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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人们喜欢侠的原因的一项是( )
A.不管是身处乱世还是治世,遭遇不公的人们都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B.人们敬佩侠铲除不平、伸张正义,具有的恩、信、勇、义、忠等武侠精神。
C.侠的形象出“史”人“文”,被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
D.人们欣赏侠不慕名利,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独立不羁、自由放达的气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表明他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对战国末期儒家和游侠持批判态度。
B.司马迁在褒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识大体、明大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行有不轨于正义”,这表现了他“妍媸毕露”的实录精神。
C.在封建社会,因为游侠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生杀,挑战政府的法律,所以会遭到政权稳定的政府的戕害。
D.老百姓在乱世被欺侮、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治世,遭受冤屈,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这些是侠世世相传的心理基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封建社会,社会有不公现象和老百姓希望被拯救的心理,是游侠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土壤。
B.因为汉景帝在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后就开始大量杀戮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C.鲁智深虽和金氏父女素昧平生,但他“路见不平一声吼”,拳打镇关西,除暴安良,他是游侠在文学作品中的身影。
D.“武侠精神”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大侠的身影仍可能出现在今后的影视作品或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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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人们喜欢侠的原因的一项是( )
A.不管是身处乱世还是治世,遭遇不公的人们都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B.人们敬佩侠铲除不平、伸张正义,具有的恩、信、勇、义、忠等武侠精神。
C.侠的形象出“史”人“文”,被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
D.人们欣赏侠不慕名利,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独立不羁、自由放达的气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表明他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对战国末期儒家和游侠持批判态度。
B.司马迁在褒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识大体、明大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行有不轨于正义”,这表现了他“妍媸毕露”的实录精神。
C.在封建社会,因为游侠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生杀,挑战政府的法律,所以会遭到政权稳定的政府的戕害。
D.老百姓在乱世被欺侮、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治世,遭受冤屈,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这些是侠世世相传的心理基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封建社会,社会有不公现象和老百姓希望被拯救的心理,是游侠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土壤。
B.因为汉景帝在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后就开始大量杀戮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C.鲁智深虽和金氏父女素昧平生,但他“路见不平一声吼”,拳打镇关西,除暴安良,他是游侠在文学作品中的身影。
D.“武侠精神”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大侠的身影仍可能出现在今后的影视作品或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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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一词,目前已知最早出自司马迁,用来泛指楚地的歌辞。宋人黄伯思的观点认为,“楚辞”具有浓厚的楚地文化色彩。
B. “楚辞”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后来专指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不使用四言句。
C. 继《诗经》之后,《楚辞》是我国古代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诗歌总集,其内容不仅包括屈、宋等人的作品,还包括后人的模仿之作。
D. 楚辞与汉赋是有区别的,虽然汉代人把楚辞称为“赋”,但为了区别这两种文体,现代人已经不大将“楚辞”称为“屈赋”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诗句的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B. 楚辞的诵读不同于歌唱,也不像散文的读法,而是“不歌而诵”,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吟唱”。
C. 与整齐四言体的中原歌谣不同,楚辞属于每句长短不一的杂言体,这是其体式上的显著特征。
D. 楚辞的篇幅较长,虽然已经不适宜歌唱,但是文辞繁丽,富有内涵,能够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楚地发达的音乐与歌谣的影响,二是楚地盛行的巫教的渗透。
B. 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一些长篇巨制,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对歌谣的突破。
C. 楚国君臣百姓崇信巫术,以歌乐鼓舞祭祀诸神,这种文化氛围使屈原作品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
D. 与楚辞相比,同时期的中原歌谣很少 运用神话材料,缺乏浓厚的神话色彩,具有现实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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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一词,目前已知最早出自司马迁,用来泛指楚地的歌辞。宋人黄伯思的观点认为,“楚辞”具有浓厚的楚地文化色彩。
