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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雅亦俗汪曾祺
黄 波
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都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在汪氏逝世后出版的,一为《文与画》,收录其关于国画的文字,并配有他自作的画;二为《五味》,均为谈吃的美文。其实汪氏小说集散文集舍中均有购藏,这次再度解囊,实在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在开始回暖的阳光下,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随便翻翻,我突然想起,汪先生的诞辰(3月5日)就要到了。
我不懂文学,当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极少,而汪曾祺是这极少数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可是说到喜欢的理由,一时又无从置答。喜欢其文字的清和雅?喜欢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好像是,又好像不完全是。这回重读的汪曾祺作品,均非其专攻所在,不过是其创作之余事,居然对上面这个连自己也茫然的问题若有所悟。
汪曾祺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拌菠菜、干丝、豆汁儿、芸豆……都是家常物什。他自己婉辞“美食家”的桂冠时,即以此为谦谢的理由,说:“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不喜“大菜”,只好“小菜”,这本系文人故习,犹如作诗不能露出富贵气一样。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在一封书信中就说:“饮食之道不可以随众,尤不可以务名。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他讥讽为世人所艳称的“燕窝、海参”为“虚名之士”,正和汪曾祺把“鱼翅”轻轻抛在一边如出一辙。不过,文人的这种习性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过犹不及,容易显出几分矫饰的味道,像袁枚就多少有一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时不时要在显贵府上打秋风的他,会一心把那张馋嘴放在家常小菜上。而汪曾祺不同,他一下笔,我们就知道,这些小东西,他是真喜欢。饮食一道,汪曾祺嗜好从选料、收拾到调配、下厨,都不假手外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享受到的不仅是食之味,更是食之趣,而他通过那些淡淡的文字,又把这种趣味传递给了我们。所以,简直没有资格上餐桌的拌萝卜丝,在他手里和眼里竟是这般精致,“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轻红嫩白,颜色可爱。”黄瓜皮在他那里也是下酒的佳品,“黄瓜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嚼之有声”四字真是妙极!世间老饕甚多,不知道有多少还会于大快朵颐中细品那一记脆声?
汪曾祺作画,他自己说“无师法”,只是“瞎抹”,也许近于事实,因为他原无意在画家中争一席地。汪氏之画是真正的“写意”,略有一点构思,便信手挥洒,不过事经营,不刻意求工,逸笔草草,以抒其意。这也不算稀奇,大体还是传统文人画的路子。值得注意的,是其入画的对象,大蒜,红萝卜,扁豆花,盘中的一尾鱼,完全的生活化平民化。齐白石的画,间有乡野小品,但像汪曾祺这样主要地、大规模地以日常物事入画,似不多见。
汪曾祺文与人的风格还是他自己的文字说得最为到位。“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有不喜欢汪曾祺的人讥讽他像遗老,可谁曾见过“爱逛菜市”、在买菜中体味“生之喜悦”的遗老?是的,汪曾祺雅,但他更是俗的,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装是装不出来的。
汪曾祺让我想起两个古代文人,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我以为可用一句话概括,即“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陶、苏的风雅自不消说得,而同时他们与世俗的亲近也是真诚的。邻居杀只鸡邀陶渊明同享,他会乐不可支地写一首赴席的好诗;坡翁街头听人谈鬼,说咱们姑妄谈之姑妄听之。这样的文人,既耿介清高,又让我辈平民可亲可感。汪曾祺继承的,正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余韵。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抒情节制,也不刻画大奸大恶,更不以污秽的东西入文,其矜持颇近于传统美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现在我们通过《文与画》和《五味》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这可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很好的传统。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应该如何使这样的传统不致消失了。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作者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一为《文与画》,二为《五味》。真正原因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
B.作者喜欢汪曾祺是缘于他文与人的风格:其文字清新,且透露出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其人雅,但更是俗——真正热爱世俗生活。
C.汪曾祺喜欢从菜市选料如萝卜、黄瓜、鱼翅类,一直到调配、下厨的全过程都独自完成,从中享受做菜的趣味和菜的滋味。
D.汪曾祺自称作画“无师法”,只是“瞎抹”,但从他画的对象和“写意”的风格来看,他的画是雅致的,其创意似不多见。
E.汪曾祺为文,体现出传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其选材不写大奸大恶、污秽之物,抒情节制,而让平民可亲可感。汪氏如陶渊明、苏轼一样有“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
(2)请你结合文意谈谈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解。
(3)文章将汪曾祺与袁枚比,又将汪曾祺与陶渊明和苏轼比,试说说这两处对比的异同。
