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后代讨论侠的时候,主要根据(依据)的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段话。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销声匿迹)。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救济)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的心理基础。
侠由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中,其特征中的积极方面,也就是符合主流意识需要的元素,可以理解为武侠精神的体现,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 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战国末期武侠产生起,知恩必报就已成为侠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受人恩惠,无论多少,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要加倍回报,如果无以为报就要杀身成仁,以死来报答知遇之恩,这是侠最初产生之时所秉持的信条,后来这一信条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大众,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一条伦理道德。
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已成为侠最根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侠者忠于然诺,一言既出,舍命践行,以为立于天地间的信条。
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又说:“千里赡急,不吝其生。”轻生是武侠精神中至为壮烈、震撼人心的因素。这一生死观一反乐生畏死的人之常情,洞达人世,视死如归,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血性洋溢。 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执义为武侠精神的核心。孔子解释,“义者,宜也”。胡适解释“宜就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侠与义往往组合成词也说明义为侠之核心。遇见不平之事他们仗义执言,危难之际他们急公好义。他们行侠不为私利,不单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甘为公义而战,甘为天道授命,凡义之所在,九死不悔。这一条武侠准则是对先前侠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儒家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儒家观念和伦理内容的“忠义”武侠观,如两宋时期武侠豪杰纷纷组织抗辽抗金团体,明朝时期沿海武侠组织抗击倭寇入侵等。这类武侠组织均以反抗异族入侵、捍卫民族利益和荣誉为宗旨。由此,中国武侠精神由单纯的个人或集体恩怨上升到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上,武侠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1.
A. 不管是身处乱世还是治世,遭遇不公的人们都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B. 人们敬佩侠铲除不平、伸张正义,具有的恩、信、勇、义、忠等武侠精神。
C. 侠的形象出“史”人“文”,被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
D. 人们欣赏侠不慕名利,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独立不羁、自由放达的气质。
2.
A.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表明他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对战国末期儒家和游侠持批判态度。
B. 司马迁在褒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识大体、明大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行有不轨于正义”,这表现了他“妍媸毕露”的实录精神。
C. 在封建社会,因为游侠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生杀,挑战政府的法律,所以会遭到政权稳定的政府的戕害。
D. 老百姓在乱世被欺侮、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治世,遭受冤屈,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这些是侠世世相传的心理基础。
3.
A. 在封建社会,社会有不公现象和老百姓希望被拯救的心理,是游侠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土壤。
B. 因为汉景帝在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后就开始大量杀戮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C. 鲁智深虽和金氏父女素昧平生,但他“路见不平一声吼”,拳打镇关西,除暴安良,他是游侠在文学作品中的身影。
D. “武侠精神”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大侠的身影仍可能出现在今后的影视作品或小说中。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后代讨论侠的时候,主要根据(依据)的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段话。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销声匿迹)。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救济)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的心理基础。
侠由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中,其特征中的积极方面,也就是符合主流意识需要的元素,可以理解为武侠精神的体现,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 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战国末期武侠产生起,知恩必报就已成为侠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受人恩惠,无论多少,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要加倍回报,如果无以为报就要杀身成仁,以死来报答知遇之恩,这是侠最初产生之时所秉持的信条,后来这一信条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大众,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一条伦理道德。
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已成为侠最根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侠者忠于然诺,一言既出,舍命践行,以为立于天地间的信条。
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又说:“千里赡急,不吝其生。”轻生是武侠精神中至为壮烈、震撼人心的因素。这一生死观一反乐生畏死的人之常情,洞达人世,视死如归,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血性洋溢。 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执义为武侠精神的核心。孔子解释,“义者,宜也”。胡适解释“宜就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侠与义往往组合成词也说明义为侠之核心。遇见不平之事他们仗义执言,危难之际他们急公好义。他们行侠不为私利,不单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甘为公义而战,甘为天道授命,凡义之所在,九死不悔。这一条武侠准则是对先前侠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儒家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儒家观念和伦理内容的“忠义”武侠观,如两宋时期武侠豪杰纷纷组织抗辽抗金团体,明朝时期沿海武侠组织抗击倭寇入侵等。这类武侠组织均以反抗异族入侵、捍卫民族利益和荣誉为宗旨。由此,中国武侠精神由单纯的个人或集体恩怨上升到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上,武侠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1.
