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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
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的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
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强调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
在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佛教终于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节选自楼宇烈的《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有删改)
1.下列有关佛教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传统文化,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
B.佛教传来之初,人们并不了解这一外来文化。随着佛经的翻译,人们才开始深入了解佛教教义。
C.东晋时期,外来传教的高僧、本土的僧众日渐增多,还出现了许多饱学大德,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扩大。
D.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与儒、道教之间的矛盾冲突。
2.下列有关佛教与儒、道之间矛盾冲突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也有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的斗争。
B.坚持儒家立场者,认为佛教完全违背了孝道、忠道。站在佛教立场者,则运用极端手段竭力辩明其并未违背中国的伦理纲常。
C.在理论方面,佛教与儒、道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两个问题上。关于神的存灭,其观点是相对的;关于因果报应,其观点是相同的。
D.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产生的儒、道之间有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又达到与儒、道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3.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借用儒、道所用的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主动地融合到佛教之中。
B.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派。
C.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共存、互融互补的局面。
D.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撇开佛教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丰富,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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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
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的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
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强调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
在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佛教终于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节选自楼宇烈的《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有删改)
1.下列有关佛教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传统文化,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
B.佛教传来之初,人们并不了解这一外来文化。随着佛经的翻译,人们才开始深入了解佛教教义。
C.东晋时期,外来传教的高僧、本土的僧众日渐增多,还出现了许多饱学大德,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扩大。
D.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与儒、道教之间的矛盾冲突。
2.下列有关佛教与儒、道之间矛盾冲突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也有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的斗争。
B.坚持儒家立场者,认为佛教完全违背了孝道、忠道。站在佛教立场者,则运用极端手段竭力辩明其并未违背中国的伦理纲常。
C.在理论方面,佛教与儒、道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两个问题上。关于神的存灭,其观点是相对的;关于因果报应,其观点是相同的。
D.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产生的儒、道之间有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又达到与儒、道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3.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借用儒、道所用的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主动地融合到佛教之中。
B.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派。
C.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共存、互融互补的局面。
D.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撇开佛教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丰富,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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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
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的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
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强调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
在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佛教终于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下列有关佛教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传统文化,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
B.佛教传来之初,人们并不了解这一外来文化。随着佛经的翻译,人们才开始深入了解佛教教义。
C.东晋时期,外来传教的高僧、本土的僧众日渐增多,还出现了许多饱学大德,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扩大。
D.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与儒、道教之间的矛盾冲突。
2.下列有关佛教与儒、道之间矛盾冲突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也有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的斗争。
B.坚持儒家立场者,认为佛教完全违背了孝道、忠道。站在佛教立场者,则运用极端手段竭力辩明其并未违背中国的伦理纲常。
