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9分)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并说:成都华阴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其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取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也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继续发展杂剧。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历时悠久,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波及。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于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汇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因此杂剧虽由开封传来,却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宛转,以箫笛伴奏,自然合于南人口味。这样柔缓宛转的声调,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融合。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未逸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也属于杂剧,但它虽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人。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当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之而前后有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南洪北孔” 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固然是由于洪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都城中人对传奇的爱好。
1.下列有关杂剧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杂剧的名称最早见于李德裕《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根据其中有关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的记载,可以推知早在晚唐之前杂剧就已出现。
B.杂剧盛行于宋代。宋室南渡之后,杂剧在临安继续发展,从周密所撰《武林旧事》中所记的官本杂剧段数之多可以看出杂剧在当时的兴盛。
C.杂剧发展到元明之际,出现了传奇。传奇出于杂剧,是对杂剧的进一步发展。杂剧有折数、出场人物和主唱人数的限制,而传奇在这几方面则没有限制。
D.在金、元的倡导之下,杂剧至元代更有显著的发展,达到了高峰。随着朝代更迭,杂剧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元大都,名家汇集于此,一时盛况空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临安的杂剧在保持当年开封正声的同时,又不能不受到南朝陈时旧音的影响,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以前似乎很少有人论及。
B.据说,北曲在音乐上用七声音阶,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南曲在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宛转,以箫笛伴奏:两者风格迥异,不能互相调节。
C.高明和汤显祖都是明朝著名的传奇作家,高明的《琵琶记》因明太祖的推许曾在南京演出过,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也应该会在南京演出。
D.传奇并没有因为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而衰落,其盛行期大致延续到清乾隆年间;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升的《长生殿》都是清传奇的代表作品。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李德裕《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周密《武林旧事》和钟嗣成《录鬼簿》中对不同时期杂剧盛况的记载,为后人研究杂剧发展史提供了依据。
B.从发展史来看,杂剧常常在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对繁荣的都城盛行,宋代的开封、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南京等都曾是杂剧的繁盛地区。
C.传奇以南曲为主,最初主要在南方流传,后来参用了一些北曲,也逐渐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并为京城中人所喜爱。
D.从文中看,统治者的倡导,民众的喜好,不同地域的风气,以及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等都对杂剧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9分)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并说:成都华阴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其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取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也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继续发展杂剧。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历时悠久,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波及。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于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汇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因此杂剧虽由开封传来,却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宛转,以箫笛伴奏,自然合于南人口味。这样柔缓宛转的声调,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融合。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未逸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也属于杂剧,但它虽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人。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当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之而前后有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南洪北孔” 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固然是由于洪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都城中人对传奇的爱好。