A. 不管是身处乱世还是治世,遭遇不公的人们都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B. 人们敬佩侠铲除不平、伸张正义,具有的恩、信、勇、义、忠等武侠精神。
C. 侠的形象出“史”人“文”,被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
D. 人们欣赏侠不慕名利,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独立不羁、自由放达的气质。
2.
A.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表明他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对战国末期儒家和游侠持批判态度。
B. 司马迁在褒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识大体、明大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行有不轨于正义”,这表现了他“妍媸毕露”的实录精神。
C. 在封建社会,因为游侠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生杀,挑战政府的法律,所以会遭到政权稳定的政府的戕害。
D. 老百姓在乱世被欺侮、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治世,遭受冤屈,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这些是侠世世相传的心理基础。
3.
A. 在封建社会,社会有不公现象和老百姓希望被拯救的心理,是游侠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土壤。
B. 因为汉景帝在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后就开始大量杀戮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C. 鲁智深虽和金氏父女素昧平生,但他“路见不平一声吼”,拳打镇关西,除暴安良,他是游侠在文学作品中的身影。
D. “武侠精神”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大侠的身影仍可能出现在今后的影视作品或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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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后代讨论侠的时候,主要根据(依据)的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段话。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销声匿迹)。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救济)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的心理基础。
侠由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中,其特征中的积极方面,也就是符合主流意识需要的元素,可以理解为武侠精神的体现,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 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战国末期武侠产生起,知恩必报就已成为侠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受人恩惠,无论多少,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要加倍回报,如果无以为报就要杀身成仁,以死来报答知遇之恩,这是侠最初产生之时所秉持的信条,后来这一信条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大众,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一条伦理道德。
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已成为侠最根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侠者忠于然诺,一言既出,舍命践行,以为立于天地间的信条。
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又说:“千里赡急,不吝其生。”轻生是武侠精神中至为壮烈、震撼人心的因素。这一生死观一反乐生畏死的人之常情,洞达人世,视死如归,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血性洋溢。
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执义为武侠精神的核心。孔子解释,“义者,宜也”。胡适解释“宜就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侠与义往往组合成词也说明义为侠之核心。遇见不平之事他们仗义执言,危难之际他们急公好义。他们行侠不为私利,不单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甘为公义而战,甘为天道授命,凡义之所在,九死不悔。这一条武侠准则是对先前侠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儒家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儒家观念和伦理内容的“忠义”武侠观,如两宋时期武侠豪杰纷纷组织抗辽抗金团体,明朝时期沿海武侠组织抗击倭寇入侵等。这类武侠组织均以反抗异族入侵、捍卫民族利益和荣誉为宗旨。由此,中国武侠精神由单纯的个人或集体恩怨上升到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上,武侠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人们喜欢侠的原因的一项是( )
A.不管是身处乱世还是治世,遭遇不公的人们都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B.人们敬佩侠铲除不平、伸张正义,具有的恩、信、勇、义、忠等武侠精神。
C.侠的形象出“史”入“文”,被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
D.人们欣赏侠不慕名利,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独立不羁、自由放达的气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表明他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对战国末期儒家和游侠持批判态度。
