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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儿，而且成了扛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乃至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然后是个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于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与方壮猷等人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及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竺可桢在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傅斯年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论文”。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集体选择。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五四”时期，他努力地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传》《国语》《周礼》等，他在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就指出，“伪造”二字，并不都能适用于被发现的古史料矛盾上，汉代儒生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在编定文献时也许有错，但并不是故意“伪造”。
(选自葛小佳《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有删改)
②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站在新旧思想斗争的前沿，向封建主义发动猛烈进攻，致力“思想革命”的活动。但随之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使得年轻的傅斯年热血沸腾，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率领新潮社同仁投入到这场爱国政治运动中去。
(选自高汉诚《傅斯年与“五四”爱国运动》，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参与创办了《新潮》杂志，他积极走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
B. 傅斯年不计较政治信仰，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C. 本文脉络清晰，结构鲜明，不回避对具体事情的记叙，重点描写传主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这种安排很好地反映了传主的思想。
D. 文章多处引用传主自己的话，不仅丰富了文本内容，也恰当地表现了传主的成就和精神，能引起读者的深度思考。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A. 傅斯年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与“五四”关系密切，“五四”民主与科学思想影响了傅斯年关于学术、文化与政治的基本看法。
B. 青年时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的傅斯年，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在学术、教育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C. 傅斯年洞察日本侵华的野心，认为国民党政权在实行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的同时，还应进行军事上的准备，一旦外交政策失败，则坚持抗战到底。
D. “五四”时期，疑古思潮盛行，傅斯年认为已发现的古史料矛盾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古人“伪造”，有些只是学者在编定文献时无意的错误。
E. 从“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到优秀的史学家，再到大学校长，这样的人生道路并非傅斯年一人如此，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轨迹。
3.文中写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傅斯年“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为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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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儿，而且成了扛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乃至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然后是个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于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与方壮猷等人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及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竺可桢在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傅斯年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论文”。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集体选择。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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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五四”时期，他努力地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传》《国语》《周礼》等，他在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就指出，“伪造”二字，并不都能适用于被发现的古史料矛盾上，汉代儒生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在编定文献时也许有错，但并不是故意“伪造”。
(选自葛小佳《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有删改)
②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站在新旧思想斗争的前沿，向封建主义发动猛烈进攻，致力“思想革命”的活动。但随之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使得年轻的傅斯年热血沸腾，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率领新潮社同仁投入到这场爱国政治运动中去。
(选自高汉诚《傅斯年与“五四”爱国运动》，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参与创办了《新潮》杂志，他积极走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
B. 傅斯年不计较政治信仰，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C. 本文脉络清晰，结构鲜明，不回避对具体事情的记叙，重点描写传主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这种安排很好地反映了传主的思想。
D. 文章多处引用传主自己的话，不仅丰富了文本内容，也恰当地表现了传主的成就和精神，能引起读者的深度思考。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A. 傅斯年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与“五四”关系密切，“五四”民主与科学思想影响了傅斯年关于学术、文化与政治的基本看法。
B. 青年时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的傅斯年，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在学术、教育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C. 傅斯年洞察日本侵华的野心，认为国民党政权在实行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的同时，还应进行军事上的准备，一旦外交政策失败，则坚持抗战到底。
D. “五四”时期，疑古思潮盛行，傅斯年认为已发现的古史料矛盾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古人“伪造”，有些只是学者在编定文献时无意的错误。
E. 从“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到优秀的史学家，再到大学校长，这样的人生道路并非傅斯年一人如此，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轨迹。
