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顾炎武认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亡国只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是仁义被扼杀,统治者虐害人民,人民之间也纷争不断,天下即将灭亡。
B. 顾炎武认为保护一家一姓的国家不致倾覆既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又是每一个普通百姓义不容辞的责任。
C. 梁启超的《痛定罪言》一文既呼吁人们要看清政府的无能,又唤醒人们应作深入的自我检讨,他认为要雪国耻,关键在于要自我修正。
D. 顾炎武、梁启超在社会危难时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其中梁启超在顾炎武观点的基础上又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且赋予其新的内涵。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梁启超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的是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的振兴与危倾,都有责任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来救亡图存,这与顾炎武的明显不同。
B.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观念的思想根源来自孟子,顾炎武、梁启超在论述自己的这一观念时就很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了孟子的言论。
C. 孟子认为人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站在天下最中正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即拥有天下情怀。
D. 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被后世广泛流传,他认为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于( )
A. 孟子认为人不应自惭形秽,而要有主人意识,只要我们每个人树立远大的理想,不断完善自己,最终就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的人。
B. “正人心”,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孟子认为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自身,桀纣之所以失天下主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
C.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当今的现实意义可理解为,人类生存的世界,小到个人修养大到社会的兴衰,每个人都要有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D. 孟子所说的“天民”与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世界公民”类似,马克思就曾要求自己做这样的人,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与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顾炎武认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亡国只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是仁义被扼杀,统治者虐害人民,人民之间也纷争不断,天下即将灭亡。
B. 顾炎武认为保护一家一姓的国家不致倾覆既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又是每一个普通百姓义不容辞的责任。
C. 梁启超的《痛定罪言》一文既呼吁人们要看清政府的无能,又唤醒人们应作深入的自我检讨,他认为要雪国耻,关键在于要自我修正。
D. 顾炎武、梁启超在社会危难时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其中梁启超在顾炎武观点的基础上又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且赋予其新的内涵。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梁启超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的是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的振兴与危倾,都有责任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来救亡图存,这与顾炎武的明显不同。
B.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观念的思想根源来自孟子,顾炎武、梁启超在论述自己的这一观念时就很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了孟子的言论。
C. 孟子认为人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站在天下最中正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即拥有天下情怀。
D. 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被后世广泛流传,他认为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于( )
A. 孟子认为人不应自惭形秽,而要有主人意识,只要我们每个人树立远大的理想,不断完善自己,最终就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的人。
B. “正人心”,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孟子认为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自身,桀纣之所以失天下主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
C.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当今的现实意义可理解为,人类生存的世界,小到个人修养大到社会的兴衰,每个人都要有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D. 孟子所说的“天民”与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世界公民”类似,马克思就曾要求自己做这样的人,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与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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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顾炎武认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亡国只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是仁义被扼杀,统治者虐害人民,人民之间也纷争不断,天下即将灭亡。
B. 顾炎武认为保护一家一姓的国家不致倾覆既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又是每一个普通百姓义不容辞的责任。
C. 梁启超的《痛定罪言》一文既呼吁人们要看清政府的无能,又唤醒人们应作深入的自我检讨,他认为要雪国耻,关键在于要自我修正。
