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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政治悲剧与文学成就
李白思想以儒家学术为体，道家、纵横家学术为用，杂糅名、墨、法、兵诸家思想，其思想体系之博杂，实属少见。然浸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无疑是儒家“亚圣”——孟子的修、齐、治、平思想及其调和儒道两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说。故与先秦至盛唐众多知识分子先入世、后出世的人生选择如出一辙，李白终其一生，均对博取高官、建功立业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美好愿望而奋斗，但结果既未能自布衣直取卿相、兼济天下，也未能从宦途从容隐退、独善其身，而是栖栖惶惶，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冷静地审视历史事实，李白之所以“怀才不遭”，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人物，除了政治黑暗和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李白本人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的匮乏。首先李白对政治幼稚无知，其大言不切于实际和虚名不适于用。因此，在人生的几次大好机遇中，他均未能把握住，以致坐失良机，徒成悔恨。其次李白志行的游移不定与情绪的瞬息多变，显然有悖于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既有雄心壮志，也有颓唐潦倒；既有进取精神，也有消沉意态；既有张扬自我、不卑不亢。也有曲意逢迎、自责自怜；既有爱国赤诚、民本良愿，也有狎妓解闷、泄愤恶念。总之，李白的情绪多变与放浪形骸，早已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碌碌无为、含恨而终的必然命运。
可见，诗仙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其实并不是写诗，而是在于从政。但是作为诗人，他是“谪仙人”。作为政治人物，他却只是个“凡人”，甚至沦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是彻底的失败者。李白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政治才能却总是希望在政治上大干一番，而且是至死不悟，这就必然要导致他四处碰壁，一败再败的悲剧结局。
也许正是因为政治上惨遭失败，反过来又促使诗人“不平则鸣”，在文学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李白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转移到他所热爱的诗歌创作时，诗人的爱国赤诚、善良人性、潇洒风神、天赋才情和主体精神则如大江奔海、熔岩乍喷般挥洒自如，并幻化成无数扣人心弦的千古绝唱。
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李白以儒家学术为体，道家、纵横家学术为用，名、墨、法、兵思想因此糅合。
B.李白思想体系博杂，实属少见，然浸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是儒家思想及学说。
C.李白在文学领域获得的巨大成功，导致其政治上惨遭失败，这又使其不平则鸣。
D.研究李白应重视其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不能远离其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围绕李白的政治悲剧与文学成就进行了论证分析，指出了其政治悲剧产生的原因。
B.文章分析指出，李白成为政治悲剧人物的重要原因是其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上的匮乏。
C.文章第二段采用总分逻辑关系，多角度分析论证了李白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的原因。
D.文章指出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不是写诗，而是从政，这是受孟子思想学说影响的结果。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李白政治上碌碌无为并惨遭失败，这或许是他文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直接原因。
B.本文阐述了李白的政治悲剧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末段委婉指出研究李白的方向。
C.作者认为李白与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其在诗歌的数量与质量上均不及杜甫。
D.如果李白具有很好的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那么他有可能在政治上实现远大抱负。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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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政治悲剧与文学成就
李白思想以儒家学术为体，道家、纵横家学术为用，杂糅名、墨、法、兵诸家思想，其思想体系之博杂，实属少见。然浸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无疑是儒家“亚圣”——孟子的修、齐、治、平思想及其调和儒道两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说。故与先秦至盛唐众多知识分子先入世、后出世的人生选择如出一辙，李白终其一生，均对博取高官、建功立业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美好愿望而奋斗，但结果既未能自布衣直取卿相、兼济天下，也未能从宦途从容隐退、独善其身，而是栖栖惶惶，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冷静地审视历史事实，李白之所以“怀才不遭”，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人物，除了政治黑暗和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李白本人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的匮乏。首先李白对政治幼稚无知，其大言不切于实际和虚名不适于用。因此，在人生的几次大好机遇中，他均未能把握住，以致坐失良机，徒成悔恨。其次李白志行的游移不定与情绪的瞬息多变，显然有悖于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既有雄心壮志，也有颓唐潦倒；既有进取精神，也有消沉意态；既有张扬自我、不卑不亢。也有曲意逢迎、自责自怜；既有爱国赤诚、民本良愿，也有狎妓解闷、泄愤恶念。总之，李白的情绪多变与放浪形骸，早已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碌碌无为、含恨而终的必然命运。
可见，诗仙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其实并不是写诗，而是在于从政。但是作为诗人，他是“谪仙人”。作为政治人物，他却只是个“凡人”，甚至沦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是彻底的失败者。李白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政治才能却总是希望在政治上大干一番，而且是至死不悟，这就必然要导致他四处碰壁，一败再败的悲剧结局。
