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曾彦修先生二三事
陈四益
彦修先生同我的几位长辈应当是熟悉的,但我们却一直无缘相识。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大概是1986年吧,曾彦修和牧惠二位先生正受托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一套《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已经出版,每辑十种,每种一人,入选作者都是活跃于当代的杂文名家。我从1981年调到北京,编辑之余,也写些杂感之类的文字。一天,忽然接到彦修先生一封信,说他与牧惠正在着手编《选粹》的第三辑,因为看到我的几篇杂文,希望我能再多选一些寄给他看看。我那时所写有限,搜罗起来也不过五六万字,便一起寄了去,心中并无奢望。不料时隔未久,他又写信约我去他家一谈。
彦修先生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就像他的衣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一样。一件已经嫌紧的中山装,我总疑心还是“文革”前的旧衣。后来一次天热时去,一件圆领汗衫已经有好几个破洞,但他依然穿着。一把蒲扇,还是我大学时代在上海用过的那种。若在街上见到,绝想不到他是著名的学者、杂文家、出版家。这样的装束,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像相识久已。
谈到我的那些文章,他的话很简洁,没有客套,开门见山。记得是那么几层意思:一是告诉我,他和牧惠都读了;二是他们两人都觉得可以收入《选粹》第三辑;三是要我最后校核一下,是否有增删,但告诉我后面的二十九则“杂说”一篇也不要删,只是限于体例,丁聪先生的图无法收入,是个遗憾。然后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稿。说完后,虽没有端荼送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
那时,出版社编辑丛书大致都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当主编,再找一位年轻些的当副主编。主编是借重其声望,副主编则是实际操盘者。像彦修先生这样不担虚名,勤于实事,从遴选作者到审读稿件,到同作者谈话,再到最后定稿,事必躬亲的主编,可谓稀有。
因为他做事认真,所以最不能忍受他人的马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刊物如雨后春笋,但编辑多为新手。新手自有新手的好处,譬如勤快、敏锐、胆大,但也有毛病,那就是马虎、自负,但又学养不足,不当改的乱改,甚至改出笑话。这一点让彦修先生很是恼火。
那时我所在的《嘹望》周刊,有一个副刊《珍珠滩》。《珍珠滩》有一个杂文栏叫“枥下谈”,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是专为一些年事已高的名家所设。“枥下”谐音“历下”,也含“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意思,以名家汇聚为号召。创办之初,请几位老前辈座谈,其中就有李锐、李普、彦修、黎澍四位。
第一次收到彦修先生来稿,欣喜之余,也令我吃了一惊,因为他在稿纸上方作了如下申明:“对稿件如有一字之改动,请与作者联系”。这样的申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谨从命”,我把编辑过程中的每一处改动都写信告诉彦修先生,无非是几处衍字或笔误。
经过几次这样的告知,彦修先生大概觉得我这个编辑还靠谱儿,所以下一次寄稿时解除了这条“禁令”,并告诉我是因为被有些编辑改怕了,不得已出此策以应之。这件事让我很是感慨:一个能对自己的文章如此认真的人,必定对别人的文字也同样尊重;反之,一个随意删改他人文字的人,对自己的文字也必定不会认真。这对于编辑,当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
对文字的态度,也是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彦修先生是那种方正坚守,绝不苟且的人,因此他也不齿于无原则、无特操的风派。《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栏目叫“望海楼随笔”,我的一篇《怀师》刊发在那里,其中讲到刘大杰先生在“文革”中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觉得强制学者修改著作,从施之者言,是极大的愚蠢;从受之者言,是极大的悲哀。大杰先生是受害者,又何必苛求于他呢?此文彦修先生读后给我一信,后来又读到他更为详尽的批评文章,认为“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彦修先生责以大义,我是赞同的,“文革”中那些栽赃陷害、见风使舵、曲意迎合的事令人不齿,但对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我觉得彦修先生毕竟有些隔膜,何况就是在复旦,刘先生也未能见谅于许多前辈。因此我未作任何辩解或争论。
不料两年以后,又收到彦修先生一信,说是读到一些文章,知道了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文人处此际会,实也大难,还是要多谅解些才好。因此他将前次对我文章“不妥当的评论收回作罢,并致歉意”。彦修先生的为人处事,真称得起前辈风范。
(选自《杂文选刊》2015年4期)
相关链接:
①曾彦修,四川宜宾人,1919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曾彦修是中共罕有的好人,1957年曾自划右派完成单位指标。 ——百度文库
②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彦修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这篇传记的开篇写到,“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这里的“惊喜”源于曾彦修先生在编辑《当代杂文选粹》第三辑时看中了“我”几篇杂文。
B.在“我”第一次与曾彦修先生见面,双方交谈完稿件事宜后,曾彦修先生“虽没有端茶送 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这里表现了作者对对方待客的不满。
C.为了更好地刻画传主曾彦修先生的形象,这篇人物传记成功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既 有对传主语言的直接描写,也有对传主外貌和衣着的细致描绘。
D.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年事已高的曾彦修应约在《珍 珠滩》栏目座谈并为之写稿,是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写照。