C.在理论方面,佛教与儒、道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两个问题上。关于神的存灭,其观点是相对的;关于因果报应,其观点是相同的。
D.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产生的儒、道之间有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又达到与儒、道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3.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借用儒、道所用的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主动地融合到佛教之中。
B.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派。
C.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共存、互融互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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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书与中国近代化
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由此涌现出的一大批译著多以佛教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入,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宗教发展也愈充分,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明朱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著在中国出现。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欧洲传教士远航东来,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他们还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内容逐步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
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活动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以官方为主。尽管近代中国官方译书从林则徐便已开始,但是严格地说,由朝廷出面设置机构、组织人员,长时间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朝廷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前者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包括各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史论为主;后者的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奏请在南京设立江楚编译局。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官方译书主要还是以应用科学为主,重点是在兵学知识、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这和当时的国内需求和朝廷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由于甲午战败,国运艰辛,救国之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到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私家译书最著名的要数严复和林纾二人。严复的译书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他的《天演论》为当时的思想界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林纾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人,共译作品184种,包括许多国家的文学名著。“严林”的译著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
民国以后的译书种类、数量愈来愈多。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以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一个译书群,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生机。
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路经多歧,千回百折,但总的方向是与世界日益接轨,向着近代化的目标艰难而又不可阻挡地前进,这其中,译书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选自《国学》总第39期,有删节)
1.下列是有关译书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一些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 汉唐时期的一系列佛教译著其主要作用是在于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B 译书所带来的西学的传播与扩展,成为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化转型的动因。
C 鸦片战争后,官方及私人的大量译作不断涌现,促成了西学东渐,促进了知识分子思想的变迁。
D 从一开始,西方传教士的大量译著就以传播科学只是为核心,不容置疑地起到开扁民智的作用。
2.下列对“西学东渐”的认识,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两方的文化思想最早通过汉唐时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传入我国,对当时社会的繁荣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B 从整体上讲,西学东渐应该值得肯定,因为它打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愚昧和麻木,使中国逐步迈向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C “严林”译著所彰显出的价值和地位说明,西学东渐很成功的…点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进而更新了民族的社会心理机制。
D 欧洲传教士远航东来,不仅向中国传人宗教文化,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等信息,这标志着西学东渐的开始。
3.下列各项说法中,符合文章意思的一项是(3分)
A 中国译书的最早活动,始自介绍外来宗教,时界分明,先是佛教,然后是基督教。
B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内的需求和朝廷的政策,官方开始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
C 在西方文化的启迪和催化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选择、编译。
D 作者认为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在促进中国社会变革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要大于自然科学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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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又称“禅那”,有“静虑”“思维修”“弃恶”等义,习惯与禅定、禅修、禅法等并称而成为具有特别意义的名词。禅是源于印度的一种禅定方法,随着佛教传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之后,逐渐形成了佛儒道文化信仰体系中普遍施用的一种“开悟见性”之法,进而演变成“安身立命”的一种生活智慧,传承至今。《六祖坛经》所谓“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被外在现象所迷惑所束缚,也不能被内在意念所误导所纠缠,内心保持冷静与平和,举止能够自持与理智,心行相应,清净善美,就是禅定。这有如《大学》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作为一种方法,禅有“坐禅”之意,如达摩面壁,通过调身调息调心之法,而到达“制情猿之逸躁,系意马之奔驰”,寂静思虑,身心轻安;作为一种智慧,“禅不用坐”,而实现“坐亦禅,行亦禅,语默动静体自然”,身心合一,生命升华。
