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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①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②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③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④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⑤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B. 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 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辩派的无情批判。
D. 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对殷墟甲骨文巨大而深远的学术影响,文章先总起概述,然后逐层分析,论证结构清晰、完整。
B. 文章分别引用史学家胡适和王国维的观点,有力阐释了甲骨文的发现的确能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C. 文章在论证古史记载的可信性时把《殷本纪》和《夏本纪》进行了对比,意在阐释《史记》所言不是向壁虚构。
D. 文章以较多篇幅阐述甲骨文的发现对确认商王朝存在的重大作用,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的巨大影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 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担心其中一些内容是虚构的。
C. 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 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甲骨文的发现推动了《说文》学的发展,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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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①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②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③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④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⑤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B. 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 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辩派的无情批判。
D. 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对殷墟甲骨文巨大而深远的学术影响,文章先总起概述,然后逐层分析,论证结构清晰、完整。
B. 文章分别引用史学家胡适和王国维的观点,有力阐释了甲骨文的发现的确能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C. 文章在论证古史记载的可信性时把《殷本纪》和《夏本纪》进行了对比,意在阐释《史记》所言不是向壁虚构。
D. 文章以较多篇幅阐述甲骨文的发现对确认商王朝存在的重大作用,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的巨大影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 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担心其中一些内容是虚构的。
C. 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 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甲骨文的发现推动了《说文》学的发展,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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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 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D. 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 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C.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 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 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 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 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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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 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D. 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B. 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C.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 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 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 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D. 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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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上代。
C. 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D. 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 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C.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 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 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 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 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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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档案是中国古代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原始记录,也是档案形态演变中最早的一种。它主要产生于商代后期的占卜活动中,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档案。甲骨档案的文字多用铜刀或石刀,凿刻于坚硬的龟甲兽骨上,有少数甲骨档案使用毛笔书写。内容丰富的甲骨档案记载了商王朝的许多事迹,它反映了王令、臣仆、巡游、征战、犁田、天象、医药等各方面情况。这些档案被集中地保存在宗庙里,并被有意识地收集起来保存在库房中。
