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形”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
广义的法律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其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诚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借管子之言所称的那样:“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而《唐律疏议》的序言中则把教刑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故而唐代立法者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其意在促使人们恪遵德礼,以臻“至善”之化境。虽然儒家大体上强调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故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自觉,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悖理违礼之事,此时纯靠自觉难以匡正人心、厚风俗,故而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之力。所以古代从来不将法律视为政教之末,而以“用”名之,“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提要》)即指此意。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惩恶自不必问,但凡刑律所加,针对的对象必为于伦常纲教有违之人。不仅如此,传统法律往往还变现在看来纯粹是道德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譬如《唐律疏议》的“贼盗”一篇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立法者考虑到了人的能力,通常情形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更应该有道德践履的勇气。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设置刑事责任,正在于提倡一种公序良俗。
更有甚者,刑罚为政教之用传统法律中,很多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不大,甚至在其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比如历代法典中有“同姓不婚”条,但是似乎从未被实践过。另外,诸如亲属之间的许多行为,虽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实践中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做法,实际上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明白,设置此类规则之真正意图,乃在于提出一种治国理想,希望民众向此努力,更多地带有一种“宣教”色彩。
(摘编自宋玲《“正人心”与 “厚风俗” ——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1.下列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唐律疏议》、《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律法的顺序,都是按照《周礼》中的治理模式来排序的,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一致的。
B.管仲认为:“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这说明他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认为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促使人们恪遵德礼。
C.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对那些不能严格自律、做出悖理违礼之事的人,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力。
D.传统法律常常把今天看来属于道德的义务规定为法律义务,比如唐律中规定,发现有人犯罪就要处以杖刑。
2.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古代法典中关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方面的条款,其主要目的在于推行道德教化,兼有保障国家秩序、安全等作用。
B.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追求“一刑独大”,制定法律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刑”的主要目的是让人有敬畏意识。
C.唐律十二篇中,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
D.历代法典中都有“同姓不婚”的条款,但因为在实践中都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原则,所以违反这一条款的人也不会受到处罚。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立法者认为,人的能力越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如果违犯了法律,所受到的处罚自然也要加重。
B.《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因为刑罚为政教之本,其“正人心”“厚风俗”的功用不可小觑。
C.唐律规定对见危不作为者施以杖刑,根本原因是,在传统中国个体要接受社会这个特定团体赋予每个个体的义务要求。
D.传统法律中的很多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并不大,据此可以推知,这些条款在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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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形”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
广义的法律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其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诚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借管子之言所称的那样:“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而《唐律疏议》的序言中则把教刑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故而唐代立法者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其意在促使人们恪遵德礼,以臻“至善”之化境。虽然儒家大体上强调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故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自觉,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悖理违礼之事,此时纯靠自觉难以匡正人心、厚风俗,故而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之力。所以古代从来不将法律视为政教之末,而以“用”名之,“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提要》)即指此意。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惩恶自不必问,但凡刑律所加,针对的对象必为于伦常纲教有违之人。不仅如此,传统法律往往还变现在看来纯粹是道德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譬如《唐律疏议》的“贼盗”一篇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立法者考虑到了人的能力,通常情形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更应该有道德践履的勇气。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设置刑事责任,正在于提倡一种公序良俗。