D. 顾炎武、梁启超在社会危难时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其中梁启超在顾炎武观点的基础上又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且赋予其新的内涵。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观念的思想根源来自孟子,顾炎武、梁启超在论述自己的这一观念时就很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了孟子的言论。
B. 梁启超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的是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的振兴与危倾,都有责任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来救亡图存,这与顾炎武的明显不同。
C. 孟子认为人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站在天下最中正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即拥有天下情怀。
D. 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被后世广泛流传,他认为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正人心”,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孟子认为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自身,桀纣之所以失天下主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
B. 孟子认为人不应自惭形秽,而要有主人意识,只要我们每个人树立远大的理想,不断完善自己,最终就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的人。
C.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当今的现实意义可理解为,人类生存的世界,小到个人修养大到社会的兴衰,每个人都要有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D. 孟子所说的“天民”与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世界公民”类似,马克思就曾要求自己做这样的人,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与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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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极广。此语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意是指整个社会出现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以嵇康之子嵇绍为例,表面上批判的是魏晋人清谈亡天下,实际上是以史为鉴,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事清的愤懑。。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作了创造性地发挥,由于概括精炼且赋予新的内涵而得到广泛传播。不同于顾炎武,梁启超这里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责任”是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他在变法维新时的战友谭嗣同当是从己做起、责任不诿他人的典型。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时代在发展,人们可以,也应该赋予这一命题更宽广的含义。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节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最早见于顾炎武的《日知录》,其本意是指,即便是普通民众,在整个社会出现道德沉沦时也要奋起救赎。
B. 顾炎武把“亡国”和“亡天下”加以区分,认为“亡国”只是改朝换代,“亡天下”则意味着社会沦落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
C. 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梁启超为了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的同时能作深入的自我检讨,写下《痛定罪言》一文。
D. 梁启超创造性地发挥了顾炎武的观点,赋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新的内涵,他在变法维新时的战友谭嗣同深受影响并身体力行。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先秦典籍,在孟子学说中表现尤为集中。
B. 顾亭林、梁启超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直接引用了孟子的言论,体现出对孟子思想的尊崇,这绝不是巧合。
C. 孟子的“天下情怀”和“民本思想”,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能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
D. 孟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贤,甚至提出尧舜和常人也没什么不同的看法,这体现了一种“主人意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B. 顾炎武、梁启超都非常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他们都能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做出富有积极意义的阐释。
C. 作者虽然认为古人不应把“普天之下”几乎等同于“四海之内”,但对先哲能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又予以肯定。
D. 梁启超和本文作者都赋予“天下”“兴亡”“匹夫”“责任”以新的内涵,将来人们还可能赋予这一命题更宽广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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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先秦“忠”观念的演变
解颉理
“忠”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之一,是一定社会形态在思想意识和语言文字上的反映,表现为对他人、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和道德行为。作为中国古代伦常德目之一,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亦内化为了一种思维定势,长期积淀于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忠”源于“中”,“忠”乃“中”之引申义,在前文明时代就已广泛存在。它体现了氏族和部落民众对其首领这一权威中心的确认与服从,同时也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早期政治准则的向往与追求。