我们谈禅、谈禅定,不能谈玄说妙,不能脱离人生实践,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能脱离社会人群。这正是禅的“实践性特质”。面对生活,禅的方法能使我们冷静与清醒。在梁漱溟先生看来,文化涉及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在相对稳定的社团中的人的生活,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归结为生活的问题,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意欲的相续”,由我们个人的生活态度与形式演变成一个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不同形态,产生不同的社会与人生之发展路向。禅对生活的态度,就是从整体的、关联的、连续的生命互动过程来理解的,将生存和死亡、快乐和痛苦、染污和净化、系缚和解脱等相对的生活内容,作为一个彼此相依、连续不断的过程来加以思考。生活不应当只是一种机械的曲线回环与重复,更不应当只是满足个人贪欲的无限膨胀与独享。
生活中,不少痛苦来自于心灵的封闭与精神的僵化。看破、放下、自在,是禅的智慧。世间万象,特别是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是时代和个人的因缘聚合、因果相应,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原本是自然而然的,希图任由主宰而恒常不变都不可能,即所谓“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洞悉了这一法则与真理,就是“看破”。“看破”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让我们看见“我”的虚妄和自我的真相。但我们还需要落实在行为上,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就需要“放下”,放弃自我执著,要想获得身心的轻松与愉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放下。人要活得心安理得,活得自自然然,活得有品格有格调,才是真自在,这是一种从心底里透发出来的彻底达观、轻松、愉悦。有诗云“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山影到窗前”,有了这样的心境和自在,生活便如“雨过竹风清,云开山顶露”一般的灵动与净明。(摘自 2014年8月27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对第一段中“禅”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
A.禅是一种由古代印度的禅定法经过“中国化”后逐渐形成的“开悟见性”的方法。
B.禅是人的内心冷静平和外在自持理智的一种清净善美、不为物役的人生境界。
C.禅是一种让我们面对现实进行内在反思、调身调息调心、获得智慧的生命状态。
D.禅是执著于顿悟与神通进行谈玄说妙的禅修,是追求精神境界的不二法门。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是( )
A.本文认为禅与儒道具有通融性,是一种可以解决心灵封闭与精神僵化问题的智慧。
B.禅对生活的思考,是将相对立的生活内容,作为一个相连、相续过程来加以思考的。
C.本文引用诗句,巧妙地阐释了灵动、澄澈、明净的自然境界与禅的自由自在的心境。
D.禅的智慧其实就是看破、放下、自在,走出被物欲所蒙蔽的心灵泥淖,享受生活的智慧。
3.从文中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禅”具有很大的魅力,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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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9分)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古诗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这些“古诗”中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1.下列说法,与文章内容不相符合的一项是( )
A.魏晋时期,随着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人们重新探究先秦的名、法、道诸家。
B.魏晋时期,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盛行,产生了真正的纯哲学和纯文艺。
C.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成为魏晋时期的典型音调。
D.魏晋时期只要人的活动和观念不被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就能实现人的觉醒。
2.对文中材料的使用,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诗十九首》里的诗句表明文艺与审美比起其他领域,更能直接地清晰地反映“人的觉醒”。
B.借曹氏父子的诗歌意在说明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部分。
C.引用王羲之唱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悲夫”这样的人生哀伤是为了说明他世界观的消极、颓废。
D.“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形象地说明了觉醒之后的人们珍惜自己的生命,尽情享受自己的生命。
3.结合原文,谈谈你对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理解。(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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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书与中国近代化
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由此涌现出的一大批译著多以佛教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入,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宗教发展也愈充分,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明朱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著在中国出现。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欧洲传教士远航东来,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他们还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内容逐步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
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活动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以官方为主。尽管近代中国官方译书从林则徐便已开始,但是严格地说,由朝廷出面设置机构、组织人员,长时间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朝廷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前者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包括各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史论为主;后者的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奏请在南京设立江楚编译局。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官方译书主要还是以应用科学为主,重点是在兵学知识、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这和当时的国内需求和朝廷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由于甲午战败,国运艰辛,救国之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到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私家译书最著名的要数严复和林纾二人。严复的译书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他的《天演论》为当时的思想界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林纾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人,共译作品184种,包括许多国家的文学名著。“严林”的译著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