B.司马迁在褒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识大体、明大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行有不轨于正义”,这表现了他“妍媸毕露”的实录精神。
C.在封建社会,因为游侠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生杀,挑战政府的法律,所以会遭到政权稳定的政府的戕害。
D.老百姓在乱世被欺侮、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治世,遭受冤屈,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这些是侠世世相传的心理基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封建社会,社会有不公现象和老百姓希望被拯救的心理,是游侠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土壤。
B.因为汉景帝在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后就开始大量杀戮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C.鲁智深虽和金氏父女素昧平生,但他“路见不平一声吼”,拳打镇关西,除暴安良,他是游侠在文学作品中的身影。
D.“武侠精神”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大侠的身影仍可能出现在今后的影视作品或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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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后代讨论侠的时候,主要根据(依据)的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段话。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销声匿迹)。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救济)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的心理基础。
侠由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中,其特征中的积极方面,也就是符合主流意识需要的元素,可以理解为武侠精神的体现,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 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战国末期武侠产生起,知恩必报就已成为侠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受人恩惠,无论多少,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要加倍回报,如果无以为报就要杀身成仁,以死来报答知遇之恩,这是侠最初产生之时所秉持的信条,后来这一信条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大众,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一条伦理道德。
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已成为侠最根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侠者忠于然诺,一言既出,舍命践行,以为立于天地间的信条。
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又说:“千里赡急,不吝其生。”轻生是武侠精神中至为壮烈、震撼人心的因素。这一生死观一反乐生畏死的人之常情,洞达人世,视死如归,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血性洋溢。
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执义为武侠精神的核心。孔子解释,“义者,宜也”。胡适解释“宜就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侠与义往往组合成词也说明义为侠之核心。遇见不平之事他们仗义执言,危难之际他们急公好义。他们行侠不为私利,不单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甘为公义而战,甘为天道授命,凡义之所在,九死不悔。这一条武侠准则是对先前侠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儒家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儒家观念和伦理内容的“忠义”武侠观,如两宋时期武侠豪杰纷纷组织抗辽抗金团体,明朝时期沿海武侠组织抗击倭寇入侵等。这类武侠组织均以反抗异族入侵、捍卫民族利益和荣誉为宗旨。由此,中国武侠精神由单纯的个人或集体恩怨上升到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上,武侠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人们喜欢侠的原因的一项是( )
A.不管是身处乱世还是治世,遭遇不公的人们都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B.人们敬佩侠铲除不平、伸张正义,具有的恩、信、勇、义、忠等武侠精神。
C.侠的形象出“史”入“文”,被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
D.人们欣赏侠不慕名利,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独立不羁、自由放达的气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表明他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对战国末期儒家和游侠持批判态度。
B.司马迁在褒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识大体、明大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行有不轨于正义”,这表现了他“妍媸毕露”的实录精神。
C.在封建社会,因为游侠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生杀,挑战政府的法律,所以会遭到政权稳定的政府的戕害。
D.老百姓在乱世被欺侮、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治世,遭受冤屈,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这些是侠世世相传的心理基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封建社会,社会有不公现象和老百姓希望被拯救的心理,是游侠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土壤。
