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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
1.下列各项对魏晋风度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风度不仅是指当时的名士风度，更是指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B.三国时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是魏晋风度存在的时间。
C.魏晋风度是一种生命体验，它的代表人物既有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又有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
D.魏晋风度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摒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
2.下列各项对原文内容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风度不仅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的产物。
B.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是围绕着“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这一主题展开的。
C.魏晋风度的名士是来自世家大族的人物，这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有很大的联系。
D.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而且是唯一的。
3.下列各段人物故事不符合魏晋风度的一项是
A.（阮）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B.王子猷居山阴，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C.刘伶病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D.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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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
1.下列各项对魏晋风度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风度不仅是指当时的名士风度，更是指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B.三国时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是魏晋风度存在的时间。
C.魏晋风度是一种生命体验，它的代表人物既有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又有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
D.魏晋风度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摒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
2.下列各项对原文内容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风度不仅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的产物。
B.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是围绕着“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这一主题展开的。
C.魏晋风度的名士是来自世家大族的人物，这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有很大的联系。
D.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而且是唯一的。
3.下列各段人物故事不符合魏晋风度的一项是
A.（阮）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B.王子猷居山阴，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C.刘伶病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D.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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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而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儒学开始全面没落，多元化的文化逐渐介入人们的生活。儒家追求的人格是个体绝对服从群体，以群体作为个体价值实现的基础。老庄哲学与佛教相融合兴起的玄学，极力强调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力图打破儒家的束缚，唤醒士人心中潜伏的个体意识。加上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一次次的大动荡，许多名士死于非命，如何晏、陆机、潘岳、刘琨等人先后被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担忧，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魏晋社会的大动乱带来了人的思想的大解放，第一次大面积引发了士人的个体存在意识。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嵇康的行刑前索奏《广陵散》，王子猷的雪夜访戴安道等特立独行、率真任性的行为，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外在约束的颠覆，是个人的独立存在性的反映。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晋时期也是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最有艺术精神的时代。魏晋士人现实理想的遗落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转向生活的诗性追求。于是，诗和酒成了魏晋士人的艺术化人生的两个核心内容。诗自不待言，魏晋名士从群体到个人生活都极尽诗意，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诗；酒则从阮籍的饮酒全身远祸到陶渊明的从酒中体悟人生的真谛，获得了特殊的社会意味。魏晋名士群体对诗酒清谈的诗意人生追求是一致的，曹丕与建安七子宴游唱酬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下的优游畅饮，王羲之、谢安等人兰亭流觞的雅意，无不是群体性的诗性追求。个人诗意化的典型也不乏其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闲适固是千古美谈，即使是终身留连仕途的陆机在战败被杀之时也发出“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感叹，魏晋风度在死亡阴影里也显出了诗意的美丽和悲怆。可贵的是魏晋士人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并不只是士大夫式的吟咏清谈，他们的诗意能落实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陶渊明笔下的草屋、桃李、鸡鸣、狗吠等日常事物融注了冲淡的诗意，即使是艰苦的农耕生活，也有“带月荷锄归”的诗意蕴涵其中，他在晚年衣食堪虞的时候，诗、酒也是不可或缺的。
