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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现代人生
傅佩荣
①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
②首先,它的历史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内里采取法家的手段,一旦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了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印象就异化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
③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签,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被质疑与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因此,如果我们能从儒学中找到“解药”,那将不但是我们之幸,也是全人类的福音。
④其实,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
⑤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于群体,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于“吾”自己的选择。
⑥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会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人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
⑦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民主与法治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⑧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如果回溯儒家起源,认真研究,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节选自《儒家与现代人生》,有删改)
1.下列关于作者对“儒家思想的历史际遇”的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A.自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
B.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阳儒阴法”,看似重视儒家思想,实则采取法家手段。
C.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僵化而封闭的教条。
D.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印象被异化为:忽略个体差异,忘了真诚坦荡,不讲道理、混淆黑白。
2.下列说法与原文意思不相符的一项是
A.避免质疑与否定任何观点,由此形成的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被许多学者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
B.作者认为,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
C.孔子认为人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所以他被推崇为具有深刻人道情怀人文主义者,是有道理的。
D.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即重视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强调个体的自省自觉。
3.根据原文,下列分析或推断不恰当的一项是
A.“匹夫不可夺志也”,说明儒家强调谁也不能左右百姓的意思,这与今日社会民主与法制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是一致的。
B.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真诚的个人,所以儒家重视个体而不仅仅是群体。
C.儒家思想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D.从儒家起源看,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对于现代人生仍深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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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现代人生
傅佩荣
①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
②首先,它的历史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内里采取法家的手段,一旦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了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印象就异化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
③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签,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被质疑与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因此,如果我们能从儒学中找到“解药”,那将不但是我们之幸,也是全人类的福音。
④其实,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
⑤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于群体,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于“吾”自己的选择。
⑥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会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人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
⑦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民主与法治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⑧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如果回溯儒家起源,认真研究,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节选自《儒家与现代人生》,有删改)
1.下列关于作者对“儒家思想的历史际遇”的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A.自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
B.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阳儒阴法”,看似重视儒家思想,实则采取法家手段。
C.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僵化而封闭的教条。
D.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印象被异化为:忽略个体差异,忘了真诚坦荡,不讲道理、混淆黑白。
2.下列说法与原文意思不相符的一项是
A.避免质疑与否定任何观点,由此形成的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被许多学者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
B.作者认为,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
C.孔子认为人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所以他被推崇为具有深刻人道情怀人文主义者,是有道理的。
D.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即重视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强调个体的自省自觉。
3.根据原文,下列分析或推断不恰当的一项是
A.“匹夫不可夺志也”,说明儒家强调谁也不能左右百姓的意思,这与今日社会民主与法制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是一致的。
B.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真诚的个人,所以儒家重视个体而不仅仅是群体。
C.儒家思想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D.从儒家起源看,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对于现代人生仍深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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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学术界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其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在法家看来,“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有效作用。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指导国家这个庞大官僚机器运转的不仅有儒家的“德政”,也有法家的“法治”。在法家“法治”思想指导下,古代中国自始至终坚持成文法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历经秦律、汉律、唐律、明清律例,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石,帮助国家维护长治久安。古代中国能够有效治理非常广袤的地域,并成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威力能够触及社会基层,法家思想和成文法系统功不可没。而与法家同时期的许多其他文明形态还是城邦、城邦联盟、贵族联合等,不能不说法家的“法治”思想在那个时期展现出独有的智慧。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但也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
