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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云:“牍,书版也。”所说的牍即指“尺牍”,是古代作为书写工具的木版,当时的牍通常长一尺,因而名之。
“尺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记载缇萦救父的故事时,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可见缇萦是用尺牍作为书写工具来上书皇帝的。再如《汉书》记载:“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可见,西汉时尺牍作为一种书写工具,其使用范围较广,普通臣民上书皇帝可用尺牍,两国之间的外交辞令也可用尺牍。此时尺牍是指书写工具的实物形态,文体意义不明显。
东汉时,尺牍开始作为文体名而存在。据《后汉书》记载,刘睦擅长作文,当世以为楷模。在其临终之时,汉明帝还令其做“草书尺牍十首”。这里所指称的尺牍,不是指长一尺的木牍,而是指某种“文”,具有文体意义。大约到南朝时,人们开始用尺牍指代书信。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在评论历代书信之后,云:“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这个概念在后世一直沿用,尤其是明清,出现大量标明“尺牍”的书信选本,如《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都是当时的流行读物。
在造纸术没有出现之前,人们的书写工具除了木牍之外,还可用竹简。唐代苏鹗曰:“以竹为书笺,谓之简。”时日既久,简也从书写材料演化为文体名称,成为书信的一种形式。后世人们将“简”与“书”并称,如魏禧认为“简与书一也”。
文体意义上的简与尺牍完全相同,或者直接将二者连用,呼为“简牍”。自六朝以来,尺牍、简与书可以通称,但若严格辨体,当尺牍与“书”并称时,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古时史官大事书于策,小事载之简牍。作为书信体意义的尺牍也继承了这个特点。一般而言,尺牍的篇章较“书”短小。魏禧认为尺牍与书信的主要区别在于繁简大小的不同,相对“书”而言,尺牍往往是“寥寥数言,情致足录”的短章。另有一些文学总集,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选文的具体操作上都认为尺牍最主要的特点为行文简略,篇帙短小。如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说:“尺牍者,约情愫于尺幅之中,亦简略之称也。”《文章辨体汇选》既选“书”,又选“尺牍”,而所选尺牍绝大部分是数十字或百余字的短章,所涉及的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山水花月、饮酒期约、馈赠问候等琐细之事,很少涉及社会政治或学术伦理方面的大问题。如欧阳修《滁上与梅圣俞书》,虽题为“书”,而贺复征仍收在尺牍类中。
古代人际交往中,尺牍是最能畅所欲言的书面表现形式。人们在写尺牍时,可以随意抒写,不受拘束,往往能表露作者最真实的思想感情。正因为如此,古代出现了许多文辞优美、意境空灵、文学价值颇高的尺牍美文。特别是唐宋,尺牍更是得到士人们的重视。黄庭坚更是成为当时的尺牍名家。更有一些文人不治他事而专写尺牍,说明尺牍的文学审美价值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选自《中国古代文体史话》,有删改)
1.下列关于“尺牍”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尺牍”在西汉时是指一种书写工具,文体意义不明显;到东汉时,开始作为文体名而存在,具有文体意义。
B.“尺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中提及的“尺牍”和《说文》《文心雕龙》中提及的“尺牍”意义相同。
C.“尺牍”大概从南朝开始指代书信,尽管有时和“书”并称,但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尺牍的篇幅比“书”短小。
D.“尺牍”是古代人际交往中最能畅所欲言的书面表现形式,有许多文辞优美、意境空灵、文学价值颇高的尺牍美文。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西汉时期,普通臣民上书皇帝以及两国之间外交往来都可使用尺牍,尺牍的使用范围较广。
B.尺牍自从出现书信的意义之后,后世一直沿用,明清以来,出现许多标明“尺牍”的书信选本。
C.宋代欧阳修的《滁上与梅圣俞书》,虽题为“书”,但从其篇幅长短和内容看,仍然属于“尺牍”。
D.唐宋时期,一些文人如黄庭坚专写尺牍,这说明尺牍的文学审美价值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称为“尺牍”,是因为古代所有的牍仅一尺长,但“草书尺牍十首”中的“尺牍”,不是指长一尺的木牍。
B.《秋水轩尺牍》以及《雪鸿轩尺牍》中的“尺牍”是指书信这种文体,这两本书是明清时期的流行读物。
C.从对尺牍的文体特征上看,魏禧和贺复征的观点相同;从对尺牍所写的内容上看,两人的观点不相同。
D.尺牍所写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饮酒期约等,一般不涉及社会政治或学术伦理方面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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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云:“牍,书版也。”所说的牍即指“尺牍”,是古代作为书写工具的木版,当时的牍通常长一尺,因而名之。
“尺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记载缇萦救父的故事时,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可见缇萦是用尺牍作为书写工具来上书皇帝的。再如《汉书》记载:“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可见,西汉时尺牍作为一种书写工具,其使用范围较广,普通臣民上书皇帝可用尺牍,两国之间的外交辞令也可用尺牍。此时尺牍是指书写工具的实物形态,文体意义不明显。
东汉时,尺牍开始作为文体名而存在。据《后汉书》记载,刘睦擅长作文,当世以为楷模。在其临终之时,汉明帝还令其做“草书尺牍十首”。这里所指称的尺牍,不是指长一尺的木牍,而是指某种“文”,具有文体意义。大约到南朝时,人们开始用尺牍指代书信。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在评论历代书信之后,云:“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这个概念在后世一直沿用,尤其是明清,出现大量标明“尺牍”的书信选本,如《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都是当时的流行读物。
在造纸术没有出现之前,人们的书写工具除了木牍之外,还可用竹简。唐代苏鹗曰:“以竹为书笺,谓之简。”时日既久,简也从书写材料演化为文体名称,成为书信的一种形式。后世人们将“简”与“书”并称,如魏禧认为“简与书一也”。