B. 继《诗经》之后,《楚辞》是我国古代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诗歌总集,其内容不仅包括屈、宋等人的作品,还包括后人的模仿之作。
C. “楚辞”受屈原影响极大,它不仅成为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诗体的专称,而且因其作品而被称为“骚”、“骚体”、“赋”等。
D. 楚辞与汉赋是有区别的,虽然汉代人把楚辞称为“赋”,但为了区别这两种文体,现代人已经不大将“楚辞”称为“屈赋”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诗句的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B. 楚辞的诵读不同于歌唱,也不像散文的读法,而是“不歌而诵”,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吟唱”。
C. 楚辞的篇幅较长,虽然已经不适宜歌唱,但是文辞繁丽,富有内涵,能够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D. 与整齐四言体的中原歌谣不同,楚辞每句可长可短,所以可在句尾或句中用语气词“兮”字。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楚地发达的音乐与歌谣的影响,二是楚地盛行的巫教的渗透。
B. 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一些长篇巨制,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对歌谣的突破。
C. 楚国君臣百姓崇信巫术,以歌乐鼓舞祭祀诸神,这种文化氛围使屈原作品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
D. 与楚辞相比,同时期的中原歌谣很少运用神话材料,缺乏浓厚的神话色彩,具有现实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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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 、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柳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众多意象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最早出现于《诗经》中。
B. “柳”又作“杨柳”,称名不同,其实所指相同,在诗人白居易、欧阳修的笔下,寄寓了相同的感情。
C. 经过长期历史文化积淀,柳在诗歌中具有了丰富的意蕴,如慕春光、写离情、抒乡思等。
D. 古人常借柳表达思乡思亲之情,是因为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柳已成为故乡的象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层次清晰,先论述了杨柳与柳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含义进行了阐述。
B. 文章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丰富含义展开论述,阐述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C. 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大量引用古典诗词,主要目的在于使文章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D. 因为家中庭院植有柳树,许浑因此睹物伤怀,咏出了表达强烈思乡之情的“蒹葭杨柳似汀州”的诗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杨树与柳树在外形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古人在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感情的表达。
B. 隋炀帝“御笔赐柳姓杨”的传说并无确切根据,因而不能作为古诗词中“杨柳”即指柳的证据。
C. 无论是许浑、冯延巳还是刘禹锡,其笔下的“柳”有着不同的含义和象征,可见柳这一意象在古诗中有着丰富的情感意蕴。
D. 陶渊明辞官归隐,种柳于屋旁,自号“五柳先生”,柳因此在相思、乡愁等意蕴之外,成为了隐者的象征,总寄寓着隐逸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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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一词,目前已知最早出自司马迁,用来泛指楚地的歌辞。宋人黄伯思的观点认为,“楚辞”具有浓厚的楚地文化色彩。
B. “楚辞”受屈原影响极大,它不仅成为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诗体的专称,而且因其作品而被称为“骚”“骚体”“赋”等。
C. 继《诗经》之后,《楚辞》是我国古代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诗歌总集,其内容不仅包括屈、宋等人的作品,还包括后人的模仿之作。
D. 楚辞与汉赋是有区别的,虽然汉代人把楚辞称为“赋”,但为了区别这两种文体,现代人已经不大将“楚辞”称为“屈赋”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诗句的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B. 楚辞的诵读不同于歌唱,也不像散文的读法,而是“不歌而诵”,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吟唱”。
C. 与整齐四言体的中原歌谣不同,楚辞属于每句长短不一的杂言体,这是其体式上的显著特征。
D. 楚辞的篇幅较长,虽然已经不适宜歌唱,但是文辞繁丽,富有内涵,能够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楚地发达的音乐与歌谣的影响,二是楚地盛行的巫教的渗透。
B. 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一些长篇巨制,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对歌谣的突破。
C. 楚国君臣百姓崇信巫术,以歌乐鼓舞祭祀诸神,这种文化氛围使屈原作品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
D. 与楚辞相比,同时期的中原歌谣很少运用神话材料,缺乏浓厚的神话色彩,具有现实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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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摘编自骆玉明、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
1.下列关于“楚辞”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楚辞”这一名称至迟在汉代前期已经出现。它本是泛指楚地的歌辞,如孔子游楚时听到的当地小孩所唱的《孺子歌》。
B. “楚辞”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后来专指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不使用四言句。
