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1.下列有关中国古代的诗、词和音乐的关系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燕乐”是从西域流入的以龟兹乐为主的胡乐和以清商乐为主的汉族音乐相互融合的产物,盛行于唐代。一般来说,配合燕乐而写的歌辞可视为词的雏形。
B.中国古代诗歌有一部分原本是配乐歌唱的,如《诗经》、汉魏六朝乐府诗等。但到了后世,许多诗歌就只用于诵读,如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某些乐府诗。
C.唐代文人创作的七绝,是当时燕乐歌辞的来源之一,但为了与曲拍相合,配乐歌唱时需要做破句、重叠、和声等处理。这是因为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与曲调格式不相合的。
D.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音乐旋律本来是由参差错落的节奏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无严格规定。
B.杜甫的七绝《赠花卿》,就是《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这充分说明唐代就是伶伎直接拿文人诗歌来配乐歌唱的现象。
C.词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主要是抒发男女欢爱、相思别离等更具个人性的、日常化的情感,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很少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
D.词的长短句格式,不仅是抒发情感的需要,更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而后者是决定词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主要代表的更重要的因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诗余”的含义可以看出:一方面,古人认为词的格调一般要低于诗一等;另一方面,词的产生,其实是广义的诗歌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对诗不足之处的扩展和补充。
B.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所表现的离情,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因为诗在语言上多追求精练,且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很难在细节上展开。
C.相比较于诗而言,词的发展历史较短,功能较单纯,但其轻巧浅俗反倒使词的写作比诗更加自由,在内容和表达上,受到的限制更少。
D.词的形态完全稳定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起先它规定了词的分片、断句、用字,表明了词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后来就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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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1.下列有关中国古代的诗、词和音乐的关系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燕乐”是从西域流入的以龟兹乐为主的胡乐和以清商乐为主的汉族音乐相互融合的产物,盛行于唐代。一般来说,配合燕乐而写的歌辞可视为词的雏形。
B.中国古代诗歌有一部分原本是配乐歌唱的,如《诗经》、汉魏六朝乐府诗等。但到了后世,许多诗歌就只用于诵读,如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某些乐府诗。
C.唐代文人创作的七绝,是当时燕乐歌辞的来源之一,但为了与曲拍相合,配乐歌唱时需要做破句、重叠、和声等处理。这是因为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与曲调格式不相合的。
D.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音乐旋律本来是由参差错落的节奏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无严格规定。
B.杜甫的七绝《赠花卿》,就是《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这充分说明唐代就是伶伎直接拿文人诗歌来配乐歌唱的现象。
C.词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主要是抒发男女欢爱、相思别离等更具个人性的、日常化的情感,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很少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
D.词的长短句格式,不仅是抒发情感的需要,更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而后者是决定词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主要代表的更重要的因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诗余”的含义可以看出:一方面,古人认为词的格调一般要低于诗一等;另一方面,词的产生,其实是广义的诗歌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对诗不足之处的扩展和补充。
B.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所表现的离情,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因为诗在语言上多追求精练,且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很难在细节上展开。
C.相比较于诗而言,词的发展历史较短,功能较单纯,但其轻巧浅俗反倒使词的写作比诗更加自由,在内容和表达上,受到的限制更少。
D.词的形态完全稳定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起先它规定了词的分片、断句、用字,表明了词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后来就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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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代雕刻,向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有一种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永远闪烁着瑰丽夺目的光彩,其缘由、因素与造诣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它来自于生活,牢固地扎根在生活的雄厚基础上,直接同人民的生活、感情紧紧地交融在一起,是真正从生活的肥沃土壤中萌长起来的艺术。纵览我国古代雕塑的宏伟画廊,就会深深地体会到,不论是那些大型的石刻、泥塑,还是各类小品雕刻,都以这种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栩栩如生的动人形象,鲜明地体现了“根于生活”是艺术之本的普遍真理。