民国以后的译书种类、数量愈来愈多。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以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一个译书群,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生机。
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路经多歧,千回百折,但总的方向是与世界日益接轨,向着近代化的目标艰难而又不可阻挡地前进,这其中,译书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选自《国学》总第39期,有删节)
1.下列有关译书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汉唐时期的一系列佛教译著其主要作用在于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B.译书所带来的西学的传播与扩展,是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动因。
C.鸦片战争后,官方及私人的大量译作不断涌现,促成了西学东渐,促进了知识分子思想的变迁。
D.从一开始,西方传教士的大量译著就以传播科学知识为核心,不容置疑地起到开启民智的作用。
2.下列对“西学东渐”的认识,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西方的文化思想最早通过汉唐时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传入我国,对当时社会的繁荣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B.从整体上讲,西学东渐应该值得肯定,因为它打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愚昧和麻木,使中国逐步迈向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C.“严林”译著彰显出的价值和地位说明,西学东渐很成功的一点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进而更新了民族的社会心理机制。
D.欧洲传教士远航东来,不仅向中国传播宗教文化,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等信息,这标志着西学东渐的开始。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译书的最早活动,始自介绍外来宗教,时界分明,先是佛教,然后是基督教。
B.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内的需求和朝廷的政策,官方开始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
C.在西方文化的启迪和催化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选择、编译西书。
D.作者认为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在促进中国社会变革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要大于自然科学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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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学校教育得到普遍发展,再加上以“经学取士”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也使两汉家学得以蓬勃发展。学者专长一艺之后,在授徒讲论的同时,亦受学术家传习惯的影响,极为重视家中子弟的学业继承。如《后汉书•伏湛传》:“(伏)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这种传家世袭的学业就是家学。
家学是两汉经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粗略统计,在两汉明确有家学情况而且颇有名望和影响的经学世家约有百家之多。他们或者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家业不断,如孔氏之学;或者宗族内相承以传其学,如大、小夏侯之学;或者如睢孟授业其姐的儿子颜安乐以传其学。从而为两汉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家学一直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中有着独特作用。
家学首先影响汉代统治阶级的教育。家学中因传经学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担任帝师或者太子太傅。他们或亲自执讲,或开办学校,在其倡导下,兴学重教也成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汉代隆儒的氛围中,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这些由家学而仕宦的势力,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影响着两汉政治和学术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家学本身的发展。
作为官学的补充,家学是私学的特殊力量。汉武帝时兴太学,此后官学在国家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私学并未因此停顿,反而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私人讲学的事例不胜枚举,读书人学成即授徒相当普遍。家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他们或开门授讲,或声称著闻、学者争相归之,或隐居教授,所授学生常常数百人至千人,著录弟子多至千人乃至万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地方官学由于政治、经济及战乱的影响,时有停置。但是治学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即使在战乱中也传业不息,讲学不辍。这种家学传统,在促进经学广泛传播时,也使家族的学术得以保存并固定下来。
家学所传习的内容很宽泛,并不仅限于经学范畴。自然科学也是家学所传习的重要内容,涉及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广泛领域。如刘歆继承父业,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世明律法的颖川郭氏则更为引人注目,据载,郭氏自弘以后,“数世皆传律法,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为官者甚众。
正是因为有两汉家学的兴盛和学术家传的良好传统,所以在汉末动乱中,学术逐渐家门化并得到保存和延续,从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的家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下列关于两汉家学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家学作为官学的一种补充,对于文化的传承,家族子弟的培养具有一定的意义。
B.家学是一种家传之学,从《后汉书·伏湛传》中的记载来看,它是家传世袭的学业。
C.家学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发展与两汉“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有直接关系。
D.家学传习的内容除了经学的范畴之外,还包括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自然科学。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在汉代,一些世代传经、地位显赫的经学世家,常常形成累世儒官,这些由家学而仕宦的势力,就会成为当世国家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
