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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方面,胡适主张“诗体大解放”,追求“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郭沫若也表示“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这些观念带来的古今二元对立,让新诗对古典诗歌的音乐性缺乏继承,也忽视了西方主流诗人在现代自由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对音乐性的重视。不过,他们的功劳在于打破桎梏、颠覆传统,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新月派的闻一多等人随后又通过融合西学与回归传统的方式建立了新诗的现代性规范。闻一多认为,应为诗歌制定格律。在他看来,格律是艺术的表征,也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本体存在,由此提出了格律“三美”论。他从本体立场出发反思新诗文体,及时纠偏,建构了系统的新诗格律理论,在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徐志摩则在创作中丰富了新诗的格律。他在“不节制的情绪放纵”“必须格律齐整”之间找到了平衡,形成了一种音乐化的诗意表达。卞之琳评价他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富于音乐性”。其音乐性最明显的技巧表征就是姿态各异的“再现”艺术。《再别康桥》就是这种艺术的呈现。

象征派诗人也特别注重诗歌与音乐的联系,渴望如音乐一般精美的纯诗,达到声音与意义互通互释。这方面,戴望舒是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中最能体现音乐性的就是《雨巷》。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既与《诗经》等中华传统文化有关,又受到国外象征派诗学的影响。但《雨巷》既不同于《诗经》中常见的整体结构的变奏再现,也不同于象征派的完全再现或变奏再现,而是立足本土,对国外资源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新诗在音乐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很多不足。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过度强调诗歌的功用性。新诗伊始,侧重的是打破传统而非建设,即使后来的新月派和象征派关注新诗的音乐性,力促新诗美学回归,但新诗仍被赋予过多的载道属性,影响了其音乐性的发展。第二,对音乐领域了解不够深入。各派诗人、评论家为新诗的发展贡献很大,但他们几乎无一精通音乐,这一局限自然会限制他们把音乐元素融入新诗的创作和批评中。闻一多把诗歌“音乐的美”仅理解为音节,执着于绝对的均齐,但无法涵盖韵律、音色等方面的内容。戴望舒写出音乐性极强的《雨巷》,但他本人却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要去了音乐的成分”。诗歌批评界也鲜有学者具备足够的音乐识见,因而未能及时总结成就、指出不足。第三,对我国优秀诗学传统继承不足。自古以来,音乐和诗歌一直相得益彰,但只有新月派和象征派少数诗作中留有《诗经》音乐性的一点余脉,大多数诗人对中国古典诗学的音乐性缺乏体认。最后,借鉴国外成果时缺乏甄别与提炼。郭沫若很推崇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但遗憾的是,此类国外优秀成果没有及时得到译介、研究与借鉴。新诗人对诗歌的节奏感比较重视,对结构感普遍不够敏感,对现代西方音乐的复调曲式结构缺乏了解,所以大都是对西方诗歌音乐结构的片面模仿。

(摘自陈历明《新诗的音乐性:回顾与反思》,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胡适、郭沫若的新诗创作观念,推动新诗打破桎梏,促进了新诗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B.闻一多认为,新诗也应有格律,他提出的格律“三美”理论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C.徐志摩通过制定新诗格律形成音乐化的诗意表达,《再别康桥》体现了这种表达特色。

D.戴望舒虽能创作出音意互通的代表诗篇《雨巷》,但他本人对音乐领域并不是很了解。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文总结了新诗音乐性在发展中的成绩与不足,体现出作者较为开阔的论述视野。

B.文章一二段按照时间顺序,通过具体例子,勾勒出了新诗及其音乐性发展的历程。

C.文中借卞之琳的话评价了徐志摩新诗创作中的音乐性特色,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D.分析新诗音乐性不足的具体表现时,文章采取了并列结构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新月派、象征派诗人在推动新诗及其音乐性发展中作出了众多开创性贡献,成为研究新诗发展史的重要内容。

B.发展新诗的音乐性,我们既要继承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优秀诗学成果,还需要从西方现代诗歌中获得创作滋养。

C.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新诗被过度强调功用性,影响了其音乐性发展,所以现代诗人要以一种非功利心创作。

D.新诗创作要体现音乐性,音乐性批评中要体现出学者的专业性,作者对我们当下的诗人及诗评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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