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的原始社会,我们的先民们就是在生产和生活的开创中逐步地孕育与萌芽了灿烂的艺术,那些陶皿、石器及骨、玉器上的各种动物、人形等的造型,虽然尚很粗糙幼稚,但是,无疑都是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和品格风貌的生动体现。阶级社会的诞生,商、周、战国时期,那些斑斓的青铜器,威严的气宇以及奇丽的造型,从精神到状貌,无不是青铜时代奴隶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随着社会的进化,艺术的发展,这种“根于生活”的真理越来越体现得更为充分和深刻。
陕西临潼发掘出的“秦始皇兵马俑”,以其宏伟的军容,布局严谨的实战情景,逼人的阵势,正面体现了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四海,不可一世的赫赫气概。真人大小般的一千多名官兵,无不带盔持盾,个个栩栩如生,特别是那勇敢机警的跪射俑和老练刚毅的将军俑,都有力地反映了史书中所明确记述的秦军“免胄而下,跿跔科头,贯颐奋戟,驰之韩卢,逐之蹇兔”的精神风貌,“秦始皇兵马俑”,所以能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令人叹服,主要就是因为它完全来自生活,是从生活的基础上酝酿出来的艺术。而更重要的方面是由于那些被征来制造兵马俑的工匠们本身就是下层最基本的苦难军民。这些工匠和徒隶由于他们自身的地位和意识决定,自然就会在敷衍统治阶级的意图下汲取所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怨恚、苦难渗注入作品之中。而且他们又完全了解和熟悉秦军的生活、理想,并有着一致的感情、理想,才能够如此深刻、生动地创造出这等惊人的鸿篇巨制来。
还有大足石刻的“养鸡女”,虽是作为摩崖石刻的形式出现的,但这位勤劳善良、朴实忠厚的农妇形象,人人看了都觉得非常熟识,好像她就是自己周围生活中的熟人一样,印象极其深刻,始终活现在人的眼前!
中国的古代雕刻,完全来自于生活,深深扎根于生活,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真理。作为意识形态的造型艺术,是形象地再现生活的。其所再现的生活能不能使人感到真切和信服,根本的是取决于对待生活的态度。具体讲,是取决于扎根于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艺术作品,也只有牢固地扎根在生活的肥沃土壤中,才能够根深叶茂、永葆其旺盛的活力,这也正是艺术的生命线。
(选自邢永川《鬼斧神工——中国古代雕刻研究》,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的古代雕刻深深地扎根在生活的肥沃土壤中,有一种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永远闪烁着瑰丽夺目的光彩。
B.我国古代雕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栩栩如生的动人形象体现了“根于生活”是艺术之本的普遍真理。
C.中国的古代雕刻孕育与萌芽于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表现了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和品格风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D.中国的古代雕刻以色彩斑斓、造型奇丽、气宇威严的青铜器为代表,从精神到状貌上真实地反映出漫长的奴隶制社会的现实。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雕塑范围较广,除大型石刻、泥塑及青铜器外,也包括陶皿、石器及骨、玉器上的各种动物、人形等的造型。
B.“秦始皇兵马俑”的雕塑栩栩如生,而那些勇敢机警的跪射俑和老练刚毅的将军俑精神风貌又高于一般官兵。
C.工匠和徒隶自身的地位和意识使得兵马俑的创造者们在按照统治阶级意图创造的同时,又注入了自己的情感。
D.大足石刻“养鸡女”看起来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熟识的农妇一样,表现了勤劳善良、朴实忠厚的形象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原始社会雕刻的粗糙幼稚,到青铜器的气宇威严、造型奇丽,再到兵马俑的鸿篇巨制,可以看出艺术在发展,体现“根于生活”这一真理也越来越更为充分和深刻。
B.中国古代雕刻中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品,都来自生活,深深扎根于生活,形象地再现生活,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C.随着社会的进化,艺术的发展,“根于生活”这一普遍真理会体现得越来越充分和深刻,所以中国当代的雕塑就越来越接近生活。
D.造型艺术以形象再现生活,但其所再现的生活能不能使人感到真切和信服,根本的是取决于创作者扎根于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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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的文化内涵
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特殊的身份使得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与白居易“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所讲述的正是这个道理。
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意境,则受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而为一,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在这一方面,伯牙的经历可称为后世的典范。传说,伯牙曾跟随成连学琴,虽用功勤奋,但终难达到神情专一的境界。于是成连带领伯牙来到蓬莱仙境,自己划桨而去。伯牙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成连先生回来。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海浪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岩石,发出崖崩谷裂的涛声;天空群鸟悲鸣,久久回荡。
见此情景,伯牙不禁触动心弦,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终于明白成连先生正是要他体会这种天人交融的意境,来转移他的性情。后来,伯牙果真成为天下鼓琴高手。
琴者,禁也。作为“圣人之器”的琴,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红楼梦》第八十六回,贾宝玉得知林黛玉会弹琴时,便要妹妹为自己演奏一曲。林黛玉这时讲到:“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又说:“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林黛玉的确不愧是一介才情女子,她深谙琴道,才识过人。