魏晋风度的诗性是既空灵又沉重的，谓它空灵是魏晋士人的潇洒通脱，所谓沉重则是指士人任诞简傲行为的背后是对人生的理性思索。阮籍大醉六十日、率意独驾看似通脱的行为，其实是人生无路可走下精神极度苦闷的渲泄。陶渊明的田园诗尽管静穆安闲，但从他三仕三隐的反复中仍可窥见他归隐也有不能忘怀现实的一面，他以隐居田园的诗性方式来表达对宦途的既厌倦又有所留恋遗憾的心态，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选自《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时期是社会动荡的年代，也是最有艺术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转型，标志着中国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
B．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是当时文化哲学最直接和深刻的体现，对之后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有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C．魏晋士人对人生充满的忧虑和深重的哀伤，源于当时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对生命的担忧，而这样的情绪也第一次大面积引发了士人的个体存在意识。
D．魏晋士人特立独行、率真任性的行为，颠覆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外在约束，反映了个人的独立存在性，体现了人格的独立意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魏晋时期多元化的文化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其中的玄学强调个体存在的独立性，这不同于儒家追求的个体绝对服从群体的人格。
B．魏晋士人转向追求生活的诗性，是因为他们现实理想的遗落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于是诗成了他们艺术化人生的核心内容之一。
C．魏晋士人能将诗意落实在平凡的生活中，而不是士大夫式的吟咏清谈，这是值得肯定的，陶渊明就是将诗意生活化的典型。
D．阮籍大醉六十日、率意独驾的行为，既有潇洒通脱的空灵，又有人生无路可走之下精神极度苦闷的沉重，体现了魏晋风度的诗性特征。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名士生活的诗意随处可见，就连死亡也能显出诗意，典型例子就是陆机在战败被杀之时发出的“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感叹。
B．酒作为魏晋士人的艺术化人生的一个核心内容，有着特殊的社会意味，这是从阮籍的饮酒全身远祸到陶渊明的从酒中体悟人生的真谛中获得的。
C．正始名士的竹林之下的畅饮和王羲之、谢安等人兰亭流觞的雅意，都是魏晋名士群体性的诗性追求，也体现了他们对诗酒清谈的诗意人生追求是一致的。
D．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就只表现在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行为上，陶渊明以隐居田园的诗性方式表达了对仕途既厌倦又有所留恋遗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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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是一个可以认真思考的问题。下面仅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
伐蜀之役由司马昭的亲信钟会为主帅，邓艾受命率领偏师。钟会统帅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尽管最初魏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蜀国大将姜维依仗剑阁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依然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此时，邓艾决定放弃原来与钟会汇合的计划，改走阴平小径，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进而一举灭亡蜀汉。
钟会与邓艾二人背景迥异，钟会是名臣钟繇之子，出身于汉末最有声望的士人家族，与司马昭关系密切。《世说新语》中记载，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相约出行，钟会迟到，司马昭戏谑时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时人重孝行，与人接谈中触犯对方家讳是严重的冒犯，但反过来，如果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不甘示弱，用“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予以反击。这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另三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这种妙对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士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
邓艾出身低微，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靠积累军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他本人口吃，与讲究捷悟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争功一事上，邓艾最后可谓冤屈而死，跟随他灭蜀的部下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封赏。
由此可见，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和封闭性。实际上，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又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认同。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节选自仇鹿鸣《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1.下列有关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时代的社会阶层逐步固化，使出身卑微的的个人不大可能获得身份突破。