也许正是因为政治上惨遭失败，反过来又促使诗人“不平则鸣”，在文学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李白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转移到他所热爱的诗歌创作时，诗人的爱国赤诚、善良人性、潇洒风神、天赋才情和主体精神则如大江奔海、熔岩乍喷般挥洒自如，并幻化成无数扣人心弦的千古绝唱。
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李白以儒家学术为体，道家、纵横家学术为用，名、墨、法、兵思想因此糅合。
B. 李白思想体系博杂，实属少见，然浸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是儒家思想及学说。
C. 李白在文学领域获得的巨大成功，导致其政治上惨遭失败，这又使其不平则鸣。
D. 研究李白应重视其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不能远离其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围绕李白的政治悲剧与文学成就进行了论证分析，指出了其政治悲剧产生的原因。
B. 文章分析指出，李白成为政治悲剧人物的重要原因是其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上的匮乏。
C. 文章第二段采用总分逻辑关系，多角度分析论证了李白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的原因。
D. 文章指出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不是写诗，而是从政，这是受孟子思想学说影响的结果。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李白政治上碌碌无为并惨遭失败，这或许是他文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直接原因。
B. 本文阐述了李白的政治悲剧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末段委婉指出研究李白的方向。
C. 作者认为李白与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其在诗歌的数量与质量上均不及杜甫。
D. 如果李白具有很好的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那么他有可能在政治上实现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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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政治悲剧与文学成就
李白思想以儒家学术为体，道家、纵横家学术为用，杂糅名、墨、法、兵诸家思想，其思想体系之博杂，实属少见。然浸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无疑是儒家“亚圣”——孟子的修、齐、治、平思想及其调和儒道两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说。故与先秦至盛唐众多知识分子先入世、后出世的人生选择如出一辙，李白终其一生，均对博取高官、建功立业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美好愿望而奋斗，但结果既未能自布衣直取卿相、兼济天下，也未能从宦途从容隐退、独善其身，而是栖栖惶惶，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冷静地审视历史事实，李白之所以“怀才不遭”，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人物，除了政治黑暗和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李白本人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的匮乏。首先李白对政治幼稚无知，其大言不切于实际和虚名不适于用。因此，在人生的几次大好机遇中，他均未能把握住，以致坐失良机，徒成悔恨。其次李白志行的游移不定与情绪的瞬息多变，显然有悖于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既有雄心壮志，也有颓唐潦倒；既有进取精神，也有消沉意态；既有张扬自我、不卑不亢。也有曲意逢迎、自责自怜；既有爱国赤诚、民本良愿，也有狎妓解闷、泄愤恶念。总之，李白的情绪多变与放浪形骸，早已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碌碌无为、含恨而终的必然命运。
可见，诗仙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其实并不是写诗，而是在于从政。但是作为诗人，他是“谪仙人”。作为政治人物，他却只是个“凡人”，甚至沦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是彻底的失败者。李白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政治才能却总是希望在政治上大干一番，而且是至死不悟，这就必然要导致他四处碰壁，一败再败的悲剧结局。
也许正是因为政治上惨遭失败，反过来又促使诗人“不平则鸣”，在文学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李白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转移到他所热爱的诗歌创作时，诗人的爱国赤诚、善良人性、潇洒风神、天赋才情和主体精神则如大江奔海、熔岩乍喷般挥洒自如，并幻化成无数扣人心弦的千古绝唱。
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李白以儒家学术为体，道家、纵横家学术为用，名、墨、法、兵思想因此糅合。
B.李白思想体系博杂，实属少见，然浸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是儒家思想及学说。
C.李白在文学领域获得的巨大成功，导致其政治上惨遭失败，这又使其不平则鸣。
D.研究李白应重视其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不能远离其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围绕李白的政治悲剧与文学成就进行了论证分析，指出了其政治悲剧产生的原因。
B.文章分析指出，李白成为政治悲剧人物的重要原因是其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上的匮乏。
C.文章第二段采用总分逻辑关系，多角度分析论证了李白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的原因。
D.文章指出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不是写诗，而是从政，这是受孟子思想学说影响的结果。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李白政治上碌碌无为并惨遭失败，这或许是他文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直接原因。
B.本文阐述了李白的政治悲剧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末段委婉指出研究李白的方向。
C.作者认为李白与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其在诗歌的数量与质量上均不及杜甫。