更有甚者,刑罚为政教之用传统法律中,很多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不大,甚至在其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比如历代法典中有“同姓不婚”条,但是似乎从未被实践过。另外,诸如亲属之间的许多行为,虽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实践中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做法,实际上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明白,设置此类规则之真正意图,乃在于提出一种治国理想,希望民众向此努力,更多地带有一种“宣教”色彩。
(摘编自宋玲《“正人心”与 “厚风俗” ——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1.下列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唐律疏议》、《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律法的顺序,都是按照《周礼》中的治理模式来排序的,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一致的。
B.管仲认为:“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这说明他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认为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促使人们恪遵德礼。
C.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对那些不能严格自律、做出悖理违礼之事的人,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力。
D.传统法律常常把今天看来属于道德的义务规定为法律义务,比如唐律中规定,发现有人犯罪就要处以杖刑。
2.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古代法典中关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方面的条款,其主要目的在于推行道德教化,兼有保障国家秩序、安全等作用。
B.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追求“一刑独大”,制定法律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刑”的主要目的是让人有敬畏意识。
C.唐律十二篇中,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
D.历代法典中都有“同姓不婚”的条款,但因为在实践中都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原则,所以违反这一条款的人也不会受到处罚。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立法者认为,人的能力越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如果违犯了法律,所受到的处罚自然也要加重。
B.《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因为刑罚为政教之本,其“正人心”“厚风俗”的功用不可小觑。
C.唐律规定对见危不作为者施以杖刑,根本原因是,在传统中国个体要接受社会这个特定团体赋予每个个体的义务要求。
D.传统法律中的很多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并不大,据此可以推知,这些条款在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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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脉络而言,明清时期具有集大成的意义。无论荒政、仓储体系建设,还是养老慈幼、收养贫病残疾,以及各种福利、宗族保障等,从制度层面无不表现出对历朝历代的继承。但具体的办法、措施,又体现出不少发展与创新之处。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相差悬殊,灾害的发生非此即彼,无灾之年极为罕见。中国传统社会中荒政之所以发达,便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和社会背景。
传统中国的荒政制度,极为重视备荒仓储的建设。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强调,将备荒仓储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如朱元璋先是“令天下立预备仓,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后来又感到常平仓平抑粮价的作用不可低估,遂下诏:“今后宜令各府县设常平仓。每遇秋成,官出钱钞收籴入仓。如遇歉岁,平价出售。盖米价不踊,则物价自平,如此则官不失利,民受其惠矣。”其后历代皇帝也多有强调。雍正二年时,各省已“渐行社仓之法”,并最终形成“省会以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建社仓,市镇则设义仓,而近边有营仓之制,所以预为之备者,无处不周矣”的局面,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备荒仓储体系。
宋代以后,官僚士大夫设置族田、建立义庄,通过保障和改善宗族成员生活的手段,维护子孙的生存,达到“敦本收族”的目的。最早的宗族义庄制度可以追溯到北宋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明清时期,宗族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重整封建宗法关系,明代各个宗族纷纷建祠修谱、创立族田义庄。“义庄之设遍天下。”适应宗族人口增加、规模扩大等情况,明清时期宗族社会保障主要表现为周贫、济困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事业虽曾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但其规模及设施等似未必能超过宋代。明清时期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民间慈善活动的兴盛。
中国历史上的慈善活动早就已经出现,但其成为一种由团体机构主持的社会事业则始自明代后期。明代后期出现的民间慈善组织主要有同善会、放生会、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救生会(局)、育婴会等。放生指释放、救护被捕捉或将被宰杀的动物,如鸟兽虫鱼之类。明末清初的杭州、绍兴、南京、常熟、吴江、昆山、桐城、北京、番禺等地都设有放生会或放生社,放生事业十分兴盛。掩骼会的职能为收集掩埋暴露的无名尸骨。崇祯十四年,江苏太仓州遭遇严重旱灾,知州钱肃乐组织一命浮图会。参加一命浮图会的人,根据财力,可一人救济多人,也可多人合救一人。救生会(局)的基本运营模式,是由民间或政府出资雇佣水手,置备救生船在容易发生事故的水面巡视,一旦发生船舶倾覆或有人落水的事故,救生船应迅速前往打捞。育婴会(社)是以收养弃婴为职能的慈善组织。明末慈善组织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同善会。劝善是同善会最主要的目的,可以说它是对行善者的一种褒奖。救济对象除了贫困这一物质标准外,还有道德方面的要求,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属于救济的首选对象。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慈善组织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财力充足,参与人员广泛,慈善活动经常化。
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事业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保障的制度体系更为完备,但保障的层次仍然较低,多属社会救济的范畴,具有鲜明的恩惠色彩。其成功经验和显著成效,为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
(节选自王卫平《明清时期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经验和特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层面到具体的办法、措施,既有对历朝历代的继承,也有不少的发展与创新,带有集大成的性质。