“忠”这一观念起源于部落军事民主制下对其军事首长及其他领袖公正无偏处事准则的要求。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则主要以王道体现“忠”之本义。虽然“忠”字在字源上出现甚晚,但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则显然早已存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忠”观念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日益定型和普及的时期。“忠”的主客体之变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并且日益成为主要的政治道德信条,“忠”观念的这一演变趋势下延至战国晚期,经荀子、韩非子的理论论证使之成为主导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道德规范。 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其内涵表示的主要是一种对国家、社稷深沉的自觉意识,“忠”的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仅为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随着战国以后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则越来越强调对于君主个人的绝对服从了。
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忠”观念,到了秦代已经演变成了“忠君”,作为后世五伦之一开始定型下来。尽管到了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忠”的内涵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忠”即为“忠君”的模式、窠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观念适应了封建制度下君主专制的需要;只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这种束缚人的思想观念才会真正地消失。 传统“忠”观念强调个人的公而忘私的诚信,追求廉洁奉公、公正公平,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强调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勇于献身,是传统“忠”观念的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也只有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优秀部分,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
1.下列对“忠”观念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忠”观念表现为对他人、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之一。
B. “忠”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更内化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长期积淀在人们的心理。
C. “忠”观念在先秦时内涵丰富,秦代已演变成了“忠君”,作为五伦之一开始定型。在秦后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社会发展变化,但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忠君”的模式。
D. 传统“忠”观念既强调个人的优秀品质,也有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高要求,同时强调危难之际勇于献身,所以,传统“忠”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
2.对“忠”观念演变的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忠”观念起源于部落军事民主制下,在前文明时代就已广泛存在,它不仅体现了氏族和部落民众对其首领的确认与服从,而且也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向往与追求。
B. “忠”观念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其本义主要以王道体现,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先于“忠”字字源,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日益定型和普及。
C. “忠”的主客体之变并成为主要的人生信条是在战国晚期完成的,荀子、韩非子的理论论证在“忠”成为主导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道德规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D. 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忠”的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战国以后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就越来越强调个人绝对服从君主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忠”观念作为一种道德观念,不仅体现了个人行为准则,也体现了对早期政治准则的向往与追求。
B. 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忠”观念在政治伦理方面主要是一种对国家、社稷的自觉意识,其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
C. 封建制度下“忠”的内涵基本上不会跳出忠君的模式,是因为忠君观念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因此说,只有消灭封建制度,这种束缚人的思想观念才会真正地消失。
D.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可以借鉴传统“忠”观念,我们要真正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只有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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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孔丘有的时候用“仁”规定“礼”,有的时候用“礼”规定“仁”。这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是“仁”和“礼”的统一。“仁”是属于个人的自由,“礼”是属于社会的约束;“仁”是属于自然的礼物,“礼”是属于人为的艺术。自然的礼物和人为的艺术是对立的。对立必然相反,相反就是矛盾。但是相反而又相成,矛盾而又统一。没有真情实感为内容的“礼”,就是一个空架子,严格地说,就不成其为“礼”。没有“礼”的节制的真情实感,严格地说,也不成其为“仁”。所以真正的“礼”,必包含有“仁”;完全的“仁”,也必包含有“礼”。这就是两个对立面的互相渗透。所以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就是“礼”和“仁”的统一。一个完全的人格,就是这个统一的体现。
孔丘有许多赞美完全人格的话,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素材,文是加工。真性情、真情实感,是属于前者,“礼”是属于后者,二者都不能偏胜。如果有所偏胜,那就破坏了统一。具体地说,只有真性情、真情实感,而又能合“礼”地流露出来,这就是文、质的统一。这样的人,才是“君子”。
孔丘虽然把“仁”和“礼”并称,但是就一个完全的人格说,“仁”还是比较根本的。“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这一段记载里,主要的一句话是“礼后乎”。“后”于什么呢?就是后于“仁”。子夏悟到“礼后”,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才可以行“礼”。“仁”先“礼”后,孔丘对于子夏的这一理解,大加赞赏。
