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目。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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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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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第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一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阶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6分)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6分)
(4)侯宝林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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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的印象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相关文章,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
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我”与侯宝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既仰慕侯先生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才能,又能深刻地理解侯先生的为人。
B.侯宝林说“曲艺是个金饭碗”,意味着曲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有无限机遇、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人挖掘的领域。
C.侯宝林在天津演出时凭借《空城计》《改行》一炮打响,他蓄起分头穿上西装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等的地位。
D.侯宝林留给观众的是其全盛时期的形象,他选择退出舞台则是消极地退却,因为“演员离开舞台则失去了生命”o
E.侯宝林的相声既有说学逗唱的融合,又有寓庄于谐的趣味,他谦和亲切的风度、幽默智慧的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2)作为一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对相声这门艺术有哪些突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侯宝林急流勇退,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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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是一名平民百姓,似乎绝无资格谈论高山仰止的莫言先生和同样高山仰止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当今极其宽容的社会,给了人们极其宽松的言论自由的权利,鼓起勇气说几句不应景的话,尽管可能会让有的人不高兴,姑且当作丰富饭后谈资的内容吧。
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的第一次。偌大的中国,领土面积和欧洲差不多,而人口却是欧洲的数倍,并且是延续了五千年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却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置之后的一百余年之后才获得此奖,似乎是晚了点。究其原因,大家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一个是意识形态、文明文化差异问题,一个是思维方式、表达手法问题,一个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对东方文明的了解和按纳的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诺奖标榜不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干扰,那绝对是极其虚伪和自欺欺人的。正是在这么多的问题存在的情况下,莫言先生竟然获了该奖,足见其在这个领域的出类拔萃,从而引起人们的欢呼、称赞和祝贺(包括文学层面和政治层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看过莫言先生作品的人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在中国,莫言先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作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有的人说,他不可能是一个顶尖的作家。他之所以能获得世界文学大奖是因为他所反映的内容、他所使用的文学手法正是诺奖所盼望的和所适应的,这似乎有一点道理。
