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
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
《诗•商颂•烈祖》中强调祭祖时美酒的重要性“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张光直在《商代的巫与巫术》中提出:“酒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可见早期的祭祀离不开酒,而祭祀时候的饮酒也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先由巫师或祭司饮酒,传达神灵的旨意。
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平民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均为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根据《商颂》中的描述,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伴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被总称为“万舞”的舞蹈包括舞者手持马辔的武舞,以及脚踩双杆,类似高跷的林舞。
与商代不同,周代的酒成为了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繁琐而庄重的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对于饮宴具体制度,《礼记》记载了很多严格要求,比如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祭祀之时,酒之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繁琐的规定,比如明确要求祭典时,淡薄的酒放置于内室,甜酒在门边,浅红色的清酒在堂上,清酒在堂下。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一落千丈,随之的春秋战国时代 “礼崩乐坏”,个人生活自由化,诸子百家兴盛。春秋战国时代的饮宴突破了拘谨死板的周代礼仪,《晏子春秋》就记载了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汉代宫室朝堂典章制度沿袭秦代,大大简化。从今天来看,唐、宋可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第二帝国”时代,其强大壮盛,对外开放与交流程度较秦汉“第一帝国”,犹为过之。盛唐时的宫廷宴乐活动,较之秦汉魏晋,富于堂皇奢侈之象。到了元代,中原酒风为之骤然一变,由赵宋王朝时期的文弱细致,变得粗犷豪放。取代元帝国,复兴中原的明代从诞生伊始,就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宴席开始,宫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这时所有预宴官皆跪,待皇帝饮毕,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员方进群臣酒盏。从第二爵酒开始,皇帝饮酒时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举饮后,群臣才可自饮。(节选自2012.3《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中国酒史:文化的脉络》)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礼器中,大多数都是酒器,而且种类也多;可见酒器最初是一种礼器,而且商代人对酒的重视俨然已成风气。
B.据《诗•商颂•烈祖》记载,酒在当时的祭祀中是十分重要的,“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只有斟上清酒,才能与祖宗神灵沟通。
C.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商代的酒在祭祀中作用有二:其一,供祖先神祇享用;其二,巫师们饮酒达到一定的精神状态方可通神。
D.作者认为,商代祭祀时候的饮酒是有特别规定的,通常先由巫师或者是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人饮酒,以传达神灵的旨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爵”的造型像一只鸟雀,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因此名“爵”。
B.据《诗经•颂》描述,商朝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
C.周代饮宴制度有严格的要求,据《礼记》记载,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所用的酒器也不同;酒的种类不同,摆放位臵也不同。
D.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宴饮可见一斑:《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饮酒从“三代”开始延至今日,虽各个朝代宴饮制度有所不同,但无不锚定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礼制与传统酒文化。
B.酒在商代主要用于祭祀;而到周代则成为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
C.酒作为宫廷宴乐品,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代,呈现出强大壮盛和堂皇奢侈之象;缘于汉唐的对外开放与交流。
D.宋代酒风文弱细腻,元代酒风粗犷豪放;而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致使酒文化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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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
《诗•商颂•烈祖》中强调祭祖时美酒的重要性“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张光直在《商代的巫与巫术》中提出:“酒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可见早期的祭祀离不开酒,而祭祀时候的饮酒也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先由巫师或祭司饮酒,传达神灵的旨意。
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平民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均为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根据《商颂》中的描述,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伴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被总称为“万舞”的舞蹈包括舞者手持马辔的武舞,以及脚踩双杆,类似高跷的林舞。
