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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亦诗亦哲方东美
方东美,名珣(1899~1977),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方先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铃响了,方先生才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务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是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锺书教授,1987年访美经华盛顿时,迳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对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对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亲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的。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坝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摘编自沈素珍《友情与诗情》)
【相关链接】
①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为着这个目的,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人类生命中的各种价值形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使之一一舍章定位,共同统会于普遍生命这一理想生命本体当中。“统会”使得方东美的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旁通统贯、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它能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辐射,远远超越了学派之限。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新儒家、新道家的身份争论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反映出他的思想面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方东美抛弃了对具体的感性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理法的分析,而是从全新的真善美价值定位切入,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理想化生存以及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
(摘自李春娟《方东美生命美学研究》)
②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摘自傅佩荣《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方东美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
B.因为方东美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所以,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C.方东美是哲学家、诗人、美学家,是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
D.方东美他认为中国许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除掉写哲学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诗词,但是他从不把写的诗词示人。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
E.方东美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金陵大学入学考试时,方东美的国文成绩特优。上《诗经》选修课时,有一次走上讲台,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趣味盎然。
2.文中说:“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作为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的方东美有哪些完备的哲学家的“资格”。
3.传记的最后写了方天华对自己父亲的回忆,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
4.本文追述方东美的往事有多处细节描写,试探究分析这些细节描写的好处。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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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亦诗亦哲方东美
方东美,名珣(1899~1977),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方先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铃响了,方先生才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务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是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锺书教授,1987年访美经华盛顿时,迳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对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对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亲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的。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坝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摘编自沈素珍《友情与诗情》)
【相关链接】
①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为着这个目的,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人类生命中的各种价值形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使之一一舍章定位,共同统会于普遍生命这一理想生命本体当中。“统会”使得方东美的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旁通统贯、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它能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辐射,远远超越了学派之限。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新儒家、新道家的身份争论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反映出他的思想面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方东美抛弃了对具体的感性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理法的分析,而是从全新的真善美价值定位切入,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理想化生存以及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
(摘自李春娟《方东美生命美学研究》)