B.因为汉景帝在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后就开始大量杀戮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C.鲁智深虽和金氏父女素昧平生,但他“路见不平一声吼”,拳打镇关西,除暴安良,他是游侠在文学作品中的身影。
D.“武侠精神”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大侠的身影仍可能出现在今后的影视作品或小说中。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人们喜欢侠的原因的一项是
A. 不管是身处乱世还是治世,遭遇不公的人们都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B. 人们敬佩侠铲除不平、伸张正义,具有的恩、信、勇、义、忠等武侠精神。
C. 人们欣赏侠不慕名利,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独立不羁、自由放达的气质。
D. 侠的形象出“史”入“文”,被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老百姓在乱世被欺侮、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治世,遭受冤屈,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这些是侠世世相传的心理基础。
B. 司马迁在褒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识大体、明大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行有不轨于正义”,这表现了他“妍媸毕露”的实录精神。
C. 在封建社会,因为游侠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生杀,挑战政府的法律,所以会遭到政权稳定的政府的戕害。
D. 作者在文中引用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意在表明他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对战国末期儒家和游侠持批判态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封建社会,社会有不公现象和老百姓希望被拯救的心理,是游侠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土壤。
B. 鲁智深虽和金氏父女素昧平生,但他“路见不平一声吼”,拳打镇关西,除暴安良,他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典型的游侠形象。
C. 因为汉景帝在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后就开始大量杀戮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D. “武侠精神”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大侠的身影仍可能出现在今后的影视作品或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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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人们喜欢侠的原因的一项是
A. 不管是身处乱世还是治世,遭遇不公的人们都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B. 人们敬佩侠铲除不平、伸张正义,具有的恩、信、勇、义、忠等武侠精神。
C. 人们欣赏侠不慕名利,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独立不羁、自由放达的气质。
D. 侠的形象出“史”入“文”,被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老百姓在乱世被欺侮、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治世,遭受冤屈,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这些是侠世世相传的心理基础。
B. 司马迁在褒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识大体、明大义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行有不轨于正义”,这表现了他“妍媸毕露”的实录精神。
C. 在封建社会,因为游侠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生杀,挑战政府的法律,所以会遭到政权稳定的政府的戕害。
D. 作者在文中引用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意在表明他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对战国末期儒家和游侠持批判态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封建社会,社会有不公现象和老百姓希望被拯救的心理,是游侠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土壤。
B. 鲁智深虽和金氏父女素昧平生,但他“路见不平一声吼”,拳打镇关西,除暴安良,他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典型的游侠形象。
C. 因为汉景帝在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后就开始大量杀戮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D. “武侠精神”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大侠的身影仍可能出现在今后的影视作品或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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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自古便有“侠”。春秋战国时代,豪侠横行,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朝廷对侠客也是“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郭解、朱家、田仲等游侠列传,对“侠”予以正面评价:“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武侠文学起源于先秦史书中的游侠传记,后至唐传奇、宋话本中的剑侠故事,再到明清《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渐成气候。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形成争鸣之势。