3.文中写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傅斯年“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为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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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 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扛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 “以教书匠终其身”。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竺可桢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他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粪土当朝万户侯，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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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五四”时期，他努力地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传》、《国语》、《周礼》等等，他在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就指出，“伪造”二字，并不都能适用于被发现的古史料矛盾上，汉代儒生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在编定文献时也许有错，但并不是故意“伪造”。
《葛小佳：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
②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博斯年站在新旧思想斗争的前沿，向封建主义发动猛烈进攻，致力于“思想革命”的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使得年轻的傅斯年热血沸腾，他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率领新潮社同仁投入了这场爱国政治运动中去。
《高汉诚傅斯年与五四爱国运动》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参与创办了《新潮》杂志，他积极走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
B. 傅斯年看重师生情，不计较政治信仰，热情地赞颂他的老师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C. 本文脉络清晰，结构鲜明，不回避对具体事情的记叙，重点描写传主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这种安排很好地反映了传主的思想。
D. 作者多处引用传主自己的话，不仅丰富了文章的内容，也恰当地呈现了传主成就和精神，能引起读者的深度思考。
2.文中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为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3.文章标题为“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题目内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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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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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阶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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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乌镇的修辞
茅盾、木心这两个乌镇之子，应对乌镇熟稔于心并萦回于异乡的梦中。
茅盾，1896年生于乌镇东栅，本名沈雁冰，后外出求学、从文、投身社会变革运动，先后用过几十个笔名，最终以“茅盾”和《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确立其在中国文坛的位置。“茅盾”这一笔名，显影出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左翼文人的苦闷、犹豫和矛盾——人生困境表现为语言的困境。正因这双重困境，他在1949年之后处于一种微妙、尴尬的位置，反复检讨其内心与行动的革命坚定性，站在了那些表面上从来没有苦闷、犹豫和矛盾的文人的偏远处。而正是这种“偏远”赢得我的敬意，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小人物的敬意，分量不大。
在乌镇上可以找到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的原型——一家老杂货店，现改成专营字画古玩的商铺，在观前街茅盾故居对面。当然，眼前的老板并不姓林，却按《林家铺子》里的描写来打扮自己，着长袍马褂，表情灿烂像乌镇上的晴空，没有一丝面临破产的忧愤。我伏在柜台上问他，那林老板的后人还在乌镇上否？他说，都去了国外。因茅盾小说，一个普通店铺有望永远保持其格局而不被拆迁，显现出了修辞的力量。
木心，本名孙牧心，1927年生于茅盾故居附近一富裕人家，入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求学，师从于刘海粟、林风眠学习油画。1971年蒙冤入狱，三根手指被折断，仍坚持写作，在纸上画出白键黑键“弹钢琴”，后获释。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以作画、讲学谋生，后尝试写作，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十多部，像文坛突然出现的一个新人，语言充满汉语言的诗意、别致，例如：“公园石栏上伏着两个男人，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昨夜有人送我归来，前面的持火把，后面的吹笛。”“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秋天吹来的。”——这风，也都是从乌镇吹来的吧？晚年，木心乘风还乡，2011年辞世。
木心家的“孙家花园”，是乌镇最美的私宅。花园应该有鲜花和如花的女人。当时乌镇码头上搬运的麻袋，都印着一个“孙”字。仆人打扫房间，把花瓶抱出抱进重新摆在案头时出错，会遭到主人责备：“怎么把明代的花瓶搬出来了——去，摆宋朝的，要记住样式的不同。”一个富贵华丽之家，1949年后相继改造成为农具厂、铁器社、五金轴承厂，乃至成为野草高过围墙的废园。九十年代，木心声名大动于华语文学界，乌镇政府开始在画家陈丹青指导下，于孙家花园原址重建“晚晴小筑”。2006年，木心回乌镇在此居住五年，去世，晚晴小筑改为“木心纪念馆”，展有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手稿、乐谱，及其用过的写字台、礼帽、皮鞋、手杖等遗物。依然是修辞的力量，在挽留一个人的余温和气息。
木心不是游客，大概不会喜欢乌镇的面目一新。在剧变中的故乡，一个人，反而会加重异乡感吧。孙家花园转化而成晚晴小筑，木心如落叶转化成树根处的泥土，大约会想：乌镇还在乌镇吗？我还是我吗？“从前的那个我如果来找现在的我，会得到很好的款待。”木心这样说，充满对“从前”的留恋和对“现在”的谅解。从前的玉勒雕鞍、锦帽貂裘，现在的霜天断雁、淡茶清酒。
留恋和谅解，我大抵上也是如此态度，对乌镇，对青春。
（选自2017年第3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1.下列对散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文章从对两个乌镇之子的简介入手，淡化作者的旅游踪迹，突出乌镇的地域文化，进而表达了作者浓郁的乡愁。
B. 文章第二段概要地叙述了茅盾的巨大文学成就，并用衬托手法表现了他襟怀坦荡、严于解剖自己的高尚品质。
C. “表情灿烂像乌镇上的晴空，没有一丝面临破产的忧愤”这句话运用了比喻和对比等手法，讥讽老板的滑稽。
D. 文章之所以写“孙家花园”几度更名，意在反映时代的变迁对乌镇的影响以及政府对旧时代富豪的谅解与挽留。
2.文章标题“乌镇的修辞”指什么？文中两次写到“修辞的力量”，含义上有何异同？请结合文意加以理解。
3.“对乌镇”作者持“留恋和谅解”的态度。你是否赞同？请简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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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精神传统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历史比北大更悠久，那么其历史和精神传统有哪些独特与卓越之处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大最突出的精神传统是自由主义，如果说这一“精神传统”中确有包容学术多元、崇尚学术思想自由的一面，这并不为过。但如果认为某种思想主张和流派是北大唯一的精神传统，那就不确切甚至充满误解。
自由的根本含义，是没有外在障碍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行为。作为生存主张的自由主义，往往是以个人主义为内核，以个体基于心灵体验和至上感悟为特征的核心价值观；若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言说，则是具有强烈政治志趣的主张，以自由作为支点和中心，并以自由意志在政治体系和社会生活系统中的存在与贯彻作为主要政治价值取向的思想流派。
北大在历史上的剧变中并未真正植入与资本主义发展生息相通的自由主义的基因，在笔者看来，其原因至少有三条：一、北大由封建主义的清王朝官办，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转换和社会动荡中，虽经搬自西方的自由思想的袭扰，但却始终未充分地获得、生发和张扬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二、在20世纪前30年所进行的以青年派和东方派、保守派和西化派、文化本位论和文化世界化为对垒双方的论战中，看似占据上风的西化派，也并未充分贯彻西方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理念；三、无论国家政权随着时代如何变革和更新，北大的主导理念始终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上、以天地苍生福祉为念，这与形而上的自由主义主张不仅在实践指向上不同，在价值坐标和精神格调上也迥异。