②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摘自傅佩荣《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方东美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
B.因为方东美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所以,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C.方东美是哲学家、诗人、美学家,是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
D.方东美他认为中国许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除掉写哲学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诗词,但是他从不把写的诗词示人。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
E.方东美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金陵大学入学考试时,方东美的国文成绩特优。上《诗经》选修课时,有一次走上讲台,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趣味盎然。
2.文中说:“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作为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的方东美有哪些完备的哲学家的“资格”。
3.传记的最后写了方天华对自己父亲的回忆,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
4.本文追述方东美的往事有多处细节描写,试探究分析这些细节描写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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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诗亦哲方东美
方东美,名珣(1899~1977),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方先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钟响了,方先生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务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钟书教授,1987年访美经华盛顿时,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说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对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对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亲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坝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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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方东美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
B.因为方东美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所以,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C.方东美他认为中国许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除掉写哲学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诗词,但是他从不把写的诗词示人。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
D.方东美三岁受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金陵大学入学考试时,方东美的国文成绩特优。上《诗经》选修课时,有一次走上讲台,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趣味盎然。
2.传记的最后写了方天华对自己父亲的回忆,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
3.本文追述方东美的往事有几个细节,这些细节的写法是否成功?试结合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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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类文本阅读。
亦诗亦哲方东美
方东美,名珣(1899~1977),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方先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沭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驶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钟响了,方先生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夯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迭、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冕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赠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锺书教授,1987年访美经华盛顿时,迳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说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时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时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素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坝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摘编自沈素珍《友情与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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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蔓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为着这个目的,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人类生命中的各种价值形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使之一一舍章定位,共同统会于普遍生命这一理想生命本体当中。“统会”使得方东美的恩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旁通统贯、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它能够从多面向、多角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辐射,远远超越了学派之限。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新儒家、新道家的身份争论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反映出他的思想面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方东美抛弃了对具体的感性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理法的分析,而是从全新的真善美价值定位切入,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理想化生存以及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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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住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摘自傅佩荣《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方东美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