(4)文章着重写“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作画……只是‘瞎抹’”皆属俗事,而文题是“亦雅亦俗”,结合原文,探究作者对“俗”“雅”的处理是否得当,并谈谈你对“俗”“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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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雅亦俗汪曾祺
黄 波
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都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在汪氏逝世后出版的,一为《文与画》,收录其关于国画的文字,并配有他自作的画;二为《五味》,均为谈吃的美文。其实汪氏小说集散文集舍中均有购藏,这次再度解囊,实在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在开始回暖的阳光下,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随便翻翻,我突然想起,汪先生的诞辰(3月5日)就要到了。
我不懂文学,当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极少,而汪曾祺是这极少数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可是说到喜欢的理由,一时又无从置答。喜欢其文字的清和雅?喜欢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好像是,又好像不完全是。这回重读的汪曾祺作品,均非其专攻所在,不过是其创作之余事,居然对上面这个连自己也茫然的问题若有所悟。
汪曾祺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拌菠菜、干丝、豆汁儿、芸豆……都是家常物什。他自己婉辞“美食家”的桂冠时,即以此为谦谢的理由,说:“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不喜“大菜”,只好“小菜”,这本系文人故习,犹如作诗不能露出富贵气一样。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在一封书信中就说:“饮食之道不可以随众,尤不可以务名。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他讥讽为世人所艳称的“燕窝、海参”为“虚名之士”,正和汪曾祺把“鱼翅”轻轻抛在一边如出一辙。不过,文人的这种习性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过犹不及,容易显出几分矫饰的味道,像袁枚就多少有一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时不时要在显贵府上打秋风的他,会一心把那张馋嘴放在家常小菜上。而汪曾祺不同,他一下笔,我们就知道,这些小东西,他是真喜欢。饮食一道,汪曾祺嗜好从选料、收拾到调配、下厨,都不假手外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享受到的不仅是食之味,更是食之趣,而他通过那些淡淡的文字,又把这种趣味传递给了我们。所以,简直没有资格上餐桌的拌萝卜丝,在他手里和眼里竟是这般精致,“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轻红嫩白,颜色可爱。”黄瓜皮在他那里也是下酒的佳品,“黄瓜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嚼之有声”四字真是妙极!世间老饕甚多,不知道有多少还会于大快朵颐中细品那一记脆声?
汪曾祺作画,他自己说“无师法”,只是“瞎抹”,也许近于事实,因为他原无意在画家中争一席地。汪氏之画是真正的“写意”,略有一点构思,便信手挥洒,不过事经营,不刻意求工,逸笔草草,以抒其意。这也不算稀奇,大体还是传统文人画的路子。值得注意的,是其入画的对象,大蒜,红萝卜,扁豆花,盘中的一尾鱼,完全的生活化平民化。齐白石的画,间有乡野小品,但像汪曾祺这样主要地、大规模地以日常物事入画,似不多见。
汪曾祺文与人的风格还是他自己的文字说得最为到位。“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有不喜欢汪曾祺的人讥讽他像遗老,可谁曾见过“爱逛菜市”、在买菜中体味“生之喜悦”的遗老?是的,汪曾祺雅,但他更是俗的,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装是装不出来的。
汪曾祺让我想起两个古代文人,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我以为可用一句话概括,即“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陶、苏的风雅自不消说得,而同时他们与世俗的亲近也是真诚的。邻居杀只鸡邀陶渊明同享,他会乐不可支地写一首赴席的好诗;坡翁街头听人谈鬼,说咱们姑妄谈之姑妄听之。这样的文人,既耿介清高,又让我辈平民可亲可感。汪曾祺继承的,正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余韵。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抒情节制,也不刻画大奸大恶,更不以污秽的东西入文,其矜持颇近于传统美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现在我们通过《文与画》和《五味》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这可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很好的传统。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应该如何使这样的传统不致消失了。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作者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一为《文与画》,二为《五味》。真正原因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
B.作者喜欢汪曾祺是缘于他文与人的风格:其文字清新,且透露出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其人雅,但更是俗——真正热爱世俗生活。
C.汪曾祺喜欢从菜市选料如萝卜、黄瓜、鱼翅类,一直到调配、下厨的全过程都独自完成,从中享受做菜的趣味和菜的滋味。
D.汪曾祺自称作画“无师法”,只是“瞎抹”,但从他画的对象和“写意”的风格来看,他的画是雅致的,其创意似不多见。
E.汪曾祺为文,体现出传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其选材不写大奸大恶、污秽之物,抒情节制,而让平民可亲可感。汪氏如陶渊明、苏轼一样有“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
2.请你结合文意谈谈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解。
3.文章将汪曾祺与袁枚比,又将汪曾祺与陶渊明和苏轼比,试说说这两处对比的异同。