与商代不同,周代的酒成为了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繁琐而庄重的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对于饮宴具体制度,《礼记》记载了很多严格要求,比如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祭祀之时,酒之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繁琐的规定,比如明确要求祭典时,淡薄的酒放置于内室,甜酒在门边,浅红色的清酒在堂上,清酒在堂下。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一落千丈,随之的春秋战国时代 “礼崩乐坏”,个人生活自由化,诸子百家兴盛。春秋战国时代的饮宴突破了拘谨死板的周代礼仪,《晏子春秋》就记载了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汉代宫室朝堂典章制度沿袭秦代,大大简化。从今天来看,唐、宋可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第二帝国”时代,其强大壮盛,对外开放与交流程度较秦汉“第一帝国”,犹为过之。盛唐时的宫廷宴乐活动,较之秦汉魏晋,富于堂皇奢侈之象。到了元代,中原酒风为之骤然一变,由赵宋王朝时期的文弱细致,变得粗犷豪放。取代元帝国,复兴中原的明代从诞生伊始,就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宴席开始,宫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这时所有预宴官皆跪,待皇帝饮毕,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员方进群臣酒盏。从第二爵酒开始,皇帝饮酒时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举饮后,群臣才可自饮。(节选自2012.3《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中国酒史:文化的脉络》)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礼器中,大多数都是酒器,而且种类也多;可见酒器最初是一种礼器,而且商代人对酒的重视俨然已成风气。
B.据《诗•商颂•烈祖》记载,酒在当时的祭祀中是十分重要的,“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只有斟上清酒,才能与祖宗神灵沟通。
C.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商代的酒在祭祀中作用有二:其一,供祖先神祇享用;其二,巫师们饮酒达到一定的精神状态方可通神。
D.作者认为,商代祭祀时候的饮酒是有特别规定的,通常先由巫师或者是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人饮酒,以传达神灵的旨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爵”的造型像一只鸟雀,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因此名“爵”。
B.据《诗经•颂》描述,商朝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
C.周代饮宴制度有严格的要求,据《礼记》记载,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所用的酒器也不同;酒的种类不同,摆放位臵也不同。
D.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宴饮可见一斑:《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饮酒从“三代”开始延至今日,虽各个朝代宴饮制度有所不同,但无不锚定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礼制与传统酒文化。
B.酒在商代主要用于祭祀;而到周代则成为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
C.酒作为宫廷宴乐品,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代,呈现出强大壮盛和堂皇奢侈之象;缘于汉唐的对外开放与交流。
D.宋代酒风文弱细腻,元代酒风粗犷豪放;而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致使酒文化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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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
《诗•商颂•烈祖》中强调祭祖时美酒的重要性“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张光直在《商代的巫与巫术》中提出:“酒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可见早期的祭祀离不开酒,而祭祀时候的饮酒也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先由巫师或祭司饮酒,传达神灵的旨意。
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平民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均为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喙,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根据《商颂》中的描述,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伴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被总称为“万舞”的舞蹈包括舞者手持马辔的武舞,以及脚踩双杆,类似高跷的林舞。
与商代不同,周代的酒成为了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繁琐而庄重的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对于饮宴具体制度,《礼记》记载了很多严格要求,比如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祭祀之时,酒之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繁琐的规定,比如明确要求祭典时,淡薄的酒放置于内室,甜酒在门边,浅红色的清酒在堂上,清酒在堂下。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一落千丈,随之的春秋战国时代 “礼崩乐坏”,个人生活自由化,诸子百家兴盛。春秋战国时代的饮宴突破了拘谨死板的周代礼仪,《晏子春秋》就记载了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汉代宫室朝堂典章制度沿袭秦代,大大简化。从今天来看,唐、宋可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第二帝国”时代,其强大壮盛,对外开放与交流程度较秦汉“第一帝国”,尤为过之。盛唐时的宫廷宴乐活动,较之秦汉魏晋,富于堂皇奢侈之象。到了元代,中原酒风为之骤然一变,由赵宋王朝时期的文弱细致,变得粗犷豪放。取代元帝国,复兴中原的明代从诞生伊始,就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宴席开始,宫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这时所有与宴官皆跪,待皇帝饮毕,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员方进群臣酒盏。从第二爵酒开始,皇帝饮酒时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举饮后,群臣才可自饮。
(节选自2013.3《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中国酒史:文化的脉络》)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礼器中,大多数都是酒器,而且种类也多;可见酒器最初是一种礼器,而且商代人对酒的重视俨然已成风气。
B.据《诗•商颂•烈祖》记载,酒在当时的祭祀中是十分重要的,“既载清酤,赉我思成。”早期的祭祀离不开酒。
C.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商代的酒在祭祀中作用有二:其一,供祖先神祇享用;其二,巫师们饮酒达到一定的精神状态方可通神。