B.因为方东美既糈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所以,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C.方东美是哲学家、诗人、美学家,是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
D.方东美他认为中国许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除掉写哲学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诗词,但是他从不把写的诗词示人。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
E.方东美三岁受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金陵大学入学考试时,方东美的国文成绩特优。上《诗经》选修课时,有一次走上讲台,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趣味盎然。
2.文中说:“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作为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的方东美有哪些完备的哲学家的“资格”。
3.传记的最后写了方天华对自己父亲的回忆,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
4.本文追述方东美的往事有几个细节,这些细节的写法是否成功?试加以探究分析。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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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作文“关乎一个人一生”
李 玲
粱晓声1977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1988年调入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直到2002年才转行,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作为同事,粱晓声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强烈的责任心和浓厚的人情味。
梁晓声一到大学,就完全投入到教书这一行当中,丝毫没觉得名作家有什么特殊的。他先后独立给中文系本科生开设了“小说创作与欣赏”“散文写作”“文学影视评论”3门选修课,又和同事合开了一门“情感教育”课。学生贾焱回忆说:“原本以为大作家讲课随口就来,应该是不需要备课的吧。然而,梁老师在课堂上,手中却拿着一份讲义。我这才知道他每节课都要认真准备,亲手写讲稿。”“梁老师每节课都会提前十五分钟到教室。有时闲目养神,而更多时候是为了和早来的同学聊天。谈文学,谈人生,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梁老师总是给予青年学生最热心的帮助,最诚挚的忠告。”
在写作指导方面,粱晓声竭力帮助学生克服习作中“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玄飘虚甜”之风,鼓励他们到真实粗粝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富有精神深度的素材。男生俞德术是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农家学子,他的小说《父亲》写了乡村贫困而苦闷的生活,粱晓声高兴地夸这是一篇“情怀浓郁”的“力作”,因为它包含着直面人生的“大勇气”。女生杨燕群的散文《阿婆谣》写自己的祖母,那是一个一辈子辛劳不止而又从不叹怨命运的侗族老人。粱晓声感叹说:“她身上闪耀着一种最底层的民众身上所具有的浑朴的本能的人生诗牲。我们若同情她的辛劳不止,会显得我们自己太不知人生的况味。”梁晓声以这些优秀习作为例,告诉学生,应该要谨慎地对待写什么的问题,只有选材上与众不同才可能具备艺术个性。
每当遇到学生不能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得与失时,粱晓声便忍不住要提到雨果。《丸三年》中,旺代叛军领袖朗德纳克刚逃出重围又不顾生死重返火场救下3个就要被失火吞噬的孩子,革命军领袖郭万深受感动而主动替他赴死。这种超越生死的人道情感,粱晓声认为这是人文精神的巅峰,每每成为他用以比较的标杆。
十几年间,北语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五六位教师一直共用一间大办公室。粱晓声是教研室的老大哥,因为他的热诚,大家原先彬彬有礼的同事关系便转换威兄弟姐妹、左邻右舍的关系了。没人的时候,他会处理自己的信件、批改学生的作业;有人的时候,他便侃侃而谈。课堂上有什么好苗子,他必定会喜悦地倾诉给在场的同事;他自己近期的所思所感,也会坦率地与你交流。而他自己的创作,多半回家才写。约学生谈论文,他更愿意带他们到饭馆去,就手为爱徒的肚子增加点油水。关怀学生学业的同时,他还为他们的就业、婚事操心。他从没有觉得自己是有恩之师。想到学生们离开父母在这个域市里独自闯荡,有许多事自己都帮不上忙,他“夜难寐时,扪心自问”,就觉得“实愧人师”。
尽管身在大学校园,但梁晓声教育的视野却不限于大学围墙。2015年他出版了《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中学生如何写好作文》两本作文指导书。粱晓声不仅反对仅仅把作文看作挣分数的手段,也不赞成仅仅把作文当作训练文字的途径,而是把作文看作“关乎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和事业”的大业。在粱晓声看来,作文能使人避免成为感性脑区僵化的“丰脑人”。他说:“作文一事对于小学生而言,首先是激活、开发他们感性脑区潜能,训练、提升感性脑区与理性脑区潜能相互配合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类伟大创造力的开始,也是小学生作文教与学的宗旨。”由此可见,梁晓声是从维护人类生命完整性的角度来确立作文的意义,其作文观内含着关怀生命存在的人文情怀。
(选自2017年7月5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梁晓声本为著名作家,在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半路出家,转行到大学任教授。
B. 粱晓声不但给大学生开设多门课程,还关心中小学生作文,并出版两本指导书。
C. 粱晓声提倡要在现实生活巾寻找富有精神深度的素材,认为选材决走艺术个性。
D. 粱晓声常以雨果为例,指导学生从人类文明的高度米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两项是
A. 文章第二段引用学生贾焱的回忆,是从侧面表现粱晓声的认真负责,高有亲和力。这种写法颇具匠心。
B. 俞德术的小说《父亲》和杨燕群的散文《阿婆谣》写的都是底层民众的生活,因而受到粱晓声的赞赏。
C. 粱晓声认为,《九三年》中所表现的超越生死的人道情感是人文精神的巅峰,应当成为作家追求的目标。
D. 粱晓声的热诚改变了北语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的关系,使大家的关系由同事变成了兄弟姐妹、左邻右舍。
E. 梁晓声认为作文“关乎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和事业”,是人类伟大创造力的开始,这体现他强烈的人文情怀。
3.结合全文,概括粱晓声“强烈的责任心和浓厚的人情味”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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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最纠结的法学家