文体意义上的简与尺牍完全相同,或者直接将二者连用,呼为“简牍”。自六朝以来,尺牍、简与书可以通称,但若严格辨体,当尺牍与“书”并称时,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古时史官大事书于策,小事载之简牍。作为书信体意义的尺牍也继承了这个特点。一般而言,尺牍的篇章较“书”短小。魏禧认为尺牍与书信的主要区别在于繁简大小的不同,相对“书”而言,尺牍往往是“寥寥数言,情致足录”的短章。另有一些文学总集,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选文的具体操作上都认为尺牍最主要的特点为行文简略,篇帙短小。如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说:“尺牍者,约情愫于尺幅之中,亦简略之称也。”《文章辨体汇选》既选“书”,又选“尺牍”,而所选尺牍绝大部分是数十字或百余字的短章,所涉及的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山水花月、饮酒期约、馈赠问候等琐细之事,很少涉及社会政治或学术伦理方面的大问题。如欧阳修《滁上与梅圣俞书》,虽题为“书”,而贺复征仍收在尺牍类中。
古代人际交往中,尺牍是最能畅所欲言的书面表现形式。人们在写尺牍时,可以随意抒写,不受拘束,往往能表露作者最真实的思想感情。正因为如此,古代出现了许多文辞优美、意境空灵、文学价值颇高的尺牍美文。特别是唐宋,尺牍更是得到士人们的重视。黄庭坚更是成为当时的尺牍名家。更有一些文人不治他事而专写尺牍,说明尺牍的文学审美价值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选自《中国古代文体史话》,有删改)
1.下列关于“尺牍”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尺牍”在西汉时是指一种书写工具,文体意义不明显;到东汉时,开始作为文体名而存在,具有文体意义。
B.“尺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中提及的“尺牍”和《说文》《文心雕龙》中提及的“尺牍”意义相同。
C.“尺牍”大概从南朝开始指代书信,尽管有时和“书”并称,但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尺牍的篇幅比“书”短小。
D.“尺牍”是古代人际交往中最能畅所欲言的书面表现形式,有许多文辞优美、意境空灵、文学价值颇高的尺牍美文。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西汉时期,普通臣民上书皇帝以及两国之间外交往来都可使用尺牍,尺牍的使用范围较广。
B.尺牍自从出现书信的意义之后,后世一直沿用,明清以来,出现许多标明“尺牍”的书信选本。
C.宋代欧阳修的《滁上与梅圣俞书》,虽题为“书”,但从其篇幅长短和内容看,仍然属于“尺牍”。
D.唐宋时期,一些文人如黄庭坚专写尺牍,这说明尺牍的文学审美价值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称为“尺牍”,是因为古代所有的牍仅一尺长,但“草书尺牍十首”中的“尺牍”,不是指长一尺的木牍。
B.《秋水轩尺牍》以及《雪鸿轩尺牍》中的“尺牍”是指书信这种文体,这两本书是明清时期的流行读物。
C.从对尺牍的文体特征上看,魏禧和贺复征的观点相同;从对尺牍所写的内容上看,两人的观点不相同。
D.尺牍所写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饮酒期约等,一般不涉及社会政治或学术伦理方面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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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云:“牍,书版也。”所说的牍即指“尺牍”,是古代作为书写工具的木版,当时的牍通常长一尺,因而名之。“尺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记载缇萦救父的故事时,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可见缇萦是用尺牍作为书写工具来上书皇帝的。再如《汉书》记载:“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可见,西汉时尺牍作为一种书写工具,其使用范围较广,普通臣民上书皇帝可用尺牍,两国之间的外交辞令也可用尺牍。此时尺牍是指书写工具的实物形态,文体意义不明显。
东汉时,尺牍开始作为文体名而存在。据《后汉书》记载,刘睦擅长作文,当世以为楷模。在其临终之时,汉明帝还令其做“草书尺牍十首”。这里所指称的尺牍,不是指长一尺的木牍,而是指某种“文”,具有文体意义。大约到南朝时,人们开始用尺牍指代书信。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在评论历代书信之后,云:“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这个概念在后世一直沿用,尤其是明清,出现大量标明“尺牍”的书信选本,如《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都是当时的流行读物。
在造纸术没有出现之前,人们的书写工具除了木牍之外,还可用竹简。唐代苏鹗曰:“以竹为书笺,谓之简。”时日既久,简也从书写材料演化为文体名称,成为书信的一种形式。后世人们将“简”与“书”并称,如魏禧认为“简与书一也”。
文体意义上的简与尺牍完全相同,或者直接将二者连用,呼为“简牍”。自六朝以来,尺牍、简与书可以通称,但若严格辨体,当尺牍与“书”并称时,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古时史官大事书于策,小事载之简牍。作为书信体意义的尺牍也继承了这个特点。一般而言,尺牍的篇章较“书”短小。魏禧认为尺牍与书信的主要区别在于繁简大小的不同,相对“书”而言,尺牍往往是“寥寥数言,情致足录”的短章。另有一些文学总集,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选文的具体操作上都认为尺牍最主要的特点为行文简略,篇帙短小。如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说:“尺牍者,约情愫于尺幅之中,亦简略之称也。”《文章辨体汇选》既选“书”,又选“尺牍”,而所选尺牍绝大部分是数十字或百余字的短章,所涉及的内容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山水花月、饮酒期约、馈赠问候等琐细之事,很少涉及社会政治或学术伦理方面的大问题。如欧阳修《滁上与梅圣俞书》,虽题为“书”,而贺复征仍收在尺牍类中。
古代人际交往中,尺牍是最能畅所欲言的书面表现形式。人们在写尺牍时,可以随意抒写,不受拘束,往往能表露作者最真实的思想感情。正因为如此,古代出现了许多文辞优美、意境空灵、文学价值颇高的尺牍美文。特别是唐宋,尺牍更是得到士人们的重视。黄庭坚更是成为当时的尺牍名家。更有一些文人不治他事而专写尺牍,说明尺牍的文学审美价值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
(选自《中国古代文体史话》,有删改)
1.下列关于“尺牍”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尺牍”在西汉时是指一种书写工具,文体意义不明显;到东汉时,开始作为文体名而存在,具有文体意义。
