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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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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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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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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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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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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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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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五四”以后,西风狂飙。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一步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中国的传统礼教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礼教从古代文化价值体系的高处跌落下来,变成抬不起头的概念。时至今日,一提到“礼教”,似乎就意味着封建、腐朽、落后、不平等,是束缚人、摧残人的坏东西,唯恐避之不及;但说起“礼仪”,人们却并不反感。
“礼仪”源自典籍《仪礼》——儒家十三经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礼教”,其原义就是礼仪的教育。然而,在今天的汉语语义场中,礼仪仍是一个正面、光辉的词语,而礼教则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礼教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造成了今天国人在传承古代礼仪教育时的尴尬。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以礼乐教化人心本来是礼教的核心内容,自现代以来,却长期无法名正言顺。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这里的小学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礼教,也就是学习在家里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礼仪,比如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
清代秀才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编写了一本浅易的韵文读物——《弟子规》。这本久已不闻的小册子,近几年重新兴起,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斥之者以为它所宣扬的是愚忠愚孝的腐朽礼教,这泛起的沉渣必将毒害儿童的健康成长。比如,从“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到“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里只有子女单方面对父母的义务,没有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这太不公平!
看来,反对者们恐怕存在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在古代,中国人一般都是把人纳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来考量的。因此,一个男子的身份可以同时是儿子、父亲、丈夫、领导、下属和朋友。若强调这位男子作为儿子的义务,并不涉及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另外,就“父慈子孝”的伦理要求而言,对成人的要求其实比小孩子高得多。
很多人都认为,受传统礼教的影响,中国孩子至今仍接受着既多又严的规矩和纪律的教育,丧失了自由之个性;西方则没有礼教,孩子们没有束缚,比较自由任性。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阶层相对固化的西方,“礼不下庶人”,贫民阶层在礼仪和规则的教育上确实比较随意;但精英阶层的孩子都必须接受非常正规而严格的训练。无论是在知识能力的学习上,还是在礼仪规范的训练上,英美那些优质私立中小学的要求都远远高于贫民区的公立中小学。为培养出懂礼仪、有修养的绅士或淑女,英国的不少私立中小学甚至现在仍保留着传统的体罚制度。
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的礼教,当然不是要复古几千年前的礼仪规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的具体内容,总是要与时俱进,跟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但是,礼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对他人的尊重”,则是普遍和永恒的。
(节选自2016年08月06日《光明日报》钱翰的文章,略有改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进一步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中国的传统礼教因此广受批判。
B.今天国人在传承古代礼仪教育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礼教早已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沉渣”。
C.“礼教”的本义就是礼仪的教育,其核心内容是以礼乐教化人心,但近现代以来,却逐渐被国人误解,成了束缚人、摧残人的坏东西。
D.作者认为,朱熹所说的小学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礼教,即教会学生在家里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基本礼仪。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礼教”不应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作者有为“礼教”正名之意。名正言顺,有利于今天的国人更好地传承我国古代的礼仪教育。
B.《弟子规》是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编写出来的一本韵文读物。
C.在中国,古人一般会把人纳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来考量,当强调某人作为某一身份的义务时,并不涉及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
