
(选自谷敏《中华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学习时报》2018年8月31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成为古代文献收藏大国。
B. 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和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识。
C. 文化是民族之魂,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
D.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相容性与一致性,说明马克恩主义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首段指出中国是历史文献大国,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重大。
B. 第三段引用梁漱溟的话意在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C. 文章运用对比手法,比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从而突出中华文化的先进性。
D. 最后一段指出我们应该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之为时代精神助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全国古籍主要收藏于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
B. 互联网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拒绝外来文化。
C. 在汉代时期中国的书籍“积如丘山”,这说明汉代是我国古代典籍收藏最多的时代。
D. “超越民族国家博弈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是我国的文化发展方向,源泉就是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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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縢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叫佩囊,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而得名。佩囊实用方便,人们出行都少不了它。
B. 汉代的绶囊与縢囊有所不同,从形状上看绶囊是方形的包,皇帝常常将其赏赐给有官爵的人,所以它也成为身份的象征。
C. 古代的佩囊因为朝代的不同,名称和款式也多有变化,如汉代有一种小的佩囊称为“縢囊”,唐代的“鱼袋”也是一种佩囊。
D. 虽然宋朝也使用“鱼袋”,并且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因为鱼符被废弃,所以鱼袋仅是一个空包,不再是身份的象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古人出行时要随身携带一些东西,但是中国古人的衣服没有口袋,这些东西需要放在包里,所以包就显得非常重要。
B. 古代的包有大小之分,小的叫橐,大的叫囊;制作材料也有区别,有皮质的,也有布质的;在颜色上也有所差异,有青色的也有紫色的等。
C. 在中国古代,绶囊、笏囊、鱼袋都有象征身份的作用,一般在图案、色彩上也有讲究,如“虎头鞶囊”就是上面绣有虎头图案的绶囊。
D. 古代官场、文人间有一种被称为“算袋”的包很流行,它主要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等,这种包其实在汉代就有,宋明清也在使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笏板是官员上朝持的简易手板,而装笏板的袋子就是笏囊,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就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B. 元明清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物件不断出现并被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多,有了盛放扇子的扇囊和具有较高装饰价值的荷包等。
C. 古人的“佩囊之俗”据推测可能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从先秦到明清,佩囊之俗一直在延续,主要原因就是佩囊有装饰的作用。
D. “褡裢”也称“搭膊”,因为它多用来装钱,在民间又被称为“钱袋子”,并且由于“袋”与“代”谐音,古人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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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谐”就是“说笑话”。它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源于巫与优。“优”即以“谐”为职业。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的名称。优往往同时是诗人。汉初许多文人都以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
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做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虽然他们所喜欢的“谐”不尽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每个人俨然不可侵犯,彼此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敖中忘形尔我。
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成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的人物也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常见的是容貌的丑拙。民俗歌谣中嘲笑麻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等残疾人的最多,嘲笑容貌丑陋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品格方面的亏缺也常为笑柄,如一首民歌:“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寥寥数语,把中国民族性的大缺点——刻薄势利写得十分脱皮露骨。除这两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例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有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这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从几方面看,谐都具有两面性。第一,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是直率的讥刺或咒骂。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谐含有几分警告规劝的意味,可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其次,就谐趣情感本身说,谐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乖讹在成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觉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不仅带来一时乐趣。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措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感。
(选自朱光潜《诗与谐隐》,有删改)
1.下列有关“谐”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谐”是喜剧的雏形,它都带有讥刺的意味,能使人们在谐笑中认清被讥刺对象的丑陋而对其深恶痛绝。
B. 和其他艺术方面的趣味相比较,“谐”最富于社会性: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
C. 谐的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容貌的丑拙、品格方面的亏缺、人事的乖讹。其中,容貌的丑拙最为常见。
D. “谐’就是“说笑话”,开玩笑。如果人们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在古代社会中,以“谐”为职业的“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汉初的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曾经是优。
B. 谐趣是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如人们正襟危坐而形成隔阂时,它能消除隔阂,活跃气氛。
C. 《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不属于谐,因为它所讥刺的对象奴隶主穷凶极恶,不符合谐的对象的要求。
D. 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是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此谐不完全是美感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做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这就是谐趣。
B. 一个人如果尽善尽美而没有缺陷,就失去引起谐趣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成为人们谐的对象。
C. 品格方面有亏缺的人常常成为谐的对象,在这方面,人们最喜欢通过民歌这种形式进行嘲弄。
D. 谐能给人们带来快感;同时,谐又给人们带来不快,因为嘲弄的对象毕竟带有人生中的一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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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谐”就是“说笑话”,它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来源于巫与优,“优”即以“谐”为职业。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的名称,优往往同时是诗人。汉初许多文人都以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