B.“尺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中提及的“尺牍”和《说文》《文心雕龙》中提及的 “尺牍”意义相同。
C.“尺牍”大概从南朝开始指代书信,尽管有时和“书”并称,但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尺牍的篇幅比“书”短小。
D.“尺牍”是古代人际交往中最能畅所欲言的书面表现形式,有许多文辞优美、意境空灵、文学价值颇高的尺牍美文。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西汉时期,普通臣民上书皇帝以及两国之间外交往来都可使用尺牍,尺牍的使用范围较广。
B.尺牍自从出现书信的意义之后,后世一直沿用,明清以来,出现许多标明“尺牍”的书信选本。
C.宋代欧阳修的《滁上与梅圣俞书》,虽题为“书”,但从其篇幅长短和内容看,仍然属于“尺牍”。
D.唐宋时期,一些文人如黄庭坚专写尺牍,这说明尺牍的文学审美价值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
A.称为“尺牍”,是因为古代所有的牍仅一尺长,但“草书尺牍十首”中的“尺牍”,不是指长一尺的木牍。
B.《秋水轩尺牍》以及《雪鸿轩尺牍》中的“尺牍”是指书信这种文体,这两本书是明清时期的流行读物。
C.从对尺牍的文体特征上看,魏禧和贺复征的观点相同;从对尺牍所写的内容上看,两人的观点不相同。
D.尺牍所写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饮酒期约等,一般不涉及社会政治或学术伦理方面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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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一词,始之清末。当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称“新学”、“西学”。与之相对,人们便将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如今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和学术体系,包括儒、兵、法、墨、道等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它们从不同层面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做人处世,熏陶着历代国人。从广义上讲,中国古代的人文和学术,如政治、历史、思想、哲学、经济、地理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涉及的范畴。
“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习国学对个人而言是培养君子气质和人格魅力,对社会来说则有构建道德价值体系、提升人文底蕴、激发爱国热情之功。国学中蕴含着巨大的智慧与力量,它启迪人们治国之良方、成功之秘诀、人性之弱点、处世之要旨。
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国学热”的兴起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对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有几次大的断裂。赛先生、德先生①猛烈冲击传统文化,在当时是一种进步,但也造成文化的裂痕;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如“摧枯拉朽”,将传统文化“扫地出门”。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惨痛的教训值得国人永远铭记。
平心而论,国学不能包揽天下、医治百病,不可能完全解决现在的道德滑坡、人心浮躁和观念虚无等问题。何况,国学毕竟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价值观,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乃至糟粕。譬如“孝文化”,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其中的“孝道治天下”就有悖于今天“依法治国”的原则,如果我们把这些囫囵吞枣照搬过来,那就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国学中的某些知识也有违普世真理和现代科学知识,经史子集中某些名人之言,也缺乏逻辑性与科学性。只有采取一分为二的评判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使国学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对国学持什么态度,其“热度”究竟能持续多久,关系到我们该建立怎样的文化体系的大问题。现在社会上对文化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基本上看不起国学,认为它们过时了;另一种认为只有自己的才好,对西方的思想观念基本采取排斥态度。不消说,这两种态度都是偏颇的、错误的。既传承国学优良传统,又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才是两全其美之策。
(选自马承钧《仰望中国的“月亮”》,有删节)
【注】①赛先生、德先生:指对科学(Science)和民主(Democracy)的一个形象的称呼,是“五四”运动重要的两面旗帜。
1.下列对“国学”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国学研究始于清末,具体指区别于欧美学术的中国固有的学问,也叫“旧学”、“中学”。
B.我们所说的“国学”主要是指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同时涵盖了历代文学、哲学及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和学术体系。
C.国学中的儒、兵、法、墨、道等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学说,从不同层面论述了如何治理国家、做人处世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
D.政治、历史、哲学、经济及书画、音乐、医学、建筑等人文和学术方面的内容,也都是国学涉及的范畴。
2.下列不属于“对国学价值的正确认识”的一项是
A.学习国学能够培养君子气质和个人魅力,有助于构建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提升人文底蕴、激发爱国热情。
B.国学能够在治国、修身、做事等方面给人很多智慧和力量,但它不能包揽天下、医治百病,“五四”运动曾对此提出警醒。
C.国学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和糟粕,对此我们要做出理性判断,取精华,去糟粕。
D.国学中的某些文化有悖于今天的治国原则,某些知识也有违普世真理和现代科学,但不能因此否定它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国学思想对历代国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它的兴起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对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