D.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的礼教,不是要复古几千年前的礼仪规范,但礼教的内容应以传统经典为凭借,并兼顾中西。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礼仪”源自儒家十三经之一的《仪礼》,与“礼教”的境遇大不相同,至今仍是一个正面、光辉的词语,毫无封建、腐朽、落后、不平等等令人反感的因素。
B.近几年,《弟子规》重新兴起,但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人认为此书宣扬愚忠愚孝,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害无益。
C.实际上,西方精英阶层十分重视礼仪和规则方面的教育,他们的孩子必须得接受非常正规而严格的训练,但贫民阶层对礼仪和规则的教育却显得比较随意。
D.虽然礼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代和社会里会有所不同,但是礼的精神实质——对他人的尊重——是一致的。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五四”以后,西风狂飙。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一步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中国的传统礼教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礼教从古代文化价值体系的高处跌落下来,变成抬不起头的概念。时至今日,一提到“礼教”,似乎就意味着封建、腐朽、落后、不平等,是束缚人、摧残人的坏东西,唯恐避之不及;但说起“礼仪”,人们却并不反感。
②“礼仪”源自典籍《仪礼》——儒家十三经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礼教”,其原义就是礼仪的教育。然而,在今天的汉语语义场中,礼仪仍是一个正面、光辉的词语,而礼教则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礼教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造成了今天国人在传承古代礼仪教育时的尴尬。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以礼乐教化人心本来是礼教的核心内容,自现代以来,却长期无法名正言顺。
③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这里的小学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礼教,也就是学习在家里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礼仪,比如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
④清代秀才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编写了一本浅易的韵文读物——《弟子规》。这本久已不闻的小册子,近几年重新兴起,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⑤斥之者以为它所宣扬的是愚忠愚孝的腐朽礼教,这泛起的沉渣必将毒害儿童的健康成长。比如,从“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到“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里只有子女单方面对父母的义务,没有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这太不公平!
⑥看来,反对者们恐怕存在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在古代,中国人一般都是把人纳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来考量的。因此,一个男子的身份可以同时是儿子、父亲、丈夫、领导、下属和朋友。若强调这位男子作为儿子的义务,并不涉及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另外,就“父慈子孝”的伦理要求而言,对成人的要求其实比小孩子高得多。
⑦很多人都认为,受传统礼教的影响,中国孩子至今仍接受着既多又严的规矩和纪律的教育,丧失了自由之个性;西方则没有礼教,孩子们没有束缚,比较自由任性。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阶层相对固化的西方,“礼不下庶人”,贫民阶层在礼仪和规则的教育上确实比较随意;但精英阶层的孩子都必须接受非常正规而严格的训练。无论是在知识能力的学习上,还是在礼仪规范的训练上,英美那些优质私立中小学的要求都远远高于贫民区的公立中小学。为培养出懂礼仪、有修养的绅士或淑女,英国的不少私立中小学甚至现在仍保留着传统的体罚制度。
⑧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的礼教,当然不是要复古几千年前的礼仪规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的具体内容,总是要与时俱进,跟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但是,礼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对他人的尊重”,则是普遍和永恒的。
(节选自2016年08月06日《光明日报》钱翰的文章,略有改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一步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中国的传统礼教因此广受批判。
B. “礼教”的本义就是礼仪的教育,其核心内容是以礼乐教化人心,但近现代以来,却逐渐被国人误解,成了束缚人、摧残人的坏东西。
C. 今天国人在传承古代礼仪教育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礼教早已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沉渣”。
D. 作者认为,朱熹所说的小学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礼教,即教会学生在家里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基本礼仪。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礼仪”源自儒家十三经之一的《仪礼》,与“礼教”的境遇大不相同,至今仍是一个正面、光辉的词语,毫无封建、腐朽、落后、不平等等令人反感的因素。
B. 《弟子规》是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编写出来的一本韵文读物。
C. 近几年,《弟子规》重新兴起,但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人认为此书宣扬愚忠愚孝,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害。
D. 在中国,古人一般会把人纳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来考量,当强调某人作为某一身份的义务时,并不涉及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礼教”不应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作者有为“礼教”正名之意。名正言顺,有利于今天的国人更好地传承我国古代的礼仪教育。
