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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王国维治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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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例如,他研究戏曲,便要结合文献资料、各地戏曲样本等“器”,来深入研究其发展规律以及探明其前因后果。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一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对国故、旧史都有研究和创新。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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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作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作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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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王国维治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王国维道器合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幸批评旧史学的养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 水发表《81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 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室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 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趙, 输入学理,整理®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 “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 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 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唪史诗二十首》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视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度将倾、内忧外 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 其独立之位里”,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 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其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 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表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 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 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黹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 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藉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 段,对于令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城,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 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 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A.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老派文人与以张煊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展开激烈交锋。
B.王国维治学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王国维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追求道器结合,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 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完全超越了今天的“古史研究”。
E.在治学方面,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在曲学方面,钱博先生认为后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王国维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源于他的哪些治学品质?结合文聿简要分析。
3.你如何理解“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 代中国的‘三闾大夫’”?
4.结合文章,谈谈你对“道”、“器”的理解,并说说“道”“器”关系对你的学习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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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通行的说法,国学是一个相对于西学的概念,指中国本土固有之学术。早期的国学倡导者主要侧重传统的经史诸子之学,如章太炎认为国学内容包括诸子、文史、制度、内典、宋明理学、中国历史六个方面,其代表作《国故论衡》三卷,分论小学、文学、诸子。这可以说代表了上世纪初人们对国学的认识。上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应《清华周刊》之邀,分别开列出国学“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各190种,涵盖了思想史、文学史、社会史以
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诸多方面,且不以古人著述为限。
梁、胡二人所开书目虽然繁多,但古典文论书目几乎阙如,只有梁启超在190种必读书目的“随意涉览书类”中列入《文心雕龙》《苕溪渔隐丛话》《词苑丛谈》《剧说》数种,并不将其视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也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如前所述,古典文论在传统的图书分类中只是以“诗文评”的名目附录于集部,因此在列出的各家文集中实已包含了古典文论的成分;另一方面,诸子、史传中同样也体现了古人的文学思想,只是混杂在有关哲学、伦理、史学的论述中,未能独立出来而已。而从主观方面来说,中国古典文论学科意识尚未形成,更是导致上述状况的重要缘由。以是之故,尽管在梁、胡之后,仍有不少学人继续开出国学书目,编辑出版国学丛书,但古典文论方面的典籍同样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即使到了90年代初国学复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著名学者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时,仍是沿袭传统的理念,只不过加入了自然科学的内容。在第一批20本书目中,我们甚至看
不到文学的影子。
不过,随着国学内涵的具体化,中国古典文论终于被明确纳入国学的范畴。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其约稿范围涵盖了文学史、文字学、文献学、社会史、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等共27个门类,“古典文论”为其中之一。此后,中国古典文论典籍开始进入国学丛书。如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的《国学入门丛书》12种中收入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推出《国学备览》电子版,共81部古籍,其中属于古典文论有5部(《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
《六一诗话》《人间词话》)。
尽管所占比重并不算大,但是应该看到,古典文论在整个国学体系中的确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从实际的情况看,中国古典文论并不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是跨越了经史子集,也就是说,在传统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中都有古典文论的因子。譬如经学中的《周易》学、《诗经》学,史学中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诸子学中的《论语》《孟子》《庄子》等,都包含了不少古典文论的内容。集部就更不用说了。其次,从知识构成系统看,古典文论正处在一个中间环节——它是古人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古人哲学、美学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显现。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古典文论一头连着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头连着文学以外的其他古典艺术,尤其是音乐、绘画、戏曲。由此说来,古典文论的这种特殊性一方面使得它在国学体系中常常被边缘化,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跨界性,古典文论又为普通人了解国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古典文论入手,向上可以深入体悟古典美学、哲学,向下可以具体赏析古典诗词文赋,更可以左右拓展