儒家与道家是中国哲学的两大支柱。在中国众多的音乐形式中,古琴应当说是儒道两家在音乐中体现的集大成者。儒家主张入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儒家所提倡的音乐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声音华美富丽的外在效果。“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古琴首先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唐代薛易简在《琴诀》中讲:“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道家最理想的音乐应该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境界。从某种程度上看,道家是反对音乐的。究其实质,他们主要是反对艺术形而下的层面。强调艺术形而上的境界部分。庄子进一步将音乐分成“天籁”、“地籁”与“人籁”三类。认为只有“天籁”才是音乐的最高层面,其根本也是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音乐。这深深影响了以后的琴人思想,如白居易、陶渊明、欧阳修、苏轼等。陶渊明的琴桌上常年摆着一张琴,既无弦也无徽。每当他酒酣耳热、兴致盎然时,总要在琴上虚按一曲。后来李白有诗写道:“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从中我们不难悟出道家思想对琴乐的渗透与融合。
1.下列关于“古琴”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A.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雅”、“清淡”是琴乐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
B.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而为一,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
C.伯牙面对蓬莱仙境,心弦被触动,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明白成连先生要他体会的正是这种天人交融、人琴合一的意境。
D.古琴作为“圣人之器”首先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林黛玉关于弹琴的言论恰恰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论述。
2.下列对“古琴是儒道两家在音乐中体现的集大成者”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儒家所提倡的音乐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声音华美富丽的外在效果。而“和雅”的琴乐正是这一审美情趣的体现。
B.庄子认为只有“天籁”才是音乐的最高层面,其根本也是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音乐。这深深影响了以后陶渊明以及唐代的薛易简、李白等人。
C.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清淡”的琴乐与道家的追求正好合拍。
D.儒家主张人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古琴首先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古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所以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
B.文章首先阐明了琴乐的审美情趣和深远意境,论述了古琴的内在韵味以及演奏时应有的规范,深入地阐述了古琴对儒家和道家的巨大影响。
C.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的哲学主张,使弹琴者在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唐代薛易简在《琴诀》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D.道家思想对琴乐的渗透与融合是古琴文化的内涵“清淡”的原因,作者引用有关诗文,增强了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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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源自孔子对诗歌、乐舞的功能及其艺术活动机制的概括。《论语·阳货》有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它全面集中地表述了诗歌通过表达情志来发挥社会作用的机制,表现出孔子对诗歌艺术特征的准确把握.
所谓“兴”,即“兴于诗,立于礼”的“兴”,主要指诗歌对人们的思想感情具有启发感染作用,可以引发联翩的想象,可以“引譬联类”“感发志意”,增进人的修养.《论语·学而》栽子贡能借引《诗经》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说明品德修养必须要不断提高的道理,受到孔子的称赞,就是诗歌起兴作用的具体例证.“观”则点明了诗歌的认识功能,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指的是诗歌能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情物态,可通过诗歌来考察社会状况、政治得失和人民的愿望.此外,“观”也可以包括对赋诗者品性和志向的观察。
所谓“群一;即“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主要指人们可借诗歌以交流思想,沟通情感,促进群体成员闻的协和融洽.孔子主张诗教、乐教,认为诗歌和音乐教育可协调社会关系和群体氛围,使人们和谐相处.所谓“怨”,即“怨刺上政”,主要指诗歌可以抒发不满,泄导人情.*怨一的内容既可以是针对社会政治的,也可以不局限于宏观政治领域,举凡家庭、朋友。男女以及各种社会人事之间,都会有情感的郁结,都可藉诗歌加以抒发,由于儒家“诗教”的约束和“中和之美”的规范,这种“怨”又必须是“温柔敦厚”和“止乎礼仪”的。后来司马迁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甚至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的观点,都与“诗可以怨”的见解一脉相承。
兴观群怨说,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诗歌的抒情性、感染性、认识作用和社会效果等特征,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项重要贡献,虽然四者主要从诵诗、学诗和用诗的角度上立论,但其精神贯通于整个文学活动。兴、观、群、怨四字概括精当,言简意赅,蕴蓄着丰富的内涵和生机,为后人提供了理解和发挥的空间。后世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常常用它作为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的武器。例如,刘勰针对缺乏怨制内容的汉赋所提出的:“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在唐代兴起的反对齐、梁遗风的斗争中,诗人强调诗歌的“兴寄”以及唐代新乐府作者所强调的“讽谕美刺”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都继承了兴观群怨说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直到清末,在黄宗羲的《汪扶晨诗序》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文学主张中,还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巨大影响。
