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目。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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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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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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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一一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阶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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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才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新中国成立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 (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作者为什么说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文本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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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先生二三事
陈四益
彦修先生同我的几位长辈应当是熟悉的,但我们却一直无缘相识。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大概是1986年吧,曾彦修和牧惠二位先生正受托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一套《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已经出版,每辑十种,每种一人,入选作者都是活跃于当代的杂文名家。我从1981年调到北京,编辑之余,也写些杂感之类的文字。一天,忽然接到彦修先生一封信,说他与牧惠正在着手编《选粹》的第三辑,因为看到我的几篇杂文,希望我能再多选一些寄给他看看。我那时所写有限,搜罗起来也不过五六万字,便一起寄了去,心中并无奢望。不料时隔未久,他又写信约我去他家一谈。
彦修先生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就像他的衣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一样。一件已经嫌紧的中山装,我总疑心还是“文革”前的旧衣。后来一次天热时去,一件圆领汗衫已经有好几个破洞,但他依然穿着。一把蒲扇,还是我大学时代在上海用过的那种。若在街上见到,绝想不到他是著名的学者、杂文家、出版家。这样的装束,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像相识久已。
谈到我的那些文章,他的话很简洁,没有客套,开门见山。记得是那么几层意思:一是告诉我,他和牧惠都读了;二是他们两人都觉得可以收入《选粹》第三辑;三是要我最后校核一下,是否有增删,但告诉我后面的二十九则“杂说”一篇也不要删,只是限于体例,丁聪先生的图无法收入,是个遗憾。然后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稿。说完后,虽没有端荼送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
那时,出版社编辑丛书大致都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当主编,再找一位年轻些的当副主编。主编是借重其声望,副主编则是实际操盘者。像彦修先生这样不担虚名,勤于实事,从遴选作者到审读稿件,到同作者谈话,再到最后定稿,事必躬亲的主编,可谓稀有。
因为他做事认真,所以最不能忍受他人的马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刊物如雨后春笋,但编辑多为新手。新手自有新手的好处,譬如勤快、敏锐、胆大,但也有毛病,那就是马虎、自负,但又学养不足,不当改的乱改,甚至改出笑话。这一点让彦修先生很是恼火。
那时我所在的《嘹望》周刊,有一个副刊《珍珠滩》。《珍珠滩》有一个杂文栏叫“枥下谈”,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是专为一些年事已高的名家所设。“枥下”谐音“历下”,也含“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意思,以名家汇聚为号召。创办之初,请几位老前辈座谈,其中就有李锐、李普、彦修、黎澍四位。
第一次收到彦修先生来稿,欣喜之余,也令我吃了一惊,因为他在稿纸上方作了如下申明:“对稿件如有一字之改动,请与作者联系”。这样的申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谨从命”,我把编辑过程中的每一处改动都写信告诉彦修先生,无非是几处衍字或笔误。经过几次这样的告知,彦修先生大概觉得我这个编辑还靠谱儿,所以下一次寄稿时解除了这条“禁令”,并告诉我是因为被有些编辑改怕了,不得已出此策以应之。这件事让我很是感慨:一个能对自己的文章如此认真的人,必定对别人的文字也同样尊重;反之,一个随意删改他人文字的人,对自己的文字也必定不会认真。这对于编辑,当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
对文字的态度,也是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彦修先生是那种方正坚守,绝不苟且的人,因此他也不齿于无原则、无特操的风派。《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栏目叫“望海楼随笔”,我的一篇《怀师》刊发在那里,其中讲到刘大杰先生在“文革”中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觉得强制学者修改著作,从施之者言,是极大的愚蠢;从受之者言,是极大的悲哀。大杰先生是受害者,又何必苛求于他呢?此文彦修先生读后给我一信,后来又读到他更为详尽的批评文章,认为“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彦修先生责以大义,我是赞同的,“文革”中那些栽赃陷害、见风使舵、曲意迎合的事令人不齿,但对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我觉得彦修先生毕竟有些隔膜,何况就是在复旦,刘先生也未能见谅于许多前辈。因此我未作任何辩解或争论。