4.文章着重写“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作画……只是‘瞎抹’”皆属俗事,而文题是“亦雅亦俗”,结合原文,探究作者对“俗”“雅”的处理是否得当,并谈谈你对“俗”“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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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雅亦俗汪曾祺
黄 波
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都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在汪氏逝世后出版的,一为《文与画》,收录其关于国画的文字,并配有他自作的画;二为《五味》,均为谈吃的美文。其实汪氏小说集散文集舍中均有购藏,这次再度解囊,实在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在开始回暖的阳光下,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随便翻翻,我突然想起,汪先生的诞辰(3月5日)就要到了。
我不懂文学,当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极少,而汪曾祺是这极少数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可是说到喜欢的理由,一时又无从置答。喜欢其文字的清和雅?喜欢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好像是,又好像不完全是。这回重读的汪曾祺作品,均非其专攻所在,不过是其创作之余事,居然对上面这个连自己也茫然的问题若有所悟。
汪曾祺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拌菠菜、干丝、豆汁儿、芸豆……都是家常物什。他自己婉辞“美食家”的桂冠时,即以此为谦谢的理由,说:“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不喜“大菜”,只好“小菜”,这本系文人故习,犹如作诗不能露出富贵气一样。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在一封书信中就说:“饮食之道不可以随众,尤不可以务名。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他讥讽为世人所艳称的“燕窝、海参”为“虚名之士”,正和汪曾祺把“鱼翅”轻轻抛在一边如出一辙。不过,文人的这种习性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过犹不及,容易显出几分矫饰的味道,像袁枚就多少有一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时不时要在显贵府上打秋风的他,会一心把那张馋嘴放在家常小菜上。而汪曾祺不同,他一下笔,我们就知道,这些小东西,他是真喜欢。饮食一道,汪曾祺嗜好从选料、收拾到调配、下厨,都不假手外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享受到的不仅是食之味,更是食之趣,而他通过那些淡淡的文字,又把这种趣味传递给了我们。所以,简直没有资格上餐桌的拌萝卜丝,在他手里和眼里竟是这般精致,“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轻红嫩白,颜色可爱。”黄瓜皮在他那里也是下酒的佳品,“黄瓜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嚼之有声”四字真是妙极!世间老饕甚多,不知道有多少还会于大快朵颐中细品那一记脆声?
汪曾祺作画,他自己说“无师法”,只是“瞎抹”,也许近于事实,因为他原无意在画家中争一席地。汪氏之画是真正的“写意”,略有一点构思,便信手挥洒,不过事经营,不刻意求工,逸笔草草,以抒其意。这也不算稀奇,大体还是传统文人画的路子。值得注意的,是其入画的对象,大蒜,红萝卜,扁豆花,盘中的一尾鱼,完全的生活化平民化。齐白石的画,间有乡野小品,但像汪曾祺这样主要地、大规模地以日常物事入画,似不多见。
汪曾祺文与人的风格还是他自己的文字说得最为到位。“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有不喜欢汪曾祺的人讥讽他像遗老,可谁曾见过“爱逛菜市”、在买菜中体味“生之喜悦”的遗老?是的,汪曾祺雅,但他更是俗的,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装是装不出来的。
汪曾祺让我想起两个古代文人,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我以为可用一句话概括,即“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陶、苏的风雅自不消说得,而同时他们与世俗的亲近也是真诚的。邻居杀只鸡邀陶渊明同享,他会乐不可支地写一首赴席的好诗;坡翁街头听人谈鬼,说咱们姑妄谈之姑妄听之。这样的文人,既耿介清高,又让我辈平民可亲可感。汪曾祺继承的,正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余韵。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抒情节制,也不刻画大奸大恶,更不以污秽的东西入文,其矜持颇近于传统美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现在我们通过《文与画》和《五味》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这可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很好的传统。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应该如何使这样的传统不致消失了。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作者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一为《文与画》,二为《五味》。真正原因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
B.作者喜欢汪曾祺是缘于他文与人的风格:其文字清新,且透露出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其人雅,但更是俗——真正热爱世俗生活。
C.汪曾祺喜欢从菜市选料如萝卜、黄瓜、鱼翅类,一直到调配、下厨的全过程都独自完成,从中享受做菜的趣味和菜的滋味。
D.汪曾祺自称作画“无师法”,只是“瞎抹”,但从他画的对象和“写意”的风格来看,他的画是雅致的,其创意似不多见。
E.汪曾祺为文,体现出传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其选材不写大奸大恶、污秽之物,抒情节制,而让平民可亲可感。汪氏如陶渊明、苏轼一样有“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
(2)请你结合文意谈谈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解。
(3)文章将汪曾祺与袁枚比,又将汪曾祺与陶渊明和苏轼比,试说说这两处对比的异同。
