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天、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于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合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
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等。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发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懣,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摘编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中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的言论虽各不相同,但其观点完全一致。
B.材料一引用《礼记·大学》名言,说明了个人发展要以“平天下”为根本目标。
C.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后者危害程度大于前者。
D.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容易导致人生和社会问题。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但与之相较,精神快乐更重要。
B.在先秦诸子认为,只有认清幸福的本质,领略精神的高贵,才能自觉修身行道。
C.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人,必然会导致心理的恶性循环,让心灵不堪重负。
D.将资源占有当作幸福本身和人生目的来追求的人,就会成为贪欲的奴隶。
3.下列材料中,不能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A.北京快递小哥刘阔起早贪黑、风雨无阻,2019年送出去5万多件包裹,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虽然一直奔跑在送快递的路上,但是他觉得特别骄傲。
B.有人谈退休后的理想说:只要有几位能常相聚的老友,有一位长相厮守的老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巢”,有一份稳定的劳保,余生足矣!
C.习近平说: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
D.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市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静成说:“幸福什么?幸福是攻克疑难疾病,让病人好转来的难以言表的成就感。”
4.请简要说明材料二在论证上的主要特点及其好处。
5.请简要分析两则材料在内容上的联系。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天、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于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合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
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等。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发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懣,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摘编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中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的言论虽各不相同,但其观点完全一致。
B.材料一引用《礼记·大学》名言,说明了个人发展要以“平天下”为根本目标。
C.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后者危害程度大于前者。
D.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容易导致人生和社会问题。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但与之相较,精神快乐更重要。
B.在先秦诸子认为,只有认清幸福的本质,领略精神的高贵,才能自觉修身行道。
C.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人,必然会导致心理的恶性循环,让心灵不堪重负。
D.将资源占有当作幸福本身和人生目的来追求的人,就会成为贪欲的奴隶。
3.下列材料中,不能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A.北京快递小哥刘阔起早贪黑、风雨无阻,2019年送出去5万多件包裹,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虽然一直奔跑在送快递的路上,但是他觉得特别骄傲。
B.有人谈退休后的理想说:只要有几位能常相聚的老友,有一位长相厮守的老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巢”,有一份稳定的劳保,余生足矣!
C.习近平说: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
D.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市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静成说:“幸福什么?幸福是攻克疑难疾病,让病人好转来的难以言表的成就感。”
4.请简要说明材料二在论证上的主要特点及其好处。
5.请简要分析两则材料在内容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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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幸福在《论语》《道德经》等诸子典籍中也被称为“乐”。那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幸福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于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合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人就已经通过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对后世的许多中国人影响很大。
B. 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但与之相较,精神层面的快乐则是必须的,是更应该看重的内容。
C.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中提出的观点说明个人的发展终究要以“平天下”为根本目标。
D. 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天下百姓的幸福念念不忘。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从而修身行道,先秦诸子认为这样做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
B.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不等同于不追求物质财富方面的幸福,先秦诸子在这方面强调的是要持一种淡泊的态度,因为他们更看重精神快乐。
C. 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实现幸福,即便是在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这些问题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D. 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他主张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高度赞赏安贫乐道的弟子,孟子主张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在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有重要意义。
B. 墨子认为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所以,他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
C. 在先秦诸子看来,只有不因外在的诱惑而丧失气节,不因外在的压力而改变主见,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
D. 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这是一个追求幸福之人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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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幸福在《论语》《道德经》等诸子典籍中也被称为“乐”。那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幸福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于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合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人就已经通过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对后世的许多中国人影响很大。