C.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而汉代人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D. “楚辞”是一种诗体,而《楚辞》是屈原、宋玉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集,由西汉末年的刘向辑录。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楚辞》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其中的作品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B. 楚辞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但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它需要用类似古希腊史诗“吟唱”的特别声调来诵读。
C. 楚辞虽然脱胎于楚地歌谣,但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它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D. 楚地盛行的巫教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屈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文化氛围中,所以他创作的作品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 为了与汉赋区别,我们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而汉人因为楚辞“不歌而诵”,称它为赋,这也并不为过。
B. 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但不应属于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楚辞”。
C. 从楚辞中可以看出《诗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也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使《楚辞》与《诗经》朴质的体式有所不同。
D. 楚辞的形成有多种因素,除受巫教等楚文化外,同时还受到不同文学体式以及形成时代的影响,但不会受个别诗人创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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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比兴和程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表现手法。
比兴方法最早见于《诗经》。如果文艺作品描摹的对象是“物”,但真正表达的内容却是人,即以物喻人、缘物寄情,这就是比兴。在中国传统山水画、花鸟画中,比兴手法被巧妙地用来表现自然中人的情感寄寓。在中国绘画史上,山水画、花鸟画的数量和质量都占有绝对优势,这恰恰反映了画家借山水花鸟咏志抒情的倾向,也反映了比兴手法的作用和地位。
中国传统山水画、花鸟画与西方风景画、静物画有很大区别,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前者使用了比兴手法,而后者则无比兴。西方画家笔下的田园风光是一种写实,画一些人物也是为了反映田园生活;中国画家则借山水表达志趣。至于花鸟画与静物画更是相差甚远。西方静物画多是描绘生活用品、水果、动物标本、瓶花等,较少有活的动物,基本上还是写实、摹真。而中国的花鸟画则完全不同。首先,花鸟画描绘的是活的动植物;其次,是选择具有某些典型特征的花鸟进行比兴。如北宋宫廷花鸟画多选择华贵富丽的牡丹、芙蓉等,民间花鸟画则多带有吉祥的含义。由于自然界中花鸟种类繁多又各具特色,非常适合用于比兴,因此中国传统绘画中以花鸟居多,远远超过了山水画和人物画。
中国古代文人画家喜爱的是梅兰竹菊“四君子”,它们分明是画家本身思想和人格的化身。古代文人画“四君子”常用一个“写”字,如写梅、写竹、写兰、写菊,宗旨在于言志抒怀。可以说,中国古代画家利用了比兴这种中国特有的手法,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地,其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远远超出了山水花鸟的自然形象本身。
中国传统绘画讲求高度概括,于是形成了程式这一表现手法。画家根据对形式美规律的掌握和运用,通过对生活长期的提炼和积淀,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表现技法,用以描绘同一类或相似的事物,这就是绘画的程式。中国传统绘画对程式的运用远远超出西方绘画,这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重要特征。如线条的运用、画面的布局、色彩的配置,都有一定的程式;人物画的各种描法、山水画的各种皴法、花鸟画的各种勾法点法,都有严格的规范,而且这些程式、规范也在不断发展、丰富着。
程式化使得艺术语言更加概括。画家在写梅兰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无女不成梅”和“凤眼”,画竹叶则采用了“介”字和“个”字形。程式化也十分适合于“写意”而达到“神似”。例如画树,要求“松皮如鳞”、“柏皮缠身”;树叶则有梅花点、胡椒点等。掌握了这些程式,在画树时就不必完全依它的实际枝叶形状去刻画,而是选用某种适宜的方法概括表现出来即可。这种程式的运用,当然不是为了摹真,但可达到“似与不似之间”。
程式化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创造,它增强了中国画的形式感和民族性。程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用程式概括并充分表达内容,又以内容来丰富和发展程式,使二者达到高度统一。可以说,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创造了程式,而程式的运用又恰当地表达了写意。
(节选自颜锋《中国绘画传统与人文精神初探》有删改)
1.关于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画的比较,下列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A.中国传统山水画、花鸟画与西方风景画、静物画有很大区别的原因就是后者没有运用比兴手法。
B.中国传统山水画里的山水是画家咏志抒情的载体,西方风景画里的田园风光则是画家的一种写实。
C.中国花鸟画描绘的是活的动植物;西方静物画描绘的则是生活用品、水果等静物,较少有活的动物。
D.中国传统绘画讲求高度概括,绘画里常常出现程式化的表现手法,这种运用远远超出了西方绘画。
2.下列对“绘画的程式”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绘画的程式是中国传统画家在描绘不同类事物时采用的一套相对稳定的表现技法,它体现了画家对形式美规律的掌握和运用。
B.从线条的运用、画面的布局、色彩的配置等到各种描法、皴法、勾法点法等,中国传统绘画都有一套严格的不能突破的规范和程式。
C.掌握了画树的程式,中国传统画家在画树时就不必依树的实际枝叶的形状去刻画,因为中国画运用某种程式,目的不是为了摹真。
D.程式化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创造,可以说,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创造了程式,而传统画在运用程式的同时又恰当地表达了写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比兴方法最早见于《诗经》,其目的在于以物喻人、缘物寄情。在中国传统山水画、花鸟画中,它被巧妙地用来表现自然中人的情感寄寓。
B.中国传统绘画中,山水画、花鸟画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花鸟画的数量又远超山水画,原因是自然界中花鸟种类多又各具特色,适合运用比兴。