D.如果李白具有很好的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那么他有可能在政治上实现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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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一部经典哲学著作。历史的考察表明，无论是老庄的道家思想还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抑或其他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思想，都无不受到《易经》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样看来，《易经》就成为中华古典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
认真研读《易经》原著，我们发现，《易经》从某种程度上说乃是中华民族千百万年生活经验和思想智慧的高度概括。从历史的另一个层面我们还观察到，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都精通《易经》文化，其中周文王、孔丘、孙武、诸葛亮、刘伯温、朱熹、王守仁等都是著名的《易经》大师。易者，变也。变化、变通是《易经》思想的核心理念。《易经》思想跟其他出自于它的一切思想的显著区别在于它是直接面向现实人生和与现实人生相关的天地万物的，它所揭示的乃是人性与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即“人之道”和“天之道”。但这种道不是形而上的抽象之道，而是人性的变通之道、自然的变化之道、社会的运行之道、历史的演变之道，闪烁着素朴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正因为这一点，很多《易经》大师们将其活学活用于政治、军事、文化或现实人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孙武吸取《易经》思想不仅创建了在哲学思想上一脉相承的兵法，而且在实战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精通《易经》思想的人都能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颗相对和谐安宁的心灵，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另一些文化巨匠如苏轼、杨万里、周敦颐等结合自己的现实人生来把握《易经》的精髓，写出了闪烁着人性智慧的不朽诗篇，写出了历久弥新的人生况味。因此，我们认为《易经》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它不拔高人性，也不贬低人性，正因为如此，《易经》蕴藏着丰富深刻的人生智慧。
在科学技术有了巨大发展、人工智能驾驭后高碳社会的今天，《易经》中丰富深奥的人文思想和辩证思想依然给我们以价值和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些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恰恰可以作为医治为高度发达的物质世界、技术世界和高碳文化所异化、损伤的心灵的灵丹妙药。这是因为，第一，《易经》思想不是一种严重脱离人生的不切实际的刻板伦理道德，后者的理想主义色彩使得它很难内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现实行动。它直接通达人性的深处，并为无助、失衡、焦虑、彷徨的人性提供最理性的、最实用的解决方案，从而最大限度地解除人性的烦恼和困局，有助于实现积极、健康、和谐的人生。第二，《易经》思想也不是一种消极遁世无所作为的思想，后者是道家思想的精髓，这种道家思想尽管听起来美妙悦耳，但人无法生活在没有任何烦恼的真空世界，必须随时面对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除非生命结束。《易经》所强调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的是得与失的平衡，强调的是积极进取和退让有致，因此，是对盲动的、复杂的人性规律的洞见。既然《易经》思想本身就具有塑造低碳心灵的现实作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低碳性质的人生哲学，那么将其作为后高碳社会中低碳艺术文化建设中的一种重要的内生性文化资源就具备了最大的合理性。
(节选自马立新《<易经>哲学与当代低碳文化建设》)
1.下列关于“《易经》思想”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它是以老庄的道家思想和孔孟的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一切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主要源头之一。
B.它是中华民族长期生活经验和思想智慧的概括，对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都有广泛影响。
C.它直接面向现实人生和与现实人生相关的天地万物，这是它与其他一切思想的显著区别。
D.它的核心理念是变化和变通，它所揭示的不是形而上的抽象之道，而是人性与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
2.“《易经》思想在后高碳社会的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对其中的原因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易经》思想不是一种严重脱离人生的不切实际的刻板伦理道德，能被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自愿的现实行动。
B.《易经》思想能为被损伤的人性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能解除人性的烦恼和困局，实现积极、健康、和谐的人生。
C.《易经》思想有别于消极遁世无所作为的道家思想，它凸显的是得与失的平衡强调的是积极进取和退让有致。
D.《易经》思想蕴藏着丰富深刻的人生智慧，是对盲动、复杂人性规律的洞见，具有塑造低碳心灵的现实作用。
3.根据原文，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易经》大师们之所以在政治、军事、文化或现实人生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是因为《易经》揭示了“人之道”和“天之道”。
B.受《易经》思想的影响，孙武创建了具有前后贯通一致的哲学思想的兵法，而且在实战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C.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大都是精通《易经》思想且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保持相对和谐安宁心灵的人。
D.结合自己的现实人生来把握《易经》的精髓，苏轼等文化巨匠写出了闪烁人性智慧的不朽诗篇及历久弥新的人生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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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近取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自然都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近取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西方思想家如休谟和黑格尔等人,和孔子一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D. 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要平等地"爱一切人",而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则表现为爱"君子",恶"小人"。