B.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但与之相较,精神层面的快乐则是必须的,是更应该看重的内容。
C.“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中提出的观点说明个人的发展终究要以“平天下”为根本目标。
D.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天下百姓的幸福念念不忘。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实现幸福,即便是在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这些问题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B.不沉溺于物质享受不等同于不追求物质财富方面的幸福,先秦诸子在这方面强调的是要持一种淡泊的态度,因为他们更看重精神快乐。
C.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从而修身行道,先秦诸子认为这样做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
D.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他主张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高度赞赏安贫乐道的弟子,孟子主张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在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有重要意义。
B.墨子认为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所以,他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
C.在先秦诸子看来,只有不因外在的诱惑而丧失气节,不因外在的压力而改变主见,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
D.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这是一个追求幸福之人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的体现。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两千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幸福在《论语》《道德经》等诸子典籍中被称为“乐”。那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幸福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而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于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合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贤们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黄亚果《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先秦诸子都认为“乐”即幸福,真正的幸福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发自于内心的。
B.物质财富对先秦诸子来说,都是要刻意摒弃的,他们注重的是精神的富足快乐。
C.诸子认为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利于正确幸福观的形成。
D.孟子“三乐”幸福观涵盖了家庭、品质、事业三个方面,值得现代人学习借鉴。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门见山,首段即明确提出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现实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
B.文章从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志向和责任三方面探讨幸福内涵,思路清晰。
C.文章以引用论证为主,在列举分析先秦诸子观点主张的同时还运用了对比论证。
D.立足传统思想文化,服务于现实生活,是本文探讨幸福真谛和内涵的根本目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内涵、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乐。
B.文章认为贪图享乐、自私自利、易受诱惑、没有操守气节的人难以获得真正幸福。
C.诸子对幸福真谛的具体理解稍有不同,但是对财富、生命、权力等均持否定态度。
D.从某个方面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是对诸子幸福观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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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就对生死问题理性对待,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的观念,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而到了西汉,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时至魏晋时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汉末魏晋六朝却是史上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而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动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催动互生下,迎来了魏晋士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首先的表现则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思索,也即对死亡的观照和冥思——死亡意识的觉醒。对魏晋士人来说,一方面,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士人极度珍惜生命,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另一方面,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瘟疫的流行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的政坛飞来的横祸,其结果是死亡枕藉、朝生暮死、人命如蚁,又使他们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人生的短促、时光的飘忽、飞来的横祸,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人类的必然归宿——死亡,不得不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魏晋士人悲生又悲死,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焦虑时时煎熬着他们,他们厌世不厌生,求生而不得,在这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里,面临的却是太多太多的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价值何在?晋人提出了近乎颓废的人生观,人生只能追求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正所谓“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这种人生观使人们看到的只是空虚和黑暗,这种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更加加深了魏晋士人对生的焦虑和死的恐惧,其中蕴含着深沉的生存悲剧感。
魏晋士人在对死亡的观照与冥思中,痛苦地抒写着自己的人生答卷,他们炼丹服药、狂饮烂醉的同时又写诗作文、绘画书法、弹琴长啸,这里有近乎放荡的任诞、有近乎典雅的美丽,这是魏晋士人在观照和冥思死亡之后所建构的诗意生存空间,其中蕴含着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他们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不同于传统伦理价值的生死观、是悲怆而又凄美的人格美——是一种流传千古的魏晋风流。
(选自《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有删改)
1.下列对第①段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B. 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对死亡视而不见,忽视个人的生命存在,所以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