“仁者,人也。”这句话确实说明了一个很深奥的道理。《中庸》里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几句话,就是“仁者,人也”的注解。“仁”是“修身”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仁的主要内容是“爱”。这个爱是从亲子之爱扩充出来的。所以“为仁”必须从事亲开始,也就是说,“修身”必须从“事亲”开始。要想把“事亲”做到完全的地步,那就必须先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就叫“知人”。这个“知人”是对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道理的理解和体会。人之所以为人是和“天”连在一起的。所以要想对“人”有所了解和体会,不可以对于“天”没有了解和体会。这就是“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孔子的“知人”,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反思。由这种反思而了解、体会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总的特点——“仁”。
孔丘往往把“仁”作为人的完全人格的代名词,有完全人格的人,他称为“仁人”。他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丘在这些话中所说的“仁”,就是完全人格的意思。
孔丘告诉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对别人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为仁之方”。说孔丘的中心思想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仁”是他的中心思想。
(节选自《孔子对古代道德生活的反思——论完全人格》)
1.下列关于“仁”与“礼”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认为,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是“仁”和“礼”的统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有时用“仁”规定“礼”,有时用“礼”规定“仁”。
B. “仁”是属于个人的自由,“礼”是属于社会的约束;“礼”是属于自然的礼物,“仁”是属于人为的艺术。二者矛盾而又统一。
C. “礼”应该以真情实感为内容,否则就难成为真正的“礼”;真情实感应该有“礼”的节制,否则,也难成为真正的“仁”。
D. 真正的“礼”,必包含有“仁”;完全的“仁”,也必包含有“礼”——两个对立面的互相渗透,是形成完全的道德品质的前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孔子赞美的完全人格,要求具有真性情、真情实感,又能合“礼”地流露出来,达到“文”与“质”的统一。
B. “质”“文”任何一方的偏胜,都会破坏二者的统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处于“野”与“史”层次的人,算不上君子。
C. 孔子将“仁”与“礼”并称,可是,他听到子夏关于“仁先礼后”的理解后大加赞赏,说明他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提法是有失偏颇的。
D. 孔子强调“仁”和“礼”二者统一性的同时,认为在完全人格方面,“仁”更为重要一些,因此,他对子夏“礼后乎”理解大加赞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是“修身”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中庸》认为修身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即事亲、知人、知天。
B. “仁”的主要内容是“爱”,这个“爱”是从亲子之爱扩充出来的,因此,“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事亲”是“为仁”的体现。
C. 把“事亲”做到完全的地步,是“知人”的前提,“知人”是对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道理的理解和体会,“知人”才能善任。
D.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两句话,表现了孔子对“仁”这种完全人格的倡导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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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市”的本义为市场,与“城”不同。早期的“市”多在野外或井边,故有“市井”之称。而我国的“城”约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最早只是政治性质的城堡,与“市”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城市人口的集中,居民生活的需要,城内便有“市”的设立。“城”的存在,为“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市”的发展,又促进了“城的发达。“市”在我国“城”中出现,长期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实行的是“坊市制”。
在先秦文献中并无“坊”名,当时城市居民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为“里”。“里”原是农村的一种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当时为了防止盗贼的攻击,采用这种四面筑院墙的封闭聚居形式。从先秦起,这种称“里”的组织形式在城市中长期存在,有时称作“闾里”或“闾”,秦汉仍因之。从晋代开始,城市居民住区正称仍为“里”,但有时又称作“坊”。《元河南志》卷二《晋城阙宫殿古迹》所引《晋宫阙名》中,有“诸里”和“诸坊”的名称。到北魏时的洛阳,全城有二百二十“里”,也作二百二十“坊”。这“坊”字,即源于“防”的别体。从隋开始,“里”改称为“坊”。
所谓“坊市制”,即城中之“市”集中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市”与“坊里”一样,都是方形,四面筑有围墙,并开有市门。如唐长安皇城前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每面各开二门,有道路相通,形成“井”字形相交。唐代的市场交易限定在市内进行,并限定交易时间。
在“坊市制”下,一般居民出入坊里,必须经由里门,不许直接临街开门。如汉代规定只有“甲第”——统治阶级中显要人员的宅第,才能“当道直启”。唐代则明确规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辕向街开门。”当时街上没有“街鼓”,天明和落日,坊门随街鼓声而开闭。
在市民居住的坊中,一般是不允许开设商业店铺和手工作坊的。但在“市”周围的坊里,往往由于有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所以有例外。如东市南面的宣平坊中有卖油者,升平坊北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西市东面的延寿坊中有鬻金银珠玉者。
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需要,古典的坊市制逐渐被破坏,在一些城市内开始出现商贸活动,有的甚至破坏城墙而临街设店。到肃宗至德年间,人们纷纷穿破坊墙而临街设铺。这样,旧有的古典坊市制开始瓦解,新的“坊巷制”逐渐形成。
约在宋仁宗末年,“坊巷制”完全取代了过去的“坊市制”,即“街巷”成为城市居民实际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而“坊”仅作为名称被保留下来,其本意已完全丧失。直到近代,城市中一些弄堂、胡同仍称“某某坊”。这是因为人们依然习惯以“坊”作为雅称,而一般市民则以“街”“巷”相称。
(摘编自杜瑜《由坊市到坊巷》)