1.下列有关杂剧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杂剧的名称最早见于李德裕《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根据其中有关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的记载,可以推知早在晚唐之前杂剧就已出现。
B.杂剧盛行于宋代。宋室南渡之后,杂剧在临安继续发展,从周密所撰《武林旧事》中所记的官本杂剧段数之多可以看出杂剧在当时的兴盛。
C.杂剧发展到元明之际,出现了传奇。传奇出于杂剧,是对杂剧的进一步发展。杂剧有折数、出场人物和主唱人数的限制,而传奇在这几方面则没有限制。
D.在金、元的倡导之下,杂剧至元代更有显著的发展,达到了高峰。随着朝代更迭,杂剧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元大都,名家汇集于此,一时盛况空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临安的杂剧在保持当年开封正声的同时,又不能不受到南朝陈时旧音的影响,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以前似乎很少有人论及。
B.据说,北曲在音乐上用七声音阶,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南曲在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宛转,以箫笛伴奏:两者风格迥异,不能互相调节。
C.高明和汤显祖都是明朝著名的传奇作家,高明的《琵琶记》因明太祖的推许曾在南京演出过,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也应该会在南京演出。
D.传奇并没有因为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而衰落,其盛行期大致延续到清乾隆年间;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升的《长生殿》都是清传奇的代表作品。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李德裕《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周密《武林旧事》和钟嗣成《录鬼簿》中对不同时期杂剧盛况的记载,为后人研究杂剧发展史提供了依据。
B.从发展史来看,杂剧常常在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对繁荣的都城盛行,宋代的开封、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南京等都曾是杂剧的繁盛地区。
C.传奇以南曲为主,最初主要在南方流传,后来参用了一些北曲,也逐渐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并为京城中人所喜爱。
D.从文中看,统治者的倡导,民众的喜好,不同地域的风气,以及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等都对杂剧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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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并说:成都华阴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其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也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继续发展杂剧。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流传久远,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波及。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以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汇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因此杂剧由开封传来,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伴奏,合于南人口味。这样柔缓婉转的声调,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融合。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未逸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也属于杂剧,但它虽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人。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此而产生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固然是由于洪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都城中人对传奇的爱好。
(摘编自史念海《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
1.下列有关杂剧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李德裕《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周密《武林旧事》和钟嗣成《录鬼簿》,分别对不同时期杂剧繁荣的盛况有所记载。
B. 南曲产生于临安,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伴奏,合于南人口味。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属于杂剧。
C. 元明之际的传奇出自杂剧,但与之前的杂剧有不同之处:后者有折数和主唱人数的限制,而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个人独唱。
D. 传奇并没有因为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而衰落,其盛行期大致延续到清乾隆年间;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昇的《长生殿》都是清传奇的代表作品,据说在北京演出时,曾轰动一时。
