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题目。
唐代中期以前的城市,有着严格的政治等级体系,不同等级的城市有着严格的规定,简单说来就是城市的政治地位决定着经济规模和城市的规模等级。但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一规律逐渐发生了变化,经济的独立推动作用逐渐显露。虽然唐代全国性城市仍以长安、洛阳为首,但是唐中期以后一些地方性城市逐渐上升为全国性城市,当时广为流行的“扬一益二”之说就是较好的证明。苏州、杭州也上升为居民十万户的全国性城市,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越来越多的城市因为经济地位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具体表现为区域城市经济等级体系形成与同一层级的城市之间的分工日益深化。
随着城市的经济属性不断增强,唐代中期以前形成的以政治地位高低为主的城市等级体系逐渐弱化,城市等级中的经济性因素不断增强。在一些新兴的经济区域,逐渐形成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并重的城市等级体系。新的城市等级体系核心内容如下:一是政治地位已不是城市规模的唯一决定因素,政治地位高的城市不一定比治下的城市经济水平高;二是城市等级体系跨越了行政区划的限制,城市体系所涵盖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覆盖的区域已突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以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城市等级体系为例,到唐代中后期,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扬州为区域中心城市,以苏州、杭州、越州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以一般州府所在地(例如宣州、常州等)为三级区域中心城市,以县城为四级区域中心城市,以新兴的镇市和草市为第五级区域中心城镇的五级城市体系。
除了纵向上的区域城市等级体系逐渐形成,横向上同一层级的城市分工亦日益深化。这些城市往往依托各自的区位优势,在城市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最终将特色转化为产业优势,使得同一等级城市之间形成较为常态的分工合作,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城市群。例如苏州以丝织品与盐业闻名天下,《新唐书·地理五》记载苏州土贡有:“丝绵、八蚕丝、绯绫。”《太平广记》卷402《守船者》载:“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杭州的发展与旅游业兴盛密不可分。长庆初,杭州刺史白居易将《杭州郡楼登望画图》寄给在长安的张籍,张籍即兴赋诗:“画得江城登望处,寄来今日到长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将展书堂偏觉好,每来朝客尽求看。”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富商文人居住于此,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越州以制瓷业和造纸业著称。
同一层级的城市发展有所侧重,证明了唐代后期城市之间分工的发展。同时,这一分工的发展,使得城市区域分布的合理性大为提高,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大幅增强,这也是这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城市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所在。分工与专业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唐代中后期城市受政治影响逐渐减弱后,城市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强,各个城市开始立足于自身特点,发展特色手工业,并最终形成了具有各自城市特色的交易市场。唐代陶瓷业空前发达,制瓷工业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并出现邢窑、越窑等著名的瓷窑。陆羽夸赞“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唐代丝织业发展迅猛,长江下游地区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均是重要产地。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品销售的专业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较大城市中出现同类商品的集中贸易,中小市镇中形成以某类商品交易为主的专业化贸易。在唐代城市中,市下设行,行为同类商品集中进行贸易活动的场所,行内又置店、肆经营。 此外,还有某些大宗商品的专业化贸易。在著名的茶叶产地形成了销售茶叶的专业市场。此外还有木材市、花市等大型专业化交易市场。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承担的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频率加快。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代中期以前,城市的不同规模往往表示着城市的不同的政治等级,在这个时期,城市等级体系是以政治地位高低为主的。
B.唐代中期以后,一些城市在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将特色转化为产业优势,出现了同一层级的城市分工日益深化的现象。
C.唐代中期以后,经济地位决定了城市等级体系,城市体系涵盖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覆盖的区域已突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
D.到了唐代后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分工进一步发展,城市区域分布越来越合理,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城市快速发展。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唐中期以后一些地方性城市逐渐上升为全国性城市,削弱了长安、洛阳这两个全国性城市的政治地位。
B.区域城市经济等级体系的形成,同一层级的城市之间的分工日益深化,意味着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城市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变化。
C.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城市群有不同的等级体系,决定这个体系里每个城市地位的因素很多,但不断加强的经济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D.较为稳定的城市群是同一等级城市凭借自己产业优势分工合作而形成的,如苏州丝织品与盐业闻名天下,杭州则旅游业兴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唐代城市发展历史看,城市的产生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也是社会分工导致的必然结果。
B.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商品的集中交易频率加快,使得唐代较大城市出现了商品的集中贸易和专业化贸易。
C.唐代后期城市之间分工的发展,专业化程度的加强,使城市之间的合作成为客观需要,并成为常态。