B.“五四”以来的几次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大的断裂,宣传科学民主难免会伤害到传统文化,这样的教训值得国人铭记。
C.学习国学不等于囫囵吞枣地全部照搬,对于经史子集中一些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言论,我们要采取一分为二的评判态度。
D.一味排斥国学,否定其价值;或一味排斥西学,孤芳自赏:以上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不利于健康的文化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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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1.下列关于“用典”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 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亦即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
B.西方文论中所说的“互文性”,指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其意思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相似。
C.用典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引用,直接引用前人言论和事迹,一种是化用,把前人言论和事迹化在自己的诗文里。
D.在中国,用典修辞早已有之,然而在西方,直到上个世纪才出现,比中国晚了很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拿过去加工,从而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所以,士人的创作就是不断加工、改造、整理的过程。
B.《诗经》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也说明了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C.“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这与宋代士人崇尚重书本、轻生活的风气有关。
D.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继承和创造,而且二者密切相关,继承是创造的基础,创造是继承的变化发展;这当中“用典”是重要环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宋代士人之所以逃向书本,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很多,而且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
B.“用典”这种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渊源很深,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发展,与各时代不同的社会风气及士人崇尚的不同风气密切相关。
C.用典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修辞,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引起了中外文论家的重视,所以文学创作应多用典。
D.“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这句诗中的“塞上长城”是化用南朝大将檀道济被宋文帝冤杀时所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一语,这就是用典,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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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
王莹
中国的咏花诗词从《诗经》初见端倪,《楚辞》初步建立了“花”作为人格象征的意象内涵。唐宋诗词上承诗骚与魏晋风流,将“咏花”诗词的书写推向极致。花风即唐宋风,唐人尚牡丹,宋人崇梅花,两代国花由牡丹到梅花之更替,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之转换,折射着潜在的文化裂变与重新整合,展示了中国文化精神整体的辩证统一构成的新境界。
牡丹花大色艳,层层叠叠,具有雍容华贵的丰腴之美,传达出磅礴的春天气势,因而具有成为盛世精神的最好象征和载体的潜质。牡丹作为唐代备受推崇的“国花”,适逢其会地呈现出雄视百代的气势与襟怀,折射出大唐帝国的王者之风。说牡丹,便是说唐人的大气与雍容。唐代文人热烈的吟咏诞生了不少流光溢彩的传世佳作,将牡丹作为“国花”的王者之美烘托得淋漓尽致。人咏花,花映人,彼此间彰显着雍容华贵、灿烂绚丽和大气磅礴,共构着自信开阔、昂扬奋进、雍容大度的时代风神。
然而,由唐入宋,时运推移,文化国情发生巨大转变。理学大兴使得宋代文学精神趋向理性化和细密化,推崇气节、品格。两宋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新气象,使梅花的审美特征日益受到关注与推崇,人格寄托意义不断丰富和凸显,价值持续提高。在宋代士大夫优裕、悠闲、雅致的生活氛围中,微小的梅花逐渐由自然存在走上了人们审美观赏的至位,最终被推为“群芳之首”,并打破了牡丹宠冠天下的局面,成为新一代“国花”。
由“尚牡丹”到“尚梅”,乃是社会习尚和文人心态的变化而引发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可以说,梅花的种种特质与当时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相契合,迎合了两宋之交的文人追求风骨气节的心理需求。梅花之成为国花,是历代文人在千年间层累所致,尤其在艰难时世中愈品愈深的结果。
林逋在咏梅文学史上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当他一旦把自己清旷、高洁、淡远的情怀投入梅花意象的时候,梅花意象就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意趣和道德内涵,以清妙深幽的意志成为士大夫文人理想人格的象征,或人格自许的极佳对应物,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梅花审美的全新格局。
作为唐宋国花的牡丹和梅花,都曾妍冠群芳,荣宠万户,但它们晋身之路既有直曲,气度也分豪与韵,这些都联系着它们迥异的命运。与梅花走向丰富的多元化意象内涵不同,牡丹在盛唐之后呈现出固定的单一化意象内涵,那就是作为大气雍容、荣华富贵的盛唐气象的象征出现在人们的追忆里。为何它没有能够像梅花一样继续向纵深发展,趋向多元化的圆融境界呢?