(摘编自武树臣《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和法治统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需要理论依据,法家的“法治”理论就满足了这种需要。
B. 以往的治国典则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并公布的成文法。
C.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的只是法家的刑法之治。
D. 古代中国能够成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其重要原因是地域广袤和历史悠久。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一项是
A. 文章引论部分采用设问的方法,在论及他人观点的同时,客观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B. 文章从保护民众和约束官吏两个方面论述公布法律的意图,显现法家的平等思想。
C. 文章本论部分论述了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宗旨、表现形式、实质内涵及其历史作用。
D. 文章指出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当代法治建设的价值,显现了审慎的思维品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中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只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B. 法家把法律制度放到和君主品德同等的高度,其实质是要借此来调整社会关系
C. 秦律、汉律、唐律、明清律例是中华法系的基石,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
D. 在现代社会,不能借用法家的“法治”思想,因其仍属古典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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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别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②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患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③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④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 “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⑤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⑥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王国维融通了德国古典美学各家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写出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人间词话》,创建了创新美学体系。
B.“美育代宗教”说继承了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融合了康德的有关思想,并借鉴了席勒的美育理论。
C.“趣味主义”美学主张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它改造了西方的理论。
D.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在一个世纪以来的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篇指出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是在借鉴西方美学中进行的,借鉴是创新的重要途径,这是本文论证的立足点。
B.文章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美学大家为例,阐述了中国现代美学对西方美学的借鉴和超越的进程。
C.文章以较多文字介绍了王国维美学思想的贡献,肯定了他所具有的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
D.对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这一话题,文章先提出观点,后运用举例等方法进行论证,最后总结,重申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如果固执地坚持中学、西学二分的狭隘观念,一味“学西”,而不知中西互鉴互融就不可能有中西美学的创新融合。
B.王国维与蔡元培最早借鉴了康德的审美四契机说,并结合本国传统思想,各自提出了有创造性的学说主张。
C.蔡元培、梁启超在建构自己的美学思想时,先借鉴西方美学思想,后吸收中国儒家思想。
D.“以西释中”是西学为贵思想的外化,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表明“西学”较之“中学”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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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共20分)
“仁”与“礼”
——究竟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王杰文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中国被称为“圣人”,其思想博大精深,为世人所推崇。但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其思想的核心,目前理论界似乎仍没有一个定论。穷其各种说法,“仁”说和“礼”说市场最广,呼声最高,竞争也最激烈。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赞成“仁”说。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的人,多数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生长在鲁国,而“周礼在鲁”。且孔子从小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后成为闻名天下的礼教家。孔子本身也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①(《论语》)另外,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又主张以礼作为教育宗旨,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认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但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一再强调“克己复礼”等。
上面一系列的引述和论证似乎确实可以说明“礼”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但本人想就此提出几点自己不同的看法。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这是我国历来对孔子的评价。这里面很突出的指出孔子是一名思想家,既然是一名思想家,那么我们在判定其思想核心时所依据的标准就应该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而不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哪些思想,因为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你赞成我的观点,那么我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前一段那些引述和论证都是一纸空文,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如《左转》中有这么几段记载: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曰:‘礼,国之干也’”;昭公七年载孟僖子办学,告诫学生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大多均可以从前人思想中窥见一斑,并不是其本人思想,故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其思想核心。
而对于人们十分关注的“克己复礼”这一引证,我们首先可以回到《论语·颜渊》的原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就是说:颜渊询问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看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确实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但他的落脚点不在于“复礼”,而是在于“归仁”,强调只要做到礼的尽善尽美,即可达到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克己复礼”实为由礼的政治向仁的政治过渡的桥梁。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正是迈向仁的政治的具体的礼。
通观《论语》,我们发现“仁”在书中出现的频数最多,达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足以说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另外,在《左转》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而在《论语》中,“仁”在频数上首次战胜了“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次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孙景坛《正确认识孔子的“克己复礼”》)。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
另外,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是具有统帅作用的。特别是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论语·阳货》中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乍一看,我所引用的这段话似乎恰恰说明孔子十分重视礼,然而我想说,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这一“礼”呢?道理很简单,如《学而》中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而且引文中,宰我出去后,孔子说的第一句就是 “予之不仁也”,可见其对“仁”的重视。