(4)文章着重写“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作画……只是‘瞎抹’”皆属俗事,而文题是“亦雅亦俗”,结合原文,探究作者对“俗”“雅”的处理是否得当,并谈谈你对“俗”“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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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雅亦俗汪曾祺
黄 波
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都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在汪氏逝世后出版的,一为《文与画》,收录其关于国画的文字,并配有他自作的画;二为《五味》,均为谈吃的美文。其实汪氏小说集散文集舍中均有购藏,这次再度解囊,实在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在开始回暖的阳光下,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随便翻翻,我突然想起,汪先生的诞辰(3月5日)就要到了。
我不懂文学,当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极少,而汪曾祺是这极少数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可是说到喜欢的理由,一时又无从置答。喜欢其文字的清和雅?喜欢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好像是,又好像不完全是。这回重读的汪曾祺作品,均非其专攻所在,不过是其创作之余事,居然对上面这个连自己也茫然的问题若有所悟。
汪曾祺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拌菠菜、干丝、豆汁儿、芸豆……都是家常物什。他自己婉辞“美食家”的桂冠时,即以此为谦谢的理由,说:“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不喜“大菜”,只好“小菜”,这本系文人故习,犹如作诗不能露出富贵气一样。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在一封书信中就说:“饮食之道不可以随众,尤不可以务名。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他讥讽为世人所艳称的“燕窝、海参”为“虚名之士”,正和汪曾祺把“鱼翅”轻轻抛在一边如出一辙。不过,文人的这种习性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过犹不及,容易显出几分矫饰的味道,像袁枚就多少有一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时不时要在显贵府上打秋风的他,会一心把那张馋嘴放在家常小菜上。而汪曾祺不同,他一下笔,我们就知道,这些小东西,他是真喜欢。饮食一道,汪曾祺嗜好从选料、收拾到调配、下厨,都不假手外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享受到的不仅是食之味,更是食之趣,而他通过那些淡淡的文字,又把这种趣味传递给了我们。所以,简直没有资格上餐桌的拌萝卜丝,在他手里和眼里竟是这般精致,“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轻红嫩白,颜色可爱。”黄瓜皮在他那里也是下酒的佳品,“黄瓜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嚼之有声”四字真是妙极!世间老饕甚多,不知道有多少还会于大快朵颐中细品那一记脆声?
汪曾祺作画,他自己说“无师法”,只是“瞎抹”,也许近于事实,因为他原无意在画家中争一席地。汪氏之画是真正的“写意”,略有一点构思,便信手挥洒,不过事经营,不刻意求工,逸笔草草,以抒其意。这也不算稀奇,大体还是传统文人画的路子。值得注意的,是其入画的对象,大蒜,红萝卜,扁豆花,盘中的一尾鱼,完全的生活化平民化。齐白石的画,间有乡野小品,但像汪曾祺这样主要地、大规模地以日常物事入画,似不多见。
汪曾祺文与人的风格还是他自己的文字说得最为到位。“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有不喜欢汪曾祺的人讥讽他像遗老,可谁曾见过“爱逛菜市”、在买菜中体味“生之喜悦”的遗老?是的,汪曾祺雅,但他更是俗的,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装是装不出来的。
汪曾祺让我想起两个古代文人,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我以为可用一句话概括,即“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陶、苏的风雅自不消说得,而同时他们与世俗的亲近也是真诚的。邻居杀只鸡邀陶渊明同享,他会乐不可支地写一首赴席的好诗;坡翁街头听人谈鬼,说咱们姑妄谈之姑妄听之。这样的文人,既耿介清高,又让我辈平民可亲可感。汪曾祺继承的,正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余韵。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抒情节制,也不刻画大奸大恶,更不以污秽的东西入文,其矜持颇近于传统美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现在我们通过《文与画》和《五味》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这可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很好的传统。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应该如何使这样的传统不致消失了。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作者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一为《文与画》,二为《五味》。真正原因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
B.作者喜欢汪曾祺是缘于他文与人的风格:其文字清新,且透露出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其人雅,但更是俗——真正热爱世俗生活。
C.汪曾祺喜欢从菜市选料如萝卜、黄瓜、鱼翅类,一直到调配、下厨的全过程都独自完成,从中享受做菜的趣味和菜的滋味。
D.汪曾祺自称作画“无师法”,只是“瞎抹”,但从他画的对象和“写意”的风格来看,他的画是雅致的,其创意似不多见。
E.汪曾祺为文,体现出传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其选材不写大奸大恶、污秽之物,抒情节制,而让平民可亲可感。汪氏如陶渊明、苏轼一样有“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
2.请你结合文意谈谈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解。