B.汉代治学的儒者,在因战乱官学停署时,仍然不辍讲学、传业,这些一心向儒的儒者,对维系两汉经学的发展和教育的延续起着独特的作用。
C.在汉代重视儒学的氛围中,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汉元帝执政后,曾下令朝野要尊崇儒家文化;汉明帝曾亲自对儒生讲经论道,前来听讲的人以亿万计。
D.两汉家学的兴盛和学术家传的传统,使得汉末动乱中,学术逐渐家门化并得到保存和延续,这就为魏晋世族家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家学中多有为帝王师者,他们传习的内容影响着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由此也促进了家学本身和两汉教育文化的发展。
B.私学在两汉时期之所以得到很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受官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家学中一些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有很大关系。
C.两汉时期的家学较为开放,学者们不仅重视对家族内子孙的传授,形成家业,而且也对家族之外的好学者开门授徒,传习文化。
D.汉代的家学传统,常常与“世官”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深受家学传统影响的经学家们,无可避免地完全为封建帝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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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学校教育得到普遍发展,再加上以“经学取士”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也使两汉家学得以蓬勃发展。学者专长一艺之后,在授徒讲论的同时,亦受学术家传习惯的影响,极为重视家中子弟的学业继承。如《后汉书•伏湛传》:“(伏)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这种传家世袭的学业就是家学。
家学是两汉经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粗略统计,在两汉明确有家学情况而且颇有名望和影响的经学世家约有百家之多。他们或者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家业不断,如孔氏之学;或者宗族内相承以传其学,如大、小夏侯之学;或者如睢孟授业其姐的儿子颜安乐以传其学。从而为两汉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家学一直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中有着独特作用。
家学首先影响汉代统治阶级的教育。家学中因传经学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担任帝师或者太子太傅。他们或亲自执讲,或开办学校,在其倡导下,兴学重教也成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汉代隆儒的氛围中,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这些由家学而仕宦的势力,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影响着两汉政治和学术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家学本身的发展。
作为官学的补充,家学是私学的特殊力量。汉武帝时兴太学,此后官学在国家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私学并未因此停顿,反而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私人讲学的事例不胜枚举,读书人学成即授徒相当普遍。家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他们或开门授讲,或声称著闻、学者争相归之,或隐居教授,所授学生常常数百人至千人,著录弟子多至千人乃至万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地方官学由于政治、经济及战乱的影响,时有停置。但是治学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即使在战乱中也传业不息,讲学不辍。这种家学传统,在促进经学广泛传播时,也使家族的学术得以保存并固定下来。
家学所传习的内容很宽泛,并不仅限于经学范畴。自然科学也是家学所传习的重要内容,涉及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广泛领域。如刘歆继承父业,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世明律法的颖川郭氏则更为引人注目,据载,郭氏自弘以后,“数世皆传律法,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为官者甚众。
正是因为有两汉家学的兴盛和学术家传的良好传统,所以在汉末动乱中,学术逐渐家门化并得到保存和延续,从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的家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下列关于两汉家学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家学作为官学的一种补充,对于文化的传承,家族子弟的培养具有一定的意义。
B.家学是一种家传之学,从《后汉书·伏湛传》中的记载来看,它是家传世袭的学业。
C.家学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发展与两汉“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有直接关系。
D.家学传习的内容除了经学的范畴之外,还包括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自然科学。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在汉代,一些世代传经、地位显赫的经学世家,常常形成累世儒官,这些由家学而仕宦的势力,就会成为当世国家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
B.汉代治学的儒者,在因战乱官学停署时,仍然不辍讲学、传业,这些一心向儒的儒者,对维系两汉经学的发展和教育的延续起着独特的作用。
C.在汉代重视儒学的氛围中,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汉元帝执政后,曾下令朝野要尊崇儒家文化;汉明帝曾亲自对儒生讲经论道,前来听讲的人以亿万计。
D.两汉家学的兴盛和学术家传的传统,使得汉末动乱中,学术逐渐家门化并得到保存和延续,这就为魏晋世族家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家学中多有为帝王师者,他们传习的内容影响着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由此也促进了家学本身和两汉教育文化的发展。
B.私学在两汉时期之所以得到很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受官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家学中一些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有很大关系。
C.两汉时期的家学较为开放,学者们不仅重视对家族内子孙的传授,形成家业,而且也对家族之外的好学者开门授徒,传习文化。
D.汉代的家学传统,常常与“世官”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深受家学传统影响的经学家们,无可避免地完全为封建帝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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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①西汉时期,博士传授弟子的经书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后人把这样的经书称为今文经。西汉经学的历史主要是今文经学发展的历史。西汉初期,刘向刘歆父子在长期的校书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一些用古文字写的经传,如《春秋左氏传》《毛诗》等,这些经传是由秦将文字统一为小篆以前的大篆和六国使用的文字书写的,大篆和六国的文字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是古文字,因此用古文字写成的经传就叫做古文经。