其实,孔子讲“仁”,非单讲伦理道德中的“仁”,而且还将“仁”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要求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而正是这种升华使孔子创立了一种新的思想,即一种新的治国学说。而这种学说在其前人著作中是没有明确反映的,所以可谓前无古人。既然是前无古人的独创,自然可以成为其思想的核心。
最后,我们也可以利用亚圣孟子的思想核心来佐证我的看法。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政”,这恐怕大家都赞成。而孟子是最了解孔子思想核心的,也是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最尽善尽美的一位,其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孔孟之道”为大家所熟识,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即为“仁”。
孔子的思想中包含很丰富,有礼,有恕,有忠,有孝,有三纲,也有中庸等,而这些都是从不同方面来为最终的“仁”服务,都是达到“仁”所需经历的各种具体的途径。
注释: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商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商的后代宋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此这两国的典籍不足,了解夏礼、殷礼的贤人也太少。如果有记载夏礼、殷礼的典籍和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我就能证明我所说的夏礼、殷礼了。”
1. “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这句话中的“那些观点”指的是哪些观点?(4分)
2.如何理解“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这句话?(4分)
3.作者认为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思想家?他认为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其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6分)
4.作者认为在孔子的学说中,“仁”与“礼”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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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与“礼”
——究竟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王杰文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中国被称为“圣人”,其思想博大精深,为世人所推崇。但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其思想的核心,目前理论界似乎仍没有一个定论。穷其各种说法,“仁”说和“礼”说市场最广,呼声最高,竞争也最激烈。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赞成“仁”说。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的人,多数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生长在鲁国,而“周礼在鲁”。且孔子从小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后成为闻名天下的礼教家。孔子本身也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①(《论语》)另外,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又主张以礼作为教育宗旨,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认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但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一再强调“克己复礼”等。
上面一系列的引述和论证似乎确实可以说明“礼”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但本人想就此提出几点自己不同的看法。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这是我国历来对孔子的评价。这里面很突出的指出孔子是一名思想家,既然是一名思想家,那么我们在判定其思想核心时所依据的标准就应该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而不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哪些思想,因为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你赞成我的观点,那么我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前一段那些引述和论证都是一纸空文,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如《左转》中有这么几段记载: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曰:‘礼,国之干也’”;昭公七年载孟僖子办学,告诫学生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大多均可以从前人思想中窥见一斑,并不是其本人思想,故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其思想核心。
而对于人们十分关注的“克己复礼”这一引证,我们首先可以回到《论语·颜渊》的原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就是说:颜渊询问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看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确实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但他的落脚点不在于“复礼”,而是在于“归仁”,强调只要做到礼的尽善尽美,即可达到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克己复礼”实为由礼的政治向仁的政治过渡的桥梁。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正是迈向仁的政治的具体的礼。
通观《论语》,我们发现“仁”在书中出现的频数最多,达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足以说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另外,在《左转》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而在《论语》中,“仁”在频数上首次战胜了“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次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孙景坛《正确认识孔子的“克己复礼”》)。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
另外,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是具有统帅作用的。特别是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论语·阳货》中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乍一看,我所引用的这段话似乎恰恰说明孔子十分重视礼,然而我想说,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这一“礼”呢?道理很简单,如《学而》中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而且引文中,宰我出去后,孔子说的第一句就是 “予之不仁也”,可见其对“仁”的重视。
其实,孔子讲“仁”,非单讲伦理道德中的“仁”,而且还将“仁”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要求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而正是这种升华使孔子创立了一种新的思想,即一种新的治国学说。而这种学说在其前人著作中是没有明确反映的,所以可谓前无古人。既然是前无古人的独创,自然可以成为其思想的核心。
最后,我们也可以利用亚圣孟子的思想核心来佐证我的看法。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政”,这恐怕大家都赞成。而孟子是最了解孔子思想核心的,也是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最尽善尽美的一位,其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孔孟之道”为大家所熟识,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即为“仁”。
孔子的思想中包含很丰富,有礼,有恕,有忠,有孝,有三纲,也有中庸等,而这些都是从不同方面来为最终的“仁”服务,都是达到“仁”所需经历的各种具体的途径。
注释: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商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商的后代宋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此这两国的典籍不足,了解夏礼、殷礼的贤人也太少。如果有记载夏礼、殷礼的典籍和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我就能证明我所说的夏礼、殷礼了。”
