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季羡林自传我于1946年春夏之交，回到祖国。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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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传

我于1946年春夏之交，回到祖国。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去北大任教。

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

而我当时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 is a 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

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我“政务”清闲。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魏晋玄学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内第一人。课堂就在三楼上，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课并没有讲义，他用口讲，我用笔记，而且尽量记得详细完整。他讲了一年，我一堂课也没有缺过。此外，我因为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的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适开此课，课堂也在三楼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听。周先生比我年轻几岁，当时可能还不是正教授。别人觉得奇怪，我则处之泰然。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恐尚未有过，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能者为师。在学问上论资排辈，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旧业搞不成了，我何去何从？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因为觉得有兴趣，曾随手从《大藏经》中，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的资料。当时我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国以后，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至少中国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不致十年负笈，前功尽弃。我反复思考，掂斤播两，觉得这真是一个极为灵妙的主意。虽然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我终于找到了学术上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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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等。精通12国语言。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季羡林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摘自百度百科）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需要大量专业的专著和杂志，但我国关于印度学的书刊，几乎是一片沙漠。季羡林回忆此事时痛心疾首。

B．季羡林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因为他开的科目都是冷门而不受欢迎的，几乎没有开设意义。

C．季羡林一生于学术研究方面既广泛涉猎，又有所专攻，成就巨大；于名利方面也比较淡泊，不喜盛誉。当今社会，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家已经不多见了。

D．季羡林讲述当年他作为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别的教授的课一事，主要是为了赞赏教授的渊博学识，同时也让读者对北大当年的学术氛围有所了解。

E．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曾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的资料，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2.如何理解季羡林关于欧洲的“思想斗争”？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3.作为一篇自传，本文与一般的人物传记相比，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回答。

4.你认为季羡林取得学术成功的因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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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为了能够出国选择了清华；他在哥廷根大学有过一段苦涩的异国之恋；他谢绝剑桥邀请，毅然回国；在受过“文革”的炼狱之后，走出“牛棚”，他笑容依旧；耄耋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几个片断。

季羡林先生的95岁生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向这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两人还一起探讨了“和谐”话题。其实，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布衣情怀在解放军总医院一住就是4年，这是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但季老先生自谓早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不仅处之泰然，并且，很快在医院建立起了新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从医生、护士、护工，到清洁工，再到其他病友及其家属，热热闹闹，亲密无间。季先生被称为“爷爷”或“老爷子”，三天，护士们给他买来个毛绒猫咪;两日，小保安又送来几个柿子;再几天不见，传达室的老门卫就带话来问安了。

一个细小的习惯，就能勾起往事。给季先生做了几十年秘书工作的李玉洁说，她注意到季老吃馒头炒菜时总是速度很快，吃饺子、面条时速度相对慢一些。那是因为他幼年时就离开父母，寄居在同样贫困的亲戚家，每逢上桌吃饭都是小季羡林最尴尬难熬的时候，他不愿意往自己的碗里搛菜，所以吃得很快，盼着吃完赶快离开。

在北大校园里，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600本《留德十年》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老爷子马上把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从入院第一天起，季先生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滴水石穿，一部《病榻杂忆》就这样渐渐出来了；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能再看电视，季先生特别重视读报，他订阅了13份报纸和若干大学的校报，《参考消息》的大字版他篇篇必读，有时由李玉洁或护士念给他听。怀真情，说实话季老曾说：“‘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他对事真，对物真，对情真。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宽人严己前些日子，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季先生闻说后如往日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季先生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用季老自己的话来说：“近年季羡林走俏”。然而，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平淡和孤寂，理解他拒绝“一代宗师”的称号。“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季老很喜欢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季老谦虚地说：“我哪敢自比为苍龙？比做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

（注）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1.下列对散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散文的季羡林人物形象丰满，受人尊敬，文中“季老”“季先生”都表达了作者对季羡林教授的崇高敬意。

B.季羡林喜欢顾炎武的“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表现了他没有架子、为人谦虚。

C.季羡林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都在晚年书写，一部是《蔗糖史》，另一部是《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体现了季羡林先生学术钻研，热爱国学，热爱历史。

D.北大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在语言学、历史学、印度宗教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

2.结合全文及相关资料，说说季羡林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3.有评论者说文章第一段写得很好，请你谈谈你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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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季羡林自传（节选）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 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

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 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

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 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一九四五年秋，在国外十年的季羡林辗转回国，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铁路中断，他只好先后住在上海和南京，无法回济南老家。

B．季羡林回国后经老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去北大任教，来到北大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谒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佛学大师汤用彤先生。

C．季羡林在国外研究的是印度学领域，特别是“混合梵文”。而这门学问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根本没有关于印度学的书刊。

D．一九四七年，季羡林回到离开十二年的济南老家，当他看到家庭贫困的实际情况，他立即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E．本文是一篇自传，季羡林以时间为序自述生平，只是撷取了自己留学回来后的经历，重点讲述了自己所面临的思想斗争，真实可信。

（2）文章第一段叙述了季羡林在上海和南京居住的经历，有什么作用?