B. 邓艾灵活指挥，改变计划直取成都，在伐蜀之役的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C. 司马昭戏谑不避钟会家讳，证明二人关系密切，也表现出他们的名士风度。
D. 一般来说，具有秀美的仪容和高雅的谈吐两个基本条件才能成为魏晋名士。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首段提出问题，统领全文，引导人们对魏晋名士和魏晋风度做深度思考。
B. 文中简述伐蜀之役，强调钟会、邓艾的功劳，为论述二人的最后结局做准备。
C. 末段得出结论，指出魏晋风度不过是世袭官僚阶层的趣味趋同，具有排他性。
D. 主体部分使用举例论证、对比论证，证明语言表达对魏晋名士的重要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风度植根于士族官僚阶层，对后世正面影响较大，但其局限性常被忽视。
B. 时人虽重孝行，但拿家讳开玩笑如果能表现出个人捷才，也能被欣赏。
C. 东晋、南朝士族可能会更加追逐精致、高雅的文化，把玄学清谈之风推向高峰。
D. 如果魏晋名士全都是一群气质风雅的士人，就不会发生“二士争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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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存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术与道、德、仁相辅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被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末书法发展出现第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却儒家典籍而疯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赵壹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规整，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书法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魏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颖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魏晋时期，世族门第成为儒学和书法传承发展的共同载体，书法的发展处处彰显儒学精神。书法在各家族中没有成为纯粹的艺术，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并按照家族儒学精神的引导向前发展。汉魏之际最有名气的书法文化家族是颍川钟氏，这个家族是非常典型的儒学世家。在书法上，钟繇对当时新出现的楷书进行了规整，他将隶书的草化、扁平、波磔等问题进行了合理化处理，使书法向着方正典雅的方向发展，这非常符合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
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摘编自吕文明《魏晋书法的儒学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先秦儒家思想中，艺术的地位和道、德、仁相当，后来艺术的地位逐渐下降，而书法的地位就没有了。
B.赵壹的《非草书》很好地规整了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魏晋时代的书法达到高峰。
C.魏晋时期的钟皓、卫暠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因而颍川钟氏、河东卫氏，成为魏晋时期的新兴家族。
D.魏晋时期，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发展繁荣的世家大族，在天下大乱，家族迁移时，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提出中心论点，阐述了魏晋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B.文章以赵壹对士子们抛弃儒家典籍而研习草书的行为的批判为例，论证了汉末书法的危害。
C.第三段论述了魏晋时期世家大族与儒学精神的关系，世家大族对传承儒学有重要作用。
D.文章举钟繇和王羲之的例子作为论据，论述了书法的发展与儒学精神的紧密关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魏之际最有名气的书法文化家族中的钟繇对当时新出现的楷书进行了规整，使书法向着非常符合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的方正典雅的方向发展。
B.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王羲之，不仅将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而且把儒家和道家也完美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
C.除了出现之初，草书在后世书法史上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境地。
D.魏晋书法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它对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对后世书法发展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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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存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术与道、德、仁相辅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被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末书法发展出现第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却儒家典籍而疯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赵壹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规整，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书法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魏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颖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摘编自吕文明《魏晋书法的儒学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艺术的地位和道、德、仁相当，后来艺术的地位逐渐下降，而书法的地位更是在艺术之下。
B. 赵壹的《非草书》很好地规整了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魏晋时代的书法达到高峰。