1.下面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中国古代,“城”与“市”最初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市”的本意为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城”约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最初为政治性的城堡。
B.“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随着城中人口的聚集和居民生活需求的增加而产生,长期被限定在城中一定的区域。
C.“城”与“市”相互促进。“城”中人口聚集带来的消费需求,为“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市”的发展又为“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D.“市”与“坊里”一样都是方形的,四面筑有围墙,有门与外面相通。“市”里面道路纵横。
2.下列理解和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先秦时期的“里”,原是农村的一种封闭式的聚居形式,其目的是防止盗贼,后来成为城市中的一种居民聚居单位。
B.唐朝时城市中称为“坊”的居民聚居区,在秦汉两代有时称作“闾”,在晋代“里”“坊”并称,而近代城市中的“坊”,实际上指的是街巷。
C.在唐初长安中的坊里,普通居民不能开设商业店铺和手工作坊,但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可在所居住的坊里开店经营。
D.在坊市制下,市场交易有限定的区域和时间,居民出入坊里亦有规定的路径和时间,“当道直启”只是少数人才享有的特权。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坊”是“防”的别体字,可见“坊”有“防守、防备”之意,这跟“里”以筑墙防备盗贼的内涵一致。这应该是“里”改称“坊”的一个原因。
B.坊市制是古代政府运用权力人为塑造城市格局的体现,能使城市布局井然有序,但也让市民生活受到诸多限制,比如不能自由开店,不能夜晚行街。
C.坊市制的瓦解和坊巷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发端于唐代中叶以后的肃宗至德年间,大约完成于北宋仁宗末年。
D.跟坊市制相比,坊巷制更有利于商业经济的发展繁荣,使居民生活更加自由便利,使城市更有活力,但也使治安管理的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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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体现在“义”“利”之辩中。管子是中国古代 的政治思想家,对人的发展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管子认为,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一个社会政治安定和道德进步的前提和基础,而物质生活满足后,人们就要讲究礼节规范,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另外,管子认为人性就是 的,人们追逐物质利益也是 的,这是人的天性使然。管子是从寻求人们经济活动的根源中探讨并发现了人性及人的发展问题的,因而认为这是一切“治乱”的根源。( )孟子讲仁义,坚持人性的本质是善的。仁、义、礼、智是四个“初始”,被视为孟子的“四端说”,这是其性善论的直接理论依据。从“人性本善”的观点看,孟子显然是追求精神第一,而不是物质取向第一。在他看来,在人的发展中,仁义是 ,物质财富本身不能成为人的活动的动因。
可见,管子强调功利主义和人的利益原则,从物质取向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发展问题;而孟子则注重人的精神追求,强调人的道义原则,从精神需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发展问题。两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形成“重义轻利”思想。
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A. 深谋远虑 见利忘义 无可厚非 中流砥柱
B. 出类拔萃 见利忘义 天经地义 中流砥柱
C. 深谋远虑 趋利避害 无可厚非 大本大宗
D. 出类拔萃 趋利避害 天经地义 大本大宗
2.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不同于管子的人性理论,孟子则否定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性。
B. 与管子的人性理论不同,孟子则否定人性是追求物质利益的。
C. 孟子则否定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性,不同于管子的人性理论。
D. 孟子则否定人性是追求物质利益的,与管子的人性理论不同。
3.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A. 管子是在寻求人们经济活动的根源中发现并探讨了人性及人的发展问题的,并认为这是一切“治乱”的根源。
B. 管子是在寻求人们经济活动的根源中探讨并发现了人性及人的发展问题的,因而认为这是一切“治乱”的根源。
C. 管子是从寻求人们经济活动的根源中发现并探讨了人性及人的发展问题的,因而认为这是一切“治乱”的根源。
D. 管子是从寻求人们经济活动的根源中探讨并发现了人性及人的发展问题的,并认为这是一切“治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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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一词,目前已知最早出自司马迁,用来泛指楚地的歌辞。宋人黄伯思的观点认为,“楚辞”具有浓厚的楚地文化色彩。
B. “楚辞”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后来专指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不使用四言句。
C. 继《诗经》之后,《楚辞》是我国古代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诗歌总集,其内容不仅包括屈、宋等人的作品,还包括后人的模仿之作。
D. 楚辞与汉赋是有区别的,虽然汉代人把楚辞称为“赋”,但为了区别这两种文体,现代人已经不大将“楚辞”称为“屈赋”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诗句的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B. 楚辞的诵读不同于歌唱,也不像散文的读法,而是“不歌而诵”,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吟唱”。
C. 与整齐四言体的中原歌谣不同,楚辞属于每句长短不一的杂言体,这是其体式上的显著特征。
D. 楚辞的篇幅较长,虽然已经不适宜歌唱,但是文辞繁丽,富有内涵,能够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楚地发达的音乐与歌谣的影响,二是楚地盛行的巫教的渗透。
B. 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一些长篇巨制,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对歌谣的突破。
C. 楚国君臣百姓崇信巫术,以歌乐鼓舞祭祀诸神,这种文化氛围使屈原作品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
D. 与楚辞相比,同时期的中原歌谣很少 运用神话材料,缺乏浓厚的神话色彩,具有现实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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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一词,目前已知最早出自司马迁,用来泛指楚地的歌辞。宋人黄伯思的观点认为,“楚辞”具有浓厚的楚地文化色彩。