（3）季羡林在为人和为学上有着怎样的品质? 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分析。

（4）季羡林回国后的“思想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 你是否同意他“‘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的观点? 请结合材料说说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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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季羡林自传（节选）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 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

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 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

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 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上项是（ ）

A．一九四五年秋，在国外十年的季羡林辗转回国，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铁路中断，他只好先后住在上海和南京，无法回济南老家。

B．季羡林回国后经老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去北大任教，来到北大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谒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佛学大师汤用彤先生。

C．季羡林在国外研究的是印度学领域，特别是“混合梵文”。而这门学问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根本没有关于印度学的书刊。

D．本文是一篇自传，季羡林以时间为序自述生平，只是撷取了自己留学回来后的经历，重点讲述了自己所面临的思想斗争，真实可信。

2.季羡林在为人和为学上有着怎样的品质? 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分析。

3.季羡林回国后的“思想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 你是否同意他“‘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的观点? 请结合材料说说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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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传（节选）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 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

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 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

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 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一九四五年秋，在国外十年的季羡林辗转回国，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铁路中断，他只好先后住在上海和南京，无法回济南老家。

B．季羡林回国后经老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去北大任教，来到北大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谒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佛学大师汤用彤先生。

C．季羡林在国外研究的是印度学领域，特别是“混合梵文”。而这门学问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根本没有关于印度学的书刊。

D．一九四七年，季羡林回到离开十二年的济南老家，当他看到家庭贫困的实际情况，他立即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E．本文是一篇自传，季羡林以时间为序自述生平，只是撷取了自己留学回来后的经历，重点讲述了自己所面临的思想斗争，真实可信。

2.文章第一段叙述了季羡林在上海和南京居住的经历，有什么作用?

3.季羡林在为人和为学上有着怎样的品质? 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分析。

4.季羡林回国后的“思想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 你是否同意他“‘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的观点? 请结合材料说说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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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季老足迹：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

12日下午5时半，一场罕见的大雨笼罩整个北京大学，但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前的广场上，仍然聚集着北大的师生，还有很多人从校园外特地赶来，悼念季羡林老先生，久久不愿离去。

“我没有亲眼见过季老，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但他是北大人永远的精神灯塔。”一位几天前从北大毕业的中文系学子，今天重回校园，在雨中向季羡林老先生鞠躬致敬。

“深切怀念季羡林老先生” ——今天上午10时，季羡林老先生的灵堂尚未敞开大门，不少北大师生就已自发聚集在百周年纪念讲堂黑色的大幅挽联下。

在悼念人群中，82岁的雷鸣老先生从家中赶来，一直待到下午5时灵堂关闭都迟迟不愿离去。他说：“1992年在‘中国丝绸之路’首届学术大会上，我的一篇论文得到了季老的点拨指正，此后，我多次和季老交流过相关学术问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也许是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最深刻的感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把季老先生比作“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张颐武说，这么多年来，他们这批学人从未听到过有关季老的负面传闻，“从这个角度来说，季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是一个将传统士人精神与现代专业知识完美结合的人。”

“季老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都没有停止。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在治学精神和态度上。”季羡林老先生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维钧回忆，季老先生写作《糖史》时，已经80多岁了，但仍不顾严寒酷暑每天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季老发现了新线索就兴高采烈起来。他的喜怒哀乐都是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

“先生个性极为鲜明，广被万物的爱心与知识分子的胆识在季老先生那里体现得十分醒目。如果来访者不学无术而又滔滔不绝，先生就会面色木讷长久不言；如果是清纯学生求访解惑，则他每次必从家中送出来直到大门口默默挥手告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告诉记者，“季老生前说过，他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怀真情，讲真话；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正是夫子自道！”

“季羡林老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品格。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国际关系学院2005级本科生李玉磊对记者说，季羡林老先生常年笔耕不辍，把自己对人生、对知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写在了一本本书中，这些用心写出的文字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很早听闻季老先生的大名，通过阅读，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广博的知识所深深折服，这成了我报考北京大学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级本科生李垚坦言，虽然求学期间，她未在校园里见过季老先生，也未聆听过其谆谆教诲，但是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早已成为燕园中无形的精神标识，感染着每个身处燕园的北大学子。“先生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和对治学的严谨精神，是我们后辈应汲取的力量。唯有如此，步入社会后才能有所担当。”

(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分析，正确的两项是（    ）（5分）

E．季老先生的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对人生、知识和生命的认识，更是他一生的写照，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2.这篇新闻开头的景物描写的作用是什么？（6分）

3.文中说：“他是北大人永远的精神灯塔。”请结合全文，概括季羡林老先生对北大人的影响表现在哪几个方面。（6分）

4.为什么北大教授张颐武把季老先生比作“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请联系文本和实际，谈谈你的认识。（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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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用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季羡林先生二两三事