任何人绝对不会怀疑莫言先生的睿智和高超的写作水平,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但是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莫言先生的作品有的是非主旋律的作品,尤其是一些获奖作品,被改成电影和电视剧的很少在中国上映,这无疑对欣赏莫言先生的中国观众来说多多少少会留下遗憾,但它却能在西方国家放映并获得了大奖,由此可见,莫言先生的作品是很适合西方人士欣赏口味的,获得诺奖绝对是在情理之中。莫言先生不愿或不屑写作主旋律作品可能与其性格、经历和不懈追求有关,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而且在重要转型期的当下中国,这种素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实,哪一个国家会少呢?也就是说莫言先生写作资源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更何况莫言先生的写作是站在反映整个人类生活的高度,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这也可能正是其具有相当市场的原因。但我还是喜欢一些主旋律的作品,尽管在有些人看来有几分幼稚和可笑。
瑞典是北欧的一个小国,因诺贝尔的辉煌成就和诺奖的设立令世界瞩目,一年一度的文学奖评比起到了引领世界文学的作用,世界文学随着这支无形“指挥棒”的挥动而起舞,越来越多的优秀文学作品被招至麾下,从而推动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莫言先生的获奖为中国作家获得此世界文学大奖拉开了序幕,开中国之先河,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可歌可泣的,我们在由衷祝贺莫言先生获奖的同时,更希望更多的中国优秀作家,特别是反映主旋律的中国优秀作家获得此奖,到了那时,中国文学才真正被世界了解和接纳,中国文学才会真正走向辉煌,通过文学,世界人民可以真正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2012年11月10日
1.下列不属于中国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置之后的一百余年之后才获得此奖,似乎是晚了点”的原因的一项是
A.意识形态、文明文化差异、思维方式、表达手法问题。
B.西方世界对中国对东方文明的了解和接纳的问题。
C.诺奖虽然标榜不受政治因索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但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D.莫言先生在文学领域的出类拔萃。
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莫言不可能是一个顶尖的作家。
B.莫言之所以能获得世界文学大奖,只是因为他所反映的内容、他所使用的文学手法正是诺奖所盼望的和所适应的。
C.莫言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他不愿或不屑写作主旋律作品可能与其性格、经历和不懈追求有关。
D.莫言的写作是站在反映整个人类生活的高度,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这正是其具有相当市场的原因。
3.下列理解或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莫言先生的作品都是非主旋律的作品,很适合人们的欣赏口味。
B.一年一度的诺奖评比起到了引领世界文学的作用,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文学作品被招至麾下,从而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C.莫言先生的获奖为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拉开了序幕,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反映主旋律的中国优秀作家获得此奖。
D.只有通过文学,世界人民才能真正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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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但一旦出就一发不可收,有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节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王瑶教授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但他却坦然处之,一点也不觉得窘迫难堪,这种危难中的坦然自如令人感叹。
B.王瑶教授认为那些一举成名之后就缺乏后劲的年轻学者没有真本事,他批评已经三十九岁的钱理群急功近利,急于出名,违背了北大厚积薄发的传统。
C.作者当初写毕业论文时,本准备了两个跟鲁迅有关的题目,但王瑶教授听完他的汇报后,否定了前一个题目,建议他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D.钱理群是王瑶教授的学生,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取得的成就,侧面描写了王瑶对自己一生的深远影响,更显得真实可信。
E.本文追忆了王瑶教授峻急通脱的精神气质和独特的教学方式 ,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面对着种种 利益和诱惑,记住王瑶教授是很有意义的。
(2)王瑶教授的弟子为什么把他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请简要分析。
(3)王瑶教授指导学生的方法很特别,文本中有哪些体现?请简要概括。
(4)作者把王瑶教授的师训概括为“沉潜”二字,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沉潜”作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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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但一旦出就一发不可收,有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节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王瑶教授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但他却坦然处之,一点也不觉得窘迫难堪,这种危难中的坦然自如令人感叹。