D.作者认为,商代祭祀时候的饮酒是有特别规定的,通常先由巫师或者是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人饮酒,以传达神灵的旨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爵”的造型像一只鸟雀,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因此名“爵”。
B.据《诗经·商颂》描述,商朝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
C.周代饮宴制度有严格的要求,据《礼记》记载,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所用的酒器也不同;酒的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不同。
D.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宴饮可见一斑:《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饮酒从“三代”开始延至今日,虽各个朝代宴饮制度有所不同,但无不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礼制与传统酒文化。
B.酒在商代主要用于祭祀;而到周代则成为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
C.酒作为宫廷宴乐品,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代,呈现出强大壮盛和堂皇奢侈之象。
D.宋代酒风文弱细腻,元代酒风粗犷豪放;而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致使酒文化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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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
《诗·商颂·烈祖》中强调祭祖时美酒的重要性“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张光直在《商代的巫与巫术》中提出:“酒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可见早期的祭祀离不开酒,而祭祀时候的饮酒也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先由巫师或祭司饮酒,传达神灵的旨意。
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平民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均为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根据《商颂》中的描述,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伴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被总称为“万舞”的舞蹈包括舞者手持马辔的武舞,以及脚踩双杆,类似高跷的林舞。
与商代不同,周代的酒成为了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繁琐而庄重的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对于饮宴具体制度,《礼记》记载了很多严格要求,比如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祭祀之时,酒之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繁琐的规定,比如明确要求祭典时,淡薄的酒放置于内室,甜酒在门边,浅红色的清酒在堂上,清酒在堂下。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一落千丈,随之的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个人生活自由化,诸子百家兴盛。春秋战国时代的饮宴突破了拘谨死板的周代礼仪,《晏子春秋》就记载了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汉代宫室朝堂典章制度沿袭秦代,大大简化。从今天来看,唐、宋可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第二帝国”时代,其强大壮盛,对外开放与交流程度较秦汉“第一帝国”,犹为过之。盛唐时的宫廷宴乐活动,较之秦汉魏晋,富于堂皇奢侈之象。到了元代,中原酒风为之骤然一变,由赵宋王朝时期的文弱细致,变得粗犷豪放。取代元帝国,复兴中原的明代从诞生伊始,就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宴席开始,宫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这时所有预宴官皆跪,待皇帝饮毕,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员方进群臣酒盏。从第二爵酒开始,皇帝饮酒时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举饮后,群臣才可自饮。
(节选自朱步冲《中国酒史:文化的脉络》)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礼器中,大多数都是酒器,而且种类也多;可见酒器最初是一种礼器,而且商代人对酒的重视俨然已成风气。
B.据《诗·商颂·烈祖》记载,酒在当时的祭祀中是十分重要的,“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只有斟上清酒,才能与祖宗神灵沟通。
C.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商代的酒在祭祀中作用有二:其一,供祖先神祇享用;其二,巫师们饮酒达到一定的精神状态方可通神。
D.作者认为,商代祭祀时候的饮酒是有特别规定的,通常先由巫师或者是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人饮酒,以传达神灵的旨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爵”的造型像一只鸟雀,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因此名“爵”。
B.据《诗经·颂》描述,商朝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
C.周代饮宴制度有严格的要求,据《礼记》记载,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所用的酒器也不同;酒的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不同。
D.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宴饮可见一斑:《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饮酒从“三代”开始延至今日,虽各个朝代宴饮制度有所不同,但无不锚定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礼制与传统酒文化。
B.酒在商代主要用于祭祀;而到周代则成为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
C.酒作为宫廷宴乐品,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代,呈现出强大壮盛和堂皇奢侈之象;缘于汉唐的对外开放与交流。
D.宋代酒风文弱细腻,元代酒风粗犷豪放;而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致使酒文化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