D.唐代中后期,城市面貌发生新变化,探讨导致其变化的因素,给现在和以后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借鉴。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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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期以前的城市,有着严格的政治等级体系,不同等级的城市有着严格的规定,简单说来就是城市的政治地位决定着经济规模和城市的规模等级。但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一规律逐渐发生了变化,经济的独立推动作用逐渐显露。虽然唐代全国性城市仍以长安、洛阳为首,但是唐中期以后一些地方性城市逐渐上升为全国性城市,当时广为流行的“扬一益二”之说就是较好的证明。苏州、杭州也上升为居民十万户的全国性城市,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越来越多的城市因为经济地位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具体表现为区域城市经济等级体系形成与同一层级的城市之间的分工日益深化。
随着城市的经济属性不断增强,唐代中期以前形成的以政治地位高低为主的城市等级体系逐渐弱化,城市等级中的经济性因素不断增强。在一些新兴的经济区域,逐渐形成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并重的城市等级体系。新的城市等级体系核心内容如下:一是政治地位已不是城市规模的唯一决定因素,政治地位高的城市不一定比治下的城市经济水平高;二是城市等级体系跨越了行政区划的限制,城市体系所涵盖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覆盖的区域已突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以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城市等级体系为例,到唐代中后期,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扬州为区域中心城市,以苏州、杭州、越州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以一般州府所在地(例如宣州、常州等)为三级区域中心城市,以县城为四级区域中心城市,以新兴的镇市和草市为第五级区域中心城镇的五级城市体系。
除了纵向上的区域城市等级体系逐渐形成,横向上同一层级的城市分工亦日益深化。这些城市往往依托各自的区位优势,在城市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最终将特色转化为产业优势,使得同一等级城市之间形成较为常态的分工合作,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城市群。例如苏州以丝织品与盐业闻名天下,《新唐书·地理五》记载苏州土贡有:“丝绵、八蚕丝、绯绫。”《太平广记》卷402《守船者》载:“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杭州的发展与旅游业兴盛密不可分。长庆初,杭州刺史白居易将《杭州郡楼登望画图》寄给在长安的张籍,张籍即兴赋诗:“画得江城登望处,寄来今日到长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将展书堂偏觉好,每来朝客尽求看。”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富商文人居住于此,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越州以制瓷业和造纸业著称。
同一层级的城市发展有所侧重,证明了唐代后期城市之间分工的发展。同时,这一分工的发展,使得城市区域分布的合理性大为提高,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大幅增强,这也是这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城市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所在。分工与专业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唐代中后期城市受政治影响逐渐减弱后,城市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强,各个城市开始立足于自身特点,发展特色手工业,并最终形成了具有各自城市特色的交易市场。唐代陶瓷业空前发达,制瓷工业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并出现邢窑、越窑等著名的瓷窑。陆羽夸赞“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唐代丝织业发展迅猛,长江下游地区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均是重要产地。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品销售的专业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较大城市中出现同类商品的集中贸易,中小市镇中形成以某类商品交易为主的专业化贸易。在唐代城市中,市下设行,行为同类商品集中进行贸易活动的场所,行内又置店、肆经营。 此外,还有某些大宗商品的专业化贸易。在著名的茶叶产地形成了销售茶叶的专业市场。此外还有木材市、花市等大型专业化交易市场。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承担的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频率加快。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代中期以前,城市的不同规模往往表示着城市的不同的政治等级,在这个时期,城市等级体系是以政治地位高低为主的。
B.唐代中期以后,一些城市在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将特色转化为产业优势,出现了同一层级的城市分工日益深化的现象。
C.唐代中期以后,经济地位决定了城市等级体系,城市体系涵盖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覆盖的区域已突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
D.到了唐代后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分工进一步发展,城市区域分布越来越合理,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城市快速发展。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唐中期以后一些地方性城市逐渐上升为全国性城市,削弱了长安、洛阳这两个全国性城市的政治地位。
B.区域城市经济等级体系的形成,同一层级的城市之间的分工日益深化,意味着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城市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变化。
C.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城市群有不同的等级体系,决定这个体系里每个城市地位的因素很多,但不断加强的经济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D.较为稳定的城市群是同一等级城市凭借自己产业优势分工合作而形成的,如苏州丝织品与盐业闻名天下,杭州则旅游业兴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唐代城市发展历史看,城市的产生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也是社会分工导致的必然结果。