1881年,王宠惠生于香港一个传教士家庭。1895年,14岁的王宠惠北上天津,考取了朝廷办的北洋大学堂,攻读法律科,189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得“钦字第一号考凭”,也就是皇上认证的第一个大学毕业证书。
1902年,王宠惠赴美留学,先就学于加州大学,随后转入耶鲁,并在那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王宠惠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同一时期,王宠惠游历法国和德国等国考察法律,并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两天后,孙即任命年仅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这是中国采取共和政体后的首任外交部长。
在民国时期的外交场合,王宠惠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争得了尽可能得到的尊重。而且,在民国外交的几个关键时期,其绩效足以彪炳史册。
1919年的巴黎和会,王宠惠虽然没有亲赴巴黎,但作为资深的外交家,他在国内积极发挥政学两界影响,组织领导了国民外交协会、欧美同学会等社团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同时,与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施肇基保持联系,秘授机宜,拒签卖国和约。
1921年,北洋政府为解决巴黎和会未决问题,委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王宠惠在施、顾二人密切配合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作出退让。次年2月,中日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为后来中国交涉他国在华治外法权奠定了法理依据。
1943年,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开会,商讨战后问题。王宠惠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身份陪同蒋介石出席。在拟定《开罗宣言》过程中,王宠惠经艰难磋商与美国代表达成一致,又巧妙利用了当时美、英、苏之间微妙的国际关系,最终迫使英国作出妥协,在《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满洲、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为维护中国领土之权益以及奠定战后远东之格局,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王宠惠的四十年外交生涯而言,开罗会议无疑是其巅峰之战。因为,这一次的外交胜利,不只收回日本占据的领土那么简单,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把美、苏两霸,甚至是英国在战后盘踞台湾和东三省的后门彻底封死,让其永远失去法理依据。因此,中国从来没有两德问题(注:德国在二战失败后在美英法和苏联的操纵下分成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即东德西德),至今天乃至未来,海峡两岸谈及统一,其国际法基础还得往开罗会议那里倒。其中,不应忘记王宠惠的贡献。走一步,看三步,这就是一个法学家与外交大家的智慧。可见,当时就能入围全世界50名最著名法学家之一的王宠惠,绝非浪得虚名。
还在1928年时,王宠惠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这一刑法吸收了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观念,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废除了依亲疏等级确定惩罚程度的旧原则,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一律平等、惩罚从轻的原则。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法典,王宠惠居功至伟。
刑法法典之后,王宠惠又参与了《中华民国民法》的编订。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体例,注重对西方最先进民商法思想的吸收,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兼容无碍的效果。《中华民国民法》在短短两年内就编订完成,虽然由于时局限制,它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但它在体例、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为以后的民法典确定了范例。
1949年的新年钟声敲过之后,蛰居香港的王宠惠不得不作出选择了,除了去台湾,还可留在香港。有人对王宠惠建议说,如果他开具一份在香港出生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持有英国护照了。这次,王宠惠选择了道德,摒弃了技术,他说:“我早年追随国父孙中山革命,旨在推翻满清,打倒帝国主义。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国势力。”
1950年,王宠惠还是去了台湾,再度出任司法部长,1958年3月7日逝世于台北。
(选自《新华航空》,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王宠惠,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是第一位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中国人。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先后撰写了《宪法当议》《宪法危言》等一系列法学作品,探讨了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和方针,其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摘自百度百科)
②王宠惠“才识足以决大计,谋断足以息群疑,誉望足以动坛站”。
(摘自《法官外交家王宠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王宠惠既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外交家,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但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显然没有在法学、外交方面那么卓著。
B.孙中山非常器重王宠惠。中华民国成立两天后,孙中山就任命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使之成为我国采取共和政体后的首任外交部长。
C.人们谈及海峡两岸统一能够找到国际法基础,和作为法学家与外交大家的王宠惠制订的法律密不可分,是他为人们提供了两岸统一的法理依据。
D.王宠惠是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中国第一人,著有《宪法当议》《宪法危言》等法学作品,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参编了《中华民国民法》。
E.王宠惠的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他所起草或参与编订的法律实施效果均很显著,是范例之作。
2.作为一篇人物传记,本文在叙事方面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
3.王宠惠“才识足以决大计”,从文中看,其外交方面的才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
4.王宠惠无论在外交舞台还是在法学领域都成就卓绝,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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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最纠结的法学家
1881年,王宠惠生于香港一个传教士家庭。1895年,14岁的王宠惠北上天津,考取了朝廷办的北洋大学堂,攻读法律科,189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得“钦字第一号考凭”,也就是皇上认证的第一个大学毕业证书。