2.下列对孟子思想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义"学,其主体是"良能""良知"的性善思想和"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
B.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C.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D. 孟子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B.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C.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D.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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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思想对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
庄子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合为道教思想，其与儒家思想互补，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经他完善的道家美学与文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滋养着中国艺术。
首先，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影响了后世文人。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摒除欲望，宁可过卑贱贫穷的生活而保有自由，也不愿富贵而为统治者所利用，这对那些追求独立人格与尊严、追求个性解放和张扬的后世文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魏晋名士、李白、苏轼等无一不深受庄子影响。庄子展示的个体精神自由和思维原创力的解放，在文论中则表现为艺术或形象思维的自由超越性。庄子的“逍遥游”创造了一个超越、永恒、宁静的精神家园，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源泉。
其次，庄子崇尚的“大美”审美理想深刻影响了后世文艺的美学境界与高度。庄子以“道”为旨归，崇尚天地之间的“大美”，这种“大美”体现为无限广阔、宏大、雄浑、壮阔的境界和寂寞无为、朴素自然、澹然无极的特征。庄子的这种美学思想对于后代文艺产生的影响是，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博大雄奇的壮美境界的追求，如杜甫提出“鲸鱼碧海”、韩愈提出“巨刃磨天”等都是；另一方面“大美”的自然、本真、天放的本性又引导后世文人反对人为斧凿雕琢艺术，追求自然、素朴的风格境界。如刘勰的“自然之道”、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司空图的“妙造自然”等都有庄子“自然”风格论的影子。“自然”的风格要求还影响到了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
第三，庄子“体道”时“虚静”论对后世文艺创作主体审美态度的影响。庄子提出“体道”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虚静”思想要求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时不为外物所乱，不为心智所蔽，保持凝神专一、忘怀一切、全身投入的精神状态。这种认识论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虚静”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陆机、刘勰率先将虚静心态同艺术想象联系起来：“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陶钧文心，贵在虚静”(刘勰)。唐代皎然还将虚静心态同艺术灵感联系起来：“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苏轼《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还有王国维的“无我之境”等等无不受庄子“虚静”论思想的影响。
第四，庄子的言意观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庄子在对“言”的广泛性、复杂性及其表“意”的歧义性、暧昧性作出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诸多智慧观点，道出了言、意关系的奥秘，把人们引向一种幽远、玄妙的意境，一种主体独特的、内省式的领悟，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并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但见兴趣，不见文字”、司空图的“韵味”说和“四外”说，以及后来的欧阳修、严羽、王士祯、王国维乃至于绘画、书法领域等无不受庄子言意观的影响。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庄子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合为道教思想，并与儒家思想互补，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经他完善的道家美学与文论思想滋养着中国艺术。
B. 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摒除欲望，轻物质享受重精神自由，强烈吸引着那些追求独立人格与尊严、追求个性解放的后世文人。
C. 庄子展示的艺术或形象思维的自由超越性，使他在“逍遥游”中创造了一个超越、永恒、宁静的精神家园，为后世文人提供精神源泉。
D. 庄子以“道”为旨归，崇尚天地之间具有无限广阔、宏大、雄浑、壮阔的境界和寂寞无为、朴素自然、澹然无极的特征的“大美”。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庄子提出的“虚静”是一种精神状态，要求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时不为外物所乱，不为心智所蔽，保持凝神专一、忘怀一切、全身投入的精神状态。
B. 之所以会形成“意在言外”的现象，是因为“言”表“意”的歧义性、暧昧性远远多于“言”的广泛性、复杂性。
C. 庄子在对“言”与“意”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言不尽意”等观点，道出了言、意关系的奥秘，使人感觉幽远玄妙，其影响延续到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
D. 庄子的言意观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以至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绘画、书法等领域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杜甫提出“鲸鱼碧海”、韩愈提出“巨刃磨天”等，表明了人们对博大雄奇的壮美境界的追求。