C. 魏晋时期的钟皓、卫暠精通儒学，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因颍川钟氏、河东卫氏，成为魏晋时期的新兴家族。
D. 魏晋时期，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发展繁荣的世家大族，在天下大乱家族迁移时，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头提出中心论点，阐述了魏晋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B. 文章以赵壹对士子们抛弃儒家典籍而研习草书的行为的批判为例，论证了草书的危害。
C. 第三段论述了魏晋时期世家大族与儒学精神的关系，世家大族对传承儒学有重要作用。
D. 文章举钟繇和王羲之的例子作为论据，论述了书法的发展与儒学精神的紧密关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汉魏之际最有名气的书法文化家族中的钏繇对当时新出现的楷书进行了规整，使书法向着非常符合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的方正典雅的方向发展。
B. 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王羲之，不仅将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而且把儒家和道家逐渐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
C. 除了出现之初，草书在后世书法史上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境地。
D. 魏晋书法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它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对后世书法发展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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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风度”到"晋书尚韵”
——古代人文精神觉醒的自由抒写
魏晋南北朝书法的人文觉醒集中表现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独创精神。这个时代的人们把握了书法审美精神的本质——以汉字线条栽体表现生命的脉冲与旋律,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那个时代因而也属于未来的审美理念，建构了以王羲之及王献之为代表的主流体系。
这个时代，书法理念出现了一次飞跃和升华，由注重汉字形体结构之美上升到追求书法作品的神韵以表现书家的精神面貌、个人的情趣。所谓“魏晋风度”之说,这不仅是对魏晋文人风神举止的概括，而且是对从三国至南北朝近400年间我国文化的独特气质和时代精神的总体概括，涵盖了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以及社会习尚的各个方面。它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以审美的态度对 待黑暗的现实和苦难的人生，以求得超凡脱俗的心态。魏晋风度的表层形态是玄虚清朗、狂放不羁、潇洒出尘，而深层的内质却潜流着忧民忧国的愤懑、烦乱，是生死两难的绝望。而要摆脱这深层的绝望，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愿纸醉金迷，那只有把这一切深藏起来，采取审美的超现实的生存姿态，这就是当时出现那么多绝世美妙的文章、诗篇、绘画与书法的原因。书法作为生命脉冲和旋律的审美形态，它通过线条运动表现人的内在情绪。魏晋南北朝的书家们率先发现了这个“密码”，于是他们希望通过书写活动，去表露自己那种为时代所崇尚的风流儒雅和潇洒飘逸等脱俗的风度和气质，以复写自我，实现自我，因而有意识地去追求作品的韵律美、流动美及笔墨的高雅清趣。后人把这表述为“晋书尚韵”。
在我国书法史上，激发主体创造精神的动力源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在神秘的宗教意识和儒家入世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审美本能和欲求。二是文人通过书写实现人格复印、感情宣泄以及对怡情养性生活方式的追求，在这种动机支配下产生的书法作品，往往是生命的歌舞和对自我的观照。三是功名利禄、酬酢交际以及商品化的刺激和支配。魏晋南北朝的名家名作，主要受支配于第二种动机，它准确地传达出了人文自觉、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因而，“晋书尚韵”说到底是“晋书尚人”。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也不妨说“书法就是人法”，“书即人”，尚韵书法不正提供了这一可贵的启示吗?
在汉代书法中，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儒家功利观和价值论对书法风格的影响，那种庄严厚重的庙堂气息正是儒学人格化的传神写照。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儒家一统已被打破，也就是说书法的哲学基础已发生变化。于是我们在书法的“韵”味中体验到飘逸玄远、从容任性、字外之意，以及那忽隐忽现、逍遥不羁的精灵。还是宗白华说得准确：“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淡、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的最具体的表现。”
（节选自《艺术中国》，有删改）
1.下列对“晋书尚韵”和“魏晋风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所谓“晋书尚韵”，是指魏晋南北朝的书家有意识地在书法作品中追求韵律美、流动美及笔墨的高雅清趣来表露个人风流儒雅和潇洒飘逸等脱俗的风度和气质。
B. “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文人风神举止的概括，也是对从三国至南北朝我国文学的独特气质和时代精神的总体概括，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
C.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家名作传达出了人文自觉、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往往是生命的歌舞和对自我的观照，所以“晋书尚韵”可以看成是“晋书尚人”。
D. 魏晋时代出现的很多绝世美妙的文章、诗篇、绘画和书法作品充分彰显了“魏晋风度”的表层形态和潜在内质的矛盾性。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独创精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诗篇、绘画与书法中人文觉醒的集 中体现，在书法中表现得最突出。
B. 魏晋南北朝的书家们率先发现书法作为生命脉冲和旋律的审美形态,能通过线条运动 表现人的内在情绪。
C. 尚韵书法给了我们一可贵的启示，假如“文学就是人学”，那么“书法就是人法”,“书即人”。
D. .汉代的书法具有庄严厚重的庙堂气息，是儒学人格化的传神写照。儒家功利观和价值 论对汉代书法风格有很深的影响。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的人们把握了以汉字线条载体表现生命的脉冲与旋律的书法审美精神的本 质，创造了属于魏晋南北朝也属于未来的审美理念。