当然这一理论对后世也有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世一些人由于只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褊狭,例如对于山水诗、爱情诗的某种排斥就是如此,因此常常造成偏颇。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兴观群怨”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之一,是孔子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贡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B.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兴观群怨”的理论,认为诗歌通过表达情志来发挥社会作用,准确把握了诗歌的艺术特征。
C.“观”既指通过诗歌来考察社会状况、政治得失和人民的愿望,也指对赋诗者品性和志向的观察。
D.山水诗和爱情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排斥,是因为它们虽然体现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但缺乏应有的社会功能。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群居相切磋”,孔子主张借诗歌以交流思想,沟通情感,协调社会关系和群体氛围,促进成员间的协和融洽,使人们和谐相处。
B.诗言志,人们情感郁结,对社会政治不满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心有所触情有所感,都可藉诗歌加以表达抒发,以浇胸中块垒。
C.“兴观群怨”学说言简意赅,概括精当,虽然它是从诵诗、学诗和用诗的角度上立论,但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都贯通着它的精神。
D.后世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继承并发展了“兴观群怨”学说,特别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文学脱离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诗经•关雎》首章以水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配君子的联想,这种写法是“兴观群怨”理论中“兴”的具体表现。
B.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C.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以及韩愈“不平则鸣”的观点,与孔子所说的“诗可以怨”的观点是一致的。
D.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继承了孔子“兴观群怨”学说的理论思想,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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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异与人事
葛剑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蚀、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求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以农立国的特点,使中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
B.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一种积极的,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这一解释反映了人们的愿望。
C.天象和灾异在中国的古代史书里都有所记载,如”‘二十四史”中《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所记内容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
D.天人合一的观念.使得皇帝在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时,往往会采取一些措施,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的观念的形成.是因为中国以农立国,大小灾害频繁,需要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
B.天象或灾异显示天意,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也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
C.在中国古代,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皇帝都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下“罪己诏”,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
D.皇帝举办一些活动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会有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天意决定人事是天人合一的基本意思,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食、流星、陨石、地震、山崩、水早灾害等,都是天意对人的惩戒。
B.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它的积极作用,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C.“天人合一”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可以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而泥古不化的正人君子和书呆子往往在灾异面前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
D.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作者希望在运用和阐述这一观念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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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内涵
季羡林
⑴我曾经把文化分为两类: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狭义指的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等。广义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连汽车、飞机等等当然都包括在内。