1902年,王宠惠赴美留学,先就学于加州大学,随后转入耶鲁,并在那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王宠惠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同一时期,王宠惠游历法国和德国等国考察法律,并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两天后,孙即任命年仅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这是中国采取共和政体后的首任外交部长。
在民国时期的外交场合,王宠惠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争得了尽可能得到的尊重。而且,在民国外交的几个关键时期,其绩效足以彪炳史册。
1919年的巴黎和会,王宠惠虽然没有亲赴巴黎,但作为资深的外交家,他在国内积极发挥政学两界影响,组织领导了国民外交协会、欧美同学会等社团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同时,与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施肇基保持联系,秘授机宜,拒签卖国和约。
1921年,北洋政府为解决巴黎和会未决问题,委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王宠惠在施、顾二人密切配合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作出退让。次年2月,中日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为后来中国交涉他国在华治外法权奠定了法理依据。
1943年,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开会,商讨战后问题。王宠惠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身份陪同蒋介石出席。在拟定《开罗宣言》过程中,王宠惠经艰难磋商与美国代表达成一致,又巧妙利用了当时美、英、苏之间微妙的国际关系,最终迫使英国作出妥协,在《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满洲、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为维护中国领土之权益以及奠定战后远东之格局,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王宠惠的四十年外交生涯而言,开罗会议无疑是其巅峰之战。因为,这一次的外交胜利,不只收回日本占据的领土那么简单,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把美、苏两霸,甚至是英国在战后盘踞台湾和东三省的后门彻底封死,让其永远失去法理依据。因此,中国从来没有两德问题(注:德国在二战失败后在美英法和苏联的操纵下分成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即东德西德),至今天乃至未来,海峡两岸谈及统一,其国际法基础还得往开罗会议那里倒。其中,不应忘记王宠惠的贡献。走一步,看三步,这就是一个法学家与外交大家的智慧。可见,当时就能入围全世界50名最著名法学家之一的王宠惠,绝非浪得虚名。
还在1928年时,王宠惠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这一刑法吸收了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观念,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废除了依亲疏等级确定惩罚程度的旧原则,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一律平等、惩罚从轻的原则。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法典,王宠惠居功至伟。
刑法法典之后,王宠惠又参与了《中华民国民法》的编订。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体例,注重对西方最先进民商法思想的吸收,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兼容无碍的效果。《中华民国民法》在短短两年内就编订完成,虽然由于时局限制,它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但它在体例、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为以后的民法典确定了范例。
1949年的新年钟声敲过之后,蛰居香港的王宠惠不得不作出选择了,除了去台湾,还可留在香港。有人对王宠惠建议说,如果他开具一份在香港出生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持有英国护照了。这次,王宠惠选择了道德,摒弃了技术,他说:“我早年追随国父孙中山革命,旨在推翻满清,打倒帝国主义。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国势力。”
1950年,王宠惠还是去了台湾,再度出任司法部长,1958年3月7日逝世于台北。
(选自《新华航空》,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王宠惠,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是第一位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中国人。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先后撰写了《宪法当议》《宪法危言》等一系列法学作品,探讨了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和方针,其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 (摘自百度百科)
②王宠惠“才识足以决大计,谋断足以息群疑,誉望足以动坛站”。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王宠惠既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外交家,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但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显然没有在法学、外交方面那么卓著。
B.孙中山非常器重王宠惠。中华民国成立两天后,孙中山就任命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使之成为我国采取共和政体后的首任外交部长。
C.人们谈及海峡两岸统一能够找到国际法基础,和作为法学家与外交大家的王宠惠制订的法律密不可分,是他为人们提供了两岸统一的法理依据。
D.王宠惠是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中国第一人,著有《宪法当议》《宪法危言》等法学作品,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参编了《中华民国民法》。
E.王宠惠的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他所起草或参与编订的法律实施效果均很显著,是范例之作。
2.作为一篇人物传记,本文在叙事方面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
3.王宠惠“才识足以决大计”,从文中看,其外交方面的才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
4.王宠惠无论在外交舞台还是在法学领域都成就卓绝,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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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最纠结的法学家
1881年,王宠惠生于香港一个传教士家庭。1895年,14岁的王宠惠北上天津,考取了朝廷办的北洋大学堂,攻读法律科,189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得“钦字第一号考凭”,也就是皇上认证的第一个大学毕业证书。
