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现实的中国”,而前者谈论的则是“理想的中国”。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两年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与《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精神》)失之交臂,懊悔莫及,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友人以中译本相赠,意在让我“圆梦”。迫不及待翻阅一遍,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 1996年4月22日于京西蔚秀园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由于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故对文人学者来说,有无轶事是很矛盾的,没有轶事是遗憾,有太多轶事也是遗憾。
B.辜鸿铭的轶事由于在餐桌上被过度消费,而成了所有人阅读其作品的巨大障碍,人们记住的多是其对小脚、辫子、太监等的辩护。
C.“黄祸说”的提出与西方汉学家持有的民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的观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因为西方没有正确地认识中国。
D.西方汉学家与辜鸿铭的不同点表现为:前者注重枝节问题,后者注重能“识大体”、旁征博引、文章以气势取胜、擅长中西文明比较。
E.在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方面,辜鸿铭之所以确有所长,是因为其学识渊博,有较强的悟性、直觉和对整体把握的能力。
2.作者从哪些方面讲述了轶事之外的辜鸿铭?请简要分析。
3.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为何辜氏受到的非议最多?请简要分析。
4.文章结尾“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一句中,“精神”指什么?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现实的中国”,而前者谈论的则是“理想的中国”。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两年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与《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精神》)失之交臂,懊悔莫及,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友人以中译本相赠,意在让我“圆梦”。迫不及待翻阅一遍,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 1996年4月22日于京西蔚秀园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由于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故对文人学者来说,有无轶事是很矛盾的,没有轶事是遗憾,有太多轶事也是遗憾。
B.辜鸿铭的轶事由于在餐桌上被过度消费,而成了所有人阅读其作品的巨大障碍,人们记住的多是其对小脚、辫子、太监等的辩护。
C.“黄祸说”的提出与西方汉学家持有的民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的观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因为西方没有正确地认识中国。
D.西方汉学家与辜鸿铭的不同点表现为:前者注重枝节问题,后者注重能“识大体”、旁征博引、文章以气势取胜、擅长中西文明比较。
E.在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方面,辜鸿铭之所以确有所长,是因为其学识渊博,有较强的悟性、直觉和对整体把握的能力。
2.作者从哪些方面讲述了轶事之外的辜鸿铭?请简要分析。
3.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为何辜氏受到的非议最多?请简要分析。
4.文章结尾“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一句中,“精神”指什么?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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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陈平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黄种文明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
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现实的中国”,而前者谈论的则是“理想的中国”。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
(节选自《中华读书报》)
1.轶事之外,作者讲述了辜鸿铭哪些方面的情况?请根据文本概括。(4分)
2.辜鸿铭一直以来不被真正理解的原因是什么?请根据文本回答。(5分)
3.文章结尾说“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辜鸿铭有哪些“精神”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请结合文本说明。(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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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现实的中国”,而前者谈论的则是“理想的中国”。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两年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与《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精神》)失之交臂,懊悔莫及,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友人以中译本相赠,意在让我“圆梦”。迫不及待翻阅一遍,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
1996年4月22日于京西蔚秀园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由于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故对文人学者来说,有无轶事是很矛盾的,没有轶事是遗憾,有太多轶事也是遗憾。
B. 辜鸿铭的轶事由于在餐桌上被过度消费,而成了所有人阅读其作品的巨大障碍,人们记住的多是其对小脚、辫子、太监等的辩护。
C. “黄祸说”的提出与西方汉学家持有的民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的观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因为西方没有正确地认识中国。
D. 西方汉学家与辜鸿铭的不同点表现为:前者注重枝节问题,后者注重能“识大体”、旁征博引、文章以气势取胜、擅长中西文明比较。
E. 在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方面,辜鸿铭之所以确有所长,是因为其学识渊博,有较强的悟性、直觉和对整体把握的能力。
2.作者从哪些方面讲述了轶事之外的辜鸿铭?请简要分析。
3.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为何辜氏受到的非议最多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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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搞美术理论的陈传席曾说过中国画若没有古意,格调便不高。
美术的要义是通过画面将“美”传达给欣赏者。而客观美对于中国画来说只是一个方面,它还要求在客观之上有精神的追求。也就是说创作者在创作中不仅要表现客观现实的美,还要讲求中国文化中那种虚灵、澄澈的诗意的审美理想,更高一级的话,还要有哲学的意味,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一句话,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格调,是要创造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氛围,因而它比单纯的造型艺术多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应该说,这是中国式的审美理想,还有宇宙观的延伸。
那么中国画中的“古意”究竟如何表现,该如何理解呢?