中国侠文化与同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存在一种对话关系。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一方面在追寻儒家庙堂文化以求社会公正而遭遇失落后寻求他人拯救,是弱者心态的想象性治愈;另一方面,则期望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在他救与救人之间,人们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更加复杂、矛盾的感情机制——“桃源情结”和“嗜血欲望”,时刻左右互搏。
每一次武侠文化的兴盛,都有其时代必然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金庸、梁羽生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小说产生的语境是相似的,所谓乱世出豪侠,乱世亦出制造豪侠的文学。彼时的香港,社会开放,文化自由,但这一方乐土,同时置身于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及英美等各方之间,各种势力在这里公开共存,暗相角逐。在此社会文化语境下,个性解放、民族融合、无政府主义等现代意识出现在金、梁小说中,迥异于传统武侠文学。
20世纪80年代,新武侠小说进入内地文学市场,受到內地文人群体的追捧,尤其金庸小说,更是从一个通俗小说品种逐渐完成“经典化”蜕变。讽刺的是,伴随着正统文学体系对武侠小说的接纳和认同,它与大众读者的距离却越拉越大。
武侠文化兴于时,亦衰于时。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凸显,个人焦虑感日益加重,导致人们在文化消费品的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娱乐化、轻松化、治愈系。大家哪里还需要打打杀杀的江湖故事?他们还意识到,买房、逼婚、失业等现实问题,“侠”也解决不了,自己埋头苦干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倘若努力后仍归于失败,一些人便放空大脑,麻痹自己,以得到片刻的欢愉和解脱。这时,武侠片显得不合时宜,而能够提供精神按摩的喜剧片、爱情片、青春片便应运而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话语,已成为玄幻、修真、盗墓、穿越。虽有凤歌、王晴川、小椴等网络作家继续武侠小说创作,但难复“金古梁温黄”时代之盛况,不过是“独钓寒江雪”。我们不禁要发问: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武侠文化真的要消亡了吗?如果我们真的不再拥有“英雄梦”,那为什么愿意为好莱坞的各类超级英雄埋单?可能武侠文化需要的不是回潮和固守,而是展望和融合。
(节选自张文琪《金庸之后,武侠文化何处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先秦史书中的游侠传记以及唐传奇、宋话本中的剑侠故事等是武侠文学产生的源头。
B.武侠小说最根本的观念是想象性治愈,是追求社会公正受挫后寻求拯救的弱者心态。
C.新武侠小说受到内地文人群体的追捧,促使金庸小说逐渐完成了“经典化”的蜕变。
D.侠无助于解决买房、失业等现实问题,因此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喜剧片等文化消费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篇举例论证从春秋到西汉对“侠”的评价由负面到正面转变这一观点。
B.文章论述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后,进一步指出人们内心复杂矛盾的感情机制。
C.文章由因及果论述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大众文化心理与武侠文化衰落的关系。
D.文章既论述了武侠文化的兴衰过程,也阐释了其时代性特点,时间脉络清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武侠文化式微,而玄幻、修真、盗墓、穿越等文化话语最终也或将被其他文化话语代替。
B.武侠文化包含武侠小说、武侠片等文艺形态,从武侠片的衰落可以窺见武侠小说的衰落。
C.正统文学体系对新文学的接纳和认同有滞后性,正统文学与大众读者往往有一定的距离。
D.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武侠文化决不能固步自封,展望和融合不失为出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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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学与治疗
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学接受来医病的最早记载,见于枚乘《七发》一文。文章称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之,“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所说七事分别为: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以及要言妙道。前六件事为生理感官的刺激,但对太子疾病并没有起到治疗效果。吴客最后祭出要言妙道的法宝,“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没料到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楚太子“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假如说这只是文学虚构,尚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再来看看正史中的记载。《汉书》中说太子刘奭身体欠安,“苦忽忽善忘,不乐”,于是汉宣帝“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王褒以诵读他人和自己的佳作的方式治好了太子的病,应该信而有征。
陈寿在《三国志》中引《典略》道:“(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虽然是正史,但是《典略》一书却是魏人鱼豢所著的野史,所以《三国志》所引内容难免有误。真实的情况是:陈琳当时正事奉袁绍,写了《为袁绍檄豫州文》,胪列了曹操诸多罪状,痛骂了曹家祖宗三代。曹操当时正患头风病,读后惊出一身冷汗,头风病便好了。陈琳这篇檄文的效果匪夷所思,无愧于“壮有骨鲠”的称誉。