2.下列各项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文中引用柳永的《鹤冲天》的词句,是为了说明,北宋时期都城开封的杂剧习惯于浅斟低唱。
B. 宋室南渡后的杂剧,保持了当年开封时期的特点,也难免受到南朝陈事旧音的影响,这使杂剧更为繁复多变。
C. 高明和汤显祖都是明朝著名的传奇作家,高明的《琵琶记》因明太祖的推许曾在南京演出过,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也应该会在南京演出。
D. 在金、元的倡导之下,杂剧至元代更有显著的发展,达到了高峰。随着朝代更迭,杂剧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元大都,名家汇集于此,一时盛况空前。
3.南宋杂剧、元杂剧和明清传奇都曾非常繁荣,请根据文意,简要说明这三者繁荣的标志分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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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作者的特殊性,时常为论者所忽略。书会才人加工整理或者创作的杂剧,其作者究竟是哪些才人?数个作者合写的一本杂剧,何以有异同之辨? “正本” “次本” “旦本” “末本”的作者如何辨析? 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其实,元杂剧是“万人糕”,是多层宝塔,不管塔顶是谁耸立,都并非仅只今之所见署名的某一作者。杂剧的最初形态当是框架式的,敷演士庶民众喜闻乐见、早已流传的故事,靠艺人口耳相传加以承续,后经书会才人参与整理加工或者创作,才渐有剧本流传。北宋时期,教坊就罗致才人编写杂剧。南渡之后,教坊废置,杂剧唯靠艺人传唱。端平年间,临安等地书会纷纷涌现,这本为书生聚读之所,显系民间书塾。其中书生,亦参与市民文艺活动,渐成民间艺人为主体的行会组织,才人也为勾栏瓦舍演出的杂剧、讲史、唱赚、诸宫调等通俗文艺撰写脚本,故有杂剧剧本得以流传。于是,下层文人和书会艺人也就成为杂剧作者的主体。
至元代科举的长期停滞,迫使不少文人学士投身书会。《录鬼簿》所记前辈才人和方今才人,《录鬼簿续编》所记70多位曲家,大半为书会才人。他们的加盟,奠定了元杂剧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第一座高峰的坚实基础。由此可知,元杂剧的作者有变化流动而并非固定为某一作者的特点。
再者,古代诗文,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一人之手,数人联句之诗仅是酬和之作中的特例。而元杂剧中,数人合作一剧者,并非罕见。鲍吉甫、汪勉之合写《曹娥泣江》、范冰壶、施君美、黄德润、沈珙之合编《鹔鹴裘》,都是有案可稽的。
如果说,这种数人合作一剧,主要反映出元代杂剧作者彼此协作的一面,那么,同一题材的杂剧,常有不同作家署名的多个剧本,则主要显示出元代作者又有相互竞争的一面。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次本”。赵公辅《东山高卧》、武汉臣《错勘贼》、尚仲贤《崔护谒浆》、《张生煮海》等,都有“次本”。有的杂剧,还标有“旦本”或“末本”。“次本”与“二本”到底含义如何,至今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都有与“次”“二”相对应的其他本子存在。“末本”“旦本”也是如此,有“末本”就有“旦本”与之对应,有“旦本”同样有“末本”与之对应。这说明在杂剧创作中,相互合作、竞争、借鉴、模仿现象的并非罕见,决定了作者的特殊性,与诗文作者的单一性有所不同。
元杂剧不同于重在抒发作者个人感情的诗文,也有别于明清的“案头”之作,主要是作为“商品”用于演出的,不能不更多地关注观众的欣赏情趣、审美爱好,并据以不断在演出中加以修改,而要消解掉作者的独特个性。因此,剧本创作之时观众已经参与进去,成了“意图”作者。观众既是创作动机的最初激发者,也是创作是否成功的检校者。“票房价值”的制约作用,自杂剧产生之日起,就是“铁的规律”。
元杂剧剧本是书会人才与教坊或者露台子弟等艺人相结合的产物,元代文人进入勾栏瓦舍,并非像前代文人抱着“补充”或者“聊寄”的心态走向文坛,而是为生活所迫全身心地投入市井文化,以其文学修养提高了杂剧的文学水平,而艺人的舞台实践经济,使其剧本变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场上之作。
1.下列选项中关于“杂剧”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北宋时期,杂剧由教坊罗致才人编写,南渡后,杂剧唯靠艺人传唱。
B.南宋时,杂剧都是由逐渐形成的行会组织中的主体民间艺人创作的。
C.元杂剧与诗文不同,其演出具有商业性质,更关注观众的欣赏情趣、审美爱好。
D.与两宋杂剧不同,元杂剧创作动机的最初激发者和创作是否成国的检校者是观众。
2.下列对于“元杂剧作者特殊性”解说有误的一项是(3分) ( )
A.元杂剧的作者大多为书会才人。
B.元杂剧的作者并非固定为某一人且有变化流动性。
C.元杂剧作者有合作也有竞争。
D.元杂剧作者抱着“补充”和“聊寄”心态进行创作。
3.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 )
A.元杂剧最初形态为框架式,用以敷演士庶民众喜闻乐见、早已流传的故事,其传播方式为“口耳相传”,后文人参与才有剧本流传。
B.元代科举长期停滞,使得不少文人学士投身书会,他们的加盟奠定了元杂剧坚实基础。
C.古代诗人因酬和出现数人联句仅是特例,而元杂剧数人合作一剧的现象并不少见。
D.元杂剧中“次本”情况亦非罕见。如赵公辅《东山高卧》、武汉臣《错勘贼》、尚仲贤《崔护谒浆》、《张生煮海》等,都有“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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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黄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1.下面关于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就有不同说法。清代汪中 作《老子考异》以后,学者们更加纷争不已。
B.钱穆说过:如果老子其人其说的时代不明,那么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联系和发展就无法弄清,《老子》和道家的源流、派别也无从谈起。
C.以前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本身就被人指为伪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虽然年代确凿无疑,但是成书太晚,也无济于事。
D.近年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大量出土,给学术界提供了许多纸上材料以外的东西,这使得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
2.下面解释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虽然从字体和避讳来看,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甲本和乙本的抄写年代可以大致确认,但是这对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没什么用处。