B. 继《诗经》之后,《楚辞》是我国古代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诗歌总集,其内容不仅包括屈、宋等人的作品,还包括后人的模仿之作。
C. “楚辞”受屈原影响极大,它不仅成为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诗体的专称,而且因其作品而被称为“骚”、“骚体”、“赋”等。
D. 楚辞与汉赋是有区别的,虽然汉代人把楚辞称为“赋”,但为了区别这两种文体,现代人已经不大将“楚辞”称为“屈赋”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诗句的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B. 楚辞的诵读不同于歌唱,也不像散文的读法,而是“不歌而诵”,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吟唱”。
C. 楚辞的篇幅较长,虽然已经不适宜歌唱,但是文辞繁丽,富有内涵,能够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D. 与整齐四言体的中原歌谣不同,楚辞每句可长可短,所以可在句尾或句中用语气词“兮”字。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楚地发达的音乐与歌谣的影响,二是楚地盛行的巫教的渗透。
B. 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一些长篇巨制,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对歌谣的突破。
C. 楚国君臣百姓崇信巫术,以歌乐鼓舞祭祀诸神,这种文化氛围使屈原作品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
D. 与楚辞相比,同时期的中原歌谣很少运用神话材料,缺乏浓厚的神话色彩,具有现实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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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文化
《尚书》云:“德自舜明。”《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虞舜)始。”舜帝是“德”的化身,简言之,舜文化就是舜帝身体力行所创造的道德文化,它是一种原生性的道德本体文化。因此,舜帝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鼻祖。
舜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融合已经完成,亦即炎、黄民族的融合已经完成,在部落联盟的体制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个体的人,也已经进入了由部落联盟——诸侯国组合起来的“古国”大社会。因此,在社会生产之中,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和双方都能接受和遵守的准则,才能维护诸侯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和谐。作为诸侯国联盟首领的舜,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身体力行地创造、想方设法地推行了这些准则,并使整个社会都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成为人类由文明产生阶段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我们说孔子是儒文化的创始人,然而,孔子的功绩在于集文化之大成;儒家文化实际上只是孔子对舜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纵使是儒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仁”,也只是孔子在总结商周文化基础之上的画龙点睛。儒学三重道德——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宇宙道德的源头来自于舜帝的道德文化。楚简中的《唐虞之道》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由此可以证实,儒家三重道德的基本构架就是发轫于舜帝所创建的道德文化。
各民族的文化都以本民族的特有形式发展起来,形成本民族的传统。舜文化产生在炎、黄民族融合之后,所以,它代表的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利益,这也是舜文化得以继承和不断弘扬的原因。舜帝虽然居“三皇五帝”之末,但是,舜帝开创了“德治”文明的崭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舜帝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三块里程碑。农耕文化、政体文化、道德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源头。又特别以舜文化为博大精深,它涵盖了社会、自然两大学科,其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艺、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舜文化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在他的《原道》一文中梳理儒家的传授关系时说,是“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孔孟传之于后人。
中华传统文化之根脉是舜文化。舜文化是儒家道德价值之根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舜文化这个道德文化的源头,就不可能使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亲和力;没有舜文化的润泽,就不可能培养出国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舜文化的熏陶,就不可能造就出以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为己任的一批又一批国家精英。
1.下面对“舜文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由文明产生的阶段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标志。
B. 舜文化是在社会转型期为适应社会发展由当时的舜帝创造的文化。
C. 舜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内涵,它涵盖了社会、自然两大学科。
D. 舜文化是民族大融合进程中产生的具有原生性特征的道德文化。
2.对文中“舜文化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一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
B. 儒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
C. 儒家文化脱胎于舜帝所创造的舜文化。
D. 儒家文化是舜帝创造的舜文化的核心。
3.下面对文意的分析和概括,正确一项是
A. 舜文化的滋养和润泽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保持国家强大凝聚力的根本保证。
B. 舜文化是为了适应诸侯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而应运而生的和谐文化。
C. 舜文化得以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其原因是它代表了炎黄子孙的共同利益。
D. 农耕文化、政体文化、道德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源头,其中道德文化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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