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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纲常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儒学在三教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佛教在中国遭到最大的攻击就是它的“不忠不孝”,损害了纲常名教。为此,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提倡孝亲忠君,并且用以出家济世为“大孝”的理论来回应儒家的抨击。尽管如此,儒家仍然一直抓住佛教的“出世”思想和行为不放,对其进行批判。

程颐曾说,释氏之学无须同圣人之学进行比较,只从“迹”上就可以判其荒谬:佛氏逃父出家,便是绝人伦、背离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对此,朱熹也表示赞同。但朱熹比其更进一层。朱熹指出,佛教的最高本体是“空”,是一切皆空,儒家的最高本体是“理”,是“万理咸备”;比较起来,佛教的本体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空无”之体,儒家则是体用兼备。在朱熹看来,儒家的“天理”中包含着仁民爱物、民生彝伦、格物致知等方面的内容,佛教不是没有见到“理”,而是见到了离开人伦日用的空理,所以是“空虚寂灭”。

佛教方面并不这样认为,唐代的圭峰宗密就认为儒家的“仁义之义”只是一孔之见,佛教见到的是“义理之义”,而非“仁义之义”。从佛教的立场看,“有义”或“无义”是看一个人在做事时候的心态:若是以觉悟之心去做,就是有义之事;若是以狂乱之心去做,就是无义之事。“仁义”只代表儒家对“义”的看法,但不是最终的“义理”,更不能把“仁义”说成是“天理”。对此,朱熹的意见是,宗密视“仁义”为世俗的“恩爱”,是情而不是义,因此,佛教是不讲“义理”的。但与朱熹同时代的大慧宗杲则说:仁、义、礼、智、信固然是人性的具体表现,但它们本身都不是“性”,儒家只认此“五常”为天理,是见“天”不见“人”,是“为学”不“为道”,是有缺陷的。

严格地说,朱熹的理事关系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程颢说:“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论今与后,己与人。”朱熹强调的是程颢的理事无二、道不离日用,亦即程颐所说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与佛教的“空虚寂灭”并非同一层次的问题。朱熹批评佛教的“空”是“见地”出了问题,确实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以他又说:“释氏合下见得一个道理空虚不实,故要得超脱,尽去物累,方是无漏为佛地位”。但是,佛教见空,是为超越物累,解脱成佛。从这个意义说,它的空是“心”空而“事”不空,是以心为体,以事为用,而非儒家的理事不二。儒家“以理为本”,释家“以心为本”,佛教讲的“心空”是为了“去累”,而儒家讲的“理实”是为了“纲常”。因此,朱熹的“理”是存在论的理,不是形而上的理。

(选自《哲学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进行了一些变革,如提倡孝亲忠君,并以出家济世为“大孝”,以此来应对中国纲常名教的攻击与批判。

B.文中的“儒学”即儒教,为中国三教之一,在三教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核心价值在于人伦纲常的道德要求与行为准则。

C.儒学代表人物程颐对佛氏逃父出家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行为是荒谬的,是绝人伦、背离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的行为。

D.朱熹认为,儒家讲究“天理”,如仁民爱物、民生彝伦、格物致知等;佛教却没有见到“理”,而是一切皆空,“空虚寂灭”。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唐代的圭峰宗密认为佛教讲的是“义理之义”,而儒家讲的“仁义”只代表其对“义”的看法,而并非最终的“义理”。

B.文章作者认为,朱熹对佛教的“空”的批评确实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作者完全赞同朱熹对佛教“空虚寂灭”的判断。

C.与朱熹同时代的大慧宗杲认为,儒家的“五常”固然是人性的具体表现,但只认此“五常”为天理,是见“天”不见“人”。

D.朱熹认为,宗密把“仁义”看作世俗的“恩爱”,把“仁义”视为情而非义,因此佛教是不讲究“义理”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由于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地教派,在传入中国后必然会遭到儒家、道家等各种纲常名教的抵制与批评。

B.儒家的“义”是“仁义之义”,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要求,佛教的“义”之有无是看做事时的心态。

C.朱熹强调理事无二,意即伦理纲常的原则与日常的为人处事是不可分割的,他批评佛教之“空”是理事相背离。

D.朱熹之所谓“理”即“天理”,它强调与日常生活实践的结合,即程颢说的道不离日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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