《诗•商颂•烈祖》中强调祭祖时美酒的重要性“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张光直在《商代的巫与巫术》中提出:“酒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可见早期的祭祀离不开酒,而祭祀时候的饮酒也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先由巫师或祭司饮酒,传达神灵的旨意。
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平民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均为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根据《商颂》中的描述,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伴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被总称为“万舞”的舞蹈包括舞者手持马辔的武舞,以及脚踩双杆,类似高跷的林舞。
与商代不同,周代的酒成为了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繁琐而庄重的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对于饮宴具体制度,《礼记》记载了很多严格要求,比如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祭祀之时,酒之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繁琐的规定,比如明确要求祭典时,淡薄的酒放置于内室,甜酒在门边,浅红色的清酒在堂上,清酒在堂下。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一落千丈,随之的春秋战国时代 “礼崩乐坏”,个人生活自由化,诸子百家兴盛。春秋战国时代的饮宴突破了拘谨死板的周代礼仪,《晏子春秋》就记载了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汉代宫室朝堂典章制度沿袭秦代,大大简化。从今天来看,唐、宋可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第二帝国”时代,其强大壮盛,对外开放与交流程度较秦汉“第一帝国”,犹为过之。盛唐时的宫廷宴乐活动,较之秦汉魏晋,富于堂皇奢侈之象。到了元代,中原酒风为之骤然一变,由赵宋王朝时期的文弱细致,变得粗犷豪放。取代元帝国,复兴中原的明代从诞生伊始,就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宴席开始,宫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这时所有预宴官皆跪,待皇帝饮毕,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员方进群臣酒盏。从第二爵酒开始,皇帝饮酒时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举饮后,群臣才可自饮。(节选自2012.3《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中国酒史:文化的脉络》)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礼器中,大多数都是酒器,而且种类也多;可见酒器最初是一种礼器,而且商代人对酒的重视俨然已成风气。
B.据《诗•商颂•烈祖》记载,酒在当时的祭祀中是十分重要的,“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只有斟上清酒,才能与祖宗神灵沟通。
C.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商代的酒在祭祀中作用有二:其一,供祖先神祇享用;其二,巫师们饮酒达到一定的精神状态方可通神。
D.作者认为,商代祭祀时候的饮酒是有特别规定的,通常先由巫师或者是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人饮酒,以传达神灵的旨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爵”的造型像一只鸟雀,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因此名“爵”。
B.据《诗经·颂》描述,商朝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
C.周代饮宴制度有严格的要求,据《礼记》记载,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所用的酒器也不同;酒的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不同。
D.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宴饮可见一斑:《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饮酒从“三代”开始延至今日,虽各个朝代宴饮制度有所不同,但无不锚定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礼制与传统酒文化。
B.酒在商代主要用于祭祀;而到周代则成为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
C.酒作为宫廷宴乐品,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代,呈现出强大壮盛和堂皇奢侈之象;缘于汉唐的对外开放与交流。
D.宋代酒风文弱细腻,元代酒风粗犷豪放;而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致使酒文化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
《诗•商颂•烈祖》中强调祭祖时美酒的重要性“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张光直在《商代的巫与巫术》中提出:“酒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可见早期的祭祀离不开酒,而祭祀时候的饮酒也有特别的规定,一般先由巫师或祭司饮酒,传达神灵的旨意。
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平民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均为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根据《商颂》中的描述,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伴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被总称为“万舞”的舞蹈包括舞者手持马辔的武舞,以及脚踩双杆,类似高跷的林舞。
与商代不同,周代的酒成为了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繁琐而庄重的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对于饮宴具体制度,《礼记》记载了很多严格要求,比如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祭祀之时,酒之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繁琐的规定,比如明确要求祭典时,淡薄的酒放置于内室,甜酒在门边,浅红色的清酒在堂上,清酒在堂下。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一落千丈,随之的春秋战国时代 “礼崩乐坏”,个人生活自由化,诸子百家兴盛。春秋战国时代的饮宴突破了拘谨死板的周代礼仪,《晏子春秋》就记载了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汉代宫室朝堂典章制度沿袭秦代,大大简化。从今天来看,唐、宋可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第二帝国”时代,其强大壮盛,对外开放与交流程度较秦汉“第一帝国”,犹为过之。盛唐时的宫廷宴乐活动,较之秦汉魏晋,富于堂皇奢侈之象。到了元代,中原酒风为之骤然一变,由赵宋王朝时期的文弱细致,变得粗犷豪放。取代元帝国,复兴中原的明代从诞生伊始,就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宴席开始,宫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这时所有预宴官皆跪,待皇帝饮毕,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员方进群臣酒盏。从第二爵酒开始,皇帝饮酒时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举饮后,群臣才可自饮。(节选自2012.3《三联生活周刊》朱步冲《中国酒史:文化的脉络》)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礼器中,大多数都是酒器,而且种类也多;可见酒器最初是一种礼器,而且商代人对酒的重视俨然已成风气。