B.《黄帝书》和《老子》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句,但许多名词的解释只见于《老子》而不见于《黄帝书》,所以《老子》成书应该早于《黄帝书》。
C..陈鼓应曾撰写《老学先于孔学》一文,指出《论语》中多有受到《老子》影响之处,其目的是证明《老子》一书的产生比《论语》早。
D.《老子》有“以德报怨”之说,所以“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句应该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并且是对《老子》的批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对于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本文采用了两个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即不但有古书上的材料,还加上了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从而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B.道家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乙本是“黄”、“老”合抄之本,这证明在西汉初年黄老学派已经形成。
C.申不害、慎到、韩非都学过黄老之术,他们著作的语句与《黄帝书》也多有相同相似,可见这三人的引用阐发,与《黄帝书》后来享有崇高地位极有关系。
D.《论语》引用老子“无为而治”等意见,并加以阐发,这不但证明老子年长于孔子,大概也能印证史书上孔子曾经问学于老子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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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遗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黄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无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1.下列关于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钱穆说过:如果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不同,那么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联系和发展就无法弄清楚,《老子》和道家的源流、派别也无从谈起。
B.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就有不同说法。清代汪中作《老子考异》以后,学者们更加纷争不已。
C.以前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本身就被指为伪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虽然年代确凿无疑,但是成书太晚,也无济于事。
D.近年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大量出土,给学术界提供了许多纸上材料以外的东西,这使得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黄帝书》和《老子》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句,但许多名词的解释只见于《老子》而不见于《黄帝书》,所以《老子》成书应该早于《黄帝书》。
B.虽然从字体和避讳来看,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甲本和乙本的抄写年代可以大致确认,但这对于老子的著作年代的推定没什么用处。
C.《老子》有“以德报怨”之说,所以“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句应该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并且是对《老子》的批评。
D.陈鼓应曾撰写《老学先于孔学》一文,指出《论语》中多有受到《老子》影响之处,其目的是证明《老子》一书的产生比《论语》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道家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乙本是“黄”、“老”合抄之本,这证明在西汉初年黄老学派已经形成。
B.申不害、慎到、韩非都学过黄老之术,他们著作的语句与《黄帝书》也多有相同相似,可见这三人的引用阐发,与《黄帝书》后来享有崇高地位极有关系。
C.对于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本文采用了两方面证据来证明,即不但有古书上的材料,还加上了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从而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D.《论语》引用老子“无为而治”等意见,并加以阐发,这不但证明老子年长于孔子,大概也能印证史书上孔子曾经问学于老子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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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问题。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遗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黄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无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1.下列关于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2分)
A.钱穆说过:如果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不明,那么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联系和发展就无法弄清楚,《老子》和道家的源流、派别也无从谈起。
B.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就有不同说法。清代汪中作《老子考异》以后,学者们更加纷争不已。
C.以前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本身就被指为伪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虽然年代确凿无疑,但是成书太晚,也无济于事。
D.近年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大量出土,给学术界提供了许多纸上材料以外的东西,这使得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2分)
A.《黄帝书》和《老子》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句,但许多名词的解释只见于《老子?而不见于《黄帝书》,所以《老子》成书应该早于《黄帝书》。