季羡林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渐渐地萌发了对佛学的兴趣。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10年，准备回国。得知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10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即复长函致季羡林，奖掖、鼓励了他一番，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是年秋，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遵陈寅恪之嘱，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优厚的礼遇。陈寅恪不久也由英国回到清华。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读给陈寅恪听，陈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晚年的季羡林，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他总觉得自己“还未能登他的堂奥”。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至死的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如果说陈寅恪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拍板接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到北大后，瞬间（10天）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胡适那时在编一份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因此，季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他们共事3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甚而是切磋。季羡林说，解放前3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读《胡适论学近著》受启发而写的《浮屠与佛》。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止他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的墓陵，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10多年前写的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张中行先生认为，季羡林先生一生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是朴厚。他的家虽然房间还算多，但大都居了书库，剩下的几间生活用房，也是陈旧简单，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外，都是最简单不过的陈设。而季羡林的布衣粗食，更是让接触过季羡林先生的人印象深刻，他永远是穿布衣制服，是那种很耐穿的咔叽布料做的，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工友。绝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那样大学问和社会地位的著名学者。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季羡林：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百度百科）

②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令人感动的英雄人物传记》）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季羡林因为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没有“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季羡林不会走上后来的治学道路。

B. 留德回国，季羡林写信给正在英国治病的陈寅恪先生，汇报他十年的学习研究情况。得到陈寅恪的鼓励和提携，旋即推荐季羡林到北大任教。

C. 因为陈寅恪举荐，季羡林的《浮屠与佛》得以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上发表，所以，季羡林在北大声名鹊起，并受到优厚礼遇。

D. 季羡林觉得有人批判胡适有失公允，于是撰文替他说话，但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未称呼胡适为“先生”，十余年后拜谒胡适墓时感到深深自责。

2.张中忠行认为，季羡林一生“最难能的是朴厚”。其朴厚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3.季羡林先生称为公认的一代大师有哪些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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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用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季羡林先生二两三事

季羡林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渐渐地萌发了对佛学的兴趣。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10年，准备回国。得知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10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即复长函致季羡林，奖掖、鼓励了他一番，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是年秋，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遵陈寅恪之嘱，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优厚的礼遇。陈寅恪不久也由英国回到清华。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读给陈寅恪听，陈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晚年的季羡林，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他总觉得自己“还未能登他的堂奥”。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至死的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如果说陈寅恪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拍板接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到北大后，瞬间（10天）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胡适那时在编一份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因此，季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他们共事3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甚而是切磋。季羡林说，解放前3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读《胡适论学近著》受启发而写的《浮屠与佛》。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止他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的墓陵，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10多年前写的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张中行先生认为，季羡林先生一生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是朴厚。他的家虽然房间还算多，但大都居了书库，剩下的几间生活用房，也是陈旧简单，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外，都是最简单不过的陈设。而季羡林的布衣粗食，更是让接触过季羡林先生的人印象深刻，他永远是穿布衣制服，是那种很耐穿的咔叽布料做的，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工友。绝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那样大学问和社会地位的著名学者。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季羡林：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百度百科）

②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令人感动的英雄人物传记》）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季羡林因为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没有“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季羡林不会走上后来的治学道路。

B. 留德回国，季羡林写信给正在英国治病的陈寅恪先生，汇报他十年的学习研究情况。得到陈寅恪的鼓励和提携，旋即推荐季羡林到北大任教。

C. 因为陈寅恪举荐，季羡林的《浮屠与佛》得以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上发表，所以，季羡林在北大声名鹊起，并受到优厚礼遇。

D. 季羡林觉得有人批判胡适有失公允，于是撰文替他说话，但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未称呼胡适为“先生”，十余年后拜谒胡适墓时感到深深自责。

2.张中忠行认为，季羡林一生“最难能的是朴厚”。其朴厚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3.季羡林先生称为公认的一代大师有哪些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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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

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学生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他的分析细致入微，如剥蕉心，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最终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寅恪师去上课。他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那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1945年，在我来到哥根廷十年之后，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根廷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意料地迅速，先生回复了一封长信，并说想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会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不引以为荣呢？

这一年的深秋，我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北京。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到了冬天，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几乎没对任何人说过贬损的话。对青年学者，他更是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寅恪先生也从没有说过半句贬损的话。

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20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5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

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

　　　　　　　　　　　　　　　　　　　　　　　　　　　　　　　　　　　　　　　　　 （有删改）

1.简要概括陈寅恪先生的形象特点。

2.赏析文中画线句子的表达技巧及表达效果。

3.本文的题目是“回忆陈寅恪先生”，但花了不少笔墨来写“我”，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4.在学术方面，陈寅恪先生“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几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损的话”，甚至包括专门攻击他的学者。对陈先生的这种做法，你怎么看？请结合文本联系现实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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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真可谓中德学坛上的佳话！

1945年，我同先生在长时间的分离后，在书信上取得了联系。我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以及取得的一些成果，先生回信说想介绍我到北大任教。一九四六年春天，回国后，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 陈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摘自季羡林《真话能走多远·回忆陈寅恪先生》，有删改）

1.本文是为怀念陈寅恪先生而写的，然而作者却花了大量笔墨去描写旁听冰心先生一堂课的情形，为什么？（4分）

2.请简析第2段画线句子（“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的表达作用。（5分）

3.请分条列出陈寅恪先生值得我们珍视的个性特点；然后就其中一点结合原文作简析，并结合现实谈谈你的见解。（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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