B. 李白受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追求自然、素朴的风格境界，他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是强调自然，反对雕琢。
C. “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是说创作时对外物不视不听，只专注于审美对象，对其思考探究，这是产生无穷想象的基础。
D. 虚静心态有助于艺术灵感的诞生，“意静神王，佳句纵横”“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就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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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像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没有刻意经营，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说：“不知群儿恶，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如果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那么，对李杜的认知是容易出偏差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名的有张籍、孟郊、贾岛、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在《醉赠张秘书》中云“张籍学古淡，轩鹤进鸡群”；在《调张籍》中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顿颜”。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顿顺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做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稹、白居易末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张籍《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中的这种意境，也是从李杜得来的。韩愈对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红”。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中唐时期可与元稹、白居易、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像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像元稹、白居易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但受《文选》影响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水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文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他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向”，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淡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横被压抑，怨愤之情处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与陶诗相比，相当于山水记与《水经注》里的写景文相比，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摘编自《范文澜评韩愈、柳宗元诗文的特点和成就》）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他的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他被认为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B.朱熹认为，柳宗元的诗歌学陶渊明像陶渊明；苏轼则认为，柳诗的成就不及陶诗。
C.韩愈认为，张籍学习李杜，张籍的成就与李杜相同，他们可以并驾齐驱，不分伯仲。
D.柳宗元诗歌学习谢、陶，但不是模拟谢、陶的形迹，而是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第一段中两次引用韩愈《调张籍》中的诗句，论证了韩愈学习李杜的成果心得。
B.文章第二段多处引用韩愈的言论，同时引用张籍的有关诗歌内容进行论证，论据丰富。
C.文章第三段将柳宗元的诗和韩愈、陶渊明等人的诗进行对比，在对比中都论述了他们诗歌的异和同。
D.文章首先阐述了韩诗的继承性，接着阐述其诗的独创性，最后论述了柳诗的特点、成就以及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杜甫；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李白。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他不刻意经营，却合于李杜。
B.张籍擅长写作乐府诗，多用古乐府为题。他的诗辞意通显，不做雕饰，诗句通俗，但又不同于元稹、白居易这种末流。
C.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所以受《文选》影响很深，他的古文特别是最著名的山水记含有很多骈句。
D.柳宗元的诗与陶渊明的诗相比，相当于山水记与《水经注》的写景文章相比，各自有优点，但是后面的模仿者都不如他们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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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杨宪益与东方翻译文学
何琳
杨宪益（1915—2009），祖籍安徽泗县，生于天津，是我国当代成就卓著的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
杨宪益自幼在自家私塾接受传统儒家发蒙教育。杨宪益回忆说：“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部分，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他还说道：“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在国学的浸润与陶养中，少年杨宪益的颖悟与才思逐渐显露出，诗人气质与情怀亦现出端倪。
杨宪益与世界文学结缘，以其1927年在天津教会学校——新学书院（TientsinAnglo-ChineseCollege）开始中学教育为端绪。除“国学”外，学校所有开设课程均用英语教授。杨宪益曾回忆说：“读高中时，看英文书很多，其中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又说：“教师布道的时间，我就在台下偷偷看《以赛亚书》，或者是《雅歌》。”大量的翻译文学阅读极大地开阔了杨宪益的视野。