B.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商品的集中交易频率加快,使得唐代较大城市出现了商品的集中贸易和专业化贸易。
C.唐代后期城市之间分工的发展,专业化程度的加强,使城市之间的合作成为客观需要,并成为常态。
D.唐代中后期,城市面貌发生新变化,探讨导致其变化的因素,给现在和以后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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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人的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父艺和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魏晋诗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承受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和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一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
B.人的觉醒通由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这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的。
C.人的觉醒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与其他领域相比较,这种觉醒在文艺和审美心理方面,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D.《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李诗,突出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魏晋诗篇深藏在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的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正表现出魏晋诗人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地追求。
B.正是在对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即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才产生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形成魏晋诗人的核心人生观。
C.在魏晋诗人看来,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有些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完全可信或无价值。
D.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而魏晋诗篇之所以对这一命题的咏叹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是与魏晋诗篇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人的觉醒,是指在怀疑和否定1日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魏晋时期产生的新的态度和观点。
B.魏晋时流传下来的诗篇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在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
C.汉末魏晋时期二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产生了人的觉醒。
D.《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了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正是因为有人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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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灯下
迟子建
①在城市,当你走到十字街头时,往往会与红绿灯相遇。
②说来好笑,我最初来到城市时,最怕的就是过街。在西安和北京求学期间,只要是有天桥和地下通道,我绝不走十字街。我对红绿灯不信任,它们闪来闪去的,像是两只鬼眼,变幻太快,常常是绿灯一亮,我起步走,却遭逢侧向驶来的一串汽车,它们占据了半边路,阻断你。等它们过去后,你再前行,绿灯的心房就颤动了,红灯随之亮起,你被隔在马路中央,身前身后是川流不息的车辆,有被钢铁夹击的感觉。此时我总会联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那个被卡在机器中的工人,觉得自己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可怜虫。
③我喜欢回到故乡,其中的一个缘由是,在乡间路上,我不会为红绿灯左右。能够阻断我脚步的,有时是一群黄昏中归家的羊,有时是几只正午时通过堤坝,要下河戏耍的鸭子。
④据说在交通事故中,死于红绿灯下的行人占了很大比例。闯红灯,是肇事的元凶。有时是汽车闯红灯殃及行人,有时是行人闯红灯自蹈黄泉,这样的行人无疑就是举着阎王爷掷来的招魂牌在过街。不管责任在哪一方,倒霉的总归是人。所以家长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在过十字街时,如临虎口,总要拉起孩子的手。在幼儿教育中,学会通过红绿灯下的街口,也成了必修课。走到红绿灯下,人的心就会紧张起来,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稍有不慎,就会酿下惨祸。在我眼中,十字街就像匍匐在大地的十字架,它主宰着人的生死。
⑤我在哈尔滨生活以后,习惯了走红绿灯。前些年,每当过十字街时,看见绿灯闪烁了,我会一路飞奔,分秒必争,抢在红灯敲响警钟时到达街对面。由于年轻,体力充沛,我与绿灯的赛跑很少有输的时候。当街口的行人集体闯红灯时,我也尾随其后,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汽车像一支支飞来的箭,刷刷地在我们身旁呼啸而过,可是大家对它们毫无惧色,我也心底泰然。
⑥二○○二年初春,爱人离开哈尔滨时,带我去花店买花。我们到了海城街的鲜花批发市场,我选了一束红色康乃馨,几枝黄玫瑰。当我把玫瑰拿在手中的时候,爱人说,别老买黄色的,换点鲜艳的颜色吧。于是,我挑了两枝娇艳的粉色玫瑰。他捧着康乃馨,我拿着玫瑰,散步回家。经由红军街桥下的十字路口时,恰好赶上绿灯眨眼了,我说等下一个绿灯再过吧。爱人说,你跟着我,能抢过去的!他个子高,步伐大,很快就跑到街对面了。我呢,一见红灯亮了,腿立刻就软了,向回撤。这样,我站在街这头,他站在对面,我们中间,是一台连着一台的疾驰的车辆。车辆就像汪洋大海,把我们分开了。三天后,爱人在回故乡的山间的公路上出了车祸。故乡的路没有红绿灯,可是他为了早点回到工作的地方,急于赶路,还是出了事故。他的心中,看来一直亮着一盏颤动的绿灯啊。他是一个疯狂的旅人,只知道一刻不停地向前赶,赶,赶。这种“赶”,这种热情的“奔命”,使我们一个在此岸,一个在彼岸,永隔着万水千山。他像流星,以为自己生命的光华还很漫长,却不知道当他飞速掠过天际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永恒的寂静。
⑦爱人离去后,我身边没了陪伴的人,可是路还是要走下去的。我曾在十字街头为他焚烧纸钱,都说那是灵魂聚集的地方。再经过那样的路口时,我感觉有无数的灵魂在幽幽地歌唱。远远地看到绿灯要变幻了,我便会放慢脚步,在路边静心等待;人们蜂拥着闯红灯时,我也会原地不动,气定神凝地候着。红绿灯下那些步履匆匆、神色慌张的路人,在我眼里是那么的可怜可笑。