不料两年以后,又收到彦修先生一信,说是读到一些文章,知道了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文人处此际会,实也大难,还是要多谅解些才好。因此他将前次对我文章“不妥当的评论收回作罢,并致歉意”。彦修先生的为人处事,真称得起前辈风范。 (选自《杂文选刊》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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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彦修,四川宜宾人,1919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曾彦修是中共罕有的好人,1957年曾自划右派完成单位指标。
——百度文库
②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彦修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这篇传记的开篇写到,“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这里的“惊喜”源于曾彦修先生在编辑《当代杂文选粹》第三辑时看中了“我”几篇杂文。
B.在“我”第一次与曾彦修先生见面,双方交谈完稿件事宜后,曾彦修先生“虽没有端茶送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这里表现了作者对对方待客的不满。
C.为了更好地刻画传主曾彦修先生的形象,这篇人物传记成功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既有对传主语言的直接描写,也有对传主外貌和衣着的细致描绘。
D.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年事已高的曾彦修应约在《珍珠滩》栏目座谈并为之写稿,是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写照。
E.在曾彦修先生看来,“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表现了他对刘大杰先生胡乱修改著作的不满。
(2)文中写了“我”与曾彦修交往的哪几件事?请简要概括。(6分)
(3)从文本看,曾彦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分点概括。(6分)
(4)你如何理解曾彦修的世界上唯有“良心”绝不能有例外?请结合文本并联系现实加以探究。(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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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25分)
曾彦修先生二三事
陈四益
彦修先生同我的几位长辈应当是熟悉的,但我们却一直无缘相识。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大概是1986年吧,曾彦修和牧惠二位先生正受托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一套《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已经出版,每辑十种,每种一人,入选作者都是活跃于当代的杂文名家。我从1981年调到北京,编辑之余,也写些杂感之类的文字。一天,忽然接到彦修先生一封信,说他与牧惠正在着手编《选粹》的第三辑,因为看到我的几篇杂文,希望我能再多选一些寄给他看看。我那时所写有限,搜罗起来也不过五六万字,便一起寄了去,心中并无奢望。不料时隔未久,他又写信约我去他家一谈。
彦修先生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就像他的衣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一样。一件已经嫌紧的中山装,我总疑心还是“文革”前的旧衣。后来一次天热时去,一件圆领汗衫已经有好几个破洞,但他依然穿着。一把蒲扇,还是我大学时代在上海用过的那种。若在街上见到,绝想不到他是著名的学者、杂文家、出版家。这样的装束,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像相识久已。
谈到我的那些文章,他的话很简洁,没有客套,开门见山。记得是那么几层意思:一是告诉我,他和牧惠都读了;二是他们两人都觉得可以收入《选粹》第三辑;三是要我最后校核一下,是否有增删,但告诉我后面的二十九则“杂说”一篇也不要删,只是限于体例,丁聪先生的图无法收入,是个遗憾。然后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稿。说完后,虽没有端荼送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
那时,出版社编辑丛书大致都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当主编,再找一位年轻些的当副主编。主编是借重其声望,副主编则是实际操盘者。像彦修先生这样不担虚名,勤于实事,从遴选作者到审读稿件,到同作者谈话,再到最后定稿,事必躬亲的主编,可谓稀有。
因为他做事认真,所以最不能忍受他人的马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刊物如雨后春笋,但编辑多为新手。新手自有新手的好处,譬如勤快、敏锐、胆大,但也有毛病,那就是马虎、自负,但又学养不足,不当改的乱改,甚至改出笑话。这一点让彦修先生很是恼火。
那时我所在的《嘹望》周刊,有一个副刊《珍珠滩》。《珍珠滩》有一个杂文栏叫“枥下谈”,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是专为一些年事已高的名家所设。“枥下”谐音“历下”,也含“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意思,以名家汇聚为号召。创办之初,请几位老前辈座谈,其中就有李锐、李普、彦修、黎澍四位。
第一次收到彦修先生来稿,欣喜之余,也令我吃了一惊,因为他在稿纸上方作了如下申明:“对稿件如有一字之改动,请与作者联系”。这样的申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谨从命”,我把编辑过程中的每一处改动都写信告诉彦修先生,无非是几处衍字或笔误。经过几次这样的告知,彦修先生大概觉得我这个编辑还靠谱儿,所以下一次寄稿时解除了这条“禁令”,并告诉我是因为被有些编辑改怕了,不得已出此策以应之。这件事让我很是感慨:一个能对自己的文章如此认真的人,必定对别人的文字也同样尊重;反之,一个随意删改他人文字的人,对自己的文字也必定不会认真。这对于编辑,当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
