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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儒家士大夫的社会身份是由“士”与“大夫”构成的,他们需要承担“士”的文化创造和“大夫”的政治管理两个不同的社会职能。

②儒家士大夫首先是“士”,即从事文化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学者群体。作为学者文人的士,他们往往要从事价值建构和知识创造。“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者群体,并不依附于某一种具体的政治集团,故而他们秉持的思想视角、政治倾向有一定的超脱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他们的政治观念、思想形态往往体现出超现实的甚至是理想主义的色彩。

③但是,儒家士人还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能够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成为“大夫”。他们意识到,必须参与到“治国平天下”的系统,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创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所以,儒家士大夫特别希望与封建君王展开政治合作,参与到封建君王主导下的政治体系与经世治国活动中去。而士人一旦分享了封建君王的权力成为“大夫”后,就成为朝廷命官,进而在国家政治上承担起相应的政治治理责任和社会责任。

④儒家士大夫拥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就需要承担文化创造和政治治理的不同职能。因不同的思想视角、社会立场而拥有不同的价值理念,最终又形成了儒学内部的多元思想和不同学派。儒家士大夫既可能因为坚持“士”的书生气而追求理想主义和价值理性,故而与君王产生矛盾、形成冲突;也可能因追求“大夫”的立功而坚持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并在追求政治功利的过程中与君王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由此可见,尽管儒家士大夫是思想信仰大体一致的社会群体,但由于这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体对“士”与“大夫”不同社会身份的认同、不同思想视角的认识偏重,在思想观念、社会职能上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有很大差别,从而形成了内部分歧很大的不同思想体系和派别。儒学内部的思想形态和各学派之间的差异,根源于儒家士大夫拥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在两千多年的儒学衍化中,出现了许多思想与学术的分野,产生了不同形态的儒学,如果追溯源头,均与“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认识偏重有关。

⑤汉代以后,统治者的“独尊儒术”只是让一部分儒者步入庙堂,成为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其学术思想也成为了国家学术和官方意识形态,使儒学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政治功能。而另一部分儒家学者则留在民间,他们主要在民间继续从事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对于这两种儒学,学者们分别称为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显然,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的分野表现出儒家士大夫对“大夫”与“士”的不同职责的强调。庙堂儒学的学者倾向于“大夫”的政治责任,所以,他们关注儒学的政治功能,注重儒学体系中有关典章制度、国家治理、社会教化等涉及经邦济世的社会功能。山林儒学的学者倾向于“士”的学术情怀,关注儒学的思想创造和文化批判。

1.下列关于原文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士人创造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的目的就是要与封建君王展开政治合作,参与封建君王主导下的政治体系与经世治国活动。

B. 儒家士人一旦分享了封建君王的权力成为“大夫”、朝廷命官后,就只追求在国家政治上承担的相应政治治理责任和社会责任。

C. 儒家士大夫坚持“士”的身份,就会与君王产生矛盾、形成冲突;而坚持“大夫”的身份,就会与君王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

D. 儒家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思想信仰大体是一致的,但其内部也确实存在很大分歧,形成了不同思想体系和不同派别。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将儒家士大夫的社会身份细分为“士”和“大夫”两类,他们分别承担文化创造和政治治理的不同职能。

B. 本文按照“土”和“大夫”的关系、“士”向“大夫”的转变、“士”和“大夫”的职责逐层展开议论的。

C. 文章第③段重点论述了儒家“士人”向“大夫”转变的内因,即“实现自己创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

D. 第④段由“士”与“大夫”社会身份、思想视角、社会立场等的不同,推论出不同形态儒学产生的原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士”往往从事价值建构和知识创造,“大夫”往往要参与到“治国平天下”的系统,而要成为“大夫”,必须先做好“士”。

B. 儒家士大夫的分化先是因为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进而认识有偏重,最后形成内部分歧很大的不同思想体系和派别。

C. 汉代以后,不同形态的儒学就表现为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两者分别对儒家士大夫的“大夫”与“士”有不同职责的强调。

D. 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两个学派的区别在于两者强调的职责不同,以及两者的关注点不同:政治功能和思想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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