E.在曾彦修先生看来,“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表现了他对刘大杰先生胡乱修改著作的不满。
2.文中写了“我”与曾彦修交往的哪几件事?请简要概括。
3.从文本看,曾彦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分点概括。
4.你如何理解曾彦修的世界上唯有“良心”绝不能有例外?请结合文本并联系现实加以探究。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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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先生二三事
陈四益
彦修先生同我的几位长辈应当是熟悉的,但我们却一直无缘相识。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大概是1986年吧,曾彦修和牧惠二位先生正受托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一套《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已经出版,每辑十种,每种一人,入选作者都是活跃于当代的杂文名家。我从1981年调到北京,编辑之余,也写些杂感之类的文字。一天,忽然接到彦修先生一封信,说他与牧惠正在着手编《选粹》的第三辑,因为看到我的几篇杂文,希望我能再多选一些寄给他看看。我那时所写有限,搜罗起来也不过五六万字,便一起寄了去,心中并无奢望。不料时隔未久,他又写信约我去他家一谈。
彦修先生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就像他的衣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一样。一件已经嫌紧的中山装,我总疑心还是“文革”前的旧衣。后来一次天热时去,一件圆领汗衫已经有好几个破洞,但他依然穿着。一把蒲扇,还是我大学时代在上海用过的那种。若在街上见到,绝想不到他是著名的学者、杂文家、出版家。这样的装束,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像相识久已。
谈到我的那些文章,他的话很简洁,没有客套,开门见山。记得是那么几层意思:一是告诉我,他和牧惠都读了;二是他们两人都觉得可以收入《选粹》第三辑;三是要我最后校核一下,是否有增删,但告诉我后面的二十九则“杂说”一篇也不要删,只是限于体例,丁聪先生的图无法收入,是个遗憾。然后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稿。说完后,虽没有端荼送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
那时,出版社编辑丛书大致都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当主编,再找一位年轻些的当副主编。主编是借重其声望,副主编则是实际操盘者。像彦修先生这样不担虚名,勤于实事,从遴选作者到审读稿件,到同作者谈话,再到最后定稿,事必躬亲的主编,可谓稀有。
因为他做事认真,所以最不能忍受他人的马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刊物如雨后春笋,但编辑多为新手。新手自有新手的好处,譬如勤快、敏锐、胆大,但也有毛病,那就是马虎、自负,但又学养不足,不当改的乱改,甚至改出笑话。这一点让彦修先生很是恼火。
那时我所在的《嘹望》周刊,有一个副刊《珍珠滩》。《珍珠滩》有一个杂文栏叫“枥下谈”,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是专为一些年事已高的名家所设。“枥下”谐音“历下”,也含“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意思,以名家汇聚为号召。创办之初,请几位老前辈座谈,其中就有李锐、李普、彦修、黎澍四位。
第一次收到彦修先生来稿,欣喜之余,也令我吃了一惊,因为他在稿纸上方作了如下申明:“对稿件如有一字之改动,请与作者联系”。这样的申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谨从命”,我把编辑过程中的每一处改动都写信告诉彦修先生,无非是几处衍字或笔误。
经过几次这样的告知,彦修先生大概觉得我这个编辑还靠谱儿,所以下一次寄稿时解除了这条“禁令”,并告诉我是因为被有些编辑改怕了,不得已出此策以应之。这件事让我很是感慨:一个能对自己的文章如此认真的人,必定对别人的文字也同样尊重;反之,一个随意删改他人文字的人,对自己的文字也必定不会认真。这对于编辑,当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
对文字的态度,也是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彦修先生是那种方正坚守,绝不苟且的人,因此他也不齿于无原则、无特操的风派。《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栏目叫“望海楼随笔”,我的一篇《怀师》刊发在那里,其中讲到刘大杰先生在“文革”中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觉得强制学者修改著作,从施之者言,是极大的愚蠢;从受之者言,是极大的悲哀。大杰先生是受害者,又何必苛求于他呢?此文彦修先生读后给我一信,后来又读到他更为详尽的批评文章,认为“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彦修先生责以大义,我是赞同的,“文革”中那些栽赃陷害、见风使舵、曲意迎合的事令人不齿,但对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我觉得彦修先生毕竟有些隔膜,何况就是在复旦,刘先生也未能见谅于许多前辈。因此我未作任何辩解或争论。
不料两年以后,又收到彦修先生一信,说是读到一些文章,知道了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文人处此际会,实也大难,还是要多谅解些才好。因此他将前次对我文章“不妥当的评论收回作罢,并致歉意”。彦修先生的为人处事,真称得起前辈风范。
(选自《杂文选刊》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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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彦修,四川宜宾人,1919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曾彦修是中共罕有的好人,1957年曾自划右派完成单位指标。 ——百度文库