B.据《诗•商颂•烈祖》记载,酒在当时的祭祀中是十分重要的,“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只有斟上清酒,才能与祖宗神灵沟通。
C.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商代的酒在祭祀中作用有二:其一,供祖先神祇享用;其二,巫师们饮酒达到一定的精神状态方可通神。
D.作者认为,商代祭祀时候的饮酒是有特别规定的,通常先由巫师或者是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人饮酒,以传达神灵的旨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爵”的造型像一只鸟雀,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因此名“爵”。
B.据《诗经·颂》描述,商朝重要的祭礼都以舞队的“万舞”开始,随着鼓、管、钟、磬等乐器的伴奏,最后在盛大的宴飨中结束。
C.周代饮宴制度有严格的要求,据《礼记》记载,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所用的酒器也不同;酒的种类不同,摆放位置也不同。
D.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宴饮可见一斑:《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在饮宴中公开表示“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请无为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饮酒从“三代”开始延至今日,虽各个朝代宴饮制度有所不同,但无不锚定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礼制与传统酒文化。
B.酒在商代主要用于祭祀;而到周代则成为王室弘扬“礼制”与仪典的载体,饮酒聚宴往往只是祭祀典礼结束后的附属程序。
C.酒作为宫廷宴乐品,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代,呈现出强大壮盛和堂皇奢侈之象;缘于汉唐的对外开放与交流。
D.宋代酒风文弱细腻,元代酒风粗犷豪放;而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致使酒文化带有拘谨繁琐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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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
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貴族垄断的王官之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貴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的论点,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貴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学派。
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诸子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出于王官之学”,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志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儒学的形成离不开对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家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最乖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可以说,儒家学派是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的学派。
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极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改编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汉代以来,学者们都认为诸子之学与西周王官之学存在着渊源关系,诸子百家的主张全都出自王官之学。
B. 近代以来,对“诸子出于王官之学”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提出了诸子之学产生于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的新看法。
C. 儒家那些杰出代表人物所著的包含强烈的社会忧惠意识和务实的政治功利追求的代表著作都是诸子之学。
D. 相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而言,儒学更注重自身价值体系和文化理想的建构,这是其取得最大成功的原因。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前两段对“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两种对立观点进行了辨析,为下文论述儒学的起源提供了支撑。
B. 对于“诸子之学”的产生,作者没有简单倾向于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或“不出于王官”,而是提出了自己认为更合理的看法。
C. 文章第三段从儒学起源的角度,论证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相结合对儒学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D. 文章对儒学的阐述从历史传承和现实关怀两个方面展开,表明儒家的“经”与“子”各有特点,并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关于诸子之学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汉代以来为学者普遍认同的“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观点,在后代受到了挑战。。
B. 诸子百家的形成离不开对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不出于王官”。