B.中国传统社会中荒政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相差悬殊,灾害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C.中国传统上十分重视备荒仓储建设,明清时期建立起常平仓、社仓、义仓、营仓等较为完备的备荒仓储体系。
D.宗族义庄制度始于宋代,到明代得到极大发展,明代义庄带有深厚的封建宗族色彩,它以“周贫、济困”为宗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事业其规模及设施等都未必超过宋代,但它在民间慈善活动方面空前兴盛,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B.同善会对贫困的救助,是以劝善为目的的,孝子、节妇属优先救济对象,而道德败坏、游手好闲者,虽然贫困也不会得到救助。
C.民间慈善组织放生会、掩骼会、育婴会等主持的慈善事业,均属于社会救济范畴,集中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收养等。
D.明代后期出现的民间慈善组织其慈善活动由民间团体机构主持和完成,但事实上有些活动也会有政府参与其中。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事业突破了政府单一救灾体系,以宗族和慈善团体等构成的民间力量成为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B.明清时期社会保障事业政府允许民间共同参与,这样就使得社会保障活动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广泛地利用各种资源各有侧重地开展。
C.在借鉴和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明清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继续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更为完备,成效也更加显著。
D.传统社会保障事业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将实行社会保障视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恩惠,因此社会保障的层次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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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中国古代的法典蕴含着重德礼、慎刑罚,遵伦常、讲忠孝,重和谐、求和睦的民族精神。由此,思想家提出“明刑”(彰明刑罚)可以“弼教”(辅助教育),也就是通过彰显法律规范的内容,使民了解它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表明法律非以刑人为目的,而以使民远恶迁善为目的,以期实现以刑弼教、以刑辅教。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使民知法既可以远离犯罪,又可以借法保护其自身的权益。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恶劝善的功能,并非一味以刑人为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风,违法者如履薄冰。
历史上,明刑弼教的内容因朝代不同而略有变化。汉儒传承了以礼乐主宰刑罚的传统,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指导原则,即朝廷以道德感动民众,刑法只作为辅助手段。例如,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之说,大力宣传“大德小刑”,以德化民教民,使民不敢为非、不触法禁。唐代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便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或教之用”,阐明了教化为先、刑焉其后,明刑弼教的真谏。韩愈也曾经说过:“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要达到天下大治,应效仿圣王,以德化天下,“亦以五刑辅弼之”。为矫正元末法纪败坏、人不畏法、肆意为恶的积弊,以严刑治国。他手订的《大诰》收集了严刑惩治犯罪的案例,意在教民“趋吉避凶”之道。《大明律》旨在运用法律打击奸顽,惩话犯罪,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纲纪。明太租还有意识地对某些案件重法又重情,借以表达明刑弼教之意。例如,“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清代在承袭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时,对政刑与礼教的目的做了经典阐述,并指出立法的精义在于“明刑弼教”。《清史稿·刑法志》篇首开宗明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匡之直之而刑生焉。”
从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再到明礼导民,明刑弼教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一个传统。它产生于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认真贯彻实施则国兴,慢而废弃则国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以德化民”的“化”与“明刑弼教”的“教”二者具有相通性,目的都在于“导民向善”,使民远离犯罪。以德化民与以法治国是互相连接、互补互用的,国家治理不可忽视的二柄。法与德的结合减少了法律的滥用,柔化了法条严酷的外貌,便于民众接受。以德化民使民心向善,遏制了犯罪的动机,有利于避免法繁刑酷的虐政。德法互补互用,使道德法律化,遵守法律的义务和遵守道德规范的义务相一致,既止恶,而又劝善,使“明刑弼教”的“教”落到了实处。同时,德法互补又使法律道德化,使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
(节选自张晋藩《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心》,有改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彰明刑罚、辅助教育就是通过彰显法律规范的内容,使人民了解教育所蕴含的民族精神。
B. 儿子被判死刑,父亲行贿求情,最后判子赦父,这一事例体现明太袒重法律又重伦理情怀。
C. “明刑弼教”的“教”与“以德化民”的“化”之间存在相通性,目的都是使百姓“向善”。
D. 以德化民与以法治国互补互用,能止恶劝善,可以使法律道德化并使其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列举不同时代的事例,论证了“明刑弼教”是贯穿中国古代治理的传统。
B. 文章以董仲舒大力宣传“大德小刑”的事例来论证汉代儒家德主刑辅的主张。
C. 文中用韩愈言论、朱元璋修订法律等材料,论证教化先行、刑罚居后的观点。
D. 文章从以德化民、以法治国、德法互补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古代在治国上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代的法律并非一味以刑人为目的,这对违法者具有约束力的同时,对百姓也有软化作用。
B. 清代的立法思想承袭于明代,《清史稿·刑法志》篇首就明确地阐释了政刑与礼教的关系。
C.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过程中,认真贯彻实施具有人本主义情怀的明刑弼教传统,国家方会兴盛。
D. 为了减少法律的滥用、柔化法条严酷的外貌、遏制犯罪的动机等,必须以德化民,使民心向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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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不乏契约精神
①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的不尊重契约现象,导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甚至有人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中国历来就没有契约传统。中国人真的没有契约精神?中国真的没有契约传统吗?