B. 实际上,西方精英阶层十分重视礼仪和规则方面的教育,他们的孩子必须得接受非常正规而严格的训练,但贫民阶层对礼仪和规则的教育却显得比较随意。
C. 虽然礼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代和社会里会有所不同,但是礼的精神实质——对他人的尊重——是一致的。
D. 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的礼教,不是要复古几千年前的礼仪规范,但礼教的内容应以传统经典为凭借,并兼顾中西。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①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五四”以后,西风狂飙。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一步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中国的传统礼教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礼教从古代文化价值体系的高处跌落下来,变成抬不起头的概念。时至今日,一提到“礼教”,似乎就意味着封建、腐朽、落后、不平等,是束缚人、摧残人的坏东西,唯恐避之不及;但说起“礼仪”,人们却并不反感。
②“礼仪”源自典籍《仪礼》——儒家十三经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礼教”,其原义就是礼仪的教育。然而,在今天的汉语语义场中,礼仪仍是一个正面、光辉的词语,而礼教则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礼教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造成了今天国人在传承古代礼仪教育时的尴尬。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以礼乐教化人心本来是礼教的核心内容,自现代以来,却长期无法名正言顺。
③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这里的小学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礼教,也就是学习在家里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礼仪,比如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
④清代秀才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编写了一本浅易的韵文读物——《弟子规》。这本久已不闻的小册子,近几年重新兴起,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⑤斥之者以为它所宣扬的是愚忠愚孝的腐朽礼教,这泛起的沉渣必将毒害儿童的健康成长。比如,从“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到“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里只有子女单方面对父母的义务,没有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这太不公平!
⑥看来,反对者们恐怕存在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在古代,中国人一般都是把人纳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来考量的。因此,一个男子的身份可以同时是儿子、父亲、丈夫、领导、下属和朋友。若强调这位男子作为儿子的义务,并不涉及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另外,就“父慈子孝”的伦理要求而言,对成人的要求其实比小孩子高得多。
⑦很多人都认为,受传统礼教的影响,中国孩子至今仍接受着既多又严的规矩和纪律的教育,丧失了自由之个性;西方则没有礼教,孩子们没有束缚,比较自由任性。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阶层相对固化的西方,“礼不下庶人”,贫民阶层在礼仪和规则的教育上确实比较随意;但精英阶层的孩子都必须接受非常正规而严格的训练。无论是在知识能力的学习上,还是在礼仪规范的训练上,英美那些优质私立中小学的要求都远远高于贫民区的公立中小学。为培养出懂礼仪、有修养的绅士或淑女,英国的不少私立中小学甚至现在仍保留着传统的体罚制度。
⑧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的礼教,当然不是要复古几千年前的礼仪规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的具体内容,总是要与时俱进,跟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但是,礼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对他人的尊重”,则是普遍和永恒的。
(节选自《光明日报》钱翰的文章,略有改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一步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中国的传统礼教因此广受批判。
B. “礼教”的本义就是礼仪的教育,其核心内容是以礼乐教化人心,但近现代以来,却逐渐被国人误解,成了束缚人、摧残人的坏东西。
C. 今天国人在传承古代礼仪教育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礼教早已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沉渣”。
D. 作者认为,朱熹所说的小学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礼教,即教会学生在家里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基本礼仪。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礼仪”源自儒家十三经之一的《仪礼》,与“礼教”的境遇大不相同,至今仍是一个正面、光辉的词语,毫无封建、腐朽、落后、不平等等令人反感的因素。
B. 《弟子规》是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编写出来的一本韵文读物。
C. 近几年,《弟子规》重新兴起,但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人认为此书宣扬愚忠愚孝,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害。
D. 在中国,古人一般会把人纳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来考量,当强调某人作为某一身份的义务时,并不涉及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礼教”不应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作者有为“礼教”正名之意。名正言顺,有利于今天的国人更好地传承我国古代的礼仪教育。
B. 实际上,西方精英阶层十分重视礼仪和规则方面的教育,他们的孩子必须得接受非常正规而严格的训练,但贫民阶层对礼仪和规则的教育却显得比较随意。
C. 虽然礼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代和社会里会有所不同,但是礼的精神实质——对他人的尊重——是一致的。