首先牡丹意象作为盛唐文化的表征,在民族记忆强大的恒定力的笼罩下,其内涵被剥夺了拓展的可能和空间。
其次,牡丹在盛唐之后无端地承担了太多的历史负载。“红颜祸水”和“败坏世风”两罪相加,使牡丹在人人赏识其国色天香的物态之美的同时,难免顾忌骂名。
第三,李唐王朝与赵宋王朝不同地域文化的遗传基因,亦在他们对国花审美选择、意蕴发现与赋兴比德上,有着支配性的作用。仅从自然地理而言,北地寒旱,宜牡丹而不宜梅,南土温湿适梅而不适牡丹。自然的选择也给人们的审美选择,提供着不同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对象。
李氏王朝凭藉军事实力,在马背上夺取了天下,有着浓重的质朴泥土气。王公权贵的喜尚和士人勃发的欢悦、社会大众的需求相契合,构成“牡丹”怒放的时代文化心理的场境。然而,这个场境因热闹而浮躁,由泛众化而蕴浅,使“牡丹”意象不得不在骨子里沾上唐代社会文化之“俗”。
相形之下,宋室帝王重文抑武,艺术素养普遍很高。宋代的文官政治,也使文士们的“雅”的审美选择、文化精神,成了社会文化中的官方主流。这种“雅”“俗” 之趣的分流,自然使牡丹降格于民间,使从六朝以来被文士欣赏的梅花不断被抬升。牡丹与梅花的“国花”地位的禅代,在历史、政治、地理、文化等多重因素变迁流异的复合作用下,也就成了一种自然而必然发生的事了。
然而梅花意象由于宋人着力全面的开发,却得以不断升华,成为“岁寒三友”之一、“花中四君子”之首。梅花意象由此获得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道德操守之义。梅花意象在历史的曲折行进中不断吐故纳新,容纳了中国文化多重人格的特征,绵延中国文化贵坚忍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审美图腾。
(节选自《新华文摘》2009年第2期)
1.下列说法不属于“牡丹在盛唐之后呈固定的单一化意象内涵”的原因的一项是( )
A.作为盛唐文化的表征,牡丹意象的内涵被剥夺了拓展的可能和空间。
B.牡丹在盛唐之后无端地承担了太多的历史负载。
C.李唐王朝地域文化的遗传基因,在其对牡丹审美选择、意蕴发现与赋兴比德上有着支配性的作用。
D.牡丹没能继续向纵深发展,趋向多元化的圆融境界。
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花”作为人格象征的意象内涵源于《诗经》《楚辞》,到唐宋时期走向极致。
B.唐宋人崇尚牡丹和梅花,故花风即唐宋风。
C.牡丹雍容华贵,灿烂绚丽,大气磅礴,彰显着自信开阔、昂扬奋进、雍容大度的唐代精神。
D.梅花经过宋人着力全面的开发,成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道德操守的象征。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牡丹与梅花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唐宋“国花”的转移,展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辩证统一构成的新境界。
B.牡丹与梅花都曾妍冠群芳,荣宠万户,但牡丹意象内涵固定而单一,梅花的文化内涵则异常丰富。
C.牡丹与梅花的“国花”地位的更替是历史、政治、地理、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D.梅花在历史演变中不断吐故纳新,容纳了中国文化多重人格的特征,绵延中国文化贵坚忍的生命力,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审美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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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中国社会
宗白华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①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现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的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本文有删改)
【注】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1.关于诗书礼乐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诗书礼乐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与教育的根基,因此,从根本上讲,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内容就是艺术文学,教育的目的是以情动人。
B.诗书礼乐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全部内容。“礼”作用于群体,造就群体生活的和谐;诗与乐则作用于个体,陶冶个体的性灵。
C.诗书礼乐的文化能够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对中国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礼乐可以在群体生活中养成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
D.正是由于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所以二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成为“兴于诗”得以实现的基础。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石斧石磐升华到圭璧等礼器乐器,烹调器及饮器升华为国家至宝,礼乐使生活中的日用器具超越了实用层面,进入艺术领域。
B.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是亲和、“不隔”的,对用具器皿的制作不单是为了控制自然,满足生存所需,还希望以此表现对自然的敬爱,反映自然所给予的启示。
C.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这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意识:在制作具体器皿时希望以富有美感的形式表现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
D.礼乐在社会生活中担负具体功能,调节社会关系,只有在个人的生活中才展现形而上的启示意义,使个体人生具有更深的意义和美。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天地的节奏与和谐在中国社会的礼乐中得到反映与体现,物质器皿、礼乐生活与天地境界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三者融通和谐。
B.人类社会里的礼和乐体现着天地运行的大道,而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所以乐是一切人类艺术的最髙境界和最终追求。
C.中国的礼乐文化讲求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与天地大道、宇宙秩序、自然节律的交融,由此导致中国文化精神中没有“悲剧精神”。
D.西洋艺术直面人生中的冲突与悲剧,展现波澜壮阔的人生气象,与表现和平静穆的中国艺术相比更能打动人,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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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和简牍,远在商代已然如此。《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册”字就呈现为像若干支简编联成册的形状。当时称呼史官就叫“作册”。