②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狭义上,主要是私人契约精神,包含契约自由、契约平等、契约信守及契约救济的精神,这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价值基础。韦伯在讨论宗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实质理性”概念,是法律的理想类型,它与黄宗智构建的强调统治者的意志在法律制度中起作用的“实体理性”概念,是两个比较切近的概念。很显然,这二者都不是适合解释中国传统契约实践的理论类型。而李泽厚提出了中国人侧重实用而相对地忽略形式理性与逻辑抽象的思维特性的“实践理性”概念,将这一概念结合一些较为常见的历史材料,似乎可以对中国传统契约实践作出一种可行的并且有说服力的解释。
③仅就契约文书本身而言,指责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就是值得怀疑的。西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刻在铜鼎上的买卖契约。到了秦汉,人们有关交易的契约被记载到竹简上,且数量颇为可观。魏晋以来,大量的纸质契约文书已经出现,一直延至明清,仅留存至今的就数以千万计。我们当然不能说存在契约文书就有“契约精神”,但数量庞大的契约文书无疑是我们观察中国契约传统的一个窗口。
④一些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历代契约文本的考察,发现民间契约的有效运作,是由于“契约的自己执行的性质”,尽管这种“自己执行”远非完美,但由于传统契约中这种复杂制度的存在,个人间交易的顺利完成,更多的是依靠契约形式的发展以及契约中重要的实体性规范,这些规范直接构成了保障契约自己实施和自己履行的机制。仔细审视历代契约文书,其中确实透露出不少有关订约、履约规范的信息。
⑤在中国古代,国家法制及司法亦对诚信履约极端重视,在涉及契约的法律裁判中,背信、违契等行为也是历代司法制裁的对象。早在唐代的律令制度中,就包含有保障契约履行的法律条文。《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很显然,对契约的毁弃,在传统司法中已是律令所禁止的“罪”。
⑥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儒家历来倡导诚实有信的正面价值,要求人言为信,故“画指为信”“立据为信”等是历代契约书写的惯用语;佛教、道教等又以“违契遭报”等观念,从反面督促契约的诚信履行。这些基于道德伦理的礼俗文化观,虽然未必符合现代的科学精神,但确实从某个角度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契约精神,维系着民间契约的实际运行。
⑦今天部分国人存在不尊重契约的现象,绝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传统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旧的价值观几乎完全被废弃,新的价值观难以匆遽建立,又逢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一部分人唯利是图,道德、礼俗全置之脑后。当然,司法公正和权威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又从反面消解了人们在契约中诚实有信的积极性。当前,我们应重建中国人的契约精神,而不是武断地指责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契约精神。
1.概括作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不乏契约精神”的理由。(6分)
答:
2.文章第②、⑤两段各自主要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简要分析其作用。(6分)
答:
3.请联系全文探讨这篇文章的写作意图。(6分)
答: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①与一些新兴的视觉艺术形式如设计、摄影等相比,书法的审美评价有一个清晰、成熟的标准和参照系,那就是历朝历代经典的书法范本。众多传统范本本身存在多元化的风格趋向,并不是每一种风格都适合每一个现代人,只有选择最符合自身气质与审美的范本入手,才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理想的书法启蒙教育,应该是给学习者开列一个由三至五种不同审美类型的范本组成的“帖目”,由学习者根据自身喜好来判断、选择一种最契合的风格。与此同时,如果范本的内容本身也是文史经典,能够引起阅读和研习的兴趣,就更好了。
②还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范本都具有通向行书、草书或者其他字体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当作修养,传统所谓的欧、颜、柳、赵都是可取的范本,但如果考虑到学习者日后可能进行专业的书法学习与创作,则入手时所选择的范本就要细加斟酌。当然,即便日后从事专业的篆书和隶书创作,楷书和行书的训练也是必需的基础和必经的阶段。以唐楷而论,如果日后要进入行书及其他字体的学习,则应该考虑在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张旭等书家中选择,而不宜从欧阳询、柳公权、薛稷等入手。
③究其原因,是因为虞世南的书法尚在唐楷严谨的“法度”形成的早期,一些笔法与晋人楷书更加接近,因此他的楷书与晋人行书的接续更加自然。此外,虞世南尚有摹本《兰亭序》传世,学习一段时间其楷书后,过渡至虞摹本《兰亭序》或者虞世南之甥陆柬之的《文赋》来学习行书都是不错的选择。褚遂良亦然。他的楷书灵动飘逸,甚至略有行书的笔意,而褚遂良也有临本《兰亭序》传世,从其楷书转入此帖也顺理成章。颜真卿的楷书和行书俱佳,楷书从颜入手者,学习行书时自当选择其本人的《祭侄文稿》这“天下第二行书”或是《争座位帖》等其他刻本,也可不必经过“兰亭”一路秀美的风格了。
④欧体、柳体则不然。这两家虽然也有行书法帖传世,但他们的行书笔画迟滞、连带生硬,摆脱不掉楷书的笔法,水准较其楷书大为逊色。尽管从他们的楷书风格来看似乎与《兰亭序》相类,但我们却没有见到欧、柳诸家临摹的《兰亭序》,原因或许在于这两家楷书过多使用提按笔法,强化起笔和收笔处的装饰性,在章法上讲求横有行、竖成列,是唐人所尚“法度”的顶峰,而这恰恰与行书的品性不符。因此,如果初学者从这两家入手,很可能停留在唐楷装饰性的细枝末节上,从而影响日后对于行书特质的把握。