B.王瑶教授认为那些一举成名之后就缺乏后劲的年轻学者没有真本事,他批评已经三十九岁的钱理群急功近利,急于出名,违背了北大厚积薄发的传统。
C.作者当初写毕业论文时,本准备了两个跟鲁迅有关的题目,但王瑶教授听完他的汇报后,否定了前一个题目,建议他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D.钱理群是王瑶教授的学生,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取得的成就,侧面描写了王瑶对自己一生的深远影响,更显得真实可信。
E.本文追忆了王瑶教授峻急通脱的精神气质和独特的教学方式 ,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面对着种种 利益和诱惑,记住王瑶教授是很有意义的。
(2)王瑶教授的弟子为什么把他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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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但一旦出就一发不可收,有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节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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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王瑶教授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但他却坦然处之,一点也不觉得窘迫难堪,这种危难中的坦然自如令人感叹。
B.王瑶教授认为那些一举成名之后就缺乏后劲的年轻学者没有真本事,他批评已经三十九岁的钱理群急功近利,急于出名,违背了北大厚积薄发的传统。
C.作者当初写毕业论文时,本准备了两个跟鲁迅有关的题目,但王瑶教授听完他的汇报后,否定了前一个题目,建议他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D.钱理群是王瑶教授的学生,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取得的成就,侧面描写了王瑶对自己一生的深远影响,更显得真实可信。
E.本文追忆了王瑶教授峻急通脱的精神气质和独特的教学方式 ,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面对着种种 利益和诱惑,记住王瑶教授是很有意义的。
(2)王瑶教授的弟子为什么把他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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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学群
人和人见面,会问上一句:吃饭了吗?后来人们认为这样的问法很土,多半不这样问了,可是在乡下,那些种粮食的人,依旧这样问着,种粮食的人知道,他们问的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一桩事,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情。
阳光在泥地上扎根生长,那便是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植物动物,用不同的方式获取阳光,最后又把它们身上的阳光传递给我们。它们就是我们的粮食。人类的一切,无不根植于粮食之中。无处不在的粮食,恰恰又是最容易被忽略被蔑视被糟蹋甚至被篡改的东西。
农业时代,就是将一些植物和动物生长直到走向餐桌的过程完整地置于人的面前,让人参与其中。一粒稻谷,从发芽到分蘖抽穗,到最后长成谷粒,那是天和地还有人一同来到一株稻秧上的结果。为了这,你需要一块合适的土地,需要将人与畜的劳作连同肥料一起加入泥土,还需要一份阳光一份雨水。稻子长成了,鸟会飞过来啄走一些,还有一些,会从人的收获中悄悄溜走,逃进泥土的怀抱。这样一粒经历了艰辛曲折甚至是传奇一生的稻子,当它来到餐桌上时,人怎么会随随便便对待呢?农夫和他们的妻儿都相信,糟蹋粮食会遭电打雷劈。
养一头猪是一个家庭屋顶下的大事件。一个“家”字早就说出了一头猪在家庭中的地位。一家人就像对待命根子一样对待它,喂它养它,为它搔痒,为它梳理毛发,清除上头的虱子。当年,我的爷爷奶奶就这样在家里养猪。
猪养大养肥了,整个村子都知道。一头猪大了,就得送往肉食站,就像男儿大了就得出门,女儿大了就得出嫁一样。送猪的头天晚上,奶奶特意往猪潲里多放了些红薯皮和糠,爷爷奶奶一齐过去,看着它吃,看它吃得那样开心,两位老人都有些于心不忍:它不知道这是它的最后晚餐。
送猪用的独轮车已经备好,奶奶特意在上头垫了一只麻袋,这是她能够为她的猪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独轮车转动起来,一路上的坎坷,全都通过那只上了辐条的木轮来到猪身上,在它腹部和肥膘上颤动、晃荡。猪跟着颠簸一路哼哼唧唧,起伏大叫得也响,叫得响肥膘也荡得汹涌一些。那不是一般的肥膘,那是春荒时的粮食,一家人的命根,路的一端传来奶奶的呼唤:
“猪娃子耶,回来哟!”
像是招魂,又像在呼喊着粮食。
大机器时代,人与食物,生命与他的源头被切断,来到人们面前的,只剩下大米、面粉和肉食,甚至连这些都不是,只是米饭、面包和精美的菜肴,或者干脆是一包包袋装的食品。一头接一头的猪或牛,被倒挂在流水线上,就那么嗞的一下,顷刻被一分为二,分别流向两边的生产线,被切割被包装,成为食品流向市场。轰鸣的机器对食物对生命不再怀有敬意,只有喧腾与暴力,再加上冷血与不可一世的狂妄,机器颠覆了粮食,也在颠覆吃粮的人和吃本身。吃饭成了工作,成了闲暇,成了友谊,成为角力场,成为我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化肥和激素应运而生,改写了季节,改写了雨水,改写了大地和太阳的行期,改写了生命的密码,通往食物的路变得简单快捷,变得容易,农药又恰好可以代表人类的贪婪与凶恶在这个世界上出席,删改本属于上天的事情。人对于食物不再怀有敬意,有的只是贪婪的占有,只是吞噬撕咬带来的快感。饥饿已经远去,食物因多而贱,没有了饥饿,我们拿什么去尊敬食物呢?对食物的敬意没有了,我们拿什么去尊敬自己呢?