C. 儒学在发展中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这是其学术思想体系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D. 儒家的“经”是其文化根本,代表了儒家的文化传承,而“子”是其思想主体,代表了儒家的现实关怀,二者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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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原本注重图像。先秦时期的《山海经》记录了很多地理、物产、民俗、宗教、山川鸟兽等内容,本来也有图像,只是在流传的过程中日渐遗失,最终只剩下文字。中国史学,素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宋代的郑樵在《图谱略》中说:“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当然,图像不仅指平面的图画,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称之为图像。
宋以后,文字气场越来越大,在表现思想方面的长处凸显,与此同时,由于传播相对困难、表意欠缺深度和准确性,图像的重要性日渐式微。这之后,出现过一个可以重拾图像地位的机会,那就是形成于北宋、发达于清朝后期的金石学。金石学是以器物上的铭文和石刻碑碣上的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但它的缺憾在于,没有将器物本身的造型,位置等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思想观念的表述来看待。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讲,书法也是一种图像,但远远不够,毕竟那些古代的铜器、石刻,包含了丰富的图像和历史文化信息。
与传统史学不同,国内现代史学始于20世纪初,可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作为标志。梁启超强调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并推崇史料的价值。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呼吁重视甲骨文献、简牍文书等地下史料。此外还发现了一批档案文献,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及“八千麻袋”的清宫大内档案等,都将史料利用及史学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
虽然在迭出的新史料中,文学大家们也对图像流露过浓厚的兴趣,但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化。郑振铎就批评过“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即便这样,郑氏所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免不了只是个“插图本”。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历史研究有了较为宽松的叙述研究环境,图像和历史的交流融合渐趋深入。时下,伴随着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图像和文字能够相互印证。作为史科,文字能蕴含丰富的信息,而图像明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几年前陕西潼关发现一座隋代大墓,后来根据列戟的数量,推断出墓主人为隋太子杨勇。戟是一种武器,也可作为仪仗器、礼器使用。唐代列戟制就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力。《唐六典》中记载: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施十六戟……目前已知的墓穴发现都跟文献完全对应,列戟形状也一目了然,对还原当时礼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图像还能让我们认识到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文字描述,这个缺陷就要用视觉资料来填补,比如行人、小贩、工匠、茶客、剃头师、算命先生等三教九流,并非都能载入史册、留下文字印记,而许多画作却能让人体会到芸芸众生之貌、熙熙攘攘之景。
(摘编自摘自孙振华《中国古代图像史料的运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史学研究原本重视图像,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书稿原本有图像,古代的学者常从图中“索像”,从文字中“索理”。
B.宋朝以后,图像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衰落,是因为图像传播起来比文字困难,并且在表意方面欠缺深刻性和准确性。
C.形象直观是图像作为史料的明显优点,如果图像和文献能够完全对应,就会清晰而具体地还原文字所表现的史学内容。
D.20世纪80年代,重文字轻图像的习惯有所改变,伴随着图像证史渐成风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近代以来,甲骨文献、简牍文书等地下史料,敦煌藏经洞经卷,清宫大内档案等史料的发现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史学的科学化的发展。
B.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师都注重史料,并且史学大师们对图像有着浓厚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图像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C.20世纪初新史学科学的理念、史学大师的呼吁倡导、改革开放后较为宽松的叙述研究环境,促使中国史学的研究不断变更、发展。
D.做为史料,文字能够蕴含丰富信息,图像能够直观再现历史情境,二者相互印证,可以让人们认识到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金石学过于注重文字、书法的研究,却忽视了丰富的图像和历史文化信息,所以金石学的兴起没有使图像重拾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B.戟作为礼器,在唐代可以表示主人的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利,研究人员依据《唐六典》的文字记载推断出陕西潼关的隋代大墓应列十八戟。
C.“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受到了郑振铎的批评,可见郑氏对图像史料的重视,但他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仍未将图像作为编著主体。
D.普通百姓的面貌、市井生活的具体情形,很难载入史册,诸如《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画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字资料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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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制定出了一系列的自然环境保护法规及其配套措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令,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夏禹曾下禁令:“春三月,斧斤不登山林,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数罟不入川泽,以成鱼鳖之长。”西周时期曾颁布《崇伐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些也许可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了。但形成法律条文,当首推秦王朝制定的《田律》。它有一部分专讲环境保护,几乎包括生物资源保护的所有方面,如山丘、陆地、水泽以及园池、草木、禽兽、鱼鳖等,非常全面。《田律》中明文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麇卵谷,毋毒鱼鳖,置井罔,到七月而纵之。”秦以后各朝代,也曾对环境保护制订过法令。如公元前六十三年,汉宣帝曾下过一道诏书:“令三辅(今西安周围地区)毋得以春夏捅巢探卵,弹射飞鸟,违者徙。”唐朝《唐律•杂律》载:“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