举个例说,李璨的词《山花子》开头的两句是“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是“荷花”的别称,如果将“菡萏香销翠叶残”改为“荷花凋零荷叶残”,阅读起来没有了障碍,但读词时的感觉随着词句的改变而起了变化。叶嘉莹说,这样一改就会失去原句所包含的那种丰富的“潜能”,也就是艺术品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意象。为什么呢?“菡萏”一词出自《尔雅》。《尔雅》是中国的第一部词典,距今至少2000年了,够古老;而且《尔雅》收集的都是近乎规范的雅言,本身就与现实的日常用语有着一定的美感距离。“因此有了一分古雅,也更加珍贵,格调自然出俗。”“香”是芬芳的香气,“翠”不只是绿的颜色,还能让人联想到美且珍贵的翠玉。这么多珍贵的、美好的意象,“销”了、“残”了,消失了、残破了,使人感受到的是极端的残酷,所以王国维读罢就有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所以,“荷花凋零荷叶残”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人这种强烈的感受。
“距离”产生美,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但用于诗词、绘画创作也一样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
中国画中有“古意”,是因为它重“意境”,它所追寻的意象和美感是超现实的,有着一种现实生活的喧嚣躁动、急功近利遥不可及的静寂、旷远与超尘,所以古意盎然,珍贵且格调出俗,也因此有着丰富的意象和再创作的空间,令欣赏者可以尽情地驰骋自己的想象,也能给欣赏者以安宁、超然的感觉,而不只是享受它的客观美所带来的感观享受。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区别不仅是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问题,而更是中国画中有“我”的存在,有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在与自己对话,如同一次心灵的散步。西洋画强调逼真地描摹出画面的情态,中国画肇始就是在客观之上表现作者自己,特别是自从宋代的文人参与绘画以后,中国画便有了一种特别的追求——文人气。文人们将自己追求的诗意精神需求融入笔墨之中,重意趣自然,追寻高古清幽、离尘绝俗,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愿望。所以说,中国画的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延伸,强调文人诗意情怀,强调高古的气韵格调。无论画山水、人物,还是花鸟,画中可以无人影,但“境”中一定有一个人,就像中国人论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选自玟英《中国画为什么要讲究古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美术的任务是把“美”传递给欣赏者,中国画强调在让欣赏者领略其客观形象“美”的同时,更要能体会到气韵、格调的美。
B. “菡萏香消翠叶残”,若改成“荷花凋零荷叶残”,语意明确通俗易懂,但叶嘉莹认为失去了原句所包含的古老、香气和绿色三个要素。
C. 中国画中有“古意”,因为它重意境。这种意境和美感是超现实的,远离现实中的喧嚣躁动和急功近利,让人宁静超然。
D. 中国画中有创作者的“我”存在,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与自己的对话,画中可以无人,但画境中一定有一个人。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本文所说的“古意”是指中国画艺术追求的一种境界,它强调意趣自然,离尘绝世,文人画中的这种境界能让人驰骋想象。
B. “距离”产生美,这一审美规律表明越大的审美距离越会激发人联想,从而丰富意象的蕴涵。例如,比“菡萏”更 “古雅”的词,更能产生格调。
C. 西洋画的特点是强调外形的逼真,中国画更强调意蕴,重视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前者更重其形,后者更重其神。
D. 中国画表现了中国式的审美理想和宇宙观,它蕴含的精神是中国文人精神的延伸,欣赏时要把握这种笔墨之外的旨趣。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王国维说,读罢“菡萏香消翠叶残”就有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这是因为王国维自己情绪低沉才会引起的共鸣。
B. 苏轼评价王维的诗“诗中有画”,是因为他的诗有鲜明的画面感,也因为他的诗能够营造出意境,表现出气韵和格调。
C. 中国画中的“我”既指绘画的作者,也指中国的文人精神,画面呈现的是绘画者个人的和中国文人普遍的审美趣味两者的融合。
D.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强调作诗要含蓄。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一句全是写景,没有写人,但离情沁润在景语中,景中含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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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一段文字,按要求完成作文。
美国著名华人学者丁肇中教授就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任何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看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没有兴趣……比如搞物理实验,因为我有兴趣,我可以两天两夜、甚至三天三夜在实验室里,守在仪器旁,我急切地希望发现我所要探索的东西。”正是兴趣和事业心推动了丁教授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并使他获得巨大的成功。
以“兴趣”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题目自拟,字数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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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1.下列对上述材料的理解,最为准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问题,但三则材料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并不都抱以乐观的态度。
B. 三则材料都不注重对新闻事实的详细报道,而重在阐述对诗词综艺节目火爆现象的看法,以引发人们的思考。
C. 材料一侧重阐述“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的原因,材料二从主创者的角度侧重阐述举办“中国诗词大会”的意义和初衷。
D. 材料二和材料三都选取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冠军武亦姝的例子,旨在说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
2.下列对上述材料的分析,正确的两项是( )( )
A. 三则材料关注的都是“中国诗词大会”爆红的现象,都充分肯定了这档综艺节目所带来的积极的社会影响。