小的时候,看到我的老祖父拾掇撒落的饭粒放进嘴里,一粒,两粒,缓缓地咀嚼,仿佛在从事一项极其庄严、极其神圣的事业。是啊,这是我们一生都要从事的事业。我们一生中的哪一天停了下来,生命也会随之停顿。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晚餐的情景:整个屋子只为这样一件事情而存在,油灯因为它而照耀,地球为了它从白天转到了夜晚!那时候,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红薯;那时候,我们讨厌红薯。但恰恰是这些红薯,还有少量稻米把我们喂养成人。红薯、麦子和稻米,正是它们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后来我们看事物想问题,都带上它们的痕迹。
从一粒稻米身上,我听到一条江的流声,听到雪山在冬眠,又听到阳光在催它上路,听到云在飘,风在吹,雨水和泥土在窃窃私语。由此我知道,世间万事,人心的重量,全都可以用一颗麦子或是一粒稻米来称量。我知道,粮食不但进入血肉,也成了我们的灵魂。
(选自《散文》,2013年第10期,有删节)
1.文章第一自然段在写法上有哪些特点?(4分)
答:
2.综观全文,简析文中加点词“篡改”的内涵。(5分)
答:
3.赏析文中“养猪送猪”的细节。(6分)
答:
4.概括全文主旨,并联系实际谈谈你的看法。(6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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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柳先生①文集》后序
穆 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专雄歌诗,道未极其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崒②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
予少嗜观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残落才百余篇。韩则虽目其全,至所缺坠,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志欲补得其正而传之,多从好事者访善本,前后累数十;得所长,辄加注窜。遇行四方远道,或他书不暇持,独赍《韩》以自随。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纪③外,文始几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时,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获,则既已矣于怀。不图晚节,遂见其书,联为八九大编。夔州④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韩》之巨文与!
书字甚朴,不类今迹,盖往昔之藏书也。从考览之或卒卷莫迎其误脱有一二废字由其陈故劘⑤灭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耳。因按其旧,录为别本,与陇西李之才参读累月,详而后止。
呜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天圣九年秋七月,河南穆修伯长后叙。
选自《宋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
【注】①唐柳先生:指唐代柳宗元。②崒:zú,险峻。③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④夔州:指刘禹锡。刘曾为夔州刺史,故称。 ⑤劘:mó,磨。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常病《柳》不全见于世 病:遗憾
B.独赍《韩》以自随 赍:购买
C.疑其未克光明于时 克:能够
D.求践立言之域 践:踏入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A.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 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
B.韩则虽目其全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C.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 乃设九宾礼于廷
D.因按其旧 相如因持壁却立
3.下列各项中,对文章内容分析不当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初唐文章,还留有周、隋等前代浮靡的文学风气;李白、杜甫出现,虽才惊世人,但后来专一于诗歌;直到韩愈、柳宗元,才使唐代文章比肩于汉代文章。
B.作者喜欢韩愈的作品,发现现有的韩愈文集虽然作品齐全,可是字句缺失的现象特别严重,于是有志补齐,经过二十多年辛苦,终于完成。
C.作者认为世上学业有成的读书人,只有认真学习韩、柳的文章,才能成为能够知晓古代历史的人,才能做到“立言”。
D.本文阐明了柳文在当时的重大成就,记叙了求得柳集的经过、翻刻校勘的严格,阐述了刊行它的重要意义,可见作者一生提倡古文的苦心。
4.下列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从考览之或卒/卷莫迎其误脱/有一二废字由其陈/故劘灭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耳
B.从考览之/或卒卷莫迎其误/脱有一二废字/由其陈故劘灭/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耳
C.从考览之或卒/卷莫迎其误脱/有一二废字/由其陈故/劘灭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耳
D.从考览之/或卒卷莫迎其误/脱有一二/废字由其陈故/劘灭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耳
5.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3分)