甲骨档案早在秦汉、隋唐时期就已经被发现过,但是人们却没有真正认识它。从传统的观点看,甲骨档案是由王懿荣1899年首先发现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王襄于1898年发现了甲骨档案。王襄是我国第一代甲骨学专家。20世纪50年代,他在《殷契征文》中明确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始。”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和友人孟定生已认定甲骨上的文字是古代文字……“知为三古遗品”,于是就议定价格购买。但王襄与孟定生都很贫寒,仅购买了一部分,其余的甲骨全由王懿荣购买了。所以,按照此说法,王懿荣是在王襄之后见到甲骨文的,而甲骨文是首先被王襄、孟定生发现和鉴定的。
甲骨文字为我国古代文字发展史和书法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随着对甲骨档案的研究,发现了甲骨书法这一墨苑奇葩,可以说,中国书法,严格来讲是由甲骨文开始的。
甲骨档案的发现,被史学界称为我国近代新史料的四大发现之一。甲骨档案是我国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对殷墟甲骨档案的研究可归结出以下4点意义:(1)证实了中国最早国家----商王朝的存在。(2)从史书《殷本纪》的史料价值看,它证实并增强了《史记》等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史记载的可信性。(3)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史学界的殷墟发掘。(4)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进。
总之,殷墟甲骨档案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更是我国历史档案中的瑰宝。对甲骨档案的研究从1899年学者的最初发现到现在,经历了3个时期:“草创时期”(1899----1928年)、“发展时期”(1928-1937年)、“深入研究时期”(1949年至今)。几代国内外优秀学者分途并进,使对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蔚然雄踞古文字研究的前列。如今,“甲骨学”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了一部博大而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摘编自《殷墟甲骨档案的历史价值评述》,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甲骨档案是中国古代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原始记录,是最早的档案形态。
B. 甲骨档案的文字多用铜刀或石刀凿刻于龟甲兽骨上,被集中地保存在宗庙和库房里。
C. 《殷本纪》证实并增强了《史记》等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史记载的可信性。
D. 甲骨文研究从1899年以来,在几代国内外学者的努力下而居古文字研究的前列。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概况、发现、历史影响和研究意义等方面对甲骨档案进行了评述。
B. 文章第2段采用了引用论证的方法,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增强了说服力。
C. 文章依次罗列了甲骨档案研究的4点意义,突出了它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价值。
D. 对于甲骨档案的价值,文章逐层分析,得出它是我国文化遗产珍品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没有王襄、孟定生、王懿荣等人的研究,甲骨档案的发现将要推迟。
B. 对甲骨档案的研究,伴随发现了甲骨书法,而中国书法是由甲骨文开始的。
C. 只有古代的商王朝真实地存在过,才可能留下记录商朝历史的甲骨档案。
D. 虽然“甲骨学”渐成显学,但也只书写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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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中国先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的水平。夏时期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夏王朝未被考古学发掘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所证实,但也并非仅是“单线进化论”的阐释预设。既有的历史文本在兹,夏文化的探索,无论证实还是弥补,无论证伪还是重构,都必然是在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进行的。
②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不应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夏文字的横空出世。一方面,甲骨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学科发现,是史料获取中的“小概率”事件。陶寺朱书陶文的发现,可以确信在文献史学编年体系内的夏时期,应当有文字存在,甚至有可能与殷墟甲骨文同属一种书写体系。但夏时期的文字载体未必契刻于龟骨,而如果书于竹帛的话,在北方保存环境下,可能早已湮灭于地下。即便未来有幸发现了早于殷墟的文字材料,若没有类似甲骨文的王世记录,同样无法证明。另一方面,期待发现王陵以证明夏王的存在,以目前考古认知推测也是强人所难。晚商以前,带墓道的大墓在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中并未出现。晚商以前的王陵,规模可能不大,可能没有墓道等明确标示身份地位的特征。即使发现,也不易辨识,更不易与具体的王相对应。对于学者们寄予厚望的夏都探索,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何从龙山晚期出现于中原腹心地带的数十座大小城邑中证明某处遗址是夏代的某处都邑,同样很有难度。可以说,不具备考古学训练的知识界,都习惯于以殷墟为样板和标准来要求或判断“夏墟”,这正是当前夏文化探索的论证逻辑悖论。
③其实,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认可夏文化探索无法脱离考古材料。这不仅蕴含着对考古发现的憧憬,也必然寄托着将既有考古发现的诠释转化为历史记载话语系统的愿望。史料的扩充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移,但实现学科范式转移后不同史料与话语系统间的融合需要艰难探索。夏文化探索,要实现文献研判的范式转移,目前必须依赖于对考古发现的解释。换言之,先秦史框架体系研究无论离开了考古内证,还是离开了出土文献的话语背景分析,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论,都只会是片面判断。夏文化认知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衔接。
④本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一日千里,在改变对夏时期社会发展程度的想象之外,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历史文本记载的再认知问题。历史文本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东周以来对夏时期的文献记载,必有所本,而不能简单将之视为是周人为了某种政治或理想的伪造。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先秦史的框架性认识,无疑代表着对东方文明演进历程和国家、王朝形成过程的认识。在这个历史认知背景中,如何看待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正是夏文化研究的关键。中原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对社会最上层的国家性质、族群差异和核心制度与政治决策等问题的捕捉。