3.文章将汪曾祺与袁枚比,又将汪曾祺与陶渊明和苏轼比,试说说这两处对比的异同。
4.文章着重写“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作画……只是‘瞎抹’”皆属俗事,而文题是“亦雅亦俗”,结合原文,探究作者对“俗”“雅”的处理是否得当,并谈谈你对“俗”“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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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25分)
亦雅亦俗汪曾祺
黄波
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都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在汪氏逝世后出版的,一为《文与画》,收录其关于国画的文字,并配有他自作的画;二为《五味》,均为谈吃的美文。其实汪氏小说集散文集舍中均有购藏,这次再度解囊,实在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在开始回暖的阳光下,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随便翻翻,我突然想起,汪先生的诞辰(3月5日)就要到了。
我不懂文学,当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极少,而汪曾祺是这极少数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可是说到喜欢的理由,一时又无从置答。喜欢其文字的清和雅?喜欢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好像是,又好像不完全是。这回重读的汪曾祺作品,均非其专攻所在,不过是其创作之余事,居然对上面这个连自己也茫然的问题若有所悟。
汪曾祺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拌菠菜、干丝、豆汁儿、芸豆……都是家常物什。他自己婉辞“美食家”的桂冠时,即以此为谦谢的理由,说“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不喜“大菜”,只好“小菜”,这本系文人故习,犹如作诗不能露出富贵气一样。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在一封书信中就说:“饮食之道不可以随众,尤不可以务名。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他讥讽为世人所艳称的“燕窝、海参”为“虚名之士”,正和汪曾祺把“鱼翅”轻轻抛在一边如出一辙。不过,文人的这种习性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过犹不及,容易显出几分矫饰的味道,像袁枚就多少有一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时不时要在显贵府上打秋风的他,会一心把那张馋嘴放在家常小菜上。而汪曾祺不同,他一下笔,我们就知道,这些小东西,他是真喜欢。饮食一道,汪曾祺嗜好从选料、收拾到调配、下厨,都不假手外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享受到的不仅是食之味,更是食之趣,而他通过那些淡淡的文字,又把这种趣味传递给了我们。所以,简直没有资格上餐桌的拌萝卜丝,在他手里和眼里竟是这般精致,“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轻红嫩白,颜色可爱。”黄瓜皮在他那里也是下酒的佳品,“黄瓜切成寸断,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嚼之有声”四字真是妙极!世间老饕甚多,不知道有多少还会于大快朵颐中细品那一记脆声?
汪曾祺作画,他自己说“无师法”,只是“瞎抹”,也许近于事实,因为他原无意在画家中争一席地。汪氏之画是真正的“写意”,略有一点构思,便信手挥洒,不过事经营,不刻意求工,逸笔草草,以抒其意。这也不算稀奇,大体还是传统文人画的路子。值得注意的,是其入画的对象,大蒜,红萝卜,扁豆花,盘中的一尾鱼,完全的生活化平民化。齐白石的画,间有乡野小品,但像汪曾祺这样主要地、大规模地以日常物事入画,似不多见。
汪曾祺文与人的风格还是他自己的文字说得最为到位。“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有不喜欢汪曾祺的人讥讽他像遗老,可谁曾见过“爱逛菜市”、在买菜中体味“生之喜悦”的遗老?是的,汪曾祺雅,但他更是俗的,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装是装不出来的。
汪曾祺让我想起两个古代文人,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我以为可用一句话概括,即“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陶、苏的风雅自不消说得,而同时他们与世俗的亲近也是真诚的。邻居杀只鸡邀陶渊明同享,他会乐不可支地写一首赴席的好诗;坡翁街头听人谈鬼,说咱们姑妄谈之姑妄听之。这样的文人,既耿介清高,又让我辈平民可亲可感。汪曾祺继承的,正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余韵。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抒情节制,也不刻画大奸大恶,更不以污秽的东西入文,其矜持颇近于传统美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现在我们通过《文与画》和《五味》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这可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很好的传统。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应该如何使这样的传统不致消失了。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作者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一为《文与画》,二为《五味》。原因是二者均为谈吃的美文,同时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 |
B.作者喜欢汪曾祺是缘于他文与人的风格:其文字清新,且透露出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其人雅,但更是俗——真正热爱世俗生活。 |
C.汪曾祺喜欢从菜市选料如萝卜、黄瓜、鱼翅类,一直到调配、下厨的全过程都独自完成,从中享受做菜的趣味和菜的滋味。 |
D.汪曾祺自称作画“无师法”,只是“瞎抹”,但从他化的对象和“写意”的风格来看,他的画是雅致的,其创意似不多见 。 |
E、,汪曾祺为文作画,体现出传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其选材不写大奸大恶、污秽之物,抒情节制,而让平民可亲可感。汪氏如陶渊明、苏轼一样有“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