B. 文人通过书写能实现人格复印、感情宣泄以及对怡情养性生活方式的追求’魏晋南北朝 的名家主要在这样的动机支配下创作出书法作品。
C. 作者引用宗白华的观点是为了证明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儒家―统已被打破，书法的哲学基础已发生变化。
D.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理念由注重汉字形体结构之美上升到追求书法作品的神韵以表现书家的精神面貌、个人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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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及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有哲思、对人生有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原因是陶渊明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主，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守。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礼”的秩序中“游刃自如”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心力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静的味道。
（选自《论中国古代的隐士》，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表面上潇洒不群、飘逸自得而内里潜藏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的魏晋风度，是在当时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现实下形成的。
B. 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往往决定了这个时代的心理特征，而在中国因为有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更为突出。
C. 陶渊明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时代，他坚守自己的人格，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一道随波逐流，就主动选择了归隐。
D. 陶渊明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政治的参与中能坚守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隐士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是注定的，因为他们强烈渴望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
B. 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的中国古代文人，他们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因此，其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
C. 中国古代隐士也有不少人曾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只因在真理的追求上坚持独立判断，在政治的参与中坚持独立自主，导致他们在专制时代只好无奈地选择归隐。
D. 中国古代文人是一群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坚守自己的理想人格，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代隐士在人格上都追求“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如王羲之就追求这种品性，并把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兰亭集序》中。
B. 中国古代隐士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并融合进儒家的思想，他们都拥有丰厚的文化修养、聪慧的天赋心性和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
C. 陶渊明内心有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虽然曾“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但最终抵御住物质世界的喧闹，把自己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到精神世界上。
D. 陶渊明用自己的审美观对田园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他的田园生活虽然也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劳，但仍觉得“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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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用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文汇报》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王瑶教授认为那些一举成名之后就缺乏后劲的年轻学者没有真本事，他批评已经三十九岁的钱理群急功近利，急于出名，违背了北大厚积薄发的传统。
B. 作者当初写毕业论文时，本来准备了两个跟鲁迅有关的题目，但王瑶教授听完他的汇报后，否定了前一个题目，建议他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C. 本文追忆了王瑶教授峻急通脱的精神气质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面对着种种利益和诱惑，记住王瑶教授是很有意义的。
D. 钱理群是王瑶教授的学生，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取得的成就，侧面描写了王瑶对自己一生的深远影响，更显得真实可信。
2.王瑶的弟子为什么把他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请简要分析。
3.王瑶教授指导学生的方法很特别，文本中有哪些体现?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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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可能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是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好评有一些，比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几百年前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于是，陶渊明成了热门。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节选自余秋雨《重峦叠嶂间的田园》，略有删改）