②从表面上看,今古文经学得名是因为所书写的文字不同,实际上,古文经学要想流传必须改写成今文,而今文经学的原始底本就是古文,所以这种文字方面的区别是次要的。今古文经学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于经师源流和治经方法的不同。按照日本学者本田成之的说法,古文学派源于荀子,因大师多为鲁人,又叫“鲁学”;今文学派源于孟子,因大师多为齐人,又称为“齐学”。今文经学派重微言大义,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来解读经,为了需要甚至不惜歪曲经义来论证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以致走向阴阳五行和神性化的道路;古文经学派则重名物训诂,即按字义解释经文,力求弄清经文的本义,训诂较简明,不凭空臆造,迷信成分较少。今古文经学有区别,就难免会斗争。
③西汉哀帝以前,古文经未出现,立学官的五经都是今文经,当时并没有今古文经的名称。大胆系统地提出古文经应该立为学官并与今文十四博士相抗衡的是刘歆,但刘歆的建议遭到今文博士们的抵制。直到王莽执政,重用刘歆,扶植古文经学,于是《春秋左氏传》《毛诗》等都立了学官,古文经才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可惜不久又被废除。
④经过斗争,今文经学自身更加谶纬迷信烦琐化,而古文经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及东汉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且涌现出一大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如许慎、马融等,这样以来,古文经学最终由弱变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⑤今古文经学并不总是水火不相容的。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主要是由古文经学大师来完成的。古文经学大师都能博通群经,并对今古文经了如指掌。古文经学为了战胜今文经学,都重视并能够汲取今文经学的优点完善自我;相反,今文经学固步自封。许慎、郑玄等在今古文经学融合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如许慎的古文经著作《说文解字》就吸收了今文经学家对字义的解释,引用了大量的今文经学。
⑥尽管今古经学在诸多方面不相同,并且上升到四次激烈的斗争,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从根本上是相同的,决定了他们必将会最终趋向统一。
(摘编自《试论两汉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1.下列关于“经学”或“经”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称谓,是源于他们不同的书写方式,今文经是用西汉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古文经是用小篆、大篆和六国文字写成的。
B.今文经和古文经有着时间的先后顺序,其中西汉经学的历史主要是今文经学发展的历史,西汉哀帝时期,古文经才出现。
C.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起源和传承并不相同,学者们普遍认为古文经学派源于荀子,今文经学派源于孟子。
D.今文经学派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来解读经,来论证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因而称“今”;古文经学派按字义解释经文,力求弄清经文的本义,因而称“古”。
2.对“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刘歆建议古文经应该立为学官,但遭到今文学派的抵制,双方斗争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B.直到王莽执政,重用刘歆,扶植古文经学,于是《春秋左氏传》《毛诗》等都立了学官,开始出现融合局面。
C.许慎、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在今古文经学融合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是重视并能够汲取今文经学的优点完善自我。
D.今古文经学经过四次激烈的斗争,使二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最终古文经学取得了胜利,今文经学趋于消亡。
3.下列的分析推断符合原文的内容的一项是( )
A.从文字形式上看,今文经学源于古文经学,古文经学要想流传必须改写成今文。今文在字体上占有优势。
B.今文经学走向阴阳五行和神性化的道路,既有着服务“现实的政治需要”的表面原因,也有着“重微言大义”的本质原因。
C.虽然地位、目的有不同,但政治目标相同,决定了“今”“古”两派不总是水火不相容的,最终必然既有斗争又有融合。
D.要完成今古文经学的融合的任务,必须是对本派了如指掌,同时又对另一派有着深入研究,能够融会贯通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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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父艺和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魏晋诗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承受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和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一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
B.人的觉醒通由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这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的。
C.人的觉醒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与其他领域相比较,这种觉醒在文艺和审美心理方面,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D.《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李诗,突出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魏晋诗篇深藏在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的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正表现出魏晋诗人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地追求。
B.正是在对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即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才产生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形成魏晋诗人的核心人生观。
C.在魏晋诗人看来,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有些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完全可信或无价值。
D.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而魏晋诗篇之所以对这一命题的咏叹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是与魏晋诗篇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人的觉醒,是指在怀疑和否定1日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魏晋时期产生的新的态度和观点。
B.魏晋时流传下来的诗篇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在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
C.汉末魏晋时期二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产生了人的觉醒。
D.《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了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正是因为有人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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