⑧我想,人生是可以慢半拍,再慢半拍的。生命的钟表,不能一味地往前拨,要习惯自己是生活的迟到者。人是弱的,累了,就要休息;高兴了,就要开怀大笑。郁闷的时候,何苦要掩饰自己,对着青山绿水呼喊吧。我们可以与友人畅饮,一醉方休;也可以对那些邪恶的人当面示以唾弃。我们可以在月夜下多几分缠绵,也可以在旅途中因着美好的风景而多几日的停留。随遇而安,随缘而行。随风而舞,随雨而歌!
⑨是的,我们要给自己多亮几盏红灯,让生命有所停顿,有所沉吟。这样的红灯,就是我们生命中不息的火焰!只有这样,弱的生命才会变成强的生命,暗淡的生命才会变成有光华的生命!当生命的时针有张有弛、疾徐有致地行走的时候,我们的日子,才会随着日升月落,发出流水一样清脆的足音。
1.结合全文分析,作者为何以“红绿灯下”为标题?(6分)
2.请分析第四段画线句子在全文中的作用。(4分)
3.请结合全文分析作者在“红绿灯下”的情感有何变化?对我们的人生有何启示。(7分)
4.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两项是(4分)( )
A.文章中“在我眼中,十字街就像匍匐在大地的十字架”一句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警示自己,也警示世人:十字街口,红绿灯下,很可能成为生与死的分界,行人只有虔诚与敬畏,谨慎慢行,才会安然无恙。
B.第二段详细描写经过十字街的过程和感受,表现了我最初经过城市十字街口的紧张害怕,也与第三段写作者行走在乡间路上的轻松快乐形成对比。
C.文章第六段说丈夫“是一个疯狂的旅人,只知道一刻不停地向前赶,赶,赶”,这里采用反复的手法,写出了丈夫只知道一刻不停地向前“赶”而导致的悲剧,这句话既有作者对丈夫的埋怨和不解,也表达了作者对丈夫的无尽思念。
D.作者的“爱人离去后”,她“曾在十字街头为他焚烧纸钱,并认为“那是灵魂聚集的地方”,因为作者相信宗教,相信灵魂的存在,借以表达自己对丈夫的哀思。
E.丈夫离世,留给作者的只有慢慢长夜的苦思冥想,也促使作者去思考人生的生活方式,在漫漫人生旅途中,我们要给自己多亮红灯,让生命有所停顿,才能让我们生活中的火焰不息,才能让弱的生命变成有光华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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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法三家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社会地基上破土而出,均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其各自的理论本位是不同的。具体说来,脱胎于殷周家族血缘社会的儒家政治学说,关注血缘传承,看重礼仪祖制,守护家族利益,理论上归结到以社稷为本位,反映着当时仍居统治地位的世袭贵族阶层的思想理念。稍迟诞生的墨家学说,反映着当时社会众多小生产者的利益诉求,理论上以下层民众为本位。法家学说代表着正在成长中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追求,韩非进一步打造出了为权势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体系,理论上以权势君主为本位。。
儒家因为要守护当时主流社会贵族阶层世代传承的家族利益,所以需要倡导以血亲关系为根据的差等有别的仁爱观,需要尊崇祖宗制定、世代承袭的礼仪制度;也需要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在社会治理上坚持德主刑辅,用人上主张亲亲尊尊;儒家认可有条件的天命观,对鬼神的存在未置可否,也无非是要表明家族传承的天意神圣,并使人们对先祖的灵魂保持某种敬畏。墨家以下层民众为本位,因为小生产者没有稍微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也没有世袭的利益需要守护,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生存与交往,因而要反对奢靡、节用节葬,要破除等级,无差别地兼爱,利人利他;要倡导“非攻”;墨家宣扬鬼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意志不可违逆;社会治理上主张崇尚教化,尚贤使能,则反映着下层民众对家族出身的漠视。法家韩非构建了以权势君主个人为本位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利已的,君主就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隐秘的权术为手段,监督臣属和天下人遵照所颁布的法规行事:他反对先圣崇拜、不信鬼神,推崇权势与暴力,就是为了保证权势君主个人意志的伸张。
思想根系是三家学说种种不同观念产生的渊源和形成的缘由,也是它们相互划分的根本依据。墨出于孔,尽管双方在圣人观、天命观等方面有相近的理念,但因思想立足点相异,因而构成了不同的学派;荀子在人性观方面与孔孟理念相违,但因为坚守与孔孟相同的理论本位,所以仍不失儒家的本色;韩非虽然师承了荀子的许多思想,但因他构建了为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其理论本位移易,因而变成了专制色彩明确的法家,理论本位对整个学说的决定意义可见一斑。
儒家以社稷为本位,提出的政治主张要顾及家族的血缘传承与礼仪文明的接续,同时又要应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其思想理念必然瞻前顾后。因为这种双维度的价值选择,所以中庸就成了最恰当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理论本位及其价值理念的必然选择。相比而言,墨家少有传统的包袱,把“百姓人民之利”作为最后的落脚点,顾及的是天下民众的利益。与儒墨不不同的是,法家政治方案只关注现世君主,在一个点上着力,因而其主张和方案往往是激进的,行为是偏激的。
(选自冯立鳌《儒墨法三家观念差异的根源》,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 儒家和墨家都倡导仁爱、兼爱,在这点上这两种学说观点是相同的,而法家则不同,它推崇暴力。
B. 儒家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而墨家和法家都反对先圣崇拜,反映了这两家学说对家族出身的漠视。
C. 在社会治理上,儒家坚持德主刑辅,墨家主张崇尚教化,而法家则以利益和权术使天下臣民按法规行事。
D. 儒家执守中庸之道,墨家以天下民众为落脚点,法家只为现世君主服务,其主张和行为都是激进和偏激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儒墨法三家之所以观念不同,其根本在于三家不同的理论本位。
B. 文章第二段阐述了儒墨法三家不同的政治观念、治国理念、人才观、鬼神观等及其形成原因。
C. 文章最后两段论述了儒墨法三家间的内在联系,评价了它们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执政方案的优劣。
D. 阐明儒墨法三家思想学说之间相互依存的逻辑联系及其之间的本质区别,是本文论证的重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如果小生产者有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有世袭的益需要保护,就不会有反对奢侈、节用节葬等观念的形成。
B. 墨出于孔,并在圣人观、天命观等方面双方有相近观念,如果不是各自的理论本位不同,也许就不会形成不同的学派。