2.请你谈谈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解。(6分)
3.文章将汪曾祺与袁枚比,以陶渊明与苏轼比,试说说这两处对比的异同(6分)
4.文章着重写“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作画,只是‘瞎抹’”皆属俗事,而文题是“亦俗亦雅”,结合原文,探究作者对“俗”、“雅”的处理是否得当。(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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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25分)
亦雅亦俗汪曾祺
黄 波
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都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在汪氏逝世后出版的,一为《文与画》,收录其关于国画的文字,并配有他自作的画;二为《五味》,均为谈吃的美文。其实汪氏小说集散文集舍中均有购藏,这次再度解囊,实在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在开始回暖的阳光下,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随便翻翻,我突然想起,汪先生的诞辰(3月5日)就要到了。
我不懂文学,当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极少,而汪曾祺是这极少数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可是说到喜欢的理由,一时又无从置答。喜欢其文字的清和雅?喜欢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好像是,又好像不完全是。这回重读的汪曾祺作品,均非其专攻所在,不过是其创作之余事,居然对上面这个连自己也茫然的问题若有所悟。
汪曾祺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拌菠菜、干丝、豆汁儿、芸豆……都是家常物什。他自己婉辞“美食家”的桂冠时,即以此为谦谢的理由,说:“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不喜“大菜”,只好“小菜”,这本系文人故习,犹如作诗不能露出富贵气一样。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在一封书信中就说:“饮食之道不可以随众,尤不可以务名。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他讥讽为世人所艳称的“燕窝、海参”为“虚名之士”,正和汪曾祺把“鱼翅”轻轻抛在一边如出一辙。不过,文人的这种习性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过犹不及,容易显出几分矫饰的味道,像袁枚就多少有一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时不时要在显贵府上打秋风的他,会一心把那张馋嘴放在家常小菜上。而汪曾祺不同,他一下笔,我们就知道,这些小东西,他是真喜欢。饮食一道,汪曾祺嗜好从选料、收拾到调配、下厨,都不假手外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享受到的不仅是食之味,更是食之趣,而他通过那些淡淡的文字,又把这种趣味传递给了我们。所以,简直没有资格上餐桌的拌萝卜丝,在他手里和眼里竟是这般精致,“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轻红嫩白,颜色可爱。”黄瓜皮在他那里也是下酒的佳品,“黄瓜切成寸断,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嚼之有声”四字真是妙极!世间老饕甚多,不知道有多少还会于大快朵颐中细品那一记脆声?
汪曾祺作画,他自己说“无师法”,只是“瞎抹”,也许近于事实,因为他原无意在画家中争一席地。汪氏之画是真正的“写意”,略有一点构思,便信手挥洒,不过事经营,不刻意求工,逸笔草草,以抒其意。这也不算稀奇,大体还是传统文人画的路子。值得注意的,是其入画的对象,大蒜,红萝卜,扁豆花,盘中的一尾鱼,完全的生活化平民化。齐白石的画,间有乡野小品,但像汪曾祺这样主要地、大规模地以日常物事入画,似不多见。
汪曾祺文与人的风格还是他自己的文字说得最为到位。“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有不喜欢汪曾祺的人讥讽他像遗老,可谁曾见过“爱逛菜市”、在买菜中体味“生之喜悦”的遗老?是的,汪曾祺雅,但他更是俗的,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装是装不出来的。
汪曾祺让我想起两个古代文人,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我以为可用一句话概括,即“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陶、苏的风雅自不消说得,而同时他们与世俗的亲近也是真诚的。邻居杀只鸡邀陶渊明同享,他会乐不可支地写一首赴席的好诗;坡翁街头听人谈鬼,说咱们姑妄谈之姑妄听之。这样的文人,既耿介清高,又让我辈平民可亲可感。汪曾祺继承的,正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余韵。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抒情节制,也不刻画大奸大恶,更不以污秽的东西入文,其矜持颇近于传统美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现在我们通过《文与画》和《五味》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这可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很好的传统。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应该如何使这样的传统不致消失了。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5分)
A.作者买到汪曾祺的两本小书,一为《文与画》,二为《五味》。原因是二者均为谈吃的美文,同时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
B.作者喜欢汪曾祺是缘于他文与人的风格:其文字清新,且透露出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其人雅,但更是俗——真正热爱世俗生活。
C.汪曾祺喜欢从菜市选料如萝卜、黄瓜、鱼翅类,一直到调配、下厨的全过程都独自完成,从中享受做菜的趣味和菜的滋味。
D.汪曾祺自称作画“无师法”,只是“瞎抹”,但从他画的对象和“写意”的风格来看,他的画是雅致的,其创意似不多见 。
E.汪曾祺为文,体现出传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其选材不写大奸大恶、污秽之物,抒情节制,而让平民可亲可感。汪氏如陶渊明、苏轼一样有“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