⑵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深义的。对于深义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他举日本文化为例,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具体表现是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
⑶我不想从民族心态上来探索,我想换一个角度,同样也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内涵。
⑷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⑸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⑹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⑺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的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⑻这一点,中国的学者是感觉到了的。
⑼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这是‘鬼学’,讲的是鬼;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
⑽事实上,孔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证明。他自己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⑾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分析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是其具体表现。
B.陈寅恪先生认为,两千年来华夏民族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等方面,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最大,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或许不如佛道二教。
C.作者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文化分为两部分,并认为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D.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在于它“知”与“行”背后的伦理色彩,即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
2.关于佛教文化的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佛教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
B.佛教文化不是本土文化,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因此它不会对中国人的行产生影响。
C.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等是与“知”密切联系的“行”,这些“行”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
D.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这是在中国浓厚纲纪色彩的文化的要求下,不得不歪曲原意以求生存。
3.根据文本信息,下列理解和推断错误的一项是( )
A.作者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但他并不反对将文化再划分出一个深义的文化。
B.基督教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是“鬼学”,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冯友兰关于不同文化的认识与孔子不谋而合。
C.深义文化是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狭义文化和广义文化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它可以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征。
D.虽然基督教和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剧烈冲击,但中国文化最终也不会由注重“人”转而注重“天”“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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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
“道家”向来被当作支撑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支柱之一,它与儒家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干。道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道家指的是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古典道家,广义的道家则包括了汉代形成的制度道教,本文所谓“道家”是从广义上说的。
为什么说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平安”呢?因为道家理论基石——“道”的深层意蕴是“安”,以“道”为本根而建立起来的道家文化体系可以说处处寄托着“平安”的旨趣。
众所周知,就直观层面讲,“道”所表述的当然是人行走的“路”。然而,如果从文字构型角度予以追溯,就会发现“道”字乃别有一番意义。在上古金文里,“道”之字形的外围是一个“行”字,表征十字路口,中间是“首”字,这个“首”就是脑袋,即先民说的“首级”。原来古人打仗,战败方的领袖“首级”就被埋在十字路口。此举有“镇慑为安”的功用。先民以为,路上存在邪灵等不平安因素,为了化解不平安因素,古人要举行“修祓”宗教仪式,其具体做法就是将异族人的领袖首级埋于道路交界处,念动咒语,从而产生镇慑保安效果。日本学者白川静在《汉字》一书中指出,“道”字的特殊构型所反映的就是这种“修祓”于路的情况。它的内在“平安”意蕴是非常古老的。
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对“道”的平安意蕴予以哲理解释。该书第三十五章谓:“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老子所谓“大象”即“道”,而“执大象”就是信仰大道、奉行大道、固守大道。“天下往”是说圣人奉行大道,天下万物都归向大道。按照《道德经》的说法,天下万物归向大道,生灵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道是“安平泰”的。“安”当然是安全,而“平”就是太平,安全与太平合起来就是平安,可见老子讲“道”的要义就是平安。为什么平安呢?因为作为大象的“道”是“泰”,老子讲的“泰”乃出于《易经》之泰卦。该卦之象,下为乾,三阳上升,上为坤,三阴下降;阴阳二气,流通交感而成和,故谓之“泰”。既然阴阳交合,当然也就平安吉祥。