⑤如果说楷书学习是为了通向行书等其他字体,那么,是不是直接从元以后的一些行书大家,比如赵孟頫、文徵明等人的楷书入手更好?其实不然。书法学习学“流”更应重“源”。如果我们把中国书法史比作一条长河,从王羲之、王献之到褚遂良、颜真卿,这些经典书家及其作品大约相当于这条河流的源头。从“宋四家”开始,后世无论哪个朝代都要学习这些经典,赵孟頫、文徵明等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书写习惯、所在时代的审美风尚等,这些附加在作品之上的因素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分辨。因此对于书法史这条长河来说,他们乃至何绍基等清人的作品只是“流”而不是“源”,学习“流”永远不会超过“流”,而欲想取法乎上,还必须回到“源”中去寻找智慧。
(摘编自祝帅《学书当溯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历朝历代经典的书法范本虽然数量众多,本身存在多元化的风格趋向,但其却为书法的审美评价提供了一个清晰、成熟的标准和参照系。
B.每一个现代人初学书法时想要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选择最符合自身气质与审美的且内容是能够引起阅读和研习的兴趣的文史经典的范本。
C.并不是每一种风格都适合每一个现代人,学习者可根据自身喜好,从教育者给开列的不同审美类型的范本组成的“帖目”中选择一种最适合的使用。
D.学习者如日后能进行专业的书法学习与创作,则选择的入手时范文就要慎重,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范本都具有通向行书、草书或者其它字体的可能性。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以学习唐楷而论,应从虞世南入手,主要是因为虞世南的书法尚在唐楷严谨的“法度”形成的早期,没有笔法的限制。
B.褚遂良的楷书灵动飘逸,甚至略有行书的笔意,也有摹本兰亭序传世,初学者从其楷书转入此贴也顺理成章。
C.欧阳询、柳公权的行书笔画迟滞、连带生硬,摆脱不掉楷书的笔法,因此,日后要进入行书及其它字体的学习的人不宜从这两家入手。
D.欧、柳两家楷书过多使用提按笔法,强行起笔和手笔处的装饰性,在章法上讲求横有行、竖成列,这恰恰与行书的品性不符。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直接从元以后的一些行书大家,比如赵孟頫、文徵明等人的楷书入手,然后再通向行书等其它字体,并不是更好的做法。
B.从“宋四家”开始,后世无论哪个朝代都要学习王羲之、王献之到褚遂良、颜真卿所代表的经典,因为这大约是中国书法史这条河流的源头。
C.由于后代名家在他们的书法中会加入自己的书写习惯、所在时代的审美风尚等,这就使学习者对其书法中传承经典的特点难以分辨。
D.对于书法史这条长河来说,学习者要分清“流”和“源”的关系,“源”是基础,学习者应取法乎上,回到“源”中去寻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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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精神为主导的山水画传统
汪为胜
闪烁着中国文化光辉的传统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与中国山水画结缘的。儒家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是首次用哲学审视山水,阐述“动”与“静”的辩证概念。道家老子性爱山水,崇尚自然,用山水寓意着道的法则和规律。在老子的眼里,人与自然山水都是道的化生,从自然本性上来说是一样的。这一思想对后来中国山水艺术创作模式与美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庄子学说超逸现实,他宣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的观点是,天地造物,随其剪裁,任其分合,春夏秋冬,南北山水景物可自由组合。他的这一思想观念构成了超越事实的表象,从而达到物化为我的精神山水。
中国历代画论中,或多或少地渗透着以中国哲学精神为主导的山水画传统的阐述,也正是画论运用了哲学精神提出了山水画的要求,确立了诸多山水画大师能善于用哲学精神完成山水画创造。
五代荆浩是用老庄哲学来进行山水画创作的亲躬实践者,强调在绘画中思而取物之真,去伪存真,而致力于南方山水创作的董源,专注于江南丘陵溪流、重汀绝岸、林霏烟云的表达,不仅获得了“平淡天真”,还增添了浓厚的高隐成分,这正是道家宣扬的出世隐居态度。道家之学滋养成长起来的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三远法”(平远、高远、深远)。在他看来,“远”是一种飞越与延伸,有着一片化机苍苍茫茫,无边无际,只有这样才能渐入“无”的境地,“虚”的境地,“淡”的境地,使自己精神世界得到升华,达到“登高山则情满于山,临苍海则意溢于海”。这是哲学精神构成郭熙写意性山水的结果。宋米芾认为绘画的功用是“自适其志”,不应是装点世俗的工具。他喜好南方轻墨淡岚的山水,“米氏云山”是他追寻道家“平淡天真”理想的归宿。元四家之一的倪瓒,绘画就是为了“写胸中之逸气。“气”是古典哲学概念,《黄帝内经》称:“诸血者皆源于心,诸气者皆源于肺。”古代先贤很智慧的地方就是,认为人的情感、智理、知觉记忆所发出之处并不是脑,而是心得思维。老子以气入手探讨万物起源,庄子讲人之生为气,人之存为气,达到最高境界亦为气。故而,宋代苏轼提出“士人画”,“取其意气所到”,倪瓒的“逸气说”,与苏轼皆受道学的影响,表现出文人画家精神净化之美的审美心理建构。明董其昌受儒、道、禅影响很重,他的论文常用古典哲学相喻。自己所画的山水构图抓住“远”作思考,总是近处坡岸丛林,中景山峦草屋,远景高峰危岩。以披麻用笔,轻松、柔和,毫无觚棱钩角刻露之痕,这是道家“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思想作用的结果。他用墨虚淡、柔和、软秀,也是道、禅提倡的“柔、弱、虚、淡、不争、处下”影响下的结果。
中国山水画的核心思想是哲学精神。尽管山水画能够兼容着各种形态,包括写实与写意、虚拟与表象、直观与寓意,能够观赏自然美景,抒发国土情怀,表现生态环境。尽管随着当下文化的变革,产生新思想、新内容和新的表现方法,但山水画哲学精神的传统不可缺失,那是前人用智慧为我们留下的一笔需要认真研究的宝贵财富,倘若我们弃之遗失殆尽,未来中国画的发展将会失去“中国精神”,是一个没有核的泡沫气体,我们将为之付出代价。
(选自2013年2月28日《美术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影响中国山水画的“哲学精神”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孔子首次用哲学眼光来审视山水,提出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的创作主张。
B.老子认为人与自然山水都是道的化生,自然本性相同,这成为后世山水艺术创作模式与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C.中国历代画论中都大量的渗透着把中国哲学精神作为主导的山水画传统的阐释。
D.庄子认为春夏秋冬、南北山水的景物都可以自由组合,这是一种把事实表象内化为“精神山水”的思想观念。