②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彦修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这篇传记的开篇写到,“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这里的“惊喜”源于曾彦修先生在编辑《当代杂文选粹》第三辑时看中了“我”几篇杂文。
B.在“我”第一次与曾彦修先生见面,双方交谈完稿件事宜后,曾彦修先生“虽没有端茶送 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这里表现了作者对对方待客的不满。
C.为了更好地刻画传主曾彦修先生的形象,这篇人物传记成功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既 有对传主语言的直接描写,也有对传主外貌和衣着的细致描绘。
D.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年事已高的曾彦修应约在《珍 珠滩》栏目座谈并为之写稿,是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写照。
E.在曾彦修先生看来,“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表现了他对刘大杰先生胡乱修改著作的不满。
2.文中写了“我”与曾彦修交往的哪几件事?请简要概括。
3.从文本看,曾彦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分点概括。
4.你如何理解曾彦修的世界上唯有“良心”绝不能有例外?请结合文本并联系现实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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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 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 。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
“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话杨绛》)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她的穿着打扮让我感到惊异,而她亲自迎接我的行为以及跟我的谈笑则更让我感到震撼。
B. 杨绛先生会客时经常坐在“一只更旧的软椅”上,跟客人聊客厅天花板上“手印的故事” 总引得客人感慨万千。
C. 《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西班牙贵宾,这充分肯定了杨绛先生在文学翻译上的成就,也鼓舞了她翻译出了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D. 听到别人说自己“穿得像个女工” 杨绛先生坦然接受;尽管她成功地做出大学问,但她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零”。
2.下列各项表述中,不能体现杨绛先生可贵品质的是( )
A. 她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
B. 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
C. 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
D. 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
3.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杨绛先生时,会认为她“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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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 。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 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
“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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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话杨绛》)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她的穿着打扮让我感到惊异,而她亲自迎接我的行为以及跟我的谈笑则更让我感到震撼。
B.杨绛先生会客时经常坐在“一只更旧的软椅”上,跟客人聊客厅天花板上“手印的故事” 总引得客人感慨万千。
C.《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西班牙贵宾,这充分肯定了杨绛先生在文学翻译上的成就,也鼓舞了她翻译出了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D.听到别人说自己“穿得像个女工” 杨绛先生坦然接受;尽管她成功地做出大学问,但她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零”
2.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杨绛先生时,会认为她“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杨绛先生身上,有哪些可贵的品质?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 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 。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
“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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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话杨绛》)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她的穿着打扮让我感到惊异,而她亲自迎接我的行为以及跟我的谈笑则更让我感到震撼。