1902年,王宠惠赴美留学,先就学于加州大学,随后转入耶鲁,并在那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王宠惠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同一时期,王宠惠游历法国和德国等国考察法律,并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两天后,孙即任命年仅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这是中国采取共和政体后的首任外交部长。
在民国时期的外交场合,王宠惠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争得了尽可能得到的尊重。而且,在民国外交的几个关键时期,其绩效足以彪炳史册。
1919年的巴黎和会,王宠惠虽然没有亲赴巴黎,但作为资深的外交家,他在国内积极发挥政学两界影响,组织领导了国民外交协会、欧美同学会等社团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同时,与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施肇基保持联系,秘授机宜,拒签卖国和约。
1921年,北洋政府为解决巴黎和会未决问题,委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王宠惠在施、顾二人密切配合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作出退让。次年2月,中日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为后来中国交涉他国在华治外法权奠定了法理依据。
1943年,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开会,商讨战后问题。王宠惠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身份陪同蒋介石出席。在拟定《开罗宣言》过程中,王宠惠经艰难磋商与美国代表达成一致,又巧妙利用了当时美、英、苏之间微妙的国际关系,最终迫使英国作出妥协,在《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满洲、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为维护中国领土之权益以及奠定战后远东之格局,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王宠惠的四十年外交生涯而言,开罗会议无疑是其巅峰之战。因为,这一次的外交胜利,不只收回日本占据的领土那么简单,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把美、苏两霸,甚至是英国在战后盘踞台湾和东三省的后门彻底封死,让其永远失去法理依据。因此,中国从来没有两德问题(注:德国在二战失败后在美英法和苏联的操纵下分成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即东德西德),至今天乃至未来,海峡两岸谈及统一,其国际法基础还得往开罗会议那里倒。其中,不应忘记王宠惠的贡献。走一步,看三步,这就是一个法学家与外交大家的智慧。可见,当时就能入围全世界50名最著名法学家之一的王宠惠,绝非浪得虚名。
还在1928年时,王宠惠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这一刑法吸收了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观念,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废除了依亲疏等级确定惩罚程度的旧原则,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一律平等、惩罚从轻的原则。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法典,王宠惠居功至伟。
刑法法典之后,王宠惠又参与了《中华民国民法》的编订。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体例,注重对西方最先进民商法思想的吸收,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兼容无碍的效果。《中华民国民法》在短短两年内就编订完成,虽然由于时局限制,它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但它在体例、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为以后的民法典确定了范例。
1949年的新年钟声敲过之后,蛰居香港的王宠惠不得不作出选择了,除了去台湾,还可留在香港。有人对王宠惠建议说,如果他开具一份在香港出生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持有英国护照了。这次,王宠惠选择了道德,摒弃了技术,他说:“我早年追随国父孙中山革命,旨在推翻满清,打倒帝国主义。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国势力。”
1950年,王宠惠还是去了台湾,再度出任司法部长,1958年3月7日逝世于台北。
(选自《新华航空》,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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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宠惠,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是第一位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中国人。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先后撰写了《宪法当议》《宪法危言》等一系列法学作品,探讨了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和方针,其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 (摘自百度百科)
②王宠惠“才识足以决大计,谋断足以息群疑,誉望足以动坛站”。
(摘自《法官外交家王宠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王宠惠既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外交家,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但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显然没有在法学、外交方面那么卓著。
B.孙中山非常器重王宠惠。中华民国成立两天后,孙中山就任命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使之成为我国采取共和政体后的首任外交部长。
C.人们谈及海峡两岸统一能够找到国际法基础,和作为法学家与外交大家的王宠惠制订的法律密不可分,是他为人们提供了两岸统一的法理依据。
D.王宠惠是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中国第一人,著有《宪法当议》《宪法危言》等法学作品,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参编了《中华民国民法》。
E.王宠惠的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他所起草或参与编订的法律实施效果均很显著,是范例之作。
2.作为一篇人物传记,本文在叙事方面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
3.王宠惠“才识足以决大计”,从文中看,其外交方面的才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
4.王宠惠无论在外交舞台还是在法学领域都成就卓绝,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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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最纠结的法学家
1881年,王宠惠生于香港一个传教士家庭。1895年,14岁的王宠惠北上天津,考取了朝廷办的北洋大学堂,攻读法律科,189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得“钦字第一号考凭”,也就是皇上认证的第一个大学毕业证书。