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
A．陶渊明拒绝轰动，又没有故事，所以宋代以前一直不为民众和文坛接受。
B．第二段中划线处“他可能还会觉得”的内容，从字面上看是陶渊明觉得，实质上是作者觉得。
C．陶渊明虽然也断断续续地做过一些小官，但他对田间劳动更感兴趣，他惦念着自己的田园，担心自己的田园荒芜了，因此辞官回到了田园。
D．中国的文化人格从漫长的古代到东晋末期出现了三次非常重要的发展变化。
E．本文采用了比较、比喻、欲扬先抑等手法，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取得了很好的艺术表达效果。
2.文章说：“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可能有点粗糙”在文中的含意是什么？作者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该句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3.根据文章内容，概括说明“安静”对中国文化人的影响。
4.作者在文末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的高峰”。从古到今很多文人都喜欢成为“土坡”，不愿成为“被遮盖数百年之久的高峰”。针对这一文化现象，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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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的“啸”
魏晋名士，风流倜傥，雅好长啸。然而啸却不是由他们所首倡，早在《诗经》里就屡次提到“啸”，《小雅·白华》中就有“啸歌伤怀，念彼硕人”之语。啸，郑玄说它的意思是“蹙口而出声”，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吹口哨。值得注意的是，《诗经》里出现的啸者多是女性，她们心怀幽怨，发而为啸。在其他记载中也常提到妇女作啸，如《古今注·音乐篇》说商陵穆子婚后五年无子，将别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妇女用吹口哨来舒其不平之气，大概是古代所常见而现代已较陌生的一种习俗。不过，啸也不完全是抒情的，它也用在某些行施巫术的场合中。葛洪的《神仙传》记西汉人刘根学成道术，郡太守知道后，命刘召鬼，如召不来，将加刑戮。刘根于是“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忽然南壁裂开数丈，有许多兵护送一辆车出来，车上以大绳缚着郡守已亡故的父母。
至东汉时，这种音调既清越、用意又含有若干神秘色彩的啸，逐渐从妇女和巫师那里进入文士的生活圈。魏晋以后，关于吟啸的记事更加常见。这时的吟啸不仅出现在情绪激动的场合，而且当其意趣恬适、心境旷放、谈玄挥尘、登高临远之际，也常常且吟且啸。但于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自然有点旁若无人的样子。可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士人多苦闷，卓荦不群之士由主张达生任性而走向逸世高蹈的时代背景下，这却正是他们很欣赏的一种姿态。所以吟啸之风，广泛流行，成为名士风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啸只是形式，倨傲狂放才是它的灵魂；《世说新语》用“傲然”来形容周顗啸咏时的神态，可谓搔中痒处。而这种动作和神态又可被简称为“啸傲”，即郭璞《游仙诗》所说的“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陶渊明《饮酒诗》所说的“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至于《归去来兮辞》中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虽不言傲，而傲世之态，已尽在其中。但魏晋时的吟啸，现代却有时把它理解为“唉声长叹”（新版《辞源》）或“感慨发声”
（新版《辞海》），果如是，它就只不过是一种哼哼唉唉的声音，既谈不上什么音乐性，也和讲风骨、讲谈吐的魏晋名士的气质颇不相投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世说新语·任诞篇》说刘道真少时“善歌啸，闻者留连”，《陈留风俗传》说阮籍的歌啸“与琴声相谐”，都反映他们的啸声是带有旋律且相当优美的。啸之发声的特点不是唱，而是吹。正像《啸旨》中说的：“夫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
文士吟啸的习俗在唐代尚有孑余①。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李白《游太山》“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等句便可为证。唐以后，此风渐息。到了宋代，学者讲义理，士子重举业，没有谁再像魏晋时那样动不动就长啸了。诗文中偶或提到啸，多半是在掉书袋，不一定实有其事。在宋、金至元的杂剧演出中，吹口哨是丑角行当的一项重要表演技巧。但它和魏晋之长啸的艺术风格和社会意义已经完全不同。经过长时间的隔膜，现代人对魏晋之啸不甚了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①孑余(孑馀)：剩余，残余。
1.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诗经》里出现的啸者多是女性，在记载中常常提及的妇女作啸大概是古代所常见而现代已较陌生的一种习俗。
B. 魏晋时的“吟啸”并不是一种哼哼唉唉的声音，而是带有旋律的、相当优美的声音，有一定的音乐性。
C. 因为啸的用意含有若干神秘色彩，所以至东汉时，啸逐渐从妇女和巫师那里进入文士的生活圈。
D. 宋代诗文中偶或提及的啸多半是在掉书袋，大多并不像魏晋长啸那样反映着一代风流卓荦不群的气质了。
2.下列关于“啸”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啸”虽不是由魏晋名士首倡，但却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B. “啸”在先秦时代便已有之，“啸”的发声特点是吹而不是唱，且啸者多为女性。
C. 文士“吟啸”的习俗在唐代尚有孑余，唐之后，“吟啸”之风渐渐平息。
D. 古代妇女作“啸”主要是舒其不平之气；术士作“啸”主要是用来召鬼。
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魏晋时吟啸之风广泛流行，究其原因，“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长啸应该是魏晋士人精神苦闷的一种象征和心灵倨傲的一种表达。
B. 魏晋时吟啸不仅出现在情绪激动的场合，也可以出现在意趣恬适、心境旷放之际，但于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却不被人接受。
C. 啸是形式，倨傲狂放才是它的灵魂。王维《竹里馆》、李白《游太山》、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等都体现了作者的傲世之态。
D. 在宋、金至元的杂剧演出中，吹口哨已经失去魏晋时代长啸的艺术风格和社会意义，吹口哨在杂剧演出中已经可有可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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