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性。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虽然他们所喜欢的“谐”不尽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每个人俨然不可侵犯,彼此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你我。
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成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的人物也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常见的是容貌的丑拙。民俗歌谣中嘲笑麻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的最多,嘲笑容貌丑陋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品格方面的亏缺也常沦为笑柄,如一首民歌:“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寥寥数语,把中国民族性的大缺点——刻薄势利写得十分脱皮露骨。除这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例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有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这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从几方面看,谐都具有两面性。首先,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的感情来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结果是直率的讥刺或咒骂。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谐含有几分警告规劝的意味,可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其次,就谐趣情感本身来说,谐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乖讹在成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独立自足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感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能带来一时乐趣。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惜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的感觉。
(选自朱光潜《诗与谐隐》,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答案涂在答题卡上)
A. “谐”是喜剧的雏形,它讥刺的对象虽然多少有些缺陷,但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人们的深恶痛绝。
B. 和其他艺术方面的趣味相比较,“谐”极富于社会性: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
C. 容貌的丑拙、品格方面的亏缺、人事的乖讹等都会成为“谐”的对象。其中,容貌的丑拙最为常见。
D. “谐”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答案涂在答题卡上)
A. 第一段开门见山,点明本文的主要写作对象“谐”,并且从“谐”和“优”的关系入手,论述了“谐”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性。
B. 第四段引用《后汉书·刘玄传》中的民谣是为了论证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
C. 第六段采用总分式结构:先说明“谐”都具有两面性,然后从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的感情、谐趣情感本身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D. 全文首先阐述“谐”和“谐趣”的内涵,再论述“谐”的社会性,然后论述“谐”的对象及“谐”和“讥刺”的异同,最后说明“谐”的两面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答案涂在答题卡上)
A. 如果是“谐”,就总有讥刺的意味,但是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了。
B. “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是实用的,都是从道德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此“谐”不尽是美感的。
C. 品格方面有亏缺的人常常成为谐的对象,在这方面,人们最喜欢通过民歌这种形式进行嘲弄。
D. “谐”在给人们带来快感的同时又带来不快,因为嘲弄的对象带有人生中的一种缺陷,不免引起惋惜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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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谐”就是“说笑话”,它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导源于巫与优,优即以谐为职业。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优往往同时是诗人。汉初许多文人都以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
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性。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虽然他们所喜欢的谐不尽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每个人俨然不可侵犯,彼此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尔我。
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成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的人物也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常见的是容貌的丑拙。民俗歌谣中嘲笑麻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的最多,嘲笑容貌丑陋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品格方面的亏缺也常为笑柄,如一首民歌:“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寥寥数语,把中国民族性大缺点——刻薄势利写得十分脱皮露骨。除这两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例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有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这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从几方面看,谐都具有两面性。首先,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的感情来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是直率的讥刺或咒骂。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谐含有几分警告规劝的意味,可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其次,就谐趣情感本身来说,谐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乖讹在成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感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能带来一时乐趣。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惜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的感觉。
(选自朱光潜《诗与谐隐》)
1.下列对于“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谐是喜剧的雏形,它带有讥刺的意味,能使人们在谐笑中认清被讥刺对象的丑陋而对其深恶痛绝。
B. 和其他艺术方面的趣味相比较,谐极富于社会性: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
C. 容貌的丑拙、品格方面的亏缺、人事的乖讹等都会成为谐的对象。其中,容貌的丑拙最为常见。
D. “谐”就是“说笑话”,开玩笑。如果人们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在古代社会,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优以谐为职业,汉初的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曾经是优。
B. 谐趣是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如人们正襟危坐而形成隔阂时,它能消除隔阂,活跃气氛。
C. 《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属于谐,因为它所讥刺的对象奴隶主穷凶极恶,不符合谐的对象的特点。
D. 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是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此谐不完全是美感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这就是谐趣。