随着翻译文学阅读的日渐深广，杨宪益对翻译本身、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热衷亦逐日递增。入牛津大学攻读之前，杨宪益已通过英译本读过荷马史诗、希腊悲剧、李维《罗马史》、柏拉图的几篇对话和其他为数甚多的外国文学作品。
1936年秋，杨宪益进入牛津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学院之一——默顿学院攻读希腊拉丁文学。课余时间，杨宪益的足迹遍及欧洲、地中海和北非，当地风物民情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负笈英伦求学期间，杨宪益与牛津大学第一位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心仪东方文化已久的英国同学——戴乃迭相识相恋。1940年，杨宪益获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当年夏末，杨宪益谢绝美国哈佛大学希望他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邀请，携手戴乃迭返回祖国。此后，杨、戴夫妇辗转重庆、贵阳、成都、南京等地高校教授英文。1952年杨宪益、戴乃迭调入北京外交出版社，任外文图书编辑部专家。1954年《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杂志并入外文出版社，杨、戴夫妇同为该刊的翻译和审稿专家。杨、戴二人遂将大半生心血倾注在这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刊物之上，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杨宪益译著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兼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其译作题材广泛，体裁丰富，语种多样。杨宪益著述与东方文学文化因缘，集中体现于他的比较文化论著——《译馀偶拾》，《译馀偶拾》是杨宪益多年文史考证笔记的结集。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杨宪益便开始动笔，陆续在上海《新中华》杂志发表这类笔记。《译馀偶拾》收文88篇，涉及东西交通史，音乐史，宗教史，民族史等诸多范畴。其间，东西文学、文化交流史篇目数量虽不占主导，但因其集中呈现出作者将民族文学发展置于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野加以考究的学术思想，从而为后学在对待和处理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上树立了典范。具体来说，又包含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首先，注重对类同叙述主题历史联系的考察，杨宪益并不满足于东西方类同叙述主题的简单比较，而是将其引入历史事实影响的景深，考述其故事渊源，以史料构筑起故事流播的时空线路，并推断往来其间的主要媒介人，亦不忽略对各故事版本叙事细节的比较与印证。
其次，注重东西方文学之间的互动互馈研究。在东西方文化研究上，杨宪益反对“文明西来”或“文化东去”的轩轾分明的简单结论，坚持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东西文化势能落差，强调东西方文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和物质条件下的产物，强调科学的反映论。
第三，重视东方文学内部各民族文学（尤其是边疆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研究。杨宪益晚年感慨某些人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却不明本民族文化、东方文化就里，遂以“东方不亮西方亮，文化何须论短长”解颐。诚然，杨宪益译业重心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但其始终将翻译活动置于东西文明互通互惠的发展视野，强调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承的相互推助，在东西文学文化相互烛照中互勘的思想，才是其翻译思想的真髓所在。
（选自《文史杂志》2013年第5期）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杨宪益十多岁时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以及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等，良好的家学熏陶使其具有诗人气质与情怀
B．天津教会学校所有开设课程均用英语教授，在此期间，杨宪益阅读了大量的翻译作品，这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
C．《译馀偶拾》是杨宪益的力作，集中呈现了他将民族文学发展置于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野加以考究的学术思想。
D．杨宪益将东西方类同叙述主题引入历史事实影响的景深，考述其故事渊源，一贯反对其做简单的比较。
E．一些人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却不明本民族文化、东方文化就里，这是杨宪益一直以来就非常痛恨的。
（2）在杨宪益成长过程中，哪些经历促成了其在翻译领域的卓著成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研究上，杨宪益具有怎样的观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你赞同杨宪益“文化何须论长短”的观点吗？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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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脁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炫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他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
（摘编自卢长怀《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休闲思想探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道佛各派思想中都有休闲文化的成分。
B. 休闲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独特而丰富，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琴棋书画、茶道酒道、山水园林等都具有休闲文化的独特意蕴。
C.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为了远离政治迫害，文人士大夫不问政治，向往自然，寄情山水，追求清静无为的生活，直接促成了中国古代休闲文化的成熟。
D. 社会现实促使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想，也崇尚美丽的大自然和田园生活，这便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宗白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一时代精神上的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是这一时代最富有艺术精神的原因。