C. 荀子虽然在人性观等方面与孔孟有相反的理念,但因为与孔孟有相同的思想立足点,所以仍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D. 韩非利用人性中的利己之心,为权势君主构建了“法、势、术”相结合的执政方略,而不顾及天下民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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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B. 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名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C. 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D. 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2.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 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C. 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D. 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B. 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C. 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D.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抗坠,铿锵成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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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政府官员,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唐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后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对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成知进退的楷模,赏赐绢帛千段、御马两匹,所有待遇不变,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另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由于朝廷需要,致仕官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重新任命他为侍中。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员待遇提高,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出席朝廷的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重视的规制。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的一环。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②牒:中国古代官府往来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朝的政府官员的致仕,通常都有退休保障,但等级不同,规定也会不同。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后来增加了半料。
B.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即“悬车”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致仕。
C.在唐朝,致仕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朝廷大臣之间矛盾不休、朋党斗争就会有官员致仕,而致仕官员还可能受到追究。
D.以制度应对多数,是唐朝退休政策的基本方略。对于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通常照章办事即可。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朝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或退休前提职,让官员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使相应的待遇得到提高。
B.由于朝廷需要,唐朝官员致仕之后也会有起复的现象。譬如苗晋卿就先后以刑部尚书身份、太子太傅、太保身份三次致仕。
C.唐太宗时期,“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获得皇帝的支持,因为他是知进退的楷模,所以获得额外赏赐,所有待遇不变。
D.致仕官在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往往普遍增加待遇,现任官的父祖也可能因为要提高现任官的待遇而被授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朝官吏的物质待遇以俸禄为主,致仕官员享受半禄。有时朝廷也会提高致仕官员的待遇,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
B.唐朝的致仕制度,因等级不同而待遇不同,尤其对于高级别的官员,全凭皇帝好恶,或给予恩赏,或草草处理,或再次起复。
C.相对于物质待遇,更受致仕官重视的应该是朝廷的某些能体现其身份地位的仪式性活动,他们可以回到原曹司,位列现任官之前。
D.唐代致仕制度,通过各种有效手段,不仅最大限度地免除致仕官吏的后顾之忧,而且也激励了现任官吏为统治者尽忠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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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政府官员,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唐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后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对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成知进退的楷模,赏赐绢帛千段、御马两匹,所有待遇不变,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另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由于朝廷需要,致仕官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重新任命他为侍中。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员待遇提高,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出席朝廷的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重视的规制。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的一环。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②牒:中国古代官府往来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朝的政府官员的致仕,通常都有退休保障,但等级不同,规定也会不同。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后来增加了半料。
B.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即“悬车”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致仕。