B. 杨绛先生会客时经常坐在“一只更旧的软椅”上,跟客人聊客厅天花板上“手印的故事” 总引得客人感慨万千。
C. 《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西班牙贵宾,这充分肯定了杨绛先生在文学翻译上的成就,也鼓舞了她翻译出了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D. 听到别人说自己“穿得像个女工” 杨绛先生坦然接受;尽管她成功地做出大学问,但她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零”。
2.下列各项表述中,不能体现杨绛先生可贵品质的是( )
A. 她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
B. 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
C. 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
D. 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
3.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杨绛先生时,会认为她“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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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诫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 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构成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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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
(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 (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叙述和分析,最恰当的两项是( )
A.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B.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C.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阶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E.“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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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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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阶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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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田少佐①
希尔尼(新加坡)
我站在海山街口②,东张西望。这一带的景物,对我说,熟悉又陌生。对于蹲在五脚基、忙着拍照的横田先生说,这一切,陌生又熟悉。四十年前,我的祖父,蹲在这里,等待过关,过后,当他登上夜行军车,就不再回了。横田先生的祖父那一伙人呢?当年这一群无辜命运的主宰者!今天我们前拍摄的,是要印证历史的冷漠?“没有什么好拍的!”我拉了横田一把。
“到别处走走吧,要不然三两天内走不遍你的目标呢!”我把一袋摄影器材背起,然后朝向广合街、豆腐街一带走去。一路上我甚少开口,他也乐得自然摄取景物。作为对待一位海外社友的态度说,我是有点冷待了远方的朋友。不过,当社长告诉我,他的祖父当年曾经是“昭南③市政会”的一员时,我对横田先生的到访,心灵上产生一种强烈的抗拒感。
“横田先生,你应该随你的祖父一同前才对,他可以告诉你更多的过往。不是吗,不久前就有一批前朝遗老这儿威耀一番。”
“哦,不,家祖以前只在这儿居留一段非常短的时期,后因病回国。——何况,近年他不良于行……”
“不然,他会再度南下'进出'一番?……”我有点冲动地打断了他的说话:“历史是一切过往的见证,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评价。”
“是的,祖父说过,他们当年被派担任保护八十万市民日常生活的职责是有待评估的。”
我的天!我不再开口。脑子是有点儿混乱。大屠杀、良民证、共荣圈、宪兵队、慰劳所、奉献金等等似曾相识的名词,在我脑海里翻滚着。在那漫长的日子里,一切少不了血与泪。在湛蓝、宽朗的天空下,紧张的空气,向路人飞扑,仿佛要说服人们,一切过往不曾发生过。站在横田先生的旁边,一切很难忘怀。譬如说我们在南京街吃午餐时,我想起了南京。譬如说在伊丽莎白道,我们蹲在林谋盛烈士的纪念塔前拍鱼尾狮的英姿时那一股无名的感触。黄昏时分,我们站在市政厅,不,政府大厦前拍纪念照。
“到十合百货公司去吧!刚开张不久的。”
我说。听说正式营业那一天,有二十万人涌了进去抢购。他们是成功的,侵略别人不需要武力。我们越过马路,朝莱佛士城走过去。
“慢着。”
横田又拿起照相机,朝向那探天的浮雕对焦距。夕阳、浮雕、车浪、晚霞,一幅日落而息的安详图景。我们走过围栏,偌大的纪念碑,鲜有游人。碑的四周,池草萋萋;远处,车声隆隆。我想起广岛原爆,片片残瓦,层层钟声,串串纸鹤,和平雕像,小女孩的心声,慰灵碑,一切的一切……
“这是什么?”
“哦,长生殿。”
我有意无意地说着:“那年你们的祖父留下的一点纪念。”
“你是说他们出钱建的?”横田认真地说。
“不,是他们提供机会罢了!”我趋前,拍拍灰坛,说道:“我的祖父、八叔一家,都葬在这儿!”
“干什么?”
“他们都在当年‘皇军进出’时无辜被杀的!”
“无辜?”横田用惊慌的眼神望着我。
“这石碑,是对当年许许多多蒙难同胞的一种纪念与追悼。”
“多少?”我出示了手掌。
“五十?”我摇头。
“五百?”摇头。横田走到我跟前,一脸狐疑:“你没有开玩笑吧?难道是五千?”我没有回应,我不想让他知道正确的数目,他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让历史去告诉他吧!清白的历史是不会说谎的。良久,横田的脸色依旧十分难看。
“祖父不可能欺骗我啊!他说当年是这儿保护市民的!”