道家看重“平安”的理念可以上溯于远古时期先民的求安意识。这一点从盘古神话里可以找到关联的线索。“盘古”之“盘”,繁体字写作“盤”。有学者指出,这个字就是“般”,即“搬”的本字,表示用盘子装载物品进行搬运,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盘子”的“盘”,其上部是“舟”,因此笔者以为,最初用于搬运的工具是“舟”,即用小船搬运货物;而“舟”旁的“殳”,甲骨文的字形像手持一种长柄勾头似的器具,系古老的武器。远古先民于狩猎和战争前,要手持“殳”器,翩翩起舞,作为祭神礼仪。后来的“庆典操舞”即设置“殳仗队”,并且有专门负责“殳仗队”工作的官员,其后代遂有以“殳”为姓者。为什么要持“殳”起舞祭神呢?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祈求平安。“殳”与“舟”结合,应该也有两种功能,一是把“殳”作为划船工具、控制平衡,另一则是保护行舟安全。这样看来,“盤”的上部应当蕴藏着先民渴求“平安”的意愿。至于“盘古”之“古”,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本有在祭祀时陈列武器以示威武的意义,之所以陈列武器,无非是为了镇安。由此可见,“盘古”这个神话名称在深层次里蕴含着“平安”理趣,这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再从情节内容上来看,盘古神话更是寄托着先民追求平安的意愿。徐整的《三五历纪》这样叙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髙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髙,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事开端所呈现给人的空间是狭小的,整个天地就像个鸡蛋,盘古就在这个小鸡蛋里,多么压抑啊!难怪盘古要改变环境。根据汉文翁“高朕石室壁画”等文物考古资料,可知盘古是通过特殊器具来改变环境的。他左手握石斧,右手握木把,作顶天立地状,背后是开阔的天空。盘古手中的石斧既是拓展生存空间的工具,也是自我护卫的武器。无论是拓展空间还是自我护卫,都是为了平安生存。因此,盘古神话可视为上古先民渴求平安愿望的一种文化演绎、一种符号象征,盘古即是远古先民心目中的平安大神。
1.下列对“平安”概念的理解符合文章内容的一项是( )
A.“平安”是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道”的意蕴是“安”,以“道”为本根而建立起来的道家文化体系可以说处处寄托着“平安”的旨趣。
B.道家看重“平安”的理念可以上溯于远古时期先民的求安意识。这一点从盘古神话里可以找到关联的线索。
C.“盘古”之“盘”,繁体字写作“盤”,“殳”与“舟”结合,表示它的功能是保护行舟安全,盤”的上部应当蕴藏着先民渴求“平安”的意愿。
D.因为老子讲“道”的要义就是平安,所以说“安”当然是安全,而“平”就是太平,安全与太平合起来就是平安。
2.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道”所表述的是人行走的“路”,只有从文字构型角度予以追溯,才会发现“道”字乃别有一番意义,即有“镇慑为安”的功用。
B.“道”之字形的外围是一个“行”字,表征十字路口,中间是“首”字,这个“首”就是脑袋,即先民说的“首级”。
C.老子认为,作为大象的“道”是“泰”,泰”乃出于《易经》之泰卦。该卦之象,下为乾,上为坤,阴阳二气,流通交感而成“泰”。既然阴阳交合,当然也就平安吉祥。
D.盘古左手握石斧,右手握木把,开天辟地。盘古神话可视为上古先民渴求平安愿望的一种文化演绎、一种符号象征,盘古即是百姓心目中的平安大神。
3.依据原文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日本学者白川静指出,“道”字的特殊构型所反映的就是”修祓”于路的情况,他以为,路上存在邪灵等不平安因素,为了化解不平安因素,古人要举行“修祓”宗教仪式,从而产生震慑保安效果。
B.中华文化的两大主干是儒家和道家。后者向来被当作支撑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支柱之一,其有广义与侠义之分,狭义的道家指的是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古典道家,广义的道家则包括了汉代形成的制度道教。
C.文章先讲述了道家之“道”的本义是“安” ,接着分析了道家“平安” 理念的文化根基,最后指出唯有了解盘古开天辟地的本始状态,才能把握平安大道规律。
D.远古先民于狩猎和战争前,要手持“殳”器,翩翩起舞,作为祭神礼仪。其原因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祈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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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精神是诗人精神世界的产物,与创作主体的品性、修养密切相关。诗品即人品、诗如其人的例证不胜枚举。一方面,伟大诗人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在诗歌中得到充分释放、展现; 另一方面,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与诗歌境界又可以激荡出动人的诗情,滋养诗歌乃至人类的文化品格。如此,才有了蕴藉醇美、骨气端翔的佳作。今天步入“微时代”,信息庞杂纷纭,泥沙俱下,商业娱乐日渐盛行,消费至上理念广受追捧,种种诱惑与压力之下,很多诗人渐离诗心轨道,失去了对诗歌精神和旷达志向的诉求,也失去了书写和表达的价值标杆。诗人主体精神的建构因而成为当下提振诗歌风气的关键。
诗歌精神是一种民族精神。肩负启蒙与救亡的使命,从“五四”伊始,诗人们执着于民族精魂的发掘。基于现代经验之上的民族精神,映射出个体担当历史的主体性行为。随着社会的变迁,群体的社会意识曰渐转向个体的生命意识,诗歌角色发生变化,民族精神的建构在历史化过程中流变延展。对诗歌创作而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现实关怀,不该因时代的变迁而褪色。
诗歌精神还是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的一种体现。中华民族把人类的文化创造归结为对天地法象的观熙,犯在这种观照下生成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称为文化,将文化的诗意抒发称为诗。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天人和谐观念已经演化为世界性的天人和谐,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共同职向。作为跨语际、跨文化交流最便捷直通的桥梁,诗歌类似于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种沟通天地人神的圣树“建木”,贴近世界存在的本相,接近人类心性的原初状态。诗性没有国界,这是诗职独募的质素,也是它在世界文化中发挥 先驱者使命的缘由。
近些年的文化交流现实表明,汉语诗歌愈来愈能融入东西方文化沟通、文明交汇的语境之中。立足世界诗歌版图,以开放的视野和魄力,审视并吸纳世界诗歌的精粹,传播和发扬当代汉语诗歌经验,这是推进诗歌精神建设的努力方向。以前,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丧失了活力,就诗歌而言,其实真正丧失的是我们的创造力与求索精神。时下,相对于庞大的诗人群体和诗歌产量来说,我们仍然缺少能传播到世界的卓越的大诗人,缺少震撼人心、经得住历史淘洗的经典诗作,这是最值得思索的。综观那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莫不植根于博大包容的精神境界和人类亘古延绵的母题,莫不凸显纯净的灵魂、坚定的信仰、充沛的生命力、真挚的情感经验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尤其不缺的是人性之美。