B. 一个人如果尽善尽美而没有缺陷,就失去引起谐趣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成为人们谐的对象。
C. 品格方面有亏缺的人常常成为谐的对象,在这方面,人们最喜欢通过民歌这种形式进行嘲弄。
D. 谐在给人们带来快感的同时又带来不快,因为嘲弄的对象带有人生中的一种缺陷,不免引起惋惜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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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历史先贤撰写的文献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烟海。自先秦以来,历代先贤撰写了浩繁的文献典籍,这是一笔储量巨大、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利用好如此巨量的珍贵文化遗产,需要对历代文献典籍进行系统的搜集、梳理。这是一项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的复杂工程。清代编《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这曾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集结。上世纪90年代,国家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收书5213种,规模是《四库全书》的1.5倍。即便如此,被这两项编纂工程所收载的典籍仍只是传世典籍中很少的一部分,有待搜集的古代典籍数量仍然十分庞大。此外,一些地方也在古代典籍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古代典籍近2万种,历代有识之士在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上曾作出不少贡献,但大都局限于一郡一邑,且有较多遗漏。其他省市文献典籍的整理情况也大抵相仿,都或多或少推出了若干汇编性的中小型丛书。然而,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来说,这些工作都还仅仅是局部性的,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出版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国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文献典籍数量如此巨大,各类经典也是汗牛充栋。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如何从中选择一些经典之作来阅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想要让文化经典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把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思想理念、价值准则、审美风范转化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行为规范,有必要编纂一系列经典普及读物,发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做好这一工作,有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有利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文化认同感,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不久前,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我们应以此为契机,系统梳理先贤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摸清文献典籍的家底,编纂更大规模的文献典籍系列丛书,打造更高水平的文献典籍大型书库。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纸寿千年”,纸本文献能够保存的时间总是有限的。新时期应采取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文献典籍进行保护,使其传承得更为久远。比如,可以通过建立数据库保存文献典籍,这样既方便文献典籍的保存,也方便一些珍稀典籍从图书馆走进普通百姓家,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代代相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能源”。
(节选自张涌泉《文献典籍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献典籍是先秦以来历代先贤所撰著的文学作品,也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
B. 浙江古代典籍近2万种,历代有识之士在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上曾作出很多贡献,但都局限于一郡一邑,且有较多遗漏。
C. 文献典籍浩如烟海,亟需进行系统地搜集、整理,目前在这方面做得仍然不够。
D. 整理、保存好文献典籍,仅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第一段点明了文献典籍的重要性,为下文展开论述奠定了基础。
B. 第二段侧重阐述文献典籍的搜集、梳理的历史、现状以及巨大成就。
C. 第三段进一步论述编纂一系列经典普及读物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
D. 第四段联系当前实际,着重论述系统地整理、保护文献典籍的方法。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一些地方在古代典籍搜集、整理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很大成就,但这些工作仍然不够系统、全面。
B. 编纂《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虽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但不失为搜集整理文献典籍的最有效的方式。
C. 文献典籍历史悠久,数量巨大,其内容繁复庞杂,瑕瑜互见,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将其加以甄别和选择。
D. 搜集、整理文献典籍的方式也应与时俱进。在新时期,除了编纂纸质丛书外,还可以运用建立数据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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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
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思想的主要工具,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准绳,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这三个特点.是书籍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
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是解《春秋》的。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在《国语》中也约略可见,驳杂的思想体系,使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却不可能为儒者拥护,被统治者选中。
《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借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进而无缘成为中国封建科举法定的科目。失去了广泛流传的机会。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颇受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着其“春秋外传”的声誉。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定《国语》为一家,为“春秋外传”。称其“六经之流,三传之亚”,是将《国语》视为准经典。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1.“《国语》不是经书”,以下解说不是其原因的一项是( )
A.《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但其思想体系驳杂,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B.《国语》没有得到孔子的真传,在内容方面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与孔子的思想不一致。
C.《国语》与《左传》关系密切,深受达官儒士的重视,从而赢得了“春秋外传”的声誉。
D.《国语》富于辞采,但语言风格的差异,使全书有割裂之感,遭到了史家的批判和质疑。
2.下列表述不属于“经”的特点的一项是( )
A.“经”必须是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
B.“经”是从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
C.“经”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者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人们的思想的工具。
D.封建专制政府以“经”作为培养提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它是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
3.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只要是得到了孔子的“真传”,都被统治者认可,确定为“经”。
B.《国语》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但由于它不是解释《春秋》的,所以没有成为“经”。
C.《国语》语言风格多样,或长篇大论,或小巧精致,或以修辞见长,自成一体,文字流畅而有气势。
D.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国语》落到了杂史类的地位,而段玉裁、谬平等人都试图将《国语》提升到“经”的地位,但均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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