,旁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2010年5月26日期,张海明《中国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国学是一个相对于西学的概念,指中国本土固有之学术,章太炎的观点代表上世纪初人们对国学的认识。 |
B.从章太灸的著作《国故论衡》可以看到早期的国学倡导者对国学的认识,即侧重传统的经史诸子之学。 |
C.梁启超、胡适分别开列出国学“最低限度”必渎书目各190种,种类繁多,涵盖很广,但并不将古典文论视为国学的主要内容。 |
D.上世纪20年代初,古典文论学科意识尚未形成,这是名家开列的国学必读书目中没有将其纳入国学范畴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古典文论在名家开出的国学必读书目中未能得到关注,原因就是传统的图书分类中,古 |
B.上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国学复兴,国学内涵的具体化,中国古典文论终于被明确纳入 |
C.古典文论在整个国学体系中所占比重并不算大,但的确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其表现是多 |
D.古典文论从知识构成系统看,它既是古人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古人哲学、美学 |
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显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典文论一头连着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头连着文学以外的其他古典艺术的特殊性使得它在国学体系中常常被边缘化。 |
B.古人的文学思想在诸子、史传中也有体现,只是混杂在有关哲学、伦理、史学的论述中,未能独立出来,梁启超、胡适不将古典文论视为国学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客观原因之一。 |
C.传统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中都有古典文论的因子,这些跨越了经史子集的古典文论,就是国学内涵的具体化,在整个国学体系中占有一个特珠的位置。 |
D.从古典文论入手,纵向可以探入体悟古典美学、哲学,可以具体赏析古典诗词文赋,亦可横向拓展,旁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这为普通人了解国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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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1.下列各项中,不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轻精神价值”严重弱点的一项是( )
A.北大历史上为正宗的北大传统正名的往事没有人提起。
B.张之洞拟定的章程,唯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
C.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D.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
2.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依据的一项是( )
A.王国维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
B.王国维对1903年清政府批准的轻精神价值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指导方针《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C.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中国最缺少的属于纯粹的哲学的西方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
D.王国维认为,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
3.下列表述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而王国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B.王国维认为,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这又是中国最缺少的,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C.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而是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
D.王国维认为,纯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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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1.下列各项中,不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轻精神价值”严重弱点的一项是( )
A.北大历史上为正宗的北大传统正名的往事没有人提起。
B.张之洞拟定的章程,唯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
C.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D.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
2.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依据的一项是( )
A.王国维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
B.王国维对1903年清政府批准的轻精神价值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指导方针《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C.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中国最缺少的属于纯粹的哲学的西方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
D.王国维认为,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
3.下列表述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而王国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B.王国维认为,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这又是中国最缺少的,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C.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而是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
D.王国维认为,纯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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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1.下列各项中,不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轻精神价值”严重弱点的一项是( )
A.北大历史上为正宗的北大传统正名的往事没有人提起。
B.张之洞拟定的章程,唯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
C.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D.在20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
2.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依据的一项是( )
A.王国维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
B.王国维对1903年清政府批准的轻精神价值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指导方针《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C.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中国最缺少的属于纯粹的哲学的西方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
D.王国维认为,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
3.下列表述中,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而王国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B.王国维认为,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这又是中国最缺少的,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C.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而是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