“我的祖父也不可能欺骗我,他确确实实躺在里头。”
暮色已沉,我看不清横田先生的脸色,好一阵子,他回身把摄影器材收好,说道:“我不去逛百货公司了,让我回旅店,我需要休息及冷静想想。——你能过一趟吗?我们谈谈。”
我点头。
“这也好,我先送你回去。”
我望一望腕表。
“差一点给忘了,我那两个小侄正等着用车,听说——听说晚上有个西城秀树的演唱会……”
注:①少佐:二战日军军衔,横田少佐是横田先生的祖父。②海山街是新加坡大屠杀的集中出发地。③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全岛沦陷,两天后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宣布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错误的两项是( )
A. 小说以人名为标题,既有突出小说人物的意思,又有以“少佐”这一军官名凸显小说主题的意思,因为到访的横田先生曾经在这里犯下侵略罪行。
B. 清白的历史是不会说谎的。横田先生到新加坡到林谋盛烈士的纪念塔、长生殿等地拍摄,表现了他赎罪者的心理。
C. 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新加坡的故事,并暗含着一段同样发生在新加坡的历史,语言蕴藉,表现手法多样,情节步步深入,主题发人深省,读耐人寻味。
D. 文章开头写对海山街口一带的景物,“我”是“熟悉又陌生”,横田先生是“陌生又熟悉”,这两种说法富有深意,值得回味。
2.小说中横田先生这一形象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
3.小说的结尾段,有人说是点睛之笔,有人说是蛇足赘余,你的看法是什么?请结合全文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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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A.文章开篇写寻找鲁迅先生故居的过程以及故居周边的环境,隐隐有一种批评时人淡忘鲁迅先生和漠视文化传承之意。
B.文章中有大量的有关天气的环境描写,其作用是渲染阴冷、沉郁的氛围,抒发作者游览鲁迅故居时对鲁迅先生的痛悼和缅怀之情。
C.“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这句话表明了鲁迅先生对革命的漠视和鄙夷,认为革命改变不了社会现实。
D.文章从多个角度来介绍鲁迅先生的故居,突出其狭小和简陋的特点。这样处理是为了表现鲁迅先生孤僻、阴冷的性格。
E.文章结尾意味隽永,明写因喝羊杂碎汤而全身燥热,实际上隐隐表达了作者在游览过程中的不满、钦佩、振奋等复杂情感。
(2)在第二段中,作者称鲁迅先生为“孤独者”,鲁迅先生的孤独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原文加以概述。
(3)在描写鲁迅先生故居的布局和陈设中,作者为什么要着重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请作简要分析。
(4)在游览鲁迅先生故居时,作者想起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有“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语句。对这句话的深意的理解,作者由“未曾明白”转而有所感悟。请你结合原文并联系现实,探究这句话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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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的记忆
每个城市的人们都有一段关于繁华的记忆,这样的记忆通常与一条商业街或者一个商店有关。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北京一家曾经最熟悉的商场,虽然它一直在我的身边,但我已经近10年没有走进它了。当我再踏进它的大门时,里面的变化竟然让我感到些许的兴奋与震撼。这个商场就是北京市百货大楼,北京人都亲切地称它“大楼”。
北京人熟悉“大楼"20世纪50年代“大楼”开业时曾经拍了一部纪录片,北京市百货大楼展现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北京人喜欢“大楼”,几代人对这里都有着关于时尚的美好回忆。不仅是北京人,在那个年代,外地人到了北京都会尽量挤出时间逛“大楼”。从辽宁一个小城来到北京工作的夏先生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他小时候,邻居叔叔从北京市百货大楼买回一双皮鞋,每逢有人注意到叔叔的皮鞋,这位叔叔都会大声地告诉别人,这是从北京市百货大楼里买的!如今夏先生已是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高管,全家住到了北京。虽然北京的高档商场很多,但夏先生每年拿到年终奖后,依然会到北京市百货大楼来购物,在他看来,把钱花在“大楼”放心、开心。
如果说北京人对“大楼”有感情,40岁以上的外地人对“大楼”有情结,那么30多岁的年轻人对“大楼”的认识则更加多元。一位在北京工作的青岛“80后”告诉我,她到北京后第一次逛街就是跑到百货大楼去买糖,她特别想看看张秉贵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她对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认识是和这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的确,没有哪家商场能像“大楼”和“大楼人”这样有故事。在“大楼”一层有一个很安静的空间,这里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张秉贵纪念馆”,在城市最中心的地段中的最繁华的商场内为一个售货员建纪念馆,这在全世界可能也是独一份的。当然,这里纪念的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营业员,他曾经在这个商场里工作30多年,接待400万人左右。他不仅是全国劳模,而且做过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经是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张秉贵和他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精神已经成为这座大楼的灵魂。20世纪80年代我在这里参加过商业劳动,就是在衣服组站柜台。我的师傅与我同龄,他高中毕业“接班”上岗,也姓张,看上去是个对啥都不在乎的北京小伙儿,刚开始时小张对顾客一直不冷不热,也没个笑脸,人少时还会借口上厕所去和伙伴们聊天儿。然而有一次,一位外地农村来的顾客千挑万选半天才选中一套毛料女西装,准备去交钱时却问我厕所在哪儿,我有点不耐烦了,让他先去交钱取货。这时边上的小张师傅却白了我一眼,很体贴地给顾客指路,然后甩给我一句话:“人家可能是把钱缝在裤腰上,去厕所拿钱,这样的顾客多着呢。”这次他对顾客的态度让我很意外。这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原来张秉贵“一团火”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在一代代“大楼人”的心里,这也是历届管理层从未放弃努力的结果。百货大楼对营业员的要求的确与众不同,“大楼”非常注重“让顾客满意”。而这种满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事实上,这正是企业文化的传承。