B.虽然从字体和避讳来看,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甲本和乙本的抄写年代可以大致确认,但这对于老子的著作年代的推定没什么用处。
C.陈鼓应曾撰写《老学先于孔学》一文,指出《论语》中多有受到《老子》影响之处,其目的是证明《老子》一书的产生比《论语》早。
D.《老子》有“以德报怨”之说,所以“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句应该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并且是对《老子》的批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道家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乙本是“黄”、“老”合抄之本,这证明在西汉初年黄老学派已经形成。
B.对于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本文采用了两方面证据来证明,即不但有古书上的材料,还加上了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从而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C.申不害、慎到、韩非都学过黄老之术,他们著作的语句与《黄帝书》也多有相同相似,可见这三人的引用阐发,与《黄帝书》后来享有崇高地位极有关系。
D.《论语》引用老子“无为而治”等意见,并加以阐发,这不但证明老子年长于孔子,大概也能印证史书上孔子曾经问学于老子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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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之末品——民间书信
赵宪章
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前者面对知己任少卿,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
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
“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它不需要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从而为民间书信进入文学世界开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证。
包括情书、家书等一切民间私人书信具备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说”的文体形式,所诉说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是私密的。这也是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之所以动人和诱人之处,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就此而言,现代电信、E-mail和网络对话只延续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作为“私语真情”的文体属性已经稀释或隐退。书信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说“不可(与他人)言说之说”。而“说不可说之说”恰恰就是文学的言说,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当然,书信的言说同文学的言说尽管都是“说不可说之说”,但是并非意味着可以将二者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书信也就具备了不同于文学的文学魅力:它以现实的私密性诱发了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以其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真实赢得了类似于文学的动情力。
当然,书信的“艺术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成因,诸如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信封和邮票的艺术设计等,甚至包括整个邮政事务在内的传递活动,都包含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这些因素和趣味显然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是书信的艺术性之所在。但是毫无疑问,在书信的所有艺术性因素中,“私语真情”是其最具文学诱惑力的内在成因。
(节选自《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有删改)
1.下列关于《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将阐发《史记》写作动因和宗旨作为它们的共同主题。
B.《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文体性质上的不同,可视为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
C.《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的差别在于“李陵之祸”的表述。
D.《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自述家世及阅历,以交代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
2.下列对“私语真情”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私语真情”是民间书信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文学史接纳民间书信的重要原因。
B.“私语真情”是书信文体“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原因在于书信具有个人化和情感性这一文学属性。
C.“私语真情”往往不能外言,有私密性,这种特点使得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有了动人和诱人之处。
D.“私语真情”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不像宏大叙事作品有时需要借助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书信在秦汉之后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进入文学世界,就现存文献来看,应当发端于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B.一切民间书信的言说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它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