1.“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这句话中的“那些观点”指的是哪些观点?(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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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理解“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这句话?(4分)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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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认为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思想家?他认为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其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6分)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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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认为在孔子的学说中,“仁”与“礼”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6分)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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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孔子圣人规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或许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被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兼具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而他本人并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B. 和个人的内在之德相比,孔子显然更看重外在的惠民济众之举,就此而言,甚至连王天下的尧舜都不足以称为“圣”。
C. “圣”以仁为根本,而即使是仁境,也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作为仁之极的圣境,自然也应该具备化人之功。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的“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两者对于“圣”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B. 把“内圣外王”理解为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把“圣”只解作圣德,既不合训诂,又与孔子的圣人观不相符。
C.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其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如《说文》所说“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其引申义。
D. 《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与“圣”之本义相近,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哪种“圣”都不能直接解释为圣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他所理解的“圣”和孔子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不同。
B. 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此“圣王”之“圣”与孔子所说的“圣”明显不同。
C. “内圣外王”之语虽非始出于孟、荀之口,正因为受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却仍喜欢以此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
D. 作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所引文段既有孔子自己的言论,又有儒家其它的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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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君子文化是儒教文化的精华。
②儒家学说中关于君子的人格理论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君子被描述为介于圣人与小人之间的一种人格。《论语》对此有种种具体描述,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而《宪问》中的一段描述最能反映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定位:“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③按子贡的理解,这是孔子的自谦之辞,即在孔子自己看来,他在“仁”“智”“勇”三个方面都做得不够好:“仁”,未达无忧;“智”,未达无惑;“勇”,未达无惧。这些自我评判表明,孔子是从“仁”智”“勇”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是否达到了君子标准的。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解读,“智”“仁”“勇”乃是孔子对君子所作出的周全的人格定位,它们分别对应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认知”“情感”“意志”。按孔子的思想,君子的人格特点就在于:认知上达到“智”,情感上达到“仁”,意志上达到“勇”,换言之,孔子所谓君子,用现代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④自子贡提出“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以后,儒家的君子概念和圣人概念不再有本质性区别,实际上都是指本于人性自觉采取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的人。这种人性自觉包括两个方面:对自己来说,是自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来说,是认识到他人与自己是同类,因而同自己一样也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并且自己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的文明生活。在后一种意义上,人性自觉包含着对他人的爱,正是基于这种爱和由这种爱所产生的对他人的责任感,才会有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文明生活的道德意识。对于儒家来说,将自己对他人的爱转化为成人成己的道德实践,这是君子的人生境界;而当这种道德实践从日常生活领域转入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治国者“化成天下”的“人文”实践时,它就不只是君子的人生境界,也是圣人的治理境界了。
⑤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本质上是同一境界,其差异只是由于具体实践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现象性差异或形式上的区别——圣人境界是特定实践条件下由君子的“为仁”转化而来的“为圣”——“以礼义之文,化成天下”的“为仁”。这种形式的“为仁”所达到的“成人”——“天下归仁”,既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内圣”的人生境界,也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外王”的治理境界。这也意味着君子和圣人都可以被理解为“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
⑥综上所述,所谓君子,就是“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君子的人格特点体现于为人处事,就是既恪守原则又灵活应变的文明生活方式,此乃儒家君子文化的本质特征。
(摘编自周可真《君子之道“仁”“智”“勇”》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如从“无惑”“无忧”“无惧”三方面衡量,孔子尚有欠缺,不是真正的君子。
B.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孔子所说的“君子”就是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C. 有了对他人的爱和因此产生的责任感,才会有和他人共创人类文明的道德意识。
D. 特定实践条件下,君子的“为仁”转化成“为圣”,君子境界就达到了圣人境界。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①段明确了君子文化在儒教文化中的地位,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本文的关键词:君子文化。
B. 文章②③段中,作者结合《论语》,运用现代心理学理论重新解读了孔子对君子的评价标准。
C. 文章④⑤段中,作者具体阐释了儒家君子概念和圣人概念,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的本质内涵。
D. 文章大量运用对比论证,从“君子”“小人”两方面进行说理,从而深刻地揭示两者不同本质。
3.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儒家学说创立之初,对“君子”人格的界定,《论语》这本书中有很多具体的描述。
B. 《宪问》“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集中反映了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定位。
C. 儒家学说倡导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本质上是同一境界,因此君子和圣人是没有区别的。
D. 君子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为人处事层面上,就是既恪守原则又灵活应变的文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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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题。(9分)
陶诗“远人村”新解
现代人对“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句中的“远人村”的诠释大略分成了“远方的村落”和“远离人世俗情的村庄”两种。其本意究竟指什么,这还得结合陶渊明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看。
有人不同意把“远人村”译为“远方的村落”,理由是前句绝不能断为“暧暧——远——人村”,若这样,势必将断后句为“依依——墟——里烟”。“墟——里烟”明显不通,所以前句当读为“远人——村”。于是就出现释“远人村”为“远离人世俗情的村子”的说法。此说法颇有“六经注我”的嫌疑。