有人说,现在是实体零售行业的严冬时期,企业面对着无数问题与压力,北京市百货大楼也一样。王府井百货集团建立这个“张秉贵纪念馆”,是希望把“大楼”这把“火矩”接力下去,“一团火”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企业度过严冬。今天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在“新北京人”中已经有了年轻的“粉丝”,另外,北京市百货大楼还推出了微信支付,并且在做全渠道经营的筹划,“大楼”的创新一直没有停步。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像“大楼”这样的商场,和全球的零售企业一样,这些商场也在经历转型。任何一个传统行业都需要在新技术、新环境中进行各种创新与调整,需要与新时代融入和对接,而传承下来的优秀的企业文化,让企业有了不一样的底蕴,这样的企业才是时代的财富。
(有删改)
1.下列对文中有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头由城市的人们都有一段关于繁华的记忆起笔,使作者对北京市百货大楼的特殊情感有了与读者产生共鸣的基础。
B. 文章以北京市百货大楼为中心来描写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展现了“大楼”所经历的繁华、问题和转型,表达了作者对传统行业的思考。
C. 在文中作者叙述了“我”的师傅的服务态度,与张秉贵的“一团火”精神进行对比,意在突出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服务意识的缺乏。
D. 文章语言平实朴素,如话家常,一个个小故事将“大楼”的顾客、服务员、管理者串联在一起,生活气息浓郁。
2.传统行业如何走出现实的困境?请结合文本概括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
3.文章的标题是“‘大楼’的记忆”,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文章标题含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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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
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思想的主要工具,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准绳,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这三个特点.是书籍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
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是解《春秋》的。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在《国语》中也约略可见,驳杂的思想体系,使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却不可能为儒者拥护,被统治者选中。
《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借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进而无缘成为中国封建科举法定的科目。失去了广泛流传的机会。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颇受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着其“春秋外传”的声誉。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定《国语》为一家,为“春秋外传”。称其“六经之流,三传之亚”,是将《国语》视为准经典。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1.“《国语》不是经书”,以下解说不是其原因的一项是( )
A.《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但其思想体系驳杂,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B.《国语》没有得到孔子的真传,在内容方面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与孔子的思想不一致。
C.《国语》与《左传》关系密切,深受达官儒士的重视,从而赢得了“春秋外传”的声誉。
D.《国语》富于辞采,但语言风格的差异,使全书有割裂之感,遭到了史家的批判和质疑。
2.下列表述不属于“经”的特点的一项是( )
A.“经”必须是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
B.“经”是从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
C.“经”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者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人们的思想的工具。
D.封建专制政府以“经”作为培养提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它是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
3.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只要是得到了孔子的“真传”,都被统治者认可,确定为“经”。
B.《国语》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但由于它不是解释《春秋》的,所以没有成为“经”。
C.《国语》语言风格多样,或长篇大论,或小巧精致,或以修辞见长,自成一体,文字流畅而有气势。
D.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国语》落到了杂史类的地位,而段玉裁、谬平等人都试图将《国语》提升到“经”的地位,但均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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