2.对相关画家创作特点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荆浩是用老庄哲学来进行山水画创作的开创者,他的创作以山水寓意道的法则和规律,强调在绘画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B.董源深受道家出世的思想影响,他笔下的江南山水,丘陵溪流、重汀绝岸、林霏烟云,风格平淡天真,有深厚的高隐成分。
C.郭熙认为“远”是一种飞越与延伸,“远”才能渐入“无”“虚”“淡”的境地,精神世界方可升华,这是道家思想的体现。
D.董其昌的山水画构图强调“远”,近处坡岸丛林,中景山峦草屋,远景高峰危岩,用笔轻松、柔和,这是道家思想作用的结果。
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老子、庄子都对“气”极为推崇,这些古代先贤理智地认为人的情感、智理、知觉记忆产生了心得思维。
B.宋代文人画家苏轼、董其昌都受到道家思想影响,表现出文人画家精神净化之美的审美心理建构。
C.中国古代山水画用笔轻松、柔和,用墨虚淡、软秀,这是道、禅提倡的“柔、弱、虚、淡、不争、处下”对创造者影响的结果。
D.哲学精神是笔宝贵财富,是山水画“中国精神”的灵魂,今天的创作如果抛弃这一传统,一味求新求变,后果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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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精神为主导的山水画传统
汪为胜
闪烁着中国文化光辉的传统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与中国山水画结缘的。儒家孔子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这是首次用哲学审视山水,体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道家老子性爱山水,崇尚自然,用山水寓意道的法则和规律。在《老子》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自然景物的人格化描写,在老子的眼里,人与自然山水都是道的化生,从自然本性上来说是一样的。这一思想对后来中国山水艺术创作模式与美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庄子学说超逸现实,他宣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的观点是,天地造物,随其剪裁,任其分合,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南北山水,自然景物皆可自由组合。他的这一思想观念将事实的表象内化为了物我合一的“精神山水”。
中国历代画论中,或多或少地渗透着以中国哲学精神为主导的山水画传统的阐述,也正是这些画论运用哲学精神提出了有关山水画的要求,诸多山水画大师都善于将哲学精神运用到山水画的创作中。
五代荆浩是用老庄哲学来进行山水画创作的亲躬实践者,强调在绘画中思而取物之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致力于南方山水创作的董源,专注于江南丘陵溪流、重汀绝岸、林霏烟云的表达,其山水画作“平淡天真”,流露出了浓厚的高隐成分,这正是道家宣扬的出世隐居态度。道家之学滋养成长起来的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平远、高远、深远的“三远法”。在他看来,“远”是一种飞越与延伸,有着一片化机,苍苍茫茫,无边无际,只有这样才能渐入“无”的境地、“虚”的境地、“淡”的境地,使自己精神世界得到升华,达到“登高山则情满于山,临沧海则意溢于海”的创作境界。这是哲学精神影响郭熙写意性山水的结果。宋米芾认为绘画的功用是“自适其志”,不应是装点世俗的工具。他喜好南方轻墨淡岚的山水,“米氏云山”是他追寻道家“平淡天真”理想的最终选择和归宿。元四家之一的倪瓒,主张绘画就是为了“写胸中之逸气”。古代先贤很智慧的地方就是,认为人的情感、智理、知觉记忆所发出之处并不是脑,而是心得思维。老子以气入手探讨万物起源,庄子讲人之生为气,人之存为气,达到最高境界亦为气。故而,宋代苏轼提出“士人画”主张,认为绘画应“取其意气所到”。倪瓒所提到的“逸气说”,与苏轼的观点皆受道学的影响,表现出文人画家精神净化之美的审美心理建构。明董其昌受儒、道、禅思想影响很重,他的山水画论文常用古典哲学相喻,他笔下的山水,构图力求抓住“远”这一特性,总是近处坡岸丛林,中景山峦草屋,远景高峰危岩。以披麻用笔,轻松、柔和,毫无觚棱钩角刻露之痕,这是道家“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思想作用的结果。他用墨虚淡、柔和、软秀,也是道、禅提倡的“柔、弱、虚、淡、不争、处下”影响下的结果。
中国山水画的核心思想是哲学精神,这是前人用智慧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需要认真研究。倘若我们鄙之弃之,遗失殆尽,未来中国画的发展将会失去“中国精神”,成为没有核的泡沫气体,我们将为之付出代价。
(选自2013年2月28日《美术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影响中国山水画的“哲学精神”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首次用哲学眼光来审视山水,提出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的创作主张。
B.老子认为人与自然山水都是道的化生,本性相同,这成为后世山水艺术创作模式与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C.庄子认为春夏秋冬、南北山水的景物都可以自由组合,这是一种把事实表象内化为“精神山水”的思想观念。
D.哲学精神在古代许多山水画大师的创作中都有体现,所以历代画论都有以中国哲学精神为主导的山水画传统的阐述。
2.对相关画家创作特点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荆浩是用老庄哲学精神创作山水画的开创者,他的创作以山水寓意道的法则和规律,强调在绘画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B.董源深受道家出世思想影响,他笔下的江南山水,丘陵溪流、重汀绝岸、林霏烟云,风格平淡天真,有浓厚的高隐成分。
C.郭熙认为“远”是一种飞越与延伸,“远”才能渐入“无”“虚”“淡”的境地,精神世界方可升华,这是道家思想的体现。
D.董其昌的山水画构图强调“远”,近处坡岸丛林,中景山峦草屋,远景高峰危岩,用笔轻松、柔和,这是道家思想作用的结果。
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老子、庄子都对“气”极为推崇,他们的主张体现了古代先贤认为心得思维产生于人的情感、智理、知觉记忆这一智慧。
