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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伯崑先生在《易学哲学史》的“前言”中说:“一般的哲学史的著作,对易学中的哲学也有所论述,但由于受到其自身体裁的局限,总的说来,是脱离易学发展的历史,脱离易学自身的问题,讲其哲学思想,没有揭示出其哲学同易学的内在联系。”“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在同西方的哲学接触以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高的。”“研究易学哲学史,如果看不到其自身的特点,脱离筮法,孤立地总结其理论思维的内容,抽象地探讨两条思维路线的斗争,不去揭示易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其结果对易学哲学的研究,不仅流于一般化,而且容易将古代的理论现代化。”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很应引起重视的。

②如何体现易学哲学“自身的特点”,如何“揭示易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而不“流于一般化”。朱先生说:“易学哲学的发展,就其形式和内容说,都和易学自身问题的开展,特别是同占筮体例的解释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特有的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进程及其规律。”关于易学自身的问题,朱先生特别指出了对占筮体例的解释。我想,这不仅对于研究易学哲学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对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涉及易学中的理论思维时往往脱离筮法、象数来孤立地、抽象地讲其哲学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③《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至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其研究《周易》“不占而已矣”(《论语·八佾》)。这样,就把《周易》转化成了讲天人哲理的书,以后的易学就是循此方向来阐释《周易》的。然而,受《周易》的基础文本(所谓《易经》)所限,不仅易学与占筮之术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并行地、相互影响地发展,而且易学本身对《周易》的哲理阐释也是以对筮法、象数和筮辞(即卦爻辞)的解释为基础的。朱先生在讲到“《易传》中的哲学问题”时说:“《易传》中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哲学语言。有些辞句只是解释筮法,有些辞句是作者用来论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有些辞句二者兼而有之。”这里的“两套语言”之说,对于研究《易传》及其以后的易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如果只讲其中的“哲学语言”,而将其“占筮的语言”作为糟粕而澄汰掉,那么就不能充分理解其“哲学语言”的本意和深意,以致对其作出“一般化”的或“现代化”的理解。《易传》对《易经》之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存在着取象说和取义说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以后的易学发展中形成了旷日持久的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之争。如果将象数学派的“象数”作为糟粕而从中国哲学史著作中澄汰掉,那么义理学派的“义理”也就因失其对立面而其本意和深意不明,而且义理学派的发展逻辑和规律也会因失其发展的中介而黯然不彰。

④不幸的是,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一般都重义理而轻象数,对义理学派的思想多有阐发,而对汉易和宋易的象数之学则尽量简弃。这是应该进行反省的,无论从象数之学作为易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环节,还是从其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范式”来说,以后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应给予象数之学以应有的地位。

(摘编自李存山《从<易学哲学史>》看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其自身的局限,不能深入易学发展的历史,不能结合易学自身的问题,最终流于一般化。

B. 中国人哲学思维水平的锻炼和提高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周易》的研究;一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

C. 研究易学哲学史,要联系易学自身特点,联系筮法,联系易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才可能避免肤浅的流弊。

D. 易学哲学的发展,有它独特的理论思维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尤其和对筮法体例的解释与阐述密不可分。

2.以下对文章的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第①段提出文章的讨论对象,总领全文。

B. 第②段阐述作者对占筮法体例的评价。

C. 第③段主要讨论《周易》及其研究历史。

D. 第④段论述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易学哲学史上也存在两条思维路线的斗争,对此要具体审慎地分析,如果抽象讨论,或会导致古代理论现代化的恶果。

B. 易学对《周易》的哲理论述是建立在对筮法、象数、筮辞的解释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局面的形成是由该书自身性质所决定的。

C. 易学自身存在一个难以调和的问题,即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的对立。不过,这种对立双方不但可以并存,而且还互为依存。

D. 象数学派不但是易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范式”,因此,象数学派的重要性大于义理学派。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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