依质地分,简牍有竹、木两类。与竹简的宽度相仿的木条则名札。竹简和木札在用途上并无区别,所以木札也可以称为简。不过竹简修治好了以后,还要烤干竹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并防止变形,叫“汗青”或“杀青”。文字则写在篾黄的一面,是为简的正面。篾青是简的背面,篇题有写在这一面的;因为卷起来之后,它反而露在外面。木简则无须杀青,它的材质有松木,有柳木,其中用毛白杨木的也不少。
以多支竹木简写长文时,须先编联成册。编绳多数为麻绳,它的专门名称叫“书绳”,讲究的简册用丝绳编联。根据书写的内容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别。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要用汉尺二尺四寸的简。皇帝的策书长二尺。策书以下的制书、诏书、诫敕等用的简短些,为汉尺一尺一寸,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自有其方便之处,缺点是太笨重。古人虽然也有用帛代替简牍的,但丝织物价昂。东汉时当过济北相的崔瑗有一部书要送人,犹自称“贫不及素”,即用不起帛来抄写。这些情况促使我国发明了纸。
我国西汉就有了纸。它们以破旧的麻絮、麻布、绳头等为原料,已经过简单的切、舂、打浆和抄造,然而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大约只用作包装材料。到了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时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是一项新技术,它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可是要把树皮制成纸浆,仅用类似沤麻的石灰发酵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复舂捣、脱胶,并以强碱液蒸煮。鱼网的网结硬,也必须施以强化的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而这一套新技术推广到麻纸生产上,又必然使后者的质量得到改进。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是一种单面涂布加工纸,厚约0.07毫米,涂层均匀,纸面平整。它的纤维帚化度高,交结紧密,是已经发现的东汉最精工的纸张。
到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之后,又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这样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黄檗液染纸。黄檗是芸香科的树木,其韧皮中含有小檗碱。用黄檗液染过的纸呈淡黄色,防蛀。由于纸是黄色,书帙(书套)随之也用黄色。潢纸还可以用雌黄涂改误笔,雌黄与潢纸的颜色相近,误写处“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梦溪笔谈》)。后来衍生出“信口雌黄”的成语,指不顾事实,随口乱说。染潢后加蜡砑光的纸叫硬黄纸。经过后来技术的不断改进,到了唐代,这种纸坚硬光滑,书写流利,抗蛀防水,是当时最高级的纸张品种。
(节选自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国古人在商代就采用竹木和简牍作为书写材料,与竹简宽度相仿的木札之所以也可称为简,是因为它在用途上和竹简并无区别。
B. 为了防止蠹虫蛀蚀和材料变形,竹简在修治好后还须烤干竹材中的水分,这叫“汗青”或“杀青”,木简则无须进行这样的工序。
C. 如果书写长文,则须先把多支竹木简编联成册,甲骨文中的“册”字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一般的编绳为麻绳,更讲究的简册则用丝绳。
D. 简的长短决定了书写内容的不同,最长的用来“书法律”,其次用于儒家经典,再次用于皇帝的策书,策书以下则用最短的材料。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因丝织物价格昂贵,如果用它作为抄写材料,即使像当过济北相的崔瑗这样的人也难以承受,这样自然就促成了我国纸张的发明。
B. 东汉前期,人们在造纸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而对鱼网处理的新技术又使麻纸的质量得到改进。
C. 晋代的造纸技术主要体现在使用矿物质白粉,使淀粉糊成为悬浮剂,以及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等方面。
D. 因为黄檗中含有小檗碱,人们采用黄檗液染纸,这种染过的纸叫做潢纸;潢纸除了可以防蛀,还可以用雌黄涂改笔误。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中“汗青”指的是对竹简的一种加工方法,而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汗青”是指代史册,两者意思不同。
B. 作者引用《尚书·多士》和《梦溪笔谈》中的言论,主要是为了分别说明我国古代书写材料的出现时间和雌黄涂改笔误的作用。
C. 我国西汉的纸因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只适合用作包装;而东汉因新技术的出现,出现了质量更高、更适合书写的纸张。
D. 我国古代书写材料不断得到发展,商代主要是竹简和木牍,西汉开始出现纸,东汉、晋代纸张不断获得改进,唐代则出现了高质量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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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①今天,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被广为运用交际工具,微博有与众不同的发表意见的方式。有人注意到,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理性说理的言论,由此,微博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
②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往往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等“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③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罐头思维表现为“一群人采用一句话”和“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等行为,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④理性的说理需要足够的文字。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结论、理由和保证组成。“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结论的合理。
⑤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被省略掉的假设。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片面”)。