B.宋代文人画家颇受道家思想影响,苏轼提出的“士人画”就是一种写实性山水画作,表现出文人画家精神净化之美的审美心理建构。
C.中国古代山水画用笔轻松、柔和,用墨虚淡、软秀,这是道、禅提倡的“柔、弱、虚、淡、不争、处下”对创造者影响的结果。
D.哲学精神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山水画“中国精神”的灵魂,今天的创作如果抛弃这一传统,一味求新求变,后果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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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重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藏与沉渣并存的山峦,是一条清泉与浊流同注的河流。即便我们对传统文化深怀敬意,对民族精神一往情深,也不能把传统文化不加区分地引入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我们要设定一个分流与导向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将正向的精神输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而将反向的内容留给过去的岁月……
在日趋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人们不仅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且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发生了相斥性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借鉴之前,首先面临价值甄别及其重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如何对古代文化经典进行现代性转化的问题。中国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文化力量的直接对等物,它就像蕴藏在地下的丰富矿藏,如果不经过人工的开采、加工,永远都不可能转化成推进历史列车的动力,不可能“兑现”它的内在能量。因此,特定的文化资源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它的现代价值。
传统戏曲《赵氏孤儿》原作中贯穿“血亲至上”的传统道德,这曾经是推进全剧情节发展的重要叙事动力。与此相一致的还有一种“冤冤相报”的复仇伦理。现在,如果我们在电影中也沿袭这种“你杀了我全家,我也要杀你全家”的杀戮逻辑,就等于把我们置于古代封建社会,以一种豺狼的方式对待豺狼。现在尽管我们还是在影片《赵氏孤儿》中看到赵孤最后拿起了刀剑,可是他的行为动机并不是建立在“世袭的仇恨”上,而是建立在他对父亲的至爱上。这样便校正了传统戏曲的价值取向。
与此相关的是影片《孔子》,作者在力图还原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形象时,表现了孔子向往的社会理想所具有的正向历史价值。客观地讲,孔子期望诸流和鸣的大同世界,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影片开始时,一个少女被巨大的石门封闭在墓穴里,惊恐的尖叫与隆隆落地的大门展示出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而此时的孔子站在了这种野蛮的殉葬制度的对立面。他坚决主张废黜残酷的殉葬制度,代表的文化精神在当时无疑是一种与整个体制相对抗的进步力量。其实,孔子所向往的“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就是再美好,也只是在向一个古代的理想社会致敬。我们真正被影片中的孔子所感动是从他踏上风雪交加的周游列国之路开始的。孔子的这种行为代表的是他对自我人生价值的一种抉择,也是其社会责任的一种历史担当。影片《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是从历史主义的维度上确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是从人格精神的建构意义上展开的。
尽管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方式并不一致,但是在文化取向上应当恪守相同的价值观。我们有些影片把传统文化中尊老、敬老的节日,表现成一个杀戮之日。在这个节日里满城刀光,遍地鲜血,所有的鲜花都被践踏,人像蝼蚁一样被残杀。还有些影片把传统的中医演变成最为残忍的酷刑,它比任何刑具都有效,能够在顷刻间摧毁人钢铁般的意志,这种在商业逻辑主导下对我们传统文化资源的“破坏性开采”显然都不值得提倡。
1.下列表述中,不属于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原因的一项是( )
A.用今天的观点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宝藏又有沉渣,呈现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状态。
B.我们对传统文化深怀敬意,对民族精神一往情深,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今天的现实生活。
C.日趋多元化的现实文化语境中,人们对历史、对传统文化认同发生了相斥性的选择。
D.传统文化虽然悠久丰富,但如果不经过甄别重构,不可能转化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2.下列关于《赵氏孤儿》和《孔子》对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现代影片《赵氏孤儿》并没有沿袭传统戏曲中“血亲至上”的道德理念和“冤冤相报”的复仇伦理,体现了转化中对传统文化糟粕的剔除。
B.影片《孔子》力图还原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形象,表现了孔子废黜残酷殉葬制度的主张,肯定了传统文化精神正向历史价值转化的文化趋势。
C.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力量,但他所向往的“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却是一种反向的历史价值,是应当被我们抛弃的。