在环保机构的设置上,古代各朝也非常注重适应和符合环境保护的客观现实和规律。我国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这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早的环保管理机构,以后又设立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尤其是周朝,其环保机构的建制极为完整。根据《礼记•地官》的记载,周代的环保机构归地官司徒管辖。当时的司徒是朝廷六卿之一,主管农业林牧渔业的税收;虞人则专管“山泽所生之物及其禁令”,据《史记》和《尚书》记载,《周礼》中规定司徒“以土宜之法……以阜人民,以蓄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考察动植物生活状态,使之正常繁衍。这些机构与官员具体职责是监督生态保护法规的执行, 禁止破坏和损害生态的行为,引导合理开发山林川泽,以保护自然生物资源。秦汉以后,历朝都设置有类似的环境保护机构,只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及其名称有所变化。汉武帝时的主管官员改称为水衡都尉。隋唐以后,除元朝设置有专门的虞衡司外,其他各朝都由工部负责环保的工作,主管山林川泽的开发和保护。古代环保机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各朝都将环保部门与相关部门统属于某一上级部门,比如周代,虞部直属于司徒,隋唐以后由工部统辖,所属的这些上级部门除负责环保禁令的发布以外,往往还兼管农林渔业、手工业、各项工程等与之相关的部门。这样设置的目的就是便于协调各部门的冲突,帮助环保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有利于各部门的配合以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规律。
1.下列对第一段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统治者对自然环境保护非常重视,禁止破坏环境、重罚破坏环境的当事人是很多法令的共同点。
B.早在夏代,中国就有了环境保护的法令,夏禹曾颁布禁令,不要在夏季砍伐树木、频繁捕鱼。
C.秦朝的《田律》是古代有关环境保护最早的成文法,它不是环境保护的专门法,但相关规定非常全面。
D.古代关于环境保护的法令,多针对春夏两季的相关行为,多涉及林木、鱼鳖鸟兽等生物资源的保护。
2.下列对文中内容的表述,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设置环保机构是古代各朝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注重适应和符合环境保护的现实和规律,是机构设置的重要原则。
B.周代环保机构的重要官员司徒是朝廷六卿之一,除了承担监督生态保护法规的执行等职责外,还主管农业林牧渔业的税收工作。
C.周代环保机构的建制很完整,这些机构与相应官员的职责很明确,因此周代的自然生物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D.秦汉以后,历朝的环保机构在设置目的与官员职责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及其名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代环保机构的最大特点是将环保部门与相关部门统属于某一上级部门,周代虞部直属司徒是这一特点的体现。
B.从远古到汉代,再到隋唐以后,环保机构大体经历了从专职官员到专职部门的管理模式的变化,这是一种进步。
C.工部是隋唐以后环保部门的上级机构,管辖范围广,从而能够保证环保目标的实现,以及生态系统规律的充分利用。
D.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环境保护的意识以法律的形式制度化,并通过环保机构加以落实,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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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城管”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中国至少在夏商周时期就有城市了。但和现代功能较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如齐国的首都临淄。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有7万户。仅以现代一户3口的最低标准来算,总人口也达到了21万户。从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负责环卫、拆违章建筑、禁止占道经营外,还得“防火缉盗”;有的还有管理市场物价、维持公平交易和社会治安的义务,兼有现代公安、消防、工商、物价、税务等部门职能,是真正的“综合执法”,权力也比现代城管大。
古代的城管队员叫法不少,或称“胥”,或称“卒”,还有称“市吏”、“监市”,等等。但在事实上,古代并没有现代城管局这样的专职机构,自然也无城管队员一说。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朝廷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街道司”,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组成的执法队伍,以保持开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明代的北京,由相当于今北京卫戍区或武装警察部队的“五城兵马司”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清代的北京,还专设了“督理街道衙门”,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坏公用设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由警察承担起了现代城管的工作。
在古代,现代城管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同样十分突出,且历代不绝。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非要在门面(正铺)外多占一块(偏铺)。在李显(唐中宗)当皇帝时的景龙年间,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城管通知”:两京市场上各行业,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宋代称占道经营为“侵街”,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标记出范围。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当时的“城管队”会经常检查是否有人侵街。到明清,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违建更突出。
《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米,也不能离民房太近,要在1米5以外,由监市负责督管。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挨打后,还得恢复原状。《宋刑统》也有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颇有创意,他在要求开封府官员强拆违章的同时,特别指示相当于现代司法机关法院的左、右军巡院,配合“开封城管”行动,“惩治侵街者”。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即所谓“枷号一个月发落”。撒泡尿也要遭受这么大的罪,这样的城管手段不可谓不狠!