⑥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刊,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微博则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在这些群体里,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错,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说理的。
⑦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方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似乎能够提高说服力。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
(选自2011年《南方周末》,有删改)
1.对“罐头思维”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
A.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方便的解答可能导致“罐头思维”。
B.“罐头思维”使得人们习惯接受可以免除思考之劳的论断。
C.“一群人采用一句话”“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都属于“罐头思维”。
D.“罐头思维”让人们从懒于仔细思考到丧失仔细思考能力。
2.“微博不是好的说理形式的理由”,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微博篇幅有限,容易缺失说理的必要部分。
B.微博主要在朋友圈和熟人圈中传播,用不着太说明理由。
C.过于注重感染力,妨碍了说理。
D.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一个人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妨碍了理性说理。
3.下列关于文章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能够提高说服力。
B.文章第⑤段用尼克松的例子是说明,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可以通过还原理由与结论之间的假设,并检验这个假设是否成立来验证。
C.微博常常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同声相求的效应。在同声相求的群体里,人们往往更能够交互信息,思维更加完备,更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事物本质。
D.新的传媒方式一旦被普遍采用,便有可能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非理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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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最神圣的典礼,非封禅莫属。封禅是古代君王祭祀天地的典礼,是宣示天地认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仪式。秦汉时期,在封禅的理论中,都是以泰山作为封禅地点的。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叫作封,辟场祀地叫作禅。泰山成为封禅的圣地,不仅仅因为它的自然高度,更主要的是因为它的文化高度。
封禅泰山的原因或许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东方关于封禅泰山的理论和文化,不管是语焉不详的传说还是相互矛盾的故事,都在证明一种强大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存在。孔子是泰山封禅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泰山只能接受鲁国国君和周天子的祭拜。即使很多细节都无法证明,即使所有礼仪都无法施行,但是,要封禅就只能到泰山。面对传统,不可一世的帝王也只能低头妥协。
秦始皇封禅之时,距离传说中的封禅已相去太久,封禅之礼,几乎无人能知。学者认为,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前,只有封禅理论而没有封禅实践,也是很有道理的。汉武帝封禅,情形几乎雷同。但是,他们都还是请来众多儒生,认真讨论,直到最后讨论没有结果。主张封禅者,多来自东方,不仅有鲁国的儒生,也有滨海的方士。这种讨论虽然没有结果,但起码可以证明: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管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都为东方文化所折服、所吸引,沉迷不返,追求仙人和长生必然无果而终,但是封禅泰山却可以是成功的。泰山封禅,终于走出了传说的迷雾,变成了帝王心目中的神圣所在。何止是帝王,封禅大典,几乎就是一种历史创造。因为封禅不能随时进行,封禅的条件常常难以具备,所以古代帝王无数,而真正能够封禅成功者寥寥无几。
泰山封禅,可以看做是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孔子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孔子在周公的礼制中提炼出精神,把礼乐化为一种思想,并建筑了儒家的思想体系。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大交融,孔子的思想体系由精神光芒的闪耀向可以操作的礼制转化。
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帝王先接受了封禅理论,然后才接受了儒家,最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秦始皇封禅泰山,汉高祖祭祀孔子,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这个思想传播的过程,其方向是一致的。以封禅泰山为代表的儒家礼制思想,因为与天地祭祀有关,与帝王的合法性证明有关,所以最先受到最高统治当局的青睐,而这正是儒家获得独尊地位的开始。
作为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礼典,封禅终于成为事实,而泰山几乎永久地独占了这个荣耀。可以说,自从秦皇汉武封禅泰山以后,泰山的五岳独尊地位才真正确立下来。泰山地位的提升,与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同步进行,泰山于是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与符号。中国文化,如果用一个人来代言,那就是孔子;如果用一座山来代表,那就是泰山。
(《泰山的祭祀与封禅》)
1.下列与“封禅”有关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封禅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神圣的典礼,是筑坛祭天、辟场祀地,向世人宣告帝王执政得到了天地认可的盛大仪式。
B.封禅泰山,与泰山的自然高度有关,更与它的文化高度有关,它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思想文化传统。
C.传说中的泰山封禅礼仪不详,一些学者认为,从秦始皇起才有了泰山封禅的实践,而汉武帝封禅基本照搬了他的仪式。
D.秦始皇和汉武帝泰山封禅,昭示一个事实,即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和统治者,都为东方文化所折服、所吸引,沉迷不返。
2.下列分析与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孔子支持封禅泰山理论,虽然他并没有明确可以操作的封禅礼制,但要封禅只能到泰山的传统,让不可一世的帝王只能低头妥协。