⑤作为史学问题存在的夏文化研究,目前主要依赖于考古学的分析,但未来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诸如早期文字与权力、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群的流动与婚姻、家族形态;早期国家区域中心与周边聚落的控制关系、地方行政机构等问题都是当前夏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
(摘编自常怀颖《打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光明日报》2019年3月4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夏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的水平,必须在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进行。
B.鉴于甲骨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概率”的学科发现,不具备普遍性,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不能对夏文字的横空出世抱有希望。
C.夏文化探索无法脱离考古材料,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共识,这既是对考古发现的憧憬,也是将既有考古发现的诠释转化为历史记载话语系统的愿望。
D.历史文本是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对东周以来关于夏时期的文献记载不能简单定为是为了某种政治或理想的伪造。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采用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展开论证,在逻辑层次上逐层递进。
B.文章第③段论述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夏文化探索不能脱离考古材料的重要性。
C.文章第④段强调了对历史文本再认知的问题,并指出夏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
D.文章对夏文化研究的累累硕果和薄弱问题均有论及,体现出辩证的态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认为,基于陶寺朱书陶文的发现,在文献史学编年体系内的夏时期,必有与殷墟甲骨文同属一种书写体系的文字存在。
B.用殷墟做样板和标准,用发现王陵来证明夏王的存在的难度很大,因为晚商前的王陵规模小,缺少明确标示身份地位的特征。
C.对于夏文化的认知突破,应该将考古内证与出土文献的话语背景分析相衔接,如果偏离于一端,则会导致片面判断。
D.早期文字与权力、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群的流动与婚姻、家族形态等问题取得突破性研究之后,才能打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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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百年来,中国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可谓代有新变,探讨二者之间关系的学者及其著述不可计数。然而,具体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如何创造性地转化文学传统,或者说如何转化性地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形态和文学批评模式,仍然是一道摆在中国作家和人文学者面前的世纪难题。
换句话说,在走向中国文艺复兴的征途上,中国既有的文学传统应该以何种方式或路径进入中国新文学话语体系?如果继续在理论上断定新旧不能融合,坚持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那么就等于彻底否认了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可能性。但历史和现实并不以我们流行的现代性崇拜为转移,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历史与现状,都昭示了中国文学传统始终在以各种方式介入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地投入到中国文学传统复兴路径的总结与思考之中。只有立足于融通古今中外、活生生的中国文学经验,抛弃固有的定式与成见,才可能有新的发现与创造。
论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还需要深入地解读并提炼出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机制。但具体的微观探究毕竟是一个宏大的学术系统工程,所以在宏观上确立所谓创造性转化的新思路也是很有必要的。长期以来,无论是中西文化还是中西文学研究,学界一直盛行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路径。一种是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借鉴或吸纳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有益资源。另一种是主张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和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有益养分,这就颇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了。这种理论路径其实是文化和文学上的激进主义表现,极端者会全盘性地反传统,落入全盘西化的陷阱。而就在这一正一反的两种理论路径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第三条融合路径。
我们完全可以在现代主体间性哲学视域中重构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通基础。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领域和特定的条件,或以中化西,或以西化中,在具体实践中不拘格套,因缘际会、顺势而为,由此创造性地转化出一种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当代中国文学新形态。只有跳出了中西整体性体用论与新旧二元对立论的理论窠臼,才算是寻找到了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不二法门。
(摘编自李遇春《中西会通古今交融——重申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探讨中国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学者及著述不可计数,中国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可谓互有转变。
B. 摆在中国作家和人文学者面前的世纪难题,就是要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形态和文学批评模式。
C. 客观不以我们流行的崇拜为转移,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始终被中国文学传统以各种方式介入。
D. 实事求是地投入到中国文学传统复兴路径之中,故融通古今中外抛弃成见,会获得新的发现与创造。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先从中国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的角度,阐述了重构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通基础。
B. 文章在论述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通基础的前提下,提出了实际存在的第三条融合路径。
C. 作者对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和文学为本体或本位的主张,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是反客为主。