B.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C. 创作诗文和游山玩水的休闲方式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们寄寓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忘却苦闷和烦恼的一种途径。
D.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田园诗人众多，如谢灵运、鲍照、谢胱、陶渊明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便完全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中。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休闲文化之所以以文人士大夫为主，应该与文人士大夫特有的文化修养、人生遭际、生活态度、政治观点、精神追求有很大关系。
B.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混乱和社会上的痛苦并不完全是坏事，它是这一时代精神自由、解放，人们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催生剂。
C. 谢灵运、鲍照、谢胱等人开创了我国古代山水诗的先河，而陶渊明则开创了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先河，他们的创作都渗透了休闲思想。
D. 郦道元的创作注重纪实，陶渊明的创作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虽然创作风格不同，但他们都对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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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爱”是儒墨两家措意最深的话题之一，它把罕言乃至不言“爱”的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同儒家、墨家区别开来，也把言“爱”心曲不尽相合的儒墨两家区别开来。孔子由“仁”说“爱”，“爱”只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以“兼爱”为其学说的主导取向。而“兼”以“爱”之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从墨子与孔子在“爱”上的这一微妙差异，大致可窥见儒墨两种教化何以终究会各趋一途。。
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清末民初以后的学人多以“兼爱”之所爱不分亲疏厚薄而赞许墨家，并以此贬责主张“亲亲”而爱有差等的儒家。立足于平等对“兼爱”和“亲亲”做褒贬之判，这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中已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如此认同“兼爱”而厌弃“亲亲”，却在更大程度上出于人们对平等和爱的关系的误解。平等属于权利范畴，它只在权利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值得人们肯定的价值；爱是一种情感，由衷的“爱”原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单就爱的情愫尚应向更广博处推扩而言，墨子的“兼爱”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在从“爱人”的一角度上指点他所谓的“仁”时，却也未尝不曾教诲人们“泛爱众”。“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偏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连着“亲亲”的根蒂；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固然显出爱的差等来。然而，却正是对爱的差等的认可表明了儒家比墨家更懂得作为一种情而不是作为一种理的“爱”。
《礼记·礼运》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由“情”说“爱”，意味着“爱”在先秦儒者这里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对“情”的反省可使人悟出一种“理”，但“情”并不直接就是“理”。墨子以“兼爱”立论，无论他出于怎样好的动机，事实上在他这样做时却是把“情”作为“理”来推证或辩说了。“爱”在儒家学说中从不曾像墨家著述中那样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爱”既然终是被儒者视为一种“情”，而情的可贵又首先在于它必是出于自然而非强制，那么，它在儒家这里便永远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而决不至于被直接以理相称。
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之“爱”相称的话，那么，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自律”之“爱”——根自人之心性中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1.下列关于“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爱”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内涵，而诸子言“爱”心曲是不尽相合的，因此，我们根据这一微妙差异，可以大致将其区别开来。
B. 儒家的“泛爱”连着“亲亲”的根蒂，显出爱的差等。清末民初以后，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学人多贬责儒家。
C. “爱”被儒者视为一种“情”，并没有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而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
D. 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可勉强称为“自律”之“爱”，它是一种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 孔子说的“爱”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说的“爱”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这种不同是儒墨两种教化各趋一途的重要原因。
B. 墨子的“兼爱”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从“爱人”的角度提出了“泛爱”，在今天看来，“泛爱”比“兼爱”爱得更为广博。
C. 基督教的“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它的教义甚至说信徒“要爱你的仇敌”，这种要求与墨家相比显得有些决绝。
D. 墨家学说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其“兼爱”的训示有着被要求的意味，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兼爱”是有着平等意识的“爱”，但不能以此贬斥儒家之“爱”。因为作为一种情感， 由衷的“爱”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
B. 先秦儒者对“爱”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高度，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出于自然，发自内心，属于“情”的范畴而不是“理”的范畴。