B. 三则材料除了具有新闻客观性的特点之外,还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如三则材料中最后一段的语言,增强了新闻的感染力。
C. 对于同一综艺现象的报道,三家媒体的受众不同,报道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比如《中国青年报》就突出强调了青年一代与诗词的关系。
D. 三则材料都谈到了“中国诗词大会”的影响,相比较而言,第一、第三则材料的观点更能代表观众们对“中国诗词大会”的普遍看法。
E. 三则材料虽然来源不尽相同,有报纸,也有新闻网站,但都及时捕捉到了社会热点,体现了新闻讲求时效性的特点。
3.“中国诗词大会”这一综艺节目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请结合材料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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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1.下列各项中,不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轻精神价值”严重弱点的一项是( )
A.北大历史上为正宗的北大传统正名的往事没有人提起。
B.张之洞拟定的章程,唯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
C.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D.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
2.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依据的一项是( )
A.王国维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
B.王国维对1903年清政府批准的轻精神价值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指导方针《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C.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中国最缺少的属于纯粹的哲学的西方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
D.王国维认为,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
3.下列表述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而王国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B.王国维认为,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这又是中国最缺少的,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C.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而是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
D.王国维认为,纯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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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1.下列各项中,不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轻精神价值”严重弱点的一项是( )
A.北大历史上为正宗的北大传统正名的往事没有人提起。
B.张之洞拟定的章程,唯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
C.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D.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
2.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依据的一项是( )
A.王国维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
B.王国维对1903年清政府批准的轻精神价值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指导方针《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C.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中国最缺少的属于纯粹的哲学的西方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
D.王国维认为,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
3.下列表述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而王国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B.王国维认为,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这又是中国最缺少的,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C.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而是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
D.王国维认为,纯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1.下列各项中,不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轻精神价值”严重弱点的一项是( )
A.北大历史上为正宗的北大传统正名的往事没有人提起。
B.张之洞拟定的章程,唯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
C.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D.在20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
2.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依据的一项是( )
A.王国维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
B.王国维对1903年清政府批准的轻精神价值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指导方针《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C.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中国最缺少的属于纯粹的哲学的西方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
D.王国维认为,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