C.“说不可说之说”是书信的言说特点,也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但两者并非可以将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
D.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设计等都包含着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的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也是书信的艺术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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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各题。
焦德裕,字宽父,其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遂为雄州人。父用,仕金,由束鹿令升千户,守雄州北门。太祖兵至,州人开南门降,用犹力战,遂生获之。帝以其忠壮,释不杀,复旧官。徇地山东,未尝妄杀一人。年六十二卒,后以德裕贵,追赠中书左丞,封恒山郡公,谥正毅。德裕通《左氏春秋》,少拳勇善射,从其舅解昌军中。金将武仙杀真定守史天倪,仙既败走,其党赵贵、王显、齐福等保仙故垒,数侵掠太行。太宗择廷臣有才辩者往招之,杨惟中以德裕荐。遂使真定,降齐福,擒赵贵,王显亡走,德裕追射杀之,其地悉平。诏赐井陉北障城田。中统三年,李璮平,世祖命德裕曲赦益都。宋臣夏贵围宣抚使张庭瑞于虎啸山,实薪土塞水源,人无从得饮。帅府檄德裕援之。德裕夜薄贵营,令卒各持三炬,贵惊走,追及鹅溪,馘千人,获马畜兵仗万计。升京畿漕运使。
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南征,授佥行中书省事。遂从下安庆。至镇江,焦山寺主僧诱居民叛,丞相阿术既诛其魁,欲尽坑其徒,德裕谏止之。命德裕先入城抚定。宋平,赐予有加。奉旨求异人异书。平章阿合马谮丞相伯颜杀丁家洲降卒事,奏以德裕为中书参政,欲假一言证成之,德裕辞不拜。久之,得签行省事。十四年改淮东宣慰使淮西贼保司空山檄淮东四郡守为应元帅帖哥逻得其檄即械郡守许定国等四人使承反状将籍其家。德裕言:“四人者,皆新降将,天子既宠绥之,有地有民,盈所望矣,方誓报效,安有他觊。奈何以疑似杀四守,宁知非反间耶?”尽复其官拜福建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九。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恒国公,谥中肃。
(节选自《元史.焦德裕传》,有删改)
1.下列对文中画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十四年/改淮东宣慰使/淮西贼保司空山/檄淮东四郡守为应/元帅帖哥逻得其檄/即械郡守许定国等/四人使承反状/将籍其家
B. 十四年/改淮东宣慰使/淮西贼保司空山/檄淮东四郡守为应/元帅帖哥逻得其檄/即械郡守许定国等四人/使承反状/将籍其家
C. 十四年/改淮东宣慰使淮西/贼保司空山/檄淮东四郡守为应/元帅帖哥逻得其檄/即械郡守许定国等四人/使承反状/将籍其家
D. 十四年/改淮东宣慰使淮西/贼保司空山/檄淮东四郡守为应/元帅帖哥逻得其檄/即械郡守许定国等/四人使承反状/将籍其家
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谥,即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平行为给予的称号,用以褒贬善恶,是对死者生前事迹和品德的概括。
B. 曲赦,古代赦令的一种,属于特赦,是指独赦一地、两地或多地的赦令,而不是普赦天下。
C. 《左氏春秋》,又称《左传》《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纪传体史书。
D. 行中书省,民间简称“行省”,是从元朝开始实施的直属中央政府管辖的一级行政区,是现在“省”的雏形。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焦德裕出身官宦之家,勇猛善射,还通晓《左氏春秋》。其远祖焦赞曾镇守瓦桥关,父亲焦用曾任金朝千户,驻守雄州北门。
B. 焦德裕富有辩才,不辱使命。金将武仙败走后,其余党依旧作乱。经人举荐,朝廷派焦德裕前往,他先后击败齐福,生擒赵贵,射杀王显,使真定得到平定。
C. 焦德裕善于用兵。张庭瑞被夏贵围困在虎啸山,焦德裕率军救援,夜间直逼敌军大营,让每位士兵手拿三个火把,惊走敌人,后趁势追杀,斩获极多。
D. 焦德裕为人正直,不为利诱。阿合马以丁家洲降卒被杀一事诬告丞相伯颜,并以举荐焦德裕为中书参政为条件,想得到焦德裕的证词以证实对伯颜的诬告,焦德裕推辞不受。
4.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帝以其忠壮,释不杀,复旧官。
(2)丞相阿术既诛其魁,欲尽坑其徒,德裕谏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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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八卦研究”别亵渎了学术 刘庆传
原以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会是个特例,却没想到远非如此:“司马相如骗钱,骗色,骗婚,还包二奶”、“徐霞客风流遍于足下”、“杨贵妃身高164厘米,体重69公斤”、“南京明城墙外廓是朱元璋的脸”、“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婚外情”等,去年以来,各种惊世骇俗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这几天又有人宣称:“李清照虽然长得漂亮也有才,但好赌,好酒,好色。”看来,很有必要对如此“学术”来一声棒喝。
人们常把追逐明星隐私、热衷名人琐事的报道记者称为“狗仔队”,称呼中充满了不屑。研究历史人物不去关心人家的成就、思想和贡献,不去关心那些尚待研究和厘清的重大问题,却对历史人物的婚恋隐私、细枝末节、吃喝拉撒兴味盎然,乐此不疲,这是一种放弃学者操守、放弃学术品格的“学术狗仔”行为。学术研究只关心“八卦”、“花边”,折射的是学者学术品位的下滑和学术趣味的低级。这样的“学术狗仔”多了,是学术界的尴尬和不幸。对于把“八卦”当学术来“钻研”的学者,人们不禁要奉劝一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适逢社会转轨之际,需要、值得学者们去研究并解决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多如牛毛,研究点什么不比研究这些好?
退而求其次。也许人各有志,也许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接纳学者去追逐古人的“边角八卦”,不强求所有学者都去研究重大问题。即便如此,既然冠名“学术”,就该拿出个学术的样子,遵循学术的准则:仅凭李白好酒、好斗、好武,就断言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仅凭李清照爱打麻将就断言她是赌棍,写了26首涉酒诗就推定她是酒鬼,写了一句“今夜纱厨枕簟凉”,就认定她是色鬼;仅凭瑶姬给大禹送过“红宝书”(丹玉之书)就说大禹有婚外情,这种结论下得是否也太过武断?按这种思维,中华历史将新增多少古惑仔、赌棍、色鬼、酒鬼及婚外情?纵观“八卦学术”,“也许”、“可能”、“大概”充斥其中,“戏说”、“大话”、“恶搞”极尽其能,又哪有学术研究科学、严肃、严谨的影子?如果这类“八卦学术”也能位列学术,岂不是对学术的亵渎和辱没?