(2)求索之莫获,则既已矣于怀。(3分)
(3)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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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源于现代西方的时间观,五四新诗显示出与追随“现代性”的“世界性热情”之间更深刻的关联。正如帕斯在《变之潮流》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这种直线时间观中融合了几乎全部被视为“现代性”特征的要素:未来的卓越性、不断进步和物种日趋完善的信念、理性主义、传统和权势的丧失、人道主义,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不同程度上都曾经是五四新诗热衷的主题。在经历了最初分散而乏味的“观念化”和摆脱粗鄙形式的尝试阶段之后,它们逐渐汇聚成形,终于在郭沫若的《女神》(1921)中以爆发的方式获得了完整的表达。
《女神》发表后立即引起同代诗人的大声赞美不是偶然的。其中闻一多的称誉尤有代表性。在闻一多看来,之所以只有郭沫若的诗“才配”称为“新诗”,是因为“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换句话说,《女神》同时满足了新诗反叛传统和加入“现代性”世界潮流的双重要求。他把《女神》体现的“二十世纪底精神”概括为“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世界大同”的精神。《女神》将这些纳入黑暗-光明的二元对立模式,并最终突出“涅槃”再生的主题同样是意味深长的。
把《女神》称为中国新诗“真正的开山之作”是有道理的。它所体现的元历史投射和宏大抒情特征一直被称为经典,而当作“新诗传统”的源头之一。但它同时也标示了五四新诗追求“现代性”的边界。朱湘敏锐地感到了在这种热情中所蕴涵的“紧张”,并指出“构成这紧张之特质,有三个重要份子:单色的想象、单调的结构、对一切‘大’的崇拜”。而“紧张”与其说存在于作品内部,不如说存在于个人和即将到来的“历史新纪元”之间。苦闷、期待、恐惧和亢奋的混合要求某种“一次性的解决”,没有比宣泄式的大叫大嚷更能满足这种要求了。
回头去看,正是在《女神》式的“现代性”热情中埋藏着新诗后来遭受的毁灭性命运的种子。“新纪元”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越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诱惑的人就越是不能自禁的踊跃向前,并自觉地将其化为内心的道德和美学律令。既然“新纪元”意识已经成为黑暗尽头的尊神,它被偶像化,并找到现实的对应并与之重合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不同,五四新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独立的艺术运动,而是一场远为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有明确的指归,就是要救亡图存,使日益衰败的古老国家重新崛起于现代的断层。它决定了新诗本质上的功能主义倾向,并把启蒙理性暗中降低为工具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现代性”不但已经徒具其表,而且已经完全走到了自己的反面;除了自焚以求再生,它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唐晓渡《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节编)
1.下列对“五四新诗现代性”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五四新诗的现代性观念来源于西方的直线的时间观,诗的主题是追求未来、进步、完善、理性、人道主义,反叛传统和权势。
B.五四新诗表现现代性的形式开始是用分散和乏味的观念,直到《女神》才摆脱形式的粗鄙,开始用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表达情感。
C.五四新诗中《女神》被视为开山之作,它彰显了与世界拥抱的二十世纪时代精神,并将这些精神纳入黑暗-光明的对立模式中。
D.五四新诗的现代性和反抗性紧密相连,涅槃主题就是指反叛传统才能迎接新生,这种反叛不仅是诗歌形式的也是思想意识上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帕斯对直线时间观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观念的一个特点,将客观时间进程和“卓越”“进步”“完善”这些价值判断结合起来,赋予客观时间以价值意义。
B.《女神》黑暗-光明的对立模式中的“黑暗”代表沉寂、封建、愚昧、狭隘的传统,光明代表跃动、科学、民主、进步的新世界,两者截然对立。
C.《女神》的元历史投射和宏大抒情特征是“新诗传统”源头之一,它所体现的“苦闷”“期待”“恐惧”“亢奋”标示了五四新诗追求“现代性”的边界。
D.《女神》“单色的想象、单调的结构、对一切‘大’的崇拜”表现了诗人对光明的急切期盼,这种期盼中缺少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情感是单一的。
3.根据原文,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女神》对现代性的追求重视宏大,将新世纪之神偶像化,已经违背了现代性中“动”的精神和“反叛”的精神。
B.《女神》强烈的“一次性解决”意识会使诗人迟早将确立新纪元的重任交给现实中的对应物,实现其内心的道德和美学律令。
C.五四新诗开始就不是一场独立的艺术运动,更像一场启蒙运动,就是要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新诗本质是功能化的。
D.五四新诗从追求现代性开始,到走向现代性的反面,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决定了诗人们都必须把启蒙理性降低为工具理性。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