C.“无女不成梅”“凤眼”和“介”字“个”字形等程式化画法,使得梅兰竹菊“四君子”特征鲜明,所以古代画“四君子”不叫“画”而叫“写”。
D.程式化增强了中国画的形式感和民族性,但程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既要用程式概括并充分表达内容,又要以内容来丰富和发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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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扬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众多意象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柳意象在《诗经》中就已出现。
B. 在诗人白居易、欧阳修的笔下,虽误把柳称作杨柳,但这并未影响到诗意的准确表达。
C. 经过长期历史文化积淀,柳在古代诗歌中具有了丰富的意蕴,如摹春光、写离情、抒乡思等。
D. 古人常借柳表达对离人的相思和对家园的思念,是因为“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层次清晰,先论述了杨柳与柳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含义进行了阐述。
B. 文章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丰富含义展开论述,阐述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C. 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大量引用古典诗词,在增强说服力的同时,也使文章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D. 文中引用许浑“蒹葭杨柳似汀州”诗句,意在证明“柳”在古代具有乡思的意象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杨树与柳树在外形方面具有的不同特征可知,把杨柳作为两种树的合称确有不妥之处。
B. 隋炀帝“御笔赐柳姓杨”的传说并无确切根据,因而不能作为古诗词中“杨柳”皆指柳的证据。
C. 无论是许浑、冯延已,还是刘禹锡等,都有写柳的诗句,可见柳意象在古诗中广泛存在。
D. 柳在古代诗歌中可作为隐者的象征、与陶渊明辞官归隐,种柳于屋旁,自号“五柳先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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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扬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众多意象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柳意象在《诗经》中就已出现。
B. 在诗人白居易、欧阳修的笔下,虽误把柳称作杨柳,但这并未影响到诗意的准确表达。
C. 经过长期历史文化积淀,柳在古代诗歌中具有了丰富的意蕴,如摹春光、写离情、抒乡思等。
D. 古人常借柳表达对离人的相思和对家园的思念,是因为“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层次清晰,先论述了杨柳与柳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含义进行了阐述。
B. 文章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丰富含义展开论述,阐述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C. 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大量引用古典诗词,在增强说服力的同时,也使文章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D. 文中引用许浑“蒹葭杨柳似汀州”诗句,意在证明“柳”在古代具有乡思的意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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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教”(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的角度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 “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踢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以柳写景。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以柳喻情。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惜别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的首联“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的处境相合,故“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中“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不断追寻。
以柳喻人。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中“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眘虚《阙题》中“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众多意象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柳”意象在《诗经》中就已出现。
B.在白居易、欧阳修的笔下,柳被误称作杨柳,但这并未影响诗意的准确表达。
C.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柳在古代诗歌中被陚予多种意蕴,用以摹春光、写离情、抒乡思等。
D.古人常借柳表达对离人和家园的思念,是因为“柳”与“留”谐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层次清晰,先论述“杨柳”与“柳”的关系,进而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含义进行了阐述。
B.文章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丰富含义展开论述,阐述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C.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大量引用古典诗词,这不仅增强了说服力,也使文章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D.文中引用许浑“蒹葭杨柳似汀洲”的诗句,意在证明“柳”在古代具有思乡的意象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杨树与柳树在外形方面具有的不同特征可知,把“杨柳”解释为两种树的合称确有不妥之处。
B.隋炀帝“御笔赐柳姓杨”并无确切的依据,因而不能作为古诗词中“杨柳”皆指柳的证据。
C.无论是许浑、冯延巳,还是刘禹锡、白居易,都有写柳的诗句,可见柳意象在古诗词中广泛存在。
D.柳在古代诗歌中可作为隐者的象征,与陶渊明归隐后种柳并自号“五柳先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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