C.在唐朝,致仕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朝廷大臣之间矛盾不休、朋党斗争就会有官员致仕,而致仕官员还可能受到追究。
D.以制度应对多数,是唐朝退休政策的基本方略。对于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通常照章办事即可。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朝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或退休前提职,让官员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使相应的待遇得到提高。
B.由于朝廷需要,唐朝官员致仕之后也会有起复的现象。譬如苗晋卿就先后以刑部尚书身份、太子太傅、太保身份三次致仕。
C.唐太宗时期,“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获得皇帝的支持,因为他是知进退的楷模,所以获得额外赏赐,所有待遇不变。
D.致仕官在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往往普遍增加待遇,现任官的父祖也可能因为要提高现任官的待遇而被授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准确的一项是( )
A.唐朝官吏的物质待遇以俸禄为主,致仕官员享受半禄。有时朝廷也会提高致仕官员的待遇,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
B.唐朝的致仕制度,因等级不同而待遇不同,尤其对于高级别的官员,全凭皇帝好恶,或给予恩赏,或草草处理,或再次起复。
C.相对于物质待遇,更受致仕官重视的应该是朝廷的某些能体现其身份地位的仪式性活动,他们可以回到原曹司,位列现任官之前。
D.唐代致仕制度,通过各种有效手段,不仅最大限度地免除致仕官吏的后顾之忧,而且也激励了现任官吏为统治者尽忠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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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演变发展历程曲折,其经历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词最初在唐代就开始出现了,词的产生最初源于燕乐,其作为一种与燕乐相配合的唱词,在晚唐五代以后才被人们简称为“曲子词”。唐代诗人李白的《菩萨蛮》,以及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忆江南》都属于最早的文人词作,它们标志着词体形成的萌芽状态。这些唐代诗人在词中继承并发扬了民间曲子词清新流畅、情真意挚的优良传统,不仅增加了词作的底蕴和表现力,而且其沉郁雄放的词风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唐代的这些文人词作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
词至宋初,在题材与语言风格上,大体已经形成定局。尤其是以柳永为代表的时期,词的内容、体制、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柳永不仅发展了长调的体制,而且还丰富了词的创作方法,同时,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境界,对宋词后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日益集中,加上北宋词人懂得音律的更多,不仅自己能调曲,而且尤善作词,因此词调大盛。这一时期,宋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
北宋中期以后,苏轼首先举起改革旗帜,开创了豪放一派,不仅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扩展了词的内容,而且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并提高了词的意境。在这之前,宋词依然流连于写作男情女爱与离愁别恨,而苏轼词的出现开始在词中强烈表现个人的建功立业愿望和明确的爱国主题,其词风开始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气概,并且苏轼敢于 “以诗入词”,不仅突破了词在音律方面过于严格的束缚,而且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这极大地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词发展到南渡时期,其主要代表词人有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陈与义等。由于时代的巨变,这些词人都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他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这些都影响到了他们的词作、词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其词作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情感更显得沉郁忧愤。他们的词作大多表现出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孱弱懦怯的对比等,因此这些词主要表现出了南渡战乱时期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尤其是李清照的词,更是确立了宋词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她自成一家,独创易安体,词风朴素清新,手法细腻完美,并且雅俗兼用,达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和谐统一。因此,她被誉为婉约之宗,她的创作不仅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更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词至南宋前期,开始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词坛更是大家辈出,名作纷呈。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词人是辛弃疾、陆游、姜夔等人。他们继承并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使得词的内容越发博大精深,风格更为浑厚雄健,因此把宋词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词人当属辛弃疾,他不仅继承了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扩大了词的内涵,把词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并且他创新式地以散文化的笔调写词,并且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尤其是他创作的词风雄壮慷慨,意境阔大,表现出了词人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
词发展到南宋后期,由于时代的原因、文人地位的变化等,因此开始走向衰落。继而被元曲、元杂剧等取而代之。
比如南宋灭亡以后,元政府的文化政策决定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他们变得“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这些促使当时写词的文人开始从事戏曲活动。加上进入元代以后,只有宋的一批遗民还在写词,比如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但他们的影响毕竟有限,因此,宋词开始日渐衰微,并由元代活泼口语化的、受民众欢迎的新的文学样式——曲所代替了。