1902年,王宠惠赴美留学,先就学于加州大学,随后转入耶鲁,并在那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王宠惠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同一时期,王宠惠游历法国和德国等国考察法律,并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两天后,孙即任命年仅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这是中国采取共和政体后的首任外交部长。
在民国时期的外交场合,王宠惠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争得了尽可能得到的尊重。而且,在民国外交的几个关键时期,其绩效足以彪炳史册。
1919年的巴黎和会,王宠惠虽然没有亲赴巴黎,但作为资深的外交家,他在国内积极发挥政学两界影响,组织领导了国民外交协会、欧美同学会等社团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同时,与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施肇基保持联系,秘授机宜,拒签卖国和约。
1921年,北洋政府为解决巴黎和会未决问题,委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王宠惠在施、顾二人密切配合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作出退让。次年2月,中日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为后来中国交涉他国在华治外法权奠定了法理依据。
1943年,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开会,商讨战后问题。王宠惠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身份陪同蒋介石出席。在拟定《开罗宣言》过程中,王宠惠经艰难磋商与美国代表达成一致,又巧妙利用了当时美、英、苏之间微妙的国际关系,最终迫使英国作出妥协,在《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满洲、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为维护中国领土之权益以及奠定战后远东之格局,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王宠惠的四十年外交生涯而言,开罗会议无疑是其巅峰之战。因为,这一次的外交胜利,不只收回日本占据的领土那么简单,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把美、苏两霸,甚至是英国在战后盘踞台湾和东三省的后门彻底封死,让其永远失去法理依据。因此,中国从来没有两德问题(注:德国在二战失败后在美英法和苏联的操纵下分成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即东德西德),至今天乃至未来,海峡两岸谈及统一,其国际法基础还得往开罗会议那里倒。其中,不应忘记王宠惠的贡献。走一步,看三步,这就是一个法学家与外交大家的智慧。可见,当时就能入围全世界50名最著名法学家之一的王宠惠,绝非浪得虚名。
还在1928年时,王宠惠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这一刑法吸收了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观念,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废除了依亲疏等级确定惩罚程度的旧原则,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一律平等、惩罚从轻的原则。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法典,王宠惠居功至伟。
刑法法典之后,王宠惠又参与了《中华民国民法》的编订。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体例,注重对西方最先进民商法思想的吸收,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兼容无碍的效果。《中华民国民法》在短短两年内就编订完成,虽然由于时局限制,它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但它在体例、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为以后的民法典确定了范例。
1949年的新年钟声敲过之后,蛰居香港的王宠惠不得不作出选择了,除了去台湾,还可留在香港。有人对王宠惠建议说,如果他开具一份在香港出生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持有英国护照了。这次,王宠惠选择了道德,摒弃了技术,他说:“我早年追随国父孙中山革命,旨在推翻满清,打倒帝国主义。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国势力。”
1950年,王宠惠还是去了台湾,再度出任司法部长,1958年3月7日逝世于台北。
(选自《新华航空》,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王宠惠,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是第一位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中国人。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先后撰写了《宪法当议》《宪法危言》等一系列法学作品,探讨了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和方针,其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摘自百度百科)
②王宠惠“才识足以决大计,谋断足以息群疑,誉望足以动坛站”。
(摘自《法官外交家王宠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王宠惠既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外交家,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但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显然没有在法学、外交方面那么卓著。
B.孙中山非常器重王宠惠。中华民国成立两天后,孙中山就任命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使之成为我国采取共和政体后的首任外交部长。
C.人们谈及海峡两岸统一能够找到国际法基础,和作为法学家与外交大家的王宠惠制订的法律密不可分,是他为人们提供了两岸统一的法理依据。
D.王宠惠是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中国第一人,著有《宪法当议》《宪法危言》等法学作品,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参编了《中华民国民法》。
E.王宠惠的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他所起草或参与编订的法律实施效果均很显著,是范例之作。
2.作为一篇人物传记,本文在叙事方面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
3.王宠惠“才识足以决大计”,从文中看,其外交方面的才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
4.王宠惠无论在外交舞台还是在法学领域都成就卓绝,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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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被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被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总的说来,古代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提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乡贤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让我们很受启发,他辞官回乡以后,花了很多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标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应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乃至江南之地域、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明人李东阳认为,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更易产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言偃作为孔子的“南方夫子”的事迹随着常熟“言子巷”的地名而自然为今人默念不忘,范仲淹设义庄、建义学也早已成为民间佳话而流传,周顺昌“好为德于乡”的事迹则与《五人墓碑记》同样深入人心。