对文字的态度,也是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彦修先生是那种方正坚守,绝不苟且的人,因此他也不齿于无原则、无特操的风派。《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栏目叫“望海楼随笔”,我的一篇《怀师》刊发在那里,其中讲到刘大杰先生在“文革”中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觉得强制学者修改著作,从施之者言,是极大的愚蠢;从受之者言,是极大的悲哀。大杰先生是受害者,又何必苛求于他呢?此文彦修先生读后给我一信,后来又读到他更为详尽的批评文章,认为“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彦修先生责以大义,我是赞同的,“文革”中那些栽赃陷害、见风使舵、曲意迎合的事令人不齿,但对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我觉得彦修先生毕竟有些隔膜,何况就是在复旦,刘先生也未能见谅于许多前辈。因此我未作任何辩解或争论。
不料两年以后,又收到彦修先生一信,说是读到一些文章,知道了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文人处此际会,实也大难,还是要多谅解些才好。因此他将前次对我文章“不妥当的评论收回作罢,并致歉意”。彦修先生的为人处事,真称得起前辈风范。 (选自《杂文选刊》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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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彦修,四川宜宾人,1919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曾彦修是中共罕有的好人,1957年曾自划右派完成单位指标。
——百度文库
②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彦修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这篇传记的开篇写到,“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这里的“惊喜”源于曾彦修先生在编辑《当代杂文选粹》第三辑时看中了“我”几篇杂文。
B.在“我”第一次与曾彦修先生见面,双方交谈完稿件事宜后,曾彦修先生“虽没有端茶送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这里表现了作者对对方待客的不满。
C.为了更好地刻画传主曾彦修先生的形象,这篇人物传记成功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既有对传主语言的直接描写,也有对传主外貌和衣着的细致描绘。
D.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年事已高的曾彦修应约在《珍珠滩》栏目座谈并为之写稿,是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写照。
E.在曾彦修先生看来,“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表现了他对刘大杰先生胡乱修改著作的不满。
(2)文中写了“我”与曾彦修交往的哪几件事?请简要概括。(6分)
(3)从文本看,曾彦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分点概括。(6分)
(4)你如何理解曾彦修的世界上唯有“良心”绝不能有例外?请结合文本并联系现实加以探究。(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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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目。
血的故事
林海音
南腔北调的夏夜乘凉会,一直聊到月上中天,还没有散去的意思。
大家被彭先生的故事迷住了。
彭先生是张医师的朋友。张医师最近常鼓励大家去验血型。大家都没有动过大手术,对于血的一切不够亲切。
今晚又谈到了血型。这位彭先生说,作为现代的国民,血型不可不验,而且它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妙用呢!
这时,钱太太开腔了:“干脆说罢,我就怕验出是AB型的!”
钱太太所以这么说,实在也怪张医师,他曾说AB型是不祥之兆。
“我丈母娘就是AB型的。”这时,彭先生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钱太太“咯”地笑了:“还管丈母娘的血型呢!”
张医师紧接着说:“提到彭先生的丈母娘,你们别笑,这里还有段恋爱悲喜剧呢!倒是可以请彭先生讲给你们听。”
“谈起来,是五年前的事了,”彭先生躺在藤椅上,仰着头,喷着烟,微笑着,他倒真是在做甜蜜的回忆呢!“那时秀鸾在秘书室做打字员,天天从我办公桌的窗前经过。”
“你就拿眼盯着看!”有人插嘴。
“不错,我盯着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淘气的鼻子,甜蜜的小嘴儿……”
“结果认识了没有?”
“我们当然有机会认识啦!日子一久,我们就坠入情网了,互订终身。热带的小姐,实在另有她们可爱之处。”
“台湾小姐?”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位台湾小姐。
“糟糕的就在秀鸾是台湾小姐。”彭先生接着说。
“我知道,一定是聘金的问题。”有人说。
彭先生悠然地吸着烟,摇摇头:“是我那位老丈人的问题!”
“我那老丈人真是铁打的心肠,任凭秀鸾怎么哀求,就是不许她嫁给我。”
“他认准了‘外省郎’没好的。秀鸾跟她爸说,如果不答应,她宁可去死。老头子也说,你要嫁给那小子,我只当你死了。结果,秀鸾还是投进了我的怀抱。”
“但是关于你丈母娘的AB型呢?”这时钱太太又想起了这件事。
大家笑起来了,彭先生接着讲:
“我是很乐观的,我总以为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会把我们翁婿之间的关系慢慢调整过来。可是一年下来,我的愿望始终就没实现,有时看着秀鸾挺着大肚子进去,就让我风里雨里站在门口,我真想冲进去。可是我心疼秀鸾,到底还是忍住了。”
“真惨!”林太太不胜唏嘘。
“倒是我那丈母娘会偷偷出来塞给我点心什么的。”
“有一天我独个儿上了老丈人家的门儿喽!”
“好大胆子!”有位先生插嘴。
“你以为我上门找打架哪,我是报告秀鸾入院待产的消息去了。大胖儿子生下了,算是又见了一代,可是我们的情形并未见好转,老丈人在他女儿面前连半个字都没问过我。”
“迭格【注】老泰山凶得来!”
“硬是要不得!”