D.王国维认为,纯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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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乡村,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职思其居”“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我们就能感受到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
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原来的“革命理想”却被“享乐主义”所取代。 “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失了“根”的记忆;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选自《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有删节)
1.下列关于乡绅在乡村文化中的影响的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乡绅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地了解。
B.乡绅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乡村后辈学子奋发向上,使乡村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人才大循环。
C.乡绅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指导和提升了乡村文化,增强了乡村的凝聚力。
D.乡绅在乡村承担着文化传承、教化民众的责任,是乡村的文化领袖,引领一方的社会发展。
2.下列关于中国乡村的变化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现代乡村虽有传统的延续,却没有了乡村的风雅,乡绅群体在乡村的消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B.中国乡村曾经是人才生长的沃壤,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的功能。
C.传统的中国乡村,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都充满了温情和诗意的祥和。
D.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中的优秀人才逐渐流向城市,乡村也逐渐变成文化沙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与古代的 “耕读传家”“地接芳邻”之类的门楣题字的风雅相比,现代新农村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之类的精美匾额显得肤浅庸俗,功利色彩很浓。
B.“叶落归根”曾经是宦游他乡的游子颠扑不破的信念,但随着乡绅群体向城市的流动,这一观念在现代乡村已经荡然无存。
C.中国文化植根于乡村,乡绅的大量流向城市,将使乡村失去“灵魂”,使中国文化面临凋败甚至消亡的危险。
D.近代以来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抛弃了传统文化价值的观念,缺少中国传统乡绅的社会担当精神,终被人作为垃圾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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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礼仪本身是一种文化,是文化就有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借鉴与融合。随着世界全球化不断加快,在经济、文化高速碰撞融合的大背景下,大量西方文化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礼仪也不断受到西方礼仪的冲击。如何保护中华民族传统礼仪并去其糟粕,与西方礼仪进行合理有效地融合,成为人们不断探讨和思考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西礼仪必会互相渗透,不断发展。
礼仪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在中西礼仪的融合中,国人未免盲目热衷于西方,不自觉陷入两个误区。其一是拿西方的礼仪取代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比如在青年中,举行外国式婚礼、过西方节日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倾向。对西洋礼仪只是作为民俗知识了解一下无可厚非,如果趋之若鹜,就失去了民族的自尊,本民族的传统礼仪也会被淹没。其二是把礼仪教育的重点集中在操作层面,比如鞠躬要弯多少度,握手要停几秒钟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讲,但如果只做表面文章,礼仪就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
不可否认,当今国际通行的礼仪基本上是西方礼仪。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的实力强大,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人价值观的统一,在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这一切与基督教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因为礼仪是宗教的重要活动方式,由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西方人从小就接受这种礼仪的教育与熏陶,使得礼仪能够自然地表现在人的行为之中。精神与物质、政治与文化的高度契合,使得人们获得高度的自信与优越感。正是西方人的自信与优越感赋予了西方文化强大的感染力,使其礼仪文化被视为世界标准。对照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状况,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是明显的。
中西方礼仪文化的融合,在我们今日中国,更多的还是借鉴西方。无论是借鉴西方的礼仪,或者是我们自创一套自己的礼仪系统,这在形式上都不难。难的是我们也能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我们借鉴西方礼仪,不仅仅要借鉴它的形式,更应借鉴其内在灵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和优越感,才能确立我们的感染力。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实力的复兴,更是一种文化的复兴。只有别人也认同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礼仪文化施行于世界。
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一个礼仪缺乏的社会,往往是不成熟的社会。而一个礼仪标准不太统一甚至互相矛盾的社会,往往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礼仪,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创建和谐社会,必须先从礼仪开始。中国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物质、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急迫地需要一套完整而合理的价值观来进行统一。而礼仪文化无疑是这种统一的“先行军”,只有认清中西礼仪文化的差异,将二者合理有效地融合,方能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体系,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文化纵横》2013年2月)
1.关于礼仪文化,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大量西方文化涌进,西方礼仪文化不断冲击并促使中国的礼仪文化进入了一个纵向传承与横向融合的最快时期。
B.强大的实力、西方人价值观的统一及其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使得西方礼仪基本可通行当今国际。
C.我们民族的礼仪文化没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与西方的差距难以弥补,是因为我们民族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
D.礼仪是社会文明最全面的表现方式,一个社会如果礼仪标准不太统一甚至互相矛盾,就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
2.对中西方礼仪的差异与融合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们不断探讨和思考保护中国传统礼仪及与西方礼仪进行合理有效地融合的话题,认识到二者必会互相渗透、不断发展的人越来越多。
B.拿西方礼仪取代我们的传统礼仪和把礼仪教育的重点集中在操作层面,是中西礼仪融合过程中国人盲目热衷于西方而陷入的两个误区。
C.当前中国在中西方礼仪文化的融合中体现更多的是借鉴西方,我们借鉴其形式容易,从形式上自创一套自己的礼仪系统也不难。
D.当前,中国已经能够认清中西礼仪文化的差异并将二者有效融合,建立适合本民族的礼仪文化体系、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指日可待。
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当前部分青年举行外国式婚礼,过西方节日,这些青年丧失了民族自尊,淹没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
B.礼仪文化是社会文明的基础,最具民族代表性,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复兴,更是实力的复兴。
C.我们要想建立起自信和优越感,确立我们的感染力,不仅要借鉴西方礼仪的形式,更要借鉴其内在灵魂。
D.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任重道远,只有别人认同了我们的礼仪文化,我们的礼仪文化才能真正施行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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