因此，北大的精神正统理念应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神传统相融合，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自由人格本来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不是一时一节间汲汲汩汩的细水泉涌，也不是无时无刻都浩浩荡荡的平川洪流。从时间、空间和人事相结合的角度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北大的扎根和生长，经历了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也演绎了一种轻重缓急的节奏。
谈及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起源，不得不首先提到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任政治系、经济系和史学系的课程教授。李大钊早年(1913－1916)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从河上肇、安部矶雄等人的思想体系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1918年开始，李大钊陆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著作。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一些科系和其他高校开设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实践的课程。他还在北大红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集资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启动了以学术和科学的视野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第一块阵地。
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北大得以扎根，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北大人分不开，后者还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骨干。此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北大的扎根构成了其精神传统之“起”，当然，它在发展节奏上还处于“轻”与“缓”之样态——“轻”是说其影响力还不大，“缓”则指其传播力度、范围和速度仍受局限。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理想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中国化、走出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时期，此间大凡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和真谛的人最终都成为革命的领路人，而那些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课本和教条的人则被淘汰出鲜活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大局。在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与北大有关联的人就占了6席。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间，尽管北大仍旧传承着传统中国的文脉和本土思想的命脉，但这些精神资源无疑逐渐现代化和革命化了，北大逐渐成为一所革命学府。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作为生存主张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往往是以个人主义为内核，以个体基于心灵体验和至上感悟为特征的。
B. 与资本主义发展生息相通的自由主义的基因在北大历史上的剧变中并未真正植入北大的精神传统中。
C. 在20世纪前30年，看似占据上风的西化派在所进行的以青年派和东方派、保守派和西化派等派别为对垒双方的论战中，也并未充分贯彻西方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理念。
D. 1918年，李大钊陆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著作。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一些科系和其他高校开设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实践的课程。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作者认为自由主义这一“精神传统”中确有包容学术多元、崇尚学术思想自由的一面，但如果把它认为是北大唯一的精神传统，那就不确切甚至充满误解。
B. 来自西方的自由思想虽然曾袭扰过中国，但由于北大是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转换和社会动荡中由封建主义的清王朝官办，所以与资本主义发展生息相同的自由主义的基因并未真正植入北大。
C. 形而上的自由主义主张与北大的主导理念不仅在实践指向上不同，在价值坐标和精神格调上也迥异。
D. 从时间、空间和人事相结合的角度看，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北大的扎根和生长，经历了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也演绎了一种轻重缓急的节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
B.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C. 北大传承着的传统中国的文脉和本土思想的命脉，都将被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替代，这也导致北大逐渐成为一所革命学府。
D. 回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那些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最终会被淘汰出鲜活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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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民国十年年左右，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a）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b）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1.第一段（b）句运用了哪种表现手法？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2.从第二段可以看出梁任公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段话有何作用？
3.仿照画线部分（a）的句式，另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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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在北大
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蔡元培奠基，蒋梦麟造房，胡适封顶，北大的传统绵延不断。蒋梦麟承上启下，掌校时间最长，自然功不可没。他为什么会成为北大功臣呢？这与其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蒋梦麟临危受命， “半年的欠款，六百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他出言谨慎，亮出低姿态，安戢人心，继续提倡民主和科学，使北大重回宁谧的书香氛围中。他认为“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学生自治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让学生自治而不是“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就是蒋梦麟的办学理念。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因事愤然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只好离开北大逃到上海，结束了将近七年的北大生涯。
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既是一种公共意志，又是一种学风。他认为：“社会能影响到政治，政治也能影响到社会；社会能影响到学术，学术也能影响到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
他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看见实际问题解决的困难，知道唱几句社会和学术的高调，最容易缴卷，就把学术和社会的研究，作为避世的桃源。或者钻进学术和社会的研究里面，忘了应世的目的”。结果，不是“养成万恶的政治”，就是产生“一班不切世务的迂儒”。这对学术和社会，都有害无益。
此外，蒋梦麟提出知识界参与政治不可忘记本职工作，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不应参与只是维持现状的政治，不能因为参与政治而妨害学术研究。
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恰好七年左右。1930年底，国民政府为了振兴北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将教政分开。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的薪酬待遇。蒋梦麟用人不拘一格。钱穆没有学历，他聘其为北大教授。他有魄力，有担当，勇于承担辞退旧人这一得罪人的事情。这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因为他“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他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之不涉及公众权益者，他绝不过问或批评；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他信服老庄的道理，对于屑细的是非之争与成亏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够超脱于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上。