当然,古今文人重视乡贤,努力建构乡贤文化,其化育影响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大力度。建构乡贤文化,要有足够的地域文化修养,同时以深厚情感投射于乡贤人物,用时代语言和历史逻辑构筑起思想的河床,用可以感知的乡贤事迹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
(选自《新华文摘》2015年版,有删改)
1.下列有关“乡贤”“乡贤文化”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都带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B.“乡贤”是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包含人们对其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乡贤文化对于地方人文道德建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C.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是文物,这些文物的存在能产生感召力,使人见贤思齐。因此,建设乡贤文化,应高度重视对乡贤文物的保护。
D.自古以来评价谁是乡贤,谁有资格称为乡贤的标准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乡贤包括“在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一般前者指在地方享有很高威望的乡邑士绅,后者一般指走出了乡邑的一些文化精英。
B.乡贤文化的化育作用很早就为学人所认识,清代史学家全祖望深入发掘乡贤事迹,就是要推崇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等道德品格。
C.名贤故事让乡贤佳话“耳濡”,文献、文物使乡贤精神“目染”。乡贤文化就这样通过耳濡目染,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精神熏陶。
D.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中华传统文化,发掘乡贤文化的文化根性,其审视评价的视角其实与一般文化别无两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乡贤与同乡邑的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相同,乡贤的道德精神更容易令人崇敬、仰慕、效法,因此构建乡贤文化意义重大。
B.离开了乡邑的乡贤,他们的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从而使乡贤文化与整个中华历史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C.乡贤的评判标准既有地域性,亦有时代性。但不管处在哪个地域、哪个时代,品学成就、道德风范、精神高度始终是评判乡贤的重要尺度。
D.乡贤人文道德力量的传播离不开文献和文物,它们是乡贤文化的文字载体和物质遗存,如果流失、毁灭,乡贤文化自然就会随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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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总的说来,古代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让我们很有启发,他辞官回乡以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标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应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乃至江南之地域、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明人李东阳认为,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更易产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言偃作为孔子的“南方夫子”的事迹随着常熟“言子巷”的地名而自然为今人默念不忘,范仲淹设义庄、建义学也早已成为民间佳话而流传,周顺昌“好为德于乡”的事迹则与《五人墓碑记》同样深入人心。
当然,古今文人重视乡贤,努力建构乡贤文化,其化育影响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大力度。建构乡贤文化,要有足够的地域文化修养,同时以深厚情感投射于乡贤人物,用时代语言和历史逻辑构筑起思想的河床,用可以感知的乡贤事迹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
1.下列有关“乡贤文化”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乡贤”是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包含人们对其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乡贤文化对于地方人文道德建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B. 乡贤文化也是乡贤的道德精神的具体表现,它是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具有浓郁的乡土性特征,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C. 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是文物,这些文物的存在能产生感召力,使人见贤思齐。因此,建设乡贤文化,应高度重视对乡贤文物的保护。
D. 乡贤文化的教育作用值得重视,以丰厚的文化修养,深厚的情感投射,时代的语言,历史的逻辑,可感知的乡贤事迹,可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乡贤包括“在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一般前者指在地方享有很高威望的乡邑士绅,后者一般指走出了乡邑的一些文化精英。
B. 乡贤文化的教育作用很早就为学人所认识,清代史学家全祖望深入发掘乡贤事迹,就是要推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等道德品格。
C. 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中华传统文化,发掘乡贤文化的文化根性,其审视评价的视角其实与一般文化别无两样。
D. 文献、文物使乡贤精神“目染”,名贤故事让乡贤佳话“耳濡”。乡贤文化就这样 通过耳濡目染,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精神熏陶。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乡贤与同乡邑的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相同,乡贤的道德精神更容易令人崇敬、仰慕、效法,因此构建乡贤文化意义重大。
B. 离开了乡邑的乡贤,他们的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 从而使乡贤文化与整个中华历史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C. 乡贤人文道德力量的传播离不开文献和文物,它们是乡贤文化的文字载体和物质遗存,如果文献流失、文物毁灭,乡贤文化自然就会随之消亡。
D. 乡贤的评判标准既有地域性,亦有时代性。但不管处在哪个地域、哪个时代,品学成就、道德风范、精神高度始终是评判乡贤的重要尺度。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