D. 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作者是先谈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接着分析路径,最后亮出观点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那么就等于彻底否认了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可能性。
B. 如果我们根据不同的领域和特定的条件,不拘格套,顺势而为,就能创造出一种中国文学新形态。。
C. 只有立足于融通古今中外、活生生的中国文学经验,抛弃固有的定式与成见,才可能有新的发现与创造。
D. 只有跳出了中西整体性体用论与新旧二元对立论的框架,才能找到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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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回答下面小题。
①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学派。
②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诸予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③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儒学的形成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最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
④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改编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1.下列对文章①~③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诸子之学与西周王官之学存在渊源关系,诸子百家的主张皆出自王官之学。
B. 近代以来,对“诸子出于王官之学”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提出了诸子之学产生于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的新看法。
C.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都属于儒家,那些杰出代表人物所著的包含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务实的政治功利追求的代表著作都属儒家子学。
D. 相对于诸子百家,儒学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功是因为它最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重视思想的创新与建构。
2.根据文章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在第③段以儒学为例,证明了诸子百家之学的优劣取决于其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其他诸子之学真正结合的程度。
B. 对于“诸子之学”的产生,作者没有简单倾向于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或“不出于王官”,而是提出了自己认为更合理的看法。
C. 文章前两段对“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辨析,为下文对儒学的论述提供了支撑。
D. 文章对儒学的阐述从历史传承和现实关怀两个方面展开,表明儒家的“经”与“子”各有特点,并阐明了两者间的关系。
3.根据原文,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关于诸子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汉代以来为学者普遍认同的“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在后代受到了挑战。
B. 因为“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所以,诸子百家大都对春秋时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现实问题提出思考,寻找解决办法。
C. 儒学在发展中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这是其学术思想体系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D. 儒家的“经”是其文化根本,代表了儒家的文化传承,而“子”是其思想主体,代表了儒家的现实关怀,二者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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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和简牍,远在商代已然如此。《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册”字就呈现为像若干支简编联成册的形状。当时称呼史官就叫“作册”。
依质地分,简牍有竹、木两类。与竹简的宽度相仿的木条则名札。竹简和木札在用途上并无区别,所以木札也可以称为简。不过竹简修治好了以后,还要烤干竹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并防止变形,叫“汗青”或“杀青”。文字则写在篾黄的一面,是为简的正面。篾青是简的背面,篇题有写在这一面的;因为卷起来之后,它反而露在外面。木简则无须杀青,它的材质有松木,有柳木,其中用毛白杨木的也不少。
以多支竹木简写长文时,须先编联成册。编绳多数为麻绳,它的专门名称叫“书绳”,讲究的简册用丝绳编联。根据书写的内容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别。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要用汉尺二尺四寸的简。皇帝的策书长二尺。策书以下的制书、诏书、诫敕等用的简短些,为汉尺一尺一寸,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自有其方便之处,缺点是太笨重。古人虽然也有用帛代替简牍的,但丝织物价昂。东汉时当过济北相的崔瑗有一部书要送人,犹自称“贫不及素”,即用不起帛来抄写。这些情况促使我国发明了纸。
我国西汉就有了纸。它们以破旧的麻絮、麻布、绳头等为原料,已经过简单的切、舂、打浆和抄造,然而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大约只用作包装材料。到了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时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是一项新技术,它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可是要把树皮制成纸浆,仅用类似沤麻的石灰发酵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复舂捣、脱胶,并以强碱液蒸煮。鱼网的网结硬,也必须施以强化的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而这一套新技术推广到麻纸生产上,又必然使后者的质量得到改进。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是一种单面涂布加工纸,厚约0.07毫米,涂层均匀,纸面平整。它的纤维帚化度高,交结紧密,是已经发现的东汉最精工的纸张。
到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之后,又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这样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黄檗液染纸。黄檗是芸香科的树木,其韧皮中含有小檗碱。用黄檗液染过的纸呈淡黄色,防蛀。由于纸是黄色,书帙(书套)随之也用黄色。潢纸还可以用雌黄涂改误笔,雌黄与潢纸的颜色相近,误写处“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梦溪笔谈》)。后来衍生出“信口雌黄”的成语,指不顾事实,随口乱说。染潢后加蜡砑光的纸叫硬黄纸。经过后来技术的不断改进,到了唐代,这种纸坚硬光滑,书写流利,抗蛀防水,是当时最高级的纸张品种。