1.下列有关古代“城管”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城管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首都临淄。
B.虽然古代没有“城管”这种叫法,但是现代城管的职能在古代常由相应的一些机构承担。
C.古代城管常由士兵充当,明清时换由警察承担这一任务。
D.宋代城管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现代城市管理者在街道上画线就完全来源于此。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城管”管理范围广,他们的权力也比现代城管大。
B.一些令古人伤透脑筋的城市管理问题,同样也让现代城管部门头痛不已。
C.古代,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屡禁不绝,更为突出。
D.为防止“侵街”,避免随意违章搭建,宋仁宗曾集合多部门“综合执法”。
3.古代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规定和措施,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代摆摊在政府办公地30米以内者,要马上恢复原状,否则将会被“杖七十”。
B.宋代法律规定,只要有人破坏公共卫生,除当事人受罚外,“城管队长”即主司也要挨打。
C.唐景龙年间,朝廷以敕令的形式,发布“城管通知”,禁止建造偏铺侵街。
D.明代规定,凡是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随地大小便者,都要被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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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节选)
郭 莹
贵和尚中,是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
“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它们虽然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民间广为流传的“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家和万事兴”“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等俗谚,以及流播千古的“将相和”“兄弟和”“姑嫂和”等历史美谈,便反映出以和谐为取向的社会心态趋势。中国人的贵和取向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中国是一个农业宗法型社会,乡土社会稳定的生活秩序,聚族而居的血缘亲情,以及在落后条件下对互助协作的寻求,正是“和为贵”处世观念的现实基点。
中国古人所推崇的“中”,既是认知事物的一种态度与方法,又是一种做人处世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儒家又把尚中与贵和联系在一起,《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和”包含着“中”,“持中”就能“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和”观念被历代思想家反复强调,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特有品格,并造就了中国人处世性格的鲜明特点。
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的“执中”,应用于为人处世,则表现为凡事讲求适中,毋过亦毋不及,适可而止,恰如其分。正如中国传统处世箴言所说“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这些代表性言论,充分表现了传统处世之道中的中庸精神。正是因为具有“在观念的世界里和行动的世界里都不把事情弄到极端”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国人几乎“在思想上对所有过激言论,在道德上对所有过激行为”产生“厌恶”。“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
总的看来,贵和尚中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但其负面效应亦不可忽略。对“中和”气象的崇尚与追求,在消解缓和正面冲突的同时,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不满情绪表达的间接性和模棱两可、表里不一的市侩习气,人与人之间难以形成坦诚轻松的交流风格。更重要的是,对“中和”品格的推崇和执着,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助长了不求进取、反对冒尖、无所作为的保守心理,导致了民族性格中竞争与开拓意识的匮乏。
1.下列对“和”与“中”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和”的基本含义是和谐,其中包括宇宙自然、人与自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B.贵“和”取向与乡土社会稳定的生活秩序、聚族而居的血缘亲情以及落后的生存条件有密切关系。
C.“中”既是认知事物的态度与方法,又是做人处世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儒家认为它是天下之根本。
D.“和”与“中”存在着密切的逻辑的关联,二者相互包含,只有“贵和”才能“持中”。
2.下列各项不属于“贵和尚中”思想在处世中的具体表现的一项是( )
A.以和谐为取向,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平、和谐。
B.凡事讲求适中,毋过亦毋不及,适可而止,恰如其分。
C.不把事情弄到极端,几乎对所有过激言论和过激行为产生厌恶。
D.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贵和尚中,是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一句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全文围绕这一中心正反对比,层层展开论述。
B.“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范畴,“中和”观念被历代思想家反复强调,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特有品格。
C.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多处引用古人的经典论述,主要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文化品位和可读性,同时也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D.作者认为,对“中和”品格的推崇和执着,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导致了民族性格中竞争与开拓意识的匮乏,因而不宜再正面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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