C. 对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使道家想通过理想人格的塑造,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
D. 西汉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集体性社会中,他们重生轻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 在东汉以前,虽然道家提出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但这并不是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B.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但这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C. 魏晋士人既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又感受到生命的极度卑微,这使他们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D. 魏晋士人悲生又悲死,所以提出了近乎颓废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表现出他们内心的煎熬和对生命的淡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道家塑造的“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并未能消弭魏晋士人人生的苦难和对死亡的焦虑。
B. 魏晋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这使魏晋士人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
C.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正是这种无序的时代背景使得魏晋士人具有了精神的自由。
D. 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有时外化为近乎放荡任诞的行为和对艺术之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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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就对生死问题理性对待,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的观念,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而到了西汉,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时至魏晋时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汉末魏晋六朝却是史上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而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动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催动互生下,迎来了魏晋士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首先的表现则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思索,也即对死亡的观照和冥思——死亡意识的觉醒。对魏晋士人来说,一方面,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士人极度珍惜生命,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另一方面,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瘟疫的流行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的政坛飞来的横祸,其结果是死亡枕藉、朝生暮死、人命如蚁,又使他们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人生的短促、时光的飘忽、飞来的横祸,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人类的必然归宿——死亡,不得不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魏晋士人悲生又悲死,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焦虑时时煎熬着他们,他们厌世不厌生,求生而不得,在这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里,面临的却是太多太多的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价值何在?晋人提出了近乎颓废的人生观,人生只能追求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正所谓“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这种人生观使人们看到的只是空虚和黑暗,这种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更加加深了魏晋士人对生的焦虑和死的恐惧,其中蕴含着深沉的生存悲剧感。
魏晋士人在对死亡的观照与冥思中,痛苦地抒写着自己的人生答卷,他们炼丹服药、狂饮烂醉的同时又写诗作文、绘画书法、弹琴长啸,这里有近乎放荡的任诞、有近乎典雅的美丽,这是魏晋士人在观照和冥思死亡之后所建构的诗意生存空间,其中蕴含着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他们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不同于传统伦理价值的生死观、是悲怆而又凄美的人格美——是一种流传千古的魏晋风流。
(选自《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有删改)
1.下列对第①段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B.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对死亡视而不见,忽视个人的生命存在,所以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
C.对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使道家想通过理想人格的塑造,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
D.西汉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集体性社会中,他们重生轻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在东汉以前,虽然道家提出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但这并不是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B.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但这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C.魏晋士人既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又感受到生命的极度卑微,这使他们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D.魏晋士人悲生又悲死,所以提出了近乎颓废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表现出他们内心的煎熬和对生命的淡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道家塑造的“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并未能消弭魏晋士人人生的苦难和对死亡的焦虑。
B.魏晋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这使魏晋士人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
C.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正是这种无序的时代背景使得魏晋士人具有了精神的自由。