在中华民族日新月异的发展中,诗歌精神已经播下传承不息的火种,而在今天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激活诗歌精神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当今,汉语诗歌创作正处于“变易”的时代,我们需要审慎地思考在渐变中如何发挥和增进传统诗歌“不易”的优长,同时积极萃取世界诗歌的智慧,兼容中西诗艺的精彩。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建 诗歌精神,激活汉语诗歌创作的潜力,将为诗歌发展以及文化发展打开无限深远的空间。
(摘编自孙晓娅《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诗人应秉持何种诗心》)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伟大诗人的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与诗歌境界碰撞出动人的诗情,就能滋养出蕴藉醇美、骨气端翔的佳作。
B.当代很多诗人渐离了诗心轨道,失去了一些精神、志向诉求,提振诗歌风气,关键是要建构诗人主体精神。
C.诗人们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使命,从“五四”开始,担当起历史的主体性行为,执着于民族精魂的发掘。
D.随着社会的变迁,个体的生命意识逐渐显现,诗歌角色发生变化,民族精神的建构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华民族把人类对天地法象的观照所生成的精神和物质形态称为文化,而将文化的诗意抒发称为诗。
B.我们应该以开放的野和魄力,吸收世界诗歌的精粹,传播和发扬当代汉语诗歌经验,保持诗歌的创造力求索精神。
C.汉语诗歌创作目前正处于“变易”的时代,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发挥和增进传统诗歌“不易”的优长,同时,萃取世界诗歌的智慧。
D.植根于博大包容的精神境界和人类亘古延绵的母题,凸显深刻的批判精神和人性之美的诗歌,就具有国际影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歌精神不仅是诗人精神世界的产物,也是一种民族精神.还是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的一种体现。
B.作为跨语际、跨文化交流最便捷蛊通的桥梁,诗歌的诗性没有国界,因此它能在世界文化中发挥先驱者的使命.
C.时下,汉语诗歌愈来愈能融人东西方文化沟通、文明交汇的语境之中,但仍然缺少能传播到世界的卓越的大诗人。
D.诗歌精神传承不息,激活诗歌精神为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诗歌发展以及文化发展打开了深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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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之末品——民间书信
赵宪章
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前者面对知己任少卿,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
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
“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它不需要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从而为民间书信进入文学世界开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证。
包括情书、家书等一切民间私人书信具备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说”的文体形式,所诉说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是私密的。这也是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之所以动人和诱人之处,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就此而言,现代电信、E-mail和网络对话只延续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作为“私语真情”的文体属性已经稀释或隐退。书信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说“不可(与他人)言说之说”。而“说不可说之说”恰恰就是文学的言说,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当然,书信的言说同文学的言说尽管都是“说不可说之说”,但是并非意味着可以将二者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书信也就具备了不同于文学的文学魅力:它以现实的私密性诱发了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以其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真实赢得了类似于文学的动情力。
当然,书信的“艺术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成因,诸如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信封和邮票的艺术设计等,甚至包括整个邮政事务在内的传递活动,都包含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这些因素和趣味显然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是书信的艺术性之所在。但是毫无疑问,在书信的所有艺术性因素中,“私语真情”是其最具文学诱惑力的内在成因。
(节选自《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有删改)
1.下列关于《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将阐发《史记》写作动因和宗旨作为它们的共同主题。 |
B.《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文体性质上的不同,可视为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 |
C.《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的差别在于“李陵之祸”的表述。 |
D.《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自述家世及阅历,以交代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 |
2.下列对“私语真情”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私语真情”是民间书信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文学史接纳民间书信的重要原因。 |
B.“私语真情”是书信文体“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原因在于书信具有个人化和情感性这一文学属性。 |
