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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胡适文存》中有关论诗之作,我觉得胡先生的意见前后几十年间一以贯之,很少变化。这大概也就是胡先生的坚定不移的性格之一个例证,一有所见,便终生以之。

到了民国十一年,胡先生评康白情的《草儿》说:“看来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评俞平伯《冬夜》说:“艰深难解。”为汪静之《蕙的风》作序说:“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评诗的标准依然是着重在诗之是否“明白清楚”,换言之,即所谓诗之“可懂性”。

《尝试集》以后,胡先生自己没有多少作品,即使偶有所作,也不离《尝试集》的作风,论诗的标准也依然未变。可是在《尝试集》(民国八年)以后的一二十年间,新诗的风气已有了改变,“可懂性”已不复是唯一标准,而且有些人还故意地走向晦涩之途,有人说是受了晚近法国诗派的影响。这一现象是胡适先生始料不及的。他极力主张打破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没想到五言七言的形式固然打破了,可是又来了洋式的精神上的束缚。在形式上打破传统是比较容易的事,在这一点上胡先生是成功的,在诗的内容方面诱导诗人走上白居易的路线,而不是走上李商隐的路线,则比较难,胡先生似乎无能为力。所以,在这一二十年间,胡先生沉默了。这沉默可不是屈服。他仍然不变他的“明白清楚主义”。

(选自梁实秋《雅舍杂文·胡适之论诗》,有删改)

1.文中胡适先生有关新诗创作的主张主要有哪些?请加以概括。

2.如何理解材料画线句中的“白居易路线”和“李商隐路线”?请具体解释。

3.你是否同意胡适先生有关新诗创作的主张,试举例说明理由。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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