2.请你结合文意谈谈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解。(6分)
3.文章将汪曾祺与袁枚比,与陶渊明与苏轼比,试说说这两处对比的异同。(6分)
4.文章着重写“谈吃,一点儿也不气派”,“作画,只是‘瞎抹’”皆属俗事,而文题是“亦俗亦雅”,结合原文,探究作者对“俗”、“雅”的处理是否得当。(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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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巴金: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李致
①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②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③一九八一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④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⑤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⑥一九九一年冬我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⑦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⑧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⑨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⑩一九九一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⑾珍健同志双腿残疾,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了。我找了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愿意静候佳音。
⑿不久巴老即回了信: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五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觉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⒀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⒁一九九三年我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⒂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节选自《我的四爸巴金》,有删改)
1.本文叙写了有关巴金的哪几件事?请简要概括。(4分)
2.文中第④自然段引用巴金先生的信件内容有何作用?(5分)
3.依据全文,简要分析巴金在“对人对己”方面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每个方面答出两点即可)(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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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25分)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
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
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 ,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
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5分)
A.《红楼梦新证》一书的创作深得胡适的鼓励和帮助,这本书是周汝昌成为学界“红人”,也使他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
B.周汝昌研究红学的许多观点深受“大拿”的影响,他晚年提出的林黛玉“沉湖而死”等,就是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C.周汝昌认为,“红学”中的文学性研究应与《三国演义》等小说的研究要区别开来,不能用一般研究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
D.周汝昌的“红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红学”研究方法虽得到一致认可,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一直饱受争议。
E.周汝昌多才多艺、勤学善思又特立独行。研究红学,他一旦投身期间便矢志不渝,虽毁誉参半,但终难否认其红学泰斗的地位。
2.结合全文,概括周汝昌先生在红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有哪些?请分条概括。(6分)
3.简析文章结尾“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一句在文中的作用。(6分)
4.纵观周汝昌的一生,这位大家身上体现了哪些优秀的品质?请结合全文及相关链接,谈谈你的理解(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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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沈鹏:澄怀观道翰墨仁心
李琭璐
沈鹏是书法家、美术评论家、编辑出版家,更是学者、诗人。赵朴初先生曾赞其书法“大作不让明贤,至所欣佩”。
北京五环外,一幢欧式的联排别墅,沈鹏坐在书案前。片刻,一幅行云流水的草书作品现于面前,而他,刚刚还和我风趣谈天,此前的幽默也瞬间凝作认真的静气。
沈鹏指出,今天的书法已然“专业化”,“专业化”可能促进了对书法的专门研究,但这是在丢失了普遍“社会化”情况下的“专业化”,实际上书法的根基削弱了。
对于当代书法,沈鹏忧虑重重:“某些青年人对笔法、结构掌握较快,追求外在形式感与点面的视觉刺激,但却面临着原有文化的缺失,减弱了耐看性与文化底蕴。
沈鹏认为,由于书写中的“刻意”“蓄意”多于“无意”“随意”,现今的一些优秀之作,虽可称作机智和灵巧,却达不到古人那样的指挥与风范。是的,书法如果远离文化,远离人文精神,便失落了自身,失去了本质。“专业化”促进技巧提高,但书法不仅仅是技巧,还有远比技巧更重要的素质。
唐代张彦远强调“先文而后墨”,明代董其昌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法家的“文”,有其独立于书法之外的一面,却也直接关系到书法作品的气息。书法家的人文素养,既是知识积累,也是精神境界。