(节选自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国古人在商代就采用竹木和简牍作为书写材料,与竹简宽度相仿的木札之所以也可称为简,是因为它在用途上和竹简并无区别。
B. 为了防止蠹虫蛀蚀和材料变形,竹简在修治好后还须烤干竹材中的水分,这叫“汗青”或“杀青”,木简则无须进行这样的工序。
C. 如果书写长文,则须先把多支竹木简编联成册,甲骨文中的“册”字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一般的编绳为麻绳,更讲究的简册则用丝绳。
D. 简的长短决定了书写内容的不同,最长的用来“书法律”,其次用于儒家经典,再次用于皇帝的策书,策书以下则用最短的材料。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因丝织物价格昂贵,如果用它作为抄写材料,即使像当过济北相的崔瑗这样的人也难以承受,这样自然就促成了我国纸张的发明。
B. 东汉前期,人们在造纸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而对鱼网处理的新技术又使麻纸的质量得到改进。
C. 晋代的造纸技术主要体现在使用矿物质白粉,使淀粉糊成为悬浮剂,以及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等方面。
D. 因为黄檗中含有小檗碱,人们采用黄檗液染纸,这种染过的纸叫做潢纸;潢纸除了可以防蛀,还可以用雌黄涂改笔误。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中“汗青”指的是对竹简的一种加工方法,而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汗青”是指代史册,两者意思不同。
B. 作者引用《尚书·多士》和《梦溪笔谈》中的言论,主要是为了分别说明我国古代书写材料的出现时间和雌黄涂改笔误的作用。
C. 我国西汉的纸因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只适合用作包装;而东汉因新技术的出现,出现了质量更高、更适合书写的纸张。
D. 我国古代书写材料不断得到发展,商代主要是竹简和木牍,西汉开始出现纸,东汉、晋代纸张不断获得改进,唐代则出现了高质量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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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中国香文化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它的起源甚早,据考古学家的考证,甚至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古人就以燃烧木柴和其他祭品的方式来祭祀天地诸神。近几十年考古发现的各类文物(如陶熏炉)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香品了。作为活化石的殷商甲骨文,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柴”字,意为“手持燃烧的祭礼”,堪称祭祀用香的形象注解。
春秋战国时,由于地域所限,中土气候温凉,不太适宜香料植物的生长,所用香木香草的种类尚不如后世丰富,但对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已有很多,有熏烧(如蕙草、艾蒿),佩带(香囊、香花香草)、煮汤(泽兰)、熬膏(兰膏)、入酒等方法。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不乏记述采掇香药香草的歌谣,如“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总结了我国人民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医疗经验,其中就提出了艾灸、熏燎等治病方法。
人们对香木香草不仅取之用之,而且歌之咏之,托之寓之。《尚书》有“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语,《孔子家语﹒六本》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在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九歌》等名篇中,他用香草来歌颂忠贤,以莸草来痛斥奸邪,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战国时期香文化的一些梗概。
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巩固,华夏大地的大统一,特别是汉朝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外文化出现了空前的大交融。当时东南亚、南亚和欧洲等地的各种香料开始传入我国,丰富了我国的香料种类,推动了香文化的发展。班固给其弟班超的书信中有“窦侍中令载杂丝七百尺,市月氏马、苏合香”等语句,可见当时香料是丝绸之路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汉官曲制》还规定,“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含鸡舌香伏奏事”。宫廷内,熏香、佩香、浴香等更是寻常。1972年我国考古学界在长沙市东郊发掘了马王堆汉墓,在一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熏囊、绢袋、绣花枕和熏炉等物品,其中都装有药物。这些药物经研究鉴定为辛夷、桂、花椒等香药。
宋代,香文化达到了全盛时期。由于中药成药的广泛流传,香疗法的普及,以及佛教、道教的盛行(都用焚香来礼佛敬神),香药的用药数量大幅度增加。公元971年,宋朝专置市舶司于广州,专管对外贸易,当时香药居进口货物首位。于是,出现了专事海外运输贸易香药的“香舶”。宋朝的税收,仅仅市舶司香药税率收入一项,从宋初的1600余万,至南宋淳熙末增至6000余万,成为南宋朝廷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唐宋时期“香”受到文人的高度推崇,读书以香为友,独处以香为伴,衣物必以香薰,被褥必以香暖;公堂之上以香饰其庄严,松阁之下以香展其儒雅;调弦抚琴,以清香一炷佐其心志,导其韵致;品茗论道、书画会友无不以香为聚。生活上,书中置芸香草避虫而有“书香”,以麝香、丁香入墨而有“墨香”,以沉香树皮作纸而有“香纸”,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摘编自《中国香文化概述》)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新石器时代,古人通过燃烧木柴等祭品来祭祀天地诸神的形式,可以看作是香文化的起源。
B.春秋时期,香木香草的种类虽然不够丰富,但人们发明了许多使用方法,在《诗经》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C.《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书中提出了艾灸、熏燎等治病方法,体现了古人使用香药香草的智慧。
D.文人偏爱香木香草,歌之咏之,托之寓之,屈原就曾在《离骚》《九歌》等作品中借香草来讴歌忠贤。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秦汉时期,政治局面的稳定,丝绸之路的开通,为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B.《汉官曲制》规定,向皇帝奏事的尚书郎事先要用香薰衣,奏事时还要口含香料。
C.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东南亚、欧洲等地的香料开始传入我国,香药成为当时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D.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些装有香药的熏囊、熏炉等物品,说明熏香风习在民间已较为普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宋代,中药成药的广泛流传、香疗法的普及、宗教用香等因素使得香药用药数量大幅度增加。
B.宋朝出现了专事海外运输贸易香药的“香舶”,促进了香药的进口,使香药成为主要进口货物。
C.唐宋时期,“香”已经渗入到文人的生活中,其不仅是芳香之物,更能启迪性灵,濡养身心。
D.香文化萌芽于石器时代,成长于春秋,发展于汉,鼎盛于宋,伴随着民族的发展,是留给后
人的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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