“远人”一词,古即有之,《论语·季氏》中即有:“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所云“远人”是统称,泛指生活在距离某国、家较远地方的人,主要强调地理距离的“远”。“夷狄”虽然也在远地,却并不称“远人”,因为在当时,“夷狄”是被排除在“人”之外的。“远”是地域差别,并不涉及所谓“华夷之辨”,与文化差异无关。迄至秦汉,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被吸纳进入汉族社会,“远人”从地域距离的“远人”,衍变到“文化距离”的“远人”,向春秋时“夷狄”的意义靠拢。这时的“远人”和“夷狄”,都可指称“华夏”之外的异族,只是前者可能服从了“华夏”教化,得到“华夏”认可,较“夷狄”而言,“远人”在风俗习惯上更接近“华夏”而已。自秦汉以后,“远人”开始强调文化距离,词义转移,侵入到“夷狄”的外延。
三国两晋之时,“远人”一词,着重强调族群的差别。“远人”的涵义,在两晋向“夷狄”靠得更近,“远人”逐渐变成异族的代称。春秋时代的“夷狄”,后来融入了华夏体系,如吴、楚等。秦汉时崛起的匈奴,则成了这一时代的“夷狄”,后慢慢被融入汉族社会。及至三国两晋,此时的乌桓、西羌等,则被视为“夷狄”。而在秦汉时被称为“夷狄”的西南夷、南蛮等,这时早在“中夏”文化覆盖之下,他们能被朝廷征辟做官,甚至身居要职,不再被视为“夷狄”,而被称为“远人”。东晋时“远人”的涵义即是如此。
再回到本文的主题陶渊明的诗上。园田居位于庐江郡,而庐江郡正是南蛮异族聚居之地,也是陶渊明的故乡。陶渊明归隐故乡,家宅僻处南野,与当地的异族混居在一起,所谓“远人村”,当是他从自家庭院眺望到的异族村落。
“远人村”是异族人群居的村落,还有一条旁证,即“村”字本身。“村”这种聚落形态,出现得较晚,大概源于东汉。到西晋末年,为躲避战祸,中原南迁的各豪族大家,亦采取“村”形式,广收田客、部曲(部曲,这里指家兵、私兵),“村”的分布更加普遍。陶渊明所见的“远人村”,大概还只是异族人的聚落。
“暧暧远人村”,正是陶渊明眼前景观的如实反映,并没有什么“远离人世俗情”的“大义”,若有,至多只是描绘出他归隐后在野外与“异族”杂居的事实。
(节选自李飞《陶诗“远人村”新解》,有改动)
1.下列选项中关于“远人”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远人”在《论语》中泛指生活在距离某国、家较远地方的人,与文化差异无关。
B.春秋时的“远人”并不包括“夷狄”,因为在当时,“夷狄”是被排除在“人”之外的。
C.到了秦汉时期,“远人”向春秋时期“夷狄”的意义靠拢,体现出了文化差异。
D.秦汉以后,“远人”词义的外延扩大,将“夷狄”也包含在其中。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从对仗的角度讲,不能将前句断为“暧暧—远—人村”,如果这样,后句必将断为 “依依—墟—里烟”,而“墟—里烟”明显不通,所以前句当读为“远人—村”。因此作者不赞同将“远人村”解释为“远离人世俗情的村子”。
B.东晋时期,在秦汉时被称为“夷狄”的西南夷、南蛮等能被朝廷征辟做官,已不再被视为“夷狄”,而被称为“远人”。
C.“夷狄”一词随着时代的变化有着不同的特指范围,在春秋时代指吴、楚等,在秦汉时指匈奴等,在三国两晋时指乌桓、西羌等。
D.到西晋末年,为躲避战祸,中原各豪族大家南迁,由于他们亦采取“村”形式,广收田客、部曲,所以“村”的分布更加普遍。
3.请说明作者认为的“远人村”的本意,并简述其理由。(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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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练习。
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虐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含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喻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和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在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度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地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的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今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弃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1.对孔子提出的“畏天命”观念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畏天命”观念是孔子基于对“天命”的认识之后提出来的。
B.“畏天命”告诉人们,要敬畏自然,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C.面对“天命”,孔子是无力又无奈的,因此,他的“畏天命”观念包含着宿命论的成分。
D.“畏天命”观念表现了孔子在大自然面前的明智和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2.对文中孔子的人与“天命”的关系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能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
B.孔子意识到了“天命”的存在、对人事的作用及前二者的神秘性,所以要“畏天命”。
C.“天命”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从而放弃对天命的追问,放弃人的主动性。
D.孔子提出的“学”与“思”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
3.下面的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泛爱众而亲仁”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将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
B.“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因为“小人”不努力学习,没有知识,无知者无畏。
C.在强大的“天命”面前,孔子提出“畏天命”思想,还是没有摆脱“自然中心论”的怪圈。
D.本文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仅要强调人类利益,更要注意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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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共12分)
徘徊在人生的空地上
周国平
近来,我闲读《论语》这一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器,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有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地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之后自嘲说,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吧。
其实,孔子对读书人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的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又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与他的几个学生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和公西华一起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余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只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时节,换季的春服穿上了身,约上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少年人,在沂水里洗一洗,在舞雩坛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啊!”圣人这一叹,活脱脱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为“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洒脱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 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的。“邦无道”时,能逃就逃,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 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过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要害是那两个“必”,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够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们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 (本文略有删改)
1.文章是从哪几个方面来阐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的?(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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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全文的内容,用自己的话概括“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的内涵。(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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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中第五段“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的含义是什么?(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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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中列举的孔子的哪些观点能够说明“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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