D.影片《孔子》表现孔子冒着风雪踏上周游列国之路,试图从人格精神的建构意义上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重构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一次尝试。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国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现代化转化的问题,在这方面,影片《赵氏孤儿》和《孔子》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B. 影片《赵氏孤儿》将赵孤的复仇行为阐释为对父亲的至爱,传达出影片制作人在借鉴这一传统文化资源时,考虑到了对其进行价值甄别的问题。
C. 尽管不同的艺术领域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并不一致,但是都应该恪守相同的价值观,这是文化产业现代化重构中应坚守的原则。
D. 当前一些影片中对传统文化的肆意发挥与扭曲,是典型的商业逻辑主导思维。艺术领域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开采和利用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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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1.下列各项中,不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轻精神价值”严重弱点的一项是( )
A.北大历史上为正宗的北大传统正名的往事没有人提起。
B.张之洞拟定的章程,唯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
C.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D.在20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
2.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依据的一项是( )
A.王国维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
B.王国维对1903年清政府批准的轻精神价值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指导方针《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C.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中国最缺少的属于纯粹的哲学的西方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
D.王国维认为,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
3.下列表述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而王国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B.王国维认为,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这又是中国最缺少的,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C.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而是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
D.王国维认为,纯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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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 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 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 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1.下列各项中,不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轻精神价值”严重弱点的一项是
A.北大历史上为正宗的北大传统正名的往事没有人提起。
B.张之洞拟定的章程,唯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
C.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D.在20 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
2.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依据的一项是
A.王国维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
B.王国维对1903年清政府批准的轻精神价值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指导方针《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C.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中国最缺少的属于纯粹的哲学的西方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
D.王国维认为,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
3.下列表述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而王国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B.王国维认为,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这又是中国最缺少的,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C.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而是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
D.王国维认为,纯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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