学术是社会的标杆,学者是社会的良心。学者的思想、操守和道德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航向和榜样,每当社会误入低俗、浮躁的歧途,学者的呐喊和力挽狂澜是社会走出泥淖的希望。遗憾的是,一些学者非但没有树立标杆,反而一味媚俗,迎合大众对八卦隐私的“低级趣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追逐名利,为了吸引眼球,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不择手段,大肆炒作,大抖“包袱”,“八卦研究”透出的浮躁、铜臭、名利熏心,别说为正直学者所不耻,即便是普通公众,也羞于为之。这种学者越多,人们对学者的印象就越打折扣,这种“学术”影响越大,对学术的清誉破坏就越重。对于这种学者,应该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学术的尊严,才能保护学者的形象,还学者和学术一个本来的面貌。
(选自2008年4月15日《扬子晚报》,有改动)
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
A.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很多问题需要学者们去研究并解决,因此,有人热衷于“八卦研究”也情有可原。
B.既不要求学者都去研究重大问题,也不反对学者追逐“八卦”、“花边”研究,这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表现。
C.如果将只关心古人的“八卦”、“花边”的研究位列于学术,就是对学术的亵渎和辱没,有损学术的清誉。
D.这些“八卦研究”虽然冠以学术之名,但毫无意义,而且会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问题无人问津。
E.加强学者的自身修养,去除功利思想,维护学术的尊严,保护学者的形象,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正确之道。
2.下列有关“八卦研究”的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
A.“八卦研究”总是喜欢关注历史人物的婚恋隐私、细枝末节、吃喝拉撒等。
B.“八卦研究”是一种放弃学者操守、学术品位低下、让人不屑的低俗行为。
C.“八卦研究”中充斥着“也许”、“可能”、“大概”等词语,无视学术准则。
D.“八卦研究”为迎合大众而哗众取宠,是社会误入低俗浮躁歧途的主要根源。
3.作者认为学术和学者的本来面目应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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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的题。
李德裕,字文饶。少力于学,既冠,卓荦有大节。不喜与诸生试有司,以荫补校书郎。河东张弘靖辟为掌书记。府罢,召拜监察御史。时亳州浮屠诡言水可愈疾,号曰“圣水”,转相流闻,南方之人,率十户僦一人使往汲。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转鬻于道,互相欺訹,往者日数十百人。德裕严勒津逻捕绝之。逾年,徙剑南西川。蜀人多鬻女为人妾,德裕为著科约:凡十三而上,执三年劳;下者,五岁;及期则归之父母。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大变。帝尝疑杨嗣复、李珏顾望不忠,遣使杀之。德裕知帝性刚而果于断,即率三宰相见延英,呜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诛大臣未尝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无异时恨使二人罪恶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许,德裕伏不起。帝曰:“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谏官论争,虽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还使者,嗣复等乃免。寻册拜司空。又尝谓:“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乃请罢郡县吏凡二千余员,衣冠去者皆怨。时天下已平,数上疏乞骸骨,皆不许。当国凡六年,方用兵时,决策制胜,它相无与,故威名独重于时。德裕性孤峭,明辩有风采,善为文章。虽至大位,犹不去书。其谋议援古为质,常以经纶天下自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中兴。
(节选自《新唐书·李德裕传》)
1.对下列句子中划线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取者益它汲 益:添加
B.德裕严勒津逻捕绝之 勒:逼迫
C.德裕为著科约 著:明确规定
D.执三年劳 执:从事,做
2.对文中划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昔太宗德宗诛大臣/未尝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无异时恨/使二人罪恶暴著天下/共疾之
B.昔太宗德宗诛/大臣未尝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无异时恨/使二人罪恶暴著天下/共疾之
C.昔太宗德宗诛大臣/未尝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无异时恨/使二人罪恶暴著/天下共疾之
D.昔太宗德宗诛/大臣未尝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无异时/恨使二人罪恶暴著/天下共疾之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李德裕有个性,为官不为谣言所惑。他成年后,不参加科举考试,凭借祖先的功勋循例补官;在对待“圣水”可以治病一事上,他予以严禁。
B.李德裕为官注重改变不良习俗。蜀地人大多卖女儿给人家做妾,他制定法令加以改变;佛寺大量占有土地,他将占有的土地归还给农民。
C.李德裕敢于直言劝谏,得到了皇上的认可。皇上怀疑杨嗣复、李珏对自己不忠,在李德裕的含泪劝谏下,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赦免了二人。
D.李德裕为国力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他为了“省吏”,请求罢免了很多郡县的官吏;他任宰相共六年,用兵之时做出决策,其他宰相都没有参与。
4.把文中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
(2)其谋议援古为质,常以经纶天下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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