B.封禅代表了儒家礼制思想,暗合帝王心思,在帝王心目中地位神圣,因此历代帝王登基后首先就要进行封禅。
C.儒家思想能够获得独尊地位并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封禅泰山的思想首先受到封建帝王的青睐是分不开的。
D.儒家因泰山封禅理论而成为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而泰山五岳独尊的地位则因秦皇汉武对封禅理论的实践才真正确立了下来。
3.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孔子创立了泰山封禅的理论,他认为只有鲁国国君和周天子才能到泰山祭拜,从而确立了帝王祭拜泰山的传统。
B.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泰山封禅之前,都曾请来诸多儒生,试图商讨出封禅大典可操作的礼制,但讨论均无果而终。
C.作为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典礼的封禅终于在秦汉时期成为事实,是当时儒家思想已转化为可操作的礼制的具体表现。
D.中国文化如果用一个人、一座山来代表,那么构筑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孔子就是那个代言人,几乎永久地独占封禅荣耀的泰山,就是那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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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就是金属,包括铜、铁等。这里是指用铜、铁等金属所制的器皿、器物,特别是古代的铜器。它们不管是作为实用的或是祭祀的,都是铜及其合金所制的器物。古代把商、周的铜器叫做“吉金”,就是好的金,吉祥的金。这种冶炼方法在当时已很发达,已能制造合金。制造出来的器皿,很多都有刻铸的文字。现在一般所说的“金”是指金文,又叫“钟鼎文”。
商、周时代,诸侯贵族常常大批地制作铜器,上面刻铸铭文,现在陆续出土的不少。许慎有“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的话,可见汉朝时已有出土的。这种陆续的出土,到清朝末年,成为研究的大宗,拓本、实物,日呈纷纭,使人眼花缭乱。到了现在,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就更加繁荣,方法也更加科学。从前的收藏家,不是官僚就是有钱人,他们的收藏,往往秘不示人。偶然有拓本流传出来,也不是人人可得而见之的。现在印刷术方便了,从器形到文字,大家都能看到,具有研究的条件,所以研究日见深入。发掘的方式,也愈有经验,愈加科学。从前出土的器物,辗转于古董商人与收藏家之间。它是哪里出土的?不知道。甚至一个器的盖子在一个人手里,而器本身则到了另一个人手里。
从宋代到清代,大都把这类器物叫做“古董”,也叫“古玩”,是文人鉴赏的玩物。即或考证点文字,也是瞎猜。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他们的考证功劳,但那是极其有限,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错误。稍进一步的,把它们当做艺术品。西洋人、日本人买去中国的古铜器,研究它们的花纹。中国人也有研究花纹的。这种情形,始于六十多年前,这仍是停留在局部的研究,偶然有几个器皿做点比较。谈到全面地着手研究,我们不能不佩服近代的容庚容希白先生,他对于铜器研究的功劳是很大的。他著有《商周彝器通考》,连器形、花纹带铭文都加以研究;还著有《金文编》,把青铜器上的字按类按《说文》字序编排,例如不同器皿上的“天”字,都放在一块。这是近代真正下大气力全面地介绍和研究青铜器及金文的。此外,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也是很重要的资料。现在已有人着手重新把至今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加以统编,这就更加全面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出版。
对于文字的考释,能令人心服口服的,首推不久前故去的于思泊先生。他的考释最为扎实,决不穿凿附会。他还用古文字考证古书,成就比清末孙诒让等人大得多了。到今天为止,容、于两先生的著作以及罗的《三代吉金文存》等,仍是我们研究铜器和金文的重要参考材料。随着条件的改善,今后在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愈来愈完备,愈来愈深入。
甲骨文也被附在金文之后,讲金石的书往往连带讲甲骨,不是附在前头就是附在后头。其实甲骨应和铜器同样看待,甲骨文是金文的前身。商代刻在甲骨和铜器上的文字,往往有很大的相似,所以甲骨也应放在我们现在谈“金”的范围。(选自《启功:金石书画漫谈》,有删节)
1.下列关于“金”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
A.古代把商周的铜器叫做“吉金”,金本来指金属,在文中主要指商、周时期祭祀时和生活中的用铜、铁等金属所制成的器皿、器物。
B.金文或钟鼎文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金”,指的是商、周时期制造出来的金属器皿上刻铸的文字。
C.对于金文的考释,已作古的于思泊先生做的最为扎实,决不穿凿附会,在用古文字考证古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D.甲骨文常常放在金文之后,而且商代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和金属器皿上的文字有很大相似性,所以甲骨也属于“金”的范围。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
A.商、周时代的铜器从汉朝已经开始陆续出土,直到清朝,各种实物和拓本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研究的可能。
B.古代的收藏家多为官僚和有钱人,他们的收藏一般很少给外人看,偶然有流传出来的拓本,也不是人人可得而见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工作。
C.古人把金器当做“古董”或“古玩”,大多只是作为鉴赏的玩物,而不是研究的对象,所以,即或考证点文字,但其考证功劳也是极其有限的。
D.近代的容希白先生对青铜器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写的《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等,全面地介绍和研究青铜器和金文,把至今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加以统编。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3分)( )
A.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发掘方式的科学,为深入地研究古代青铜器和金文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愈来愈完备,愈来愈深入。
B.古人在考证文字时,往往都是瞎猜,对于铜器的研究非常不成熟,而这其中的许多错误对后世的研究会起到一定的误导。
C.日本人和西方人也通过买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古代的铜器,但是他们只研究铜器的花纹,且停留在局部的研究,作点器皿之间的比较。
D.尽管条件已经改善,但是容希白、于思泊、罗振玉三人的著作仍是我们现在研究铜器和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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