3.下列表述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而王国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B.王国维认为,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这又是中国最缺少的,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C.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而是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
D.王国维认为,纯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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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信仰
某留美人士在接受提问“美国人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中国人?”时答道:“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
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薄弱环节是宗教资源的稀缺。这话大体不错。因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从源头上就和宗教情怀各执一端。长期以来,儒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又和封建王朝专制制度互为依托,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这自然就没有给任何宗教留下适宜发展的空间和条件。
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不假,但不信教并不等于什么也不信,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信仰方面的分量并不低于任何一种高级宗教。
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信仰,其所经历的艰苦思想过程,使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居于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比如,“孝”和“以孝治天下”观念的提出,就反映出在信仰问题上的煞费苦心和独一无二。先儒们早就发现,人的精神层面的进步必然植根于对动物本能的抵制、疏离和克服。在这个过程中,“孝”正是最中心的环节。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人类没有“孝道”这一说,相反历史上许多游牧种群都有歧视老人的风俗。时至今日,西方发达世界的伦理秩序中,下一代也仍然排在上一代之前。这种对下一代的关爱,是和动物的本能完全一致的,只有“孝”却是反其道而行——它是一种和动物本能逆向的理念。能够在这点上取得突破,推而及之,其他道德信仰的贯彻就变得切实可行了,这就叫做“百善孝为先”。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确实是很高明的政治哲学。
上面是对传统文化中道德信仰方面的正面评估,是一种积极的说法。而要做到客观公允,它消极的另一面也不能回避。由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缺失了“彼岸情结”的支撑,道德信仰的状况常常受时代环境的左右,在一个反常的、险恶的社会条件下,又较容易受到蛊惑,因而其坚定性确实赶不上各种高级宗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令人厌恶的现象:小者拐骗偷摸;大者杀人食肉。而在权力场中,谄媚逢迎,虐杀无辜;或者是崇洋媚外,唯利是图,内涵虽然不同,嘴脸一样丑恶。而且,从表面看来,其来源和过程毫不相干甚至互相对立的东西,能够按照当权者的意志一夜之间便蔚为风气。这在宗教传统很深的国家是很难看到的。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地区发生过猛烈的碰撞,反反复复的改宗斗争是一个相当漫长而惨烈的过程,时至今日,巴尔干人民还在饱尝这一惨剧留下的苦果。相对他们而言,中国人倒该算是有福的了,在这里所谓“坏事变好事”的逻辑得到了证明。不是吗?如果我们也十分执著于某种信仰,那中国和世界今天会是何等模样。
说到这里,再回到开篇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那位留美学者的答案“没有信仰”云云,便很值得怀疑。
1.下列关于“信仰”的说法,符合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
A.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资源的稀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薄弱环节,这使得中国人缺少信仰。
B.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内的统治地位和封建王朝专制制度互为依托,没有给其他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和条件。
C.为信仰献身不是宗教徒的专利,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道德教化表现出的强大力量足以媲美于各种宗教。
D.道德信仰易受时代环境左右,在反常的、险恶的社会条件下,其坚定性往往比不上其他宗教信仰。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信仰之所以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居于相当高的层次,只是因为它经历了艰苦漫长的过程。
B.对动物本能的抵制、疏离和克服,体现出人的精神层面的进步,从这一点上讲,先儒们“孝”的观念的提出,可谓煞费苦心和独一无二。
C.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基本安定的情况下,统治者一般总会重视文化建设,道德教化也会得到有效传承。
D.由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缺失了“彼岸情结”的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消极的一面。
3.依据原文的信息,下列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人也许缺少宗教信仰,但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信仰并不逊色于任何一种高级宗教,所以,宗教对于一个民族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B.“百善孝为先”。“孝”道得到推行,其他道德信仰的贯彻就变得切实可行了。今天,我们仍然应该推行“孝”道。
C.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道德信仰有其消极性,也有积极性。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崇尚宗教,仍应加强道德建设。
D.中国和平安宁,而巴尔干地区还在饱尝漫长而惨烈的改宗斗争,这表明道德信仰优于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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