C. 儒家始终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墨子的“兼爱”事实上把“情”作为“理”。这是两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差别。
D. 儒家的仁者之爱，没有染涉利益，不会权衡得失，是一种超功利的爱，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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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爱”是儒墨两家措意最深的话题之一，它把罕言乃至不言“爱”的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同儒家、墨家区别开来，也把言“爱”心曲不尽相合的儒墨两家区别开来。孔子由“仁”说“爱”，“爱”只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以“兼爱”为其学说的主导取向。而“兼”以“爱”之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从墨子与孔子在“爱”上的这一微妙差异，大致可窥见儒墨两种教化何以终究会各趋一途。
②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清末民初以后的学人多以“兼爱”之所爱不分亲疏厚薄而赞许墨家，并以此贬责主张“亲亲”而爱有差等的儒家。立足于平等对“兼爱”和“亲亲”做褒贬之判，这 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中已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如此认同“兼爱”而厌弃“亲亲”，却在更大程度上出于人们对平等和爱的关系的误解。平等属于权利范畴，它只在权利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值得人们肯定的价值；爱是一种情感，由衷的“爱”原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单就爱的情 愫尚应向更广博处推扩而言，墨子的“兼爱”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在从“爱人”的一角度上指点他所谓的“仁”时，却也未尝不曾教诲人们“泛爱众”。“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偏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连着“亲亲”的根蒂；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固然显 出爱的差等来。然而，却正是对爱的差等的认可表明了儒家比墨家更懂得作为一种情而不是作为一种理的“爱”。
③《礼记礼运》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由“情”说“爱”，意味着“爱”在先秦儒者 这里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对“情”的反省可使人悟出一种“理”，但“情”并不直接就是“理”。墨子以“兼爱”立论，无论他出于怎样好的动机，事实上在他这样做时却是把“情”作为“理”来推证或辩说了。“爱”在儒家学说中从不曾像墨家著述中那样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 “爱”既然终是被儒者视为一种“情”，而情的可贵又首先在于它必是出于自然而非强制，那么，它在儒家这里便永远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而决不至于被直接以理相称。
④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 交相利，必得赏”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 “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之“爱”相称的话，那么，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自律”之“爱”——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 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1.下列关于“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爱”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内涵，而诸子言“爱”心曲是不尽相合的，因此，我们根据这 一微妙差异，可以大致将其区别开来。
B. 儒家的“泛爱”连着“亲亲”的根蒂，显出爱的差等。清末民初以后，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学人多贬责儒家。
C. “爱”被儒者视为一种“情”，并没有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而只在于润泽或滋 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
D. 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可勉强称为“自律”之“爱”，它是一种根 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孔子说的“爱”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说的“爱”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 来申说的，这种不同是儒墨两种教化各趋一途的重要原因。
B. 墨子的“兼爱”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从“爱人”的角度提出了“泛爱”，在今天看来，“泛 爱”比“兼爱”爱得更为广博。
C. 基督教的“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它的教义甚至说信徒“要爱你的仇敌”，这种 要求与墨家相比显得有些决绝。
D. 墨家学说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其“兼爱”的训示有着被要求的意味，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兼爱”是有着平等意识的“爱”，但不能以此贬斥儒家之“爱”。因为作为一种情感， 由衷的“爱”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
B. 先秦儒者对“爱”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高度，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出于自然，发自内心，属于“情”的范畴而不是“理”的范畴。
C. 儒家始终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墨子的“兼爱”事实上把“情”作为“理”。这是 两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差别。
D. 儒家的“自律”之“爱”，没有染涉利益，不会权衡得失，是一种超功利的爱，这“爱”本 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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