D. 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的礼教,不是要复古几千年前的礼仪规范,但礼教的内容应以传统经典为凭借,并兼顾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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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五四”以后,西风狂飙。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一步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中国的传统礼教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礼教从古代文化价值体系的高处跌落下来,变成抬不起头的概念。时至今日,一提到“礼教”,似乎就意味着封建、腐朽、落后、不平等,是束缚人、摧残人的坏东西,唯恐避之不及;但说起“礼仪”,人们却并不反感。
“礼仪”源自典籍《仪礼》——儒家十三经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礼教”,其原义就是礼仪的教育。然而,在今天的汉语语义场中,礼仪仍是一个正面、光辉的词语,而礼教则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礼教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造成了今天国人在传承古代礼仪教育时的尴尬。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以礼乐教化人心本来是礼教的核心内容,自现代以来,却长期无法名正言顺。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这里的小学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礼教,也就是学习在家里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礼仪,比如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
清代秀才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编写了一本浅易的韵文读物——《弟子规》。这本久已不闻的小册子,近几年重新兴起,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斥之者以为它所宣扬的是愚忠愚孝的腐朽礼教,这泛起的沉渣必将毒害儿童的健康成长。比如,从“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到“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里只有子女单方面对父母的义务,没有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这太不公平!
看来,反对者们恐怕存在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在古代,中国人一般都是把人纳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来考量的。因此,一个男子的身份可以同时是儿子、父亲、丈夫、领导、下属和朋友。若强调这位男子作为儿子的义务,并不涉及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另外,就“父慈子孝”的伦理要求而言,对成人的要求其实比小孩子高得多。
很多人都认为,受传统礼教的影响,中国孩子至今仍接受着既多又严的规矩和纪律的教育,丧失了自由之个性;西方则没有礼教,孩子们没有束缚,比较自由任性。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阶层相对固化的西方,“礼不下庶人”,贫民阶层在礼仪和规则的教育上确实比较随意;但精英阶层的孩子都必须接受非常正规而严格的训练。无论是在知识能力的学习上,还是在礼仪规范的训练上,英美那些优质私立中小学的要求都远远高于贫民区的公立中小学。为培养出懂礼仪、有修养的绅士或淑女,英国的不少私立中小学甚至现在仍保留着传统的体罚制度。
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的礼教,当然不是要复古几千年前的礼仪规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的具体内容,总是要与时俱进,跟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但是,礼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对他人的尊重”,则是普遍和永恒的。
选自《光明日报》钱翰的文章,略有改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进一步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中国的传统礼教因此广受批判。
B.“礼教”的本义就是礼仪的教育,其核心内容是以礼乐教化人心,但近现代以来,却逐渐被国人误解,成了束缚人、摧残人的坏东西。
C.今天国人在传承古代礼仪教育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礼教早已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沉渣”。
D.作者认为,朱熹所说的小学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礼教,即教会学生在家里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基本礼仪。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礼仪”源自儒家十三经之一的《仪礼》,与“礼教”的境遇大不相同,至今仍是一个正面、光辉的词语,毫无封建、腐朽、落后、不平等等令人反感的因素。
B.《弟子规》是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编写出来的一本韵文读物。
C.近几年,《弟子规》重新兴起,但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人认为此书宣扬愚忠愚孝,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害无益。
D.在中国,古人一般会把人纳入到一个“关系网络”中来考量,当强调某人作为某一身份的义务时,并不涉及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礼教”不应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作者有为“礼教”正名之意。名正言顺,有利于今天的国人更好地传承我国古代的礼仪教育。
B.实际上,西方精英阶层十分重视礼仪和规则方面的教育,他们的孩子必须得接受非常正规而严格的训练,但贫民阶层对礼仪和规则的教育却显得比较随意。
C.虽然礼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代和社会里会有所不同,但是礼的精神实质——对他人的尊重——是一致的。
D.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的礼教,不是要复古几千年前的礼仪规范,但礼教的内容应以传统经典为凭借,并兼顾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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