D.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有时外化为近乎放荡任诞的行为和对艺术之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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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就对生死问题理性对待,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的观念,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而到了西汉,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时至魏晋时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汉末魏晋六朝却是史上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而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动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催动互生下,迎来了魏晋士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首先的表现则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思索,也即对死亡的观照和冥思——死亡意识的觉醒。对魏晋士人来说,一方面,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士人极度珍惜生命,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另一方面,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瘟疫的流行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的政坛飞来的横祸,其结果是死亡枕藉、朝生暮死、人命如蚁,又使他们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人生的短促、时光的飘忽、飞来的横祸,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人类的必然归宿——死亡,不得不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魏晋士人悲生又悲死,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焦虑时时煎熬着他们,他们厌世不厌生,求生而不得,在这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里,面临的却是太多太多的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价值何在?晋人提出了近乎颓废的人生观,人生只能追求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正所谓“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这种人生观使人们看到的只是空虚和黑暗,这种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更加加深了魏晋士人对生的焦虑和死的恐惧,其中蕴含着深沉的生存悲剧感。
魏晋士人在对死亡的观照与冥思中,痛苦地抒写着自己的人生答卷,他们炼丹服药、狂饮烂醉的同时又写诗作文、绘画书法、弹琴长啸,这里有近乎放荡的任诞、有近乎典雅的美丽,这是魏晋士人在观照和冥思死亡之后所建构的诗意生存空间,其中蕴含着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他们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不同于传统伦理价值的生死观、是悲怆而又凄美的人格美——是一种流传千古的魏晋风流。
(选自《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有删改)
1.下列对第①段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B.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对死亡视而不见,忽视个人的生命存在,所以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
C.对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使道家想通过理想人格的塑造,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
D.西汉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集体性社会中,他们重生轻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2.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在东汉以前,虽然道家提出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但这并不是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B.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但这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C.魏晋士人既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又感受到生命的极度卑微,这使他们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D.魏晋士人悲生又悲死,所以提出了近乎颓废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表现出他们内心的煎熬和对生命的淡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道家塑造的“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并未能消弭魏晋士人人生的苦难和对死亡的焦虑。
B.魏晋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这使魏晋士人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
C.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而正是这种时代的动乱迎来了魏晋士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得魏晋士人具有了精神的自由。
D.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有时外化为近乎放荡任诞的行为和对艺术之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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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但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处在优先地位。
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的过程。
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
“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
(有删改)
1.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是“理”,它与“天”的结合,其实就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体现了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
B. 在儒家体系中,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无论它们的关系如何演变。在儒家思想中说就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道德总是处于优先地位。
C. “修身养性”里的“身”指人的“单一物”,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故而需要“修”。这个过程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的过程。
D. 儒家学说里有“内圣外王”的概念,认为“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先“内圣”,然后才能达到“外王”。
2.从内容出发,最适合做选文标题的一项是
A. 伦理与道德的异同点 B. 浅谈中西方伦理与道德
C. 儒家思想中的伦理与道德关系 D. 伦理与道德关系发展历程
3.依据文本内容,概括人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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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间的学术连接
孔子、孟子是先秦儒学的奠基者,孔孟之道为后世所艳称,但孔孟之间也存在诸多思想差异。孔子单讲仁,孟子仁义礼智并举。在孔子那里,仁与人性未曾连接,而孟子却言性善,以仁规定人性的本质。孔子虽然讲天人合一,人的德性来自天,但天人交通的具体理路,孔子并没有明确地阐述。《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天通过命的形式赋予人美好的德性,人可以通过“尽性”上达天道。在孟子时代,天命与人性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理论整体。
从孔子到孟子,相隔一百多年,孔孟学术突兀之处如何衔接,是学术史上十分重要的问题。过去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人们把《礼记》《大戴礼记》等古书定为汉代文献。由于资料匮乏,孔孟之间竟成了学者不可企及的研究区域。孔孟之间学术链环的衔接,根本无从谈起。
1993年,郭店儒简出土,庞朴先生兴奋地把它称为孔孟之间的“驿站”。而上博简《内礼》出土,证明《曾子》十篇不是伪书:这样孔孟之间的学术“驿站”就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我们知道,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传承谱系是孔子—曾子—子思—(子上)—孟子。《曾子》十篇反映的是第一代孔子弟子的思想面貌,郭店儒简展现的是二、三代孔子弟子的思想世界,孟子为孔子第四代弟子,因此将《曾子》十篇与郭店儒简异同之处进行比较,就能从早期儒学发展谱系的角度,实现孟子与孔子学术的真正对接。