“书法往“专业化”发展,也可能形成新面貌,辟另一蹊径。还要看今后实践,总体来说,书法应该是多元的。”沈鹏说。
沈鹏曾经用16个字概括过书法工作者的全面修养:弘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
“‘尊重个性’,是人文思想的要旨,尊重自己个性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个性。创造性建立在个性基础之上,但并非所有的‘个性’都合乎人文的‘共性’。因此,后面的八个字必不可少,否则难成大器。‘天生我材必有用’,善学者还要善于找到自身的‘才’的特点,扬其所长。对短处要‘避’,还要注意克服。
久雨初晴色色新,山光峦表逐层分
路回忽听风雷吼,百丈飞流大写人。
这是先生的一首精彩诗作。然而,“人”,字虽好写,做好却难。不久前,沈鹏整理出多年收藏的六千余册图书,还有他的自书作品和名人书画,分别捐给了故乡、母校等地。
“这比留在自己身边要好。”沈鹏的话朴实无华,毫无炫耀之意,只是旁人很难想象他为此付出的心血。
“回报众乡亲,此身何惮劳!”沈鹏把祖产“四进三院”的房屋捐献给江阴市政府,所得资金在江阴书画院设立了“沈鹏书画奖励基金”,每年奖励该院有成就的专兼职画师;他还先后担任江阴书画院名誉院长、江阴天华艺术学校沈鹏书法学校名誉校长。
都说字如其人。沈鹏外表文弱,倘若见过他,定难与“狂草”和“金文大篆”联系起来
然而,只要能懂得他的“狂”与“拙”,就一定能领略到这位书法大家深埋于心的感情世界。
沈夫人自称是先生的“书童”。但是,这个“角色”演起来不容易,条件苛刻:第一要有最快的速度,第二要各个学科都涉猎。
“他问英语的一个单词你要马上查找,他查平找仄你要马上找出诗词原句。”其实,这位与沈鹏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同龄“书童”,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她也还在不停地学。
是啊,不用思考生命的意义,沈鹏在别人眼中,一直在“做啊做啊做个不停”。或许,正是这么一种简单的智慧,令他以一种灼热而源自生命内在的本能战胜着重重磨难,最终抵达优雅从容的大自在、大无畏。而这种精神,也令今天的我们自惭形秽。
1.下列不属于沈鹏对书法的深刻见解的一项是( )
A. 书法的专业化不能丢失社会化,更讲究耐看性与文化底蕴。
B. 书法是无意随意而作,而且应该是多元的。
C. 书法讲究技巧,但更讲究素质文化和人文精神。
D. 书法要求速度快,还要涉猎各个学科。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 文章开头一段先交代了沈鹏的身份,由此我们可见他在书法、美术、诗歌等方面的成就,然后借赵朴初先生之口,对他的多才多艺大加赞赏。
B. 沈鹏在和人谈话聊天时幽默风趣,而一旦做起学问来就严肃认真了,作者在一次和沈鹏的交往中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C. 对于今天书法的“专业化”,沈鹏持完全否定态度,因为他认为“专业化”削弱了书法的根基,达不到古人那样的指挥与风范。
D. 沈鹏用16个字对书法工作者提出要求,其中强调了“尊重个性”,但又对这个个性提出要求,即它要合乎人文的“共性”。
E. 文章最后几段提到沈夫人,写到他要帮助沈鹏做学问,也写到她进入耄耋之年还在不停地学,意在赞扬沈夫人帮助他人、刻苦学习的精神。
3.本文介绍了书法家沈鹏的一些情况,你能从本文中学到些什么?它对你有何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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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1923年,到了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一项是( )
A.从全文看,张伯苓制定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中“允公”就是培养学生的爱国、敬业、献身精神;“允能”就是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和本领;“日新月异”就是要求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
B.南开中学以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旨,故意加大考试难度,毕业率只有50%左右。
C.张伯苓对抗日时局有着清醒认识,他特意赴四川考察教育,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当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无法正常上课时,惟独南开中学的学生们能正常学习。
D.四子张锡祜以身殉国后,张伯苓的一番话既表露了对儿子杀敌报国的称许,也隐含了痛失爱子的哀伤,还表达了不能亲上战场报国的终身遗憾。
2.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张伯苓的创造性表现在哪里?
3.文章以“一人一校一国家”为题,请联系全文谈谈你对标题中张伯苓“一人”与“一国家”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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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1923年,到了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一项是( )
A.从全文看,张伯苓制定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中“允公”就是培养学生的爱国、敬业、献身精神;“允能”就是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和本领;“日新月异”就是要求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
B.南开中学以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旨,故意加大考试难度,毕业率只有50%左右。
C.张伯苓对抗日时局有着清醒认识,他特意赴四川考察教育,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当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无法正常上课时,惟独南开中学的学生们能正常学习。
D.四子张锡祜以身殉国后,张伯苓的一番话既表露了对儿子杀敌报国的称许,也隐含了痛失爱子的哀伤,还表达了不能亲上战场报国的终身遗憾。
2.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张伯苓的创造性表现在哪里?
3.文章以“一人一校一国家”为题,请联系全文谈谈你对标题中张伯苓“一人”与 “一国家”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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