不幸的是，就在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危险，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三所大学合作，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学术的火种，谱写了弦歌不辍的佳话。这一切，如果没有蒋梦麟的努力和坚持，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北大。
(节选自智效民《蒋梦麟对北京大学的贡献》，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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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洋政府时期，经常拖欠教育经费。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
(蒋梦麟《西潮•新潮》中对自己服务北大时期的回忆)
②现北大教授陈平原感叹：“偶然得到若干三十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1.下列对传记相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蔡元培三次辞职，都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离开北大逃到上海，结束了将近七年的北大生涯。
B. 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是一种公共意志，更是一种学风。他认为社会和政治之间、社会和学术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C. 因为蒋梦麟能够超脱于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上，所以，他用人不拘一格，如钱穆没有学历，也被聘其为北大教授。
D. 蒋梦麟认为只钻进研究学术和社会的研究中而不关心实际问题的解决，对学术和社会都有害无益，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社会政治不可忘记本职工作。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 从“蔡元培奠基，蒋梦麟造房，胡适封顶，北大的传统绵延不断”一句中可以知道，蒋梦麟尽管有功于北大，但作用比不上蔡元培和胡适。
B. 蒋梦麟临危受命，临时代理北大校长，让北大走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发展之路。
C. 1930年底，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为北大校长，他的办学理念使北大得以生存和壮大，一些办学规划和制度几十年之后还让后人自叹不如。
D. 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为北大的发展呕心沥血，抗战时期尤其居功至伟。
E. 蒋梦麟运用儒道思想立身处世，运用墨家思想及西方科学理论治学办事，这是他的人格追求，也是他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
3.为什么说蒋梦麟先生是“北大功臣”？请简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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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①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②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③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④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⑤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⑥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衷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⑦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⑧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⑨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⑩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1.下面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说明梁任公先生的演讲吸引人，抓住了观众的心。
B.“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属于细节描写，生动地揭示出人物正在得意之际语塞而煞风景时焦急、窘迫的心理，显示了梁任公为人古怪。
C.梁任公演讲时的“掩面”“顿足”“狂笑”“太息”表明梁任公已把自己当做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出了进入状态的梁任公的形象。
D.本文表达了“我”对梁先生的敬仰之情、欣赏之情和赞美之情，同时对梁先生的精神予以高度赞扬。
2.梁任公先生为什么对《箜篌引》这首诗情有独钟？为什么讲得那么生动传神，富有情感？
3.到清华大学这所名校演讲做报告的人数不胜数，但他们却没给作者留下什么印象。为什么梁启超的一次演讲给作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使之常常想起，笔而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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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__________，有时__________，有时__________，有时__________。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常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1.给文章第8段横线处填上恰当的词语。
A. 掩面 狂笑 顿足 太息 B. 狂笑 掩面 顿足 太息
C. 掩面 顿足 狂笑 太息 D. 顿足 狂笑 太息 掩面
2.本文叙事的同时也有抒情，主要运用了直接和含蓄两种抒情方式。下列各组句子中，与其他三项抒情方式不同的一项是
A. 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
B. 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C.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D. 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
3.第7～9这三个自然段文字是怎样表现梁任公先生的演讲的？简要概括梁任公先生的性格特点和演讲特点。
4.第10自然段的反问句有什么深刻含意？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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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哪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カ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联大教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一一“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加何说，“你怎么说？”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滿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茲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光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オ。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索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文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原文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西南联大中文系最大的持点是自由。全文紧扣这一特点展开记叙和描写，将几位教授各自鲜明的风格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
B. 风气极为自由，更可见联大的教授学识广博，学养深厚，而且教学方法灵活多变。
C. 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品读汪曾祺的这篇散文如同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D. 作为一个作家，汪曾祺先生非常感激西南联大对自已人生道路选择和创作风格形成的影
2.结合全文分析概括，这篇文章从哪几个方面来回忆西南联大中文系的？
3.沈从文认为创作的精义是“贴着人物来写”。结合具体内容来分析本文是如何体现这一创作精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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