郭店儒简以人性为中心,从人性与物的关系、情与礼的关系入手,以物、悦、势、故、教、习、道、义等概念的提出为标志,体会出一系列砺性、修心的原则与方法。人性成为孔子仁学的内在本源,心术上升为儒家仁义之道的大体,心性论逐渐从早期儒家思想的幕后走到前台,成为孔子仁学理论建构的必备环节与重心所在,实现了由理论配角到主角的角色转变。
孔孟之间,是早期儒学理论建构的黄金时代。仁学、人性论及天人观次第兴起,在争鸣中走向合流,成为当时儒学发展的整体趋势。仁学与心性论结合,心性与天道贯通、禅让学说的提出与转型,为孔孟之间早期儒学转进的三项理论巨变。在曾子那里,早期儒学出现了内转的趋势。至郭店儒简,心性之学开始与仁学连接,天人之际的理论链环逐渐打通,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一并出现。从孔门第一代弟子,到郭店简所处的子思时代,早期儒家最重要的理论飞跃就是仁学与心性论的结合,天道与心性的连接,天命成为仁学的终极本源。而这些都标志着孔孟之间“哲学突破”时代的到来。
1.下面有关“郭店儒简”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郭店儒简和上博简《礼记》相继出土,庞朴先生兴奋地称他们是孔孟之间的两个学术“驿站”。
B.郭店儒简展现的是第二、三代孔子弟子的思想世界,比较《曾子》十篇与郭店儒简的异同之处,可以从某角度实现孟子与孔子学术的真正对接。
C.郭店儒简从人性与物、情与礼的关系入手,体会砺性、修心的原则与方法,提出了物、悦、势、故、教、习、道、义等概念。
D.郭店儒简所处的时代,心性与仁学开始连接,天人之际的理论链环逐渐打通,一并出现“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观点。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
A.孔子、孟子是先秦儒学的奠基者,但孔孟之间也存在诸多思想差异。学术上非常重视研究孔孟突兀之处如何衔接的问题。
B.由于从孔子到孟子,相隔一百多年,孔孟之间竟成了学者不可企及的研究区域。孔孟之间学术链环的衔接,根本无从谈起。
C.孔子单讲仁,而孟子则将仁与义、礼、智一起谈。孔子没有将仁与人性连接起来,而孟子则把人性的本质以仁规定下来。
D.儒家实现了仁学与心性论结合,天道与心性连接的理论飞跃,这一点从孔门第一代弟子和子思时代的相关理论中可以体现出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孟子·尽心上》中“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话表明天命与人性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理论整体。
B.人性与心术的发展,使心性论逐渐从早期儒家思想的幕后走到台前,成为孔子仁学理论构建的必备环节与重心所在。
C.《曾子》十篇反映的是第一代孔子弟子的思想面貌,在曾子那里,早期儒学出现了内转的趋势,心性之学与仁学开始连接。
D.曾子时代到子思时代,儒家最重要的理论飞跃就是仁学与心性论的结合,天道与心性的连接,天命成为仁学的终极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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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城市
刘冬颖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城市文明。近年新发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即称《国风》为《邦风》。国、邦指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学者多认为《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无论是“国风”还是“邦风”,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诗经》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是记录先民生活的桑间濮上之音”的说法大相径庭。。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史。《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指出了天子所居国都管辖的范围十分辽阔。《商颂·殷武》又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商代都城城墙的雄伟气概。《绵》诗的行文完全是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展开:先察看地形,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展现出对土地的重视及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诗中所描写的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
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东门”的意象。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直赋城东门外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城邑市场里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一首《伐木》篇写道:“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在今陕西凤翔春秋秦都雍城的宫殿遗址内,发现了一处藏冰的窖穴。冰窖在古文献中称为“凌阴”。《豳风·七月》即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诗句,意思是说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入冰窖。秦都雍城凌阴建筑基址的发现,为诗句的解释提供了实物例证。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优于于所谓“野人“与”“小人”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诗经》中25次提到“国人”,如《曹风·鸤鸠》中的“淑人君子”戴着青黑色的皮帽子,腰束丝带,举止彬彬有礼。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他们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小雅·彤弓》),席间是“清酒百壶”“炰鳖鲜鱼”(《大雅·韩奕》),加之美轮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中人服饰举止的描写十分细致、全面:“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字句间清晰可见的“都人士”、“君子女”皆为都邑中人,而无论是眼前所见,亦或心中怀想的,都是城郭风
(《光明日报》)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孔子诗论》中,即称《国风》为《邦风》,可见《诗经》是与当时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
B. 《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的说法大相径庭。
C. 从《商颂·玄鸟》和《商颂·殷武》这些诗对国都以及城市的描绘中可以看出,《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与城市相关。
D. 《诗经》中《绵》诗,更是记录和描写了实际建筑的顺序、建筑的细节描绘及城市建设的规模。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从《诗经》 某些篇章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城市中各个功能区域的划分非常明显。
B. 从《周礼·天官·内宰》来看,当时周人筑城后就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场,并且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不同的场所。
C. 卖酒的场所被称为“酒肆”,从《诗经·小雅》的诗意来看, 西周时人们就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去买酒。
D. 《豳风·七月》中的的诗句就记载了冰窖和冰块的事实,这也从某个方面证明了《诗经》与城市相关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对于《诗经》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本文采用了《诗经》中某些篇章的证据来证明,从而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B. 从《小雅·彤弓》和《大雅·韩奕》中的诗句中看出,《诗经》描写了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这也证明了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经》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这一观点。
C. 《诗经》中的《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中“都人士”、“君子女”的仪容之美进行了十分细致、全面的描写,意在体现周王朝当时“国人”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
D. 文章通过《诗经》中大量实例充分说明,《诗经》的内容除了我们已了解的对祭祀、宴饮、农事和时政世风、 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外,还有许多篇章中记录了与城市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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