宋词从唐、五代、北宋初年的诞生期,到北宋中叶到南渡的发展期,再到南宋前期的繁荣期,直至南宋后期的衰微期,其演变发展过程可谓曲折而丰富。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深受人们喜爱的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宋词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一代文学之胜。
1.下列关于词演变历程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词源于燕乐,始于唐代,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唐代诗人创作的词作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标志着词的发展进入了萌芽状态。
B. 至宋朝初年,词的题材与语言风格大体已定型;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宋词也作为新的文学样式、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得到快速的发展。
C. 南渡时期,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使词作、词风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李清照的词,自成一家,确立了宋词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
D. 南宋前期,宋词进入繁荣期。这一时期,词坛大家辈出,名作纷呈。词人以文为词,进一步扩大了词的内涵,把词推向了更高的阶段。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诗人创作的词继承并发扬了民间子词清新流畅、情真意挚的传统,增加了词作的底蕴和表现力,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B. 柳永发展了长调的体制,丰富了词的创作方法,采摘民间曲调人词,大量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境界,对宋词后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C. 李清照、陈与义等亲身经历了时代巨变,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词作内容转而贴近现实生活,情感更显得沉郁忧愤。
D. 辛弃疾创新式地以散文化的笔调写词,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词风雄壮慷慨,意境阔大,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北宋中期,宋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的原因,一是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集中,二是当时词人的音乐素养有了整体的提升,可以自己调曲作词。
B. 苏轼词的出现,是词的题材与风格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词的文学地位提高及发展方向改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C. 南宁前期,宋词的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与苏轼的豪放词相比,辛弃疾、陆游等人的一些词内容更加博大精深,风格更加浑厚雄健。
D. 元代汉族知识分子备受歧视,一些词作者为生活所迫开始从事戏曲活动。随着词人数量减少、影响变小,宋词日渐衰微并被元曲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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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南朝)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名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B. 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C. 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D. 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2.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 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C. 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D. 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B. 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C. 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D.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抗坠,铿锵成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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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试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捧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于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暗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灵在《》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惑。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颦”(杜甫《襄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B.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C.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D.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2.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C.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D.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B.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C.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D.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顿挫,铿锵成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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