“有一天,”这段回忆大概很有趣,彭先生自己也未语先笑了,“秀鸾匆匆忙忙回来了,慌慌张张地说:‘爸爸病了!’‘什么病呀?’‘肠子!肠子要剪断!快走。!唉!我那铁石心肠的老丈人呀!也有一天柔肠寸断了!”
大家听到这里哄然大笑。林太太说:“彭先生,你解恨了,是不是?”
“不敢!”彭先生虽然这么说,可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轻松。“秀鸾说爸爸需要输血,但秀鸾是A型,小舅子是B型,丈母娘是AB型……”
“他们都不能给病人输血,买血要五百块钱100CC,共需300CC一千五,秀鸾母女在着急。我对秀鸾说:‘这样说来,你爸爸是O血型的喽?’秀鸾点点头。我说:‘你何必着急呢!现成的大血人在这儿哪!我也是O型的呀!’
“第二天,我那干巴巴的老丈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你金家伙!你金家伙,’……”
“你金家伙?是日本话,还是骂人的话?”
“‘你金家伙’,台湾话‘你真正好’也!我们爷儿俩的手紧紧地握着,两股热血交流,一切嫌隙都被血般的事实给溶化了!”彭先生说到这里,向张医师挤了一下眼,微笑着,“所以,我要奉劝诸位,血型不可不验,它实在有意想不到的妙用!”
故事讲完了,大家觉得非常有趣,林先生首先说:“血型不可不验,明天就去验。张医师,先给我挂个号。”
“对!对!血型不可不验。”大家同声地说。 (有删改)
【注】迭格:吴方言,意为“这个”。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4分)
A.张医师紧接过彭先生的话,让彭先生讲述自己的恋爱悲喜剧,因为他事先知道彭先生的爱情故事很是生动曲折。
B.台湾姑娘秀鸾与彭先生相爱,却遭到了她父亲的反对。为了捍卫爱情,她不惜牺牲亲情,以至于以死抗争。
C、“铁石心肠”的老丈人有一天“柔肠寸断”,这是他改变对女婿态度的起因,而这一情节设计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D.这篇小说借助人物之间的对话,讲述了一个与血型有些关系的婚恋故事;巧妙地传达了作品的内在意蕴。
E.这篇小说的内容是关于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在台湾的爱情故事。小说带有浓郁的台湾风情,文笔诙谐而又细腻。
2.小说一开始就写乘凉会上“南腔北调”,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3.“外省郎”彭先生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4.小说的题目是“血的故事”,但主要内容是围绕血型而展开的,如果以“血型的故事”为题,你认为是否合适?请谈谈你的观点和具体理由。(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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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25分)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5分)
A.王瑶教授认为那些一举成名之后就缺乏后劲的年轻学者没有真本事,他批评已经三十九岁的钱理群急功近利,违背了北大厚积薄发的传统。
B.王瑶教授基于对学生情况的深入了解,否定了作者为毕业论文准备的前一个题目,而建议他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C.王瑶教授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对此,他坦然处之,一点也不觉得窘迫难堪,这种危难中的坦然自如令人感叹。
D.钱理群是王瑶教授的学生,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侧面描写了王瑶对自己一生的深远影响,更显得真实可信。
E.本文追忆了王瑶教授峻急通脱的精神气质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面对着种种诱惑,记住王瑶教授是很有意义的。
2.王瑶教授的弟子为什么把他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请简要分析。(6分)
3.王瑶教授指导学生的方法很特别,文本中有哪些体现?请简要概括。(6分)
4.作者把王瑶教授的师训概括为“沉潜”二字,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沉潜”作用的理解。(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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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有这样三位画家:
第一位,画一幅画需要很长时间。他说:“我的存在是为了艺术,我绘画极其严肃,我绝对不会像某些画家一样作画时像玩游戏。”
第二位,画一幅画的时间不长,有时一天甚至可以画好几幅。他说:“艺术是一种生命的游戏,能够让人喜悦、放松,感受心灵之美。我不会像有些画家画不出画来就觉得自己对艺术很严肃。”
第三位,画一幅画没有具体的时间。他说:“我想画就画,也不为什么。我认为艺术就像散步和工作一样。”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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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有这样三位画家:
第一位,画一幅画需要很长时间。他说:“我的存在是为了艺术,我绘画极其严肃,我绝对不会像某些画家一样作画时像玩游戏。”
第二位,画一幅画的时间不长,有时一天甚至可以画好几幅。他说:“艺术是一种生命的游戏,能够让人喜悦、放松,感受心灵之美。我不会像有些画家画不出画来就觉得自己对艺术很严肃。”
第三位,画一幅画没有具体的时间。他说:“我想画就画,也不为什么。我认为艺术就像散步和工作一样。”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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