C.“私语真情”往往不能外言,有私密性,这种特点使得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有了动人和诱人之处。 |
D.“私语真情”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不像宏大叙事作品有时需要借助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 |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书信在秦汉之后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进入文学世界,就现存文献来看,应当发端于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
B.一切民间书信的言说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它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 |
C.“说不可说之说”是书信的言说特点,也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但两者并非可以将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 |
D.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设计等都包含着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的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也是书信的艺术性因素。 |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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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研究者认为,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古代还是现在,音乐与文学始终如两支根茎相连的双生花,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西方文学对音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候的歌曲,受诗歌散文影响的作品最初出现在羽管键琴和击弦古钢琴曲目上,有些曲目是以《圣经》和希腊神话为主题的。而有着强大影响力的歌剧在古代就显示出音乐和诗歌的密切关系。歌剧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悲剧,16世纪末,意大利弗洛伦萨的艺术家认为,复调音乐的多声部织体严重阻碍了诗歌的情感表达,提出复兴古希腊的悲剧的艺术主张。于是出现了一批取材于希腊神话的歌剧,这类歌剧旋律呈现出单声部主调性的风格,具有朗诵性的特征。这是音乐史上重要的一步,当然这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文学密不可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音乐的发展更加异彩纷呈,偶然音乐、概率音乐、具体音乐、简约音乐等,各种难以归为某一流派的音乐大量涌现。现代派音乐作品中有一首著名的《4分33秒》,作曲家约翰·凯奇让演奏者走上台,翻谱,静坐,下台一共经历的4分33秒,由“无声的音乐”引导观众注意周围一切响动而形成“有声的音乐”,而每人心中的音乐也不同,更呈现出一种唯心的、偶然的不确定状态,这些音乐可以说与西方现代文学原本就是同根而生的。二战后,西方的物质文明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则是精神文明的危机,这时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也带有很大程度的唯心主义的成分。因此,音乐和文学的联系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相同的背景下,更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意识形态。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的诗集《邪恶之花》是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作品,而印象派作曲家克劳迪奥·德彪西从《邪恶之花》中所写的“飘在夜晚中的声音与香味”作出了他的《前奏曲》。
西方如此,在东方,音乐与文学则更是不可分割。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这时期思想活跃,最为著名的则是儒、墨、道三家,而这时期的各种音乐思想也层出不穷,最为著名的就是“倡乐”和“非乐”。“倡乐”的代表为儒家,孔、孟、荀三人都有自己“倡乐”的音乐美学思想;而“非乐”的代表是墨、道两家,这些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音乐与文学都成了以士大夫为主的文人感怀的主要方式,古琴这种乐器在这时已经受到了格外的推崇,出现了一大批的文人音乐家,最为有名的为曹植、嵇康、阮籍三人。“缘情度曲”是音乐对诗情的最好的解读方式,两宋时的周邦彦、姜夔可谓之代表。这时的音乐对于他们已不仅仅是用于娱乐,而与诗歌一样成为他们抒发感慨、寄托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
1.下列关于“西方文学与西方音乐”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西方文学对音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候的歌曲,那些曲目都以《圣经》和希腊神话为主题。
B.歌剧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悲剧,这类歌剧旋律呈现出单声部主调性的风格,具有朗诵性的特征。
C.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物质文明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则是精神文明的危机,这时期的西方文学作品带有很大程度的唯心主义的成分。与此同时,西方音乐的发展也异彩纷呈,某些现代派音乐作品更呈现出一种唯心的、偶然的不确定状态。
D.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的诗集《邪恶之花》是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作品,而印象派作曲家克劳迪奥·德彪西从《邪恶之花》中所写的“飘在夜晚中的声音与香味”作出了他的《前奏曲》,由此可见,这些音乐与西方文学根本就是同根而生的。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而这时期的各种音乐思想也层出不穷。
B.“倡乐”的代表为儒家,孔、孟、荀三人都有自己“倡乐”的音乐美学思想;而“非乐”的代表是墨、道两家,这些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出现了一大批的文人音乐家,最为有名的为曹植、嵇康、阮籍三人,“缘情度曲”成了以士大夫为主的文人感怀的主要方式。
D.两宋时期的音乐对于文人已不仅仅是用于娱乐,而与诗歌一样成为他们抒发感慨,寄托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
3.根据文章内容,指出研究者认为“音乐与文学始终如两支根茎相连的双生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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