文学接受治疗头风病经过历史积淀便成了一种母题,后来的文人对此多有书写。元稹说:“顿愈头风疾,因吟口号诗。”白居易说:“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毛滂也说过:“多病未须求茗草,此诗浑欲愈头风。”王之望则说:“珠玉忽收千里赠,尘埃顿洗一襟空。病余快觉心情爽,愈却头风耳不聋。”王之望的说法颇为夸张——读了远方寄来的诗歌,胸襟受到荡涤,不仅治好了头风病,甚至连耳聋病也治好了。而贾岛则说:“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这是《投孟郊》一诗中的两句,贾岛称读了孟郊的诗歌之后,百病皆愈,身体康泰。因为诗歌是呈给孟郊的,除了夸张之外,其中的趋承取悦也隐约可见。
当然,对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提出质疑的也不乏其人。唐人李縠有诗道:“岂有头风笔下痊,浪成蛮语向初筵。”李縠的质疑,恰证明诗文治愈头风病业已成为了流行的说法;李縠质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做翻案文章而已。
文学医病,和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关。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经指出,“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被打入疾病王国的另册之后,难免会遭受歧视,而接受文学治疗便可以重返健康,岂不快哉?所以孔子倡导“游于艺”,何尝不是生命通过文艺自救的一种方式。
(作者:朱美禄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0日 16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枚乘《七发》中的记载纯属虚构,《汉书》中王褒以文学治病的方式应该确有其事。
B. 元稹、白居易、王之望等人诗句中的描述,真实反映了文学接受对疾病的疗效。
C. 苏珊·桑塔格认为接受文学治疗可以让人重返健康,免受因疾病带来的歧视。
D. 生命可以通过文艺的形式来完成自我的救赎,孔子所倡导的“游于艺”就是明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篇以枚乘《七发》中的记载为引子来展开话题,显示了文学治疗的作用。
B. 第三段引述《三国志》的事例材料有力证明了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的论述。
C. 本文列举大量史料或诗句旨在论证文学接受可以治愈某些疾病这一基本观点。
D. 对文学治疗的作用,文章先引出话题,再引述史料加以证明,最后分析其原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陈琳的檄文能治愈曹操的头风病虽然是歪打正着,但也体现了文学的治疗作用。
B. 恰恰因为接受文学治疗可以重返健康,所以才有了元稹的“吟口号诗”“愈头风疾”。
C. 贾岛称读了《投孟郊》一诗后百病皆愈,其中除了夸张之外,或许也有奉承的成分。
D. 李縠的质疑,不但想做翻案文章,还客观上证明诗文治愈头风病已成了流行的说法。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关于“隐”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易》。其中《遁》卦“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直接描述了贤者为远避小人而退藏隐居的状态。可见,中国隐逸文化兴起的根源正在于人自保的本能,既然无法战胜又不愿合污,那就只好退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周遭环境消极的妥协,但在这种妥协中,隐居者却常常意外地获得宣扬个人主张,实现自我价值,甚至赢得权力青睐的新渠道。以至到了《诗经》,《小雅·鹤鸣》已经从上层视角,为隐居之人定下了如“野鸣之鹤”的身份,让隐士成为一种受到官方认可的,高尚、贤能、隐藏锋芒的象征。而《卫风·考槃》和《陈风·街门》两作,则更让贤人退隐所代表的逍遥和清高意象深入人心,转化为口耳相传的事迹。。
中国历史前进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制度演进所带来的,更加紧密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则使全身而退的躲藏变得愈发困难。这样的窘况,让求隐不能的魏晋士人不得不转而寻求精神上的逃避,“隐”这一行为,便从“存在消弭”的基本概念中,产生了名为“逸”的分支,延伸出“精神自由”的新倾向。
政权更选频繁,社会动荡不定,魏晋六朝三百余年间近乎惨烈的政治斗争与战祸征伐,使作为社会上游存在的贵族和士人阶层深陷社会地位与权力流动的洪流。他们眼见财富和地位不再与生俱来却无能为力,终日周旋于身份认知与生存状况的巨大落差中不得解脱,还要时时殚精竭虑,唯恐稍有疏忽而招致祸端。正如《晋书》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朝不保夕的强烈危机感加上囿于现实无处可逃的苦闷,几乎使这三百年间的每一个人都患上了名为“末日迷狂”的集体癔症。后人提起魏晋风流,无不带着艳羡的语气,言必提“‘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色”,殊不知这风雅至极的“烟水色”背后,是多少徒劳无功的苦闷和刻意为之的伪装。
就在这人人自危,连对坐争辩都得规避俗事、政事以避祸的“清谈时代”,玄学家何晏带着一剂名为“五石散”的方药华丽登场,由此开启了六朝名士依靠药物自我麻痹和逃避现实的新风尚,中国隐逸史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风潮就此发端。
通过服用五石散,魏晋六朝名士展露出种种超乎常理的迷狂状态和极度亢奋的行为:扪虱而谈者有之,路穷而泣者有之,仗剑劈蝇者有之,石发燥热当街裸身奔袭者更有之。所幸彼时人多淳朴,且敬神。面对如此诡异行迹,非但不以为失常,反倒因其敢于不拘礼教而受到尊重,倘若此人再有些才华异禀处,那便成了天纵奇才,甚至神仙托世,从此得以跳出世俗伦理,即使偶有不慎也能蒙混过关。端的是既能娱己,又能避祸,更有甚者还能获传美谈以垂史。种种好处如此,那发散不慎将会导致可怕结果反倒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无怪此后五六百年时光中,名流逸士皆为此物颠倒,不惜中毒身死而争相服用。所谓“真名士,自风流”,能够将惨淡人事暂抛脑后,而在迷离恍然的通神境界中无所拘束,这样的奇伟功效,试问又有谁能拒绝得了?
在五石散的作用下,魏晋风度成就了一派人人风流自赏、追慕仙姿的奇幻风骨。服散后皮肤敏感,不得不着宽袍大袖被誉为“谪仙气”;药力发散后面色红润、大汗淋漓被称为“烟水色”;连石发导致的精神迷乱和极端亢奋都被赞为“真性情”。不知不觉间,五石散已经成为精致、敏感和脱俗的象征,甚至构成了一个被无数人仰望和效仿的隐形阶层,以至连《太平广记》中都记载着某人当街宛转称热,只为假装自己也加入了那个能够服用五石散的、高贵优雅而敏锐的上游世界的故事。
如果说五石散是一场烟云水色的绮丽幻梦,那由它所带来的种种实际发生的行为和潮流便是中国士人心目中“隐逸之姿”的具象。服散后燥热难耐,必得靠疾走出汗才能抒发,却恰恰暗合传统“隐”观中“遁走避世”的思想,于是当街“疾走”演变成在风景优美僻静处“行吟”的风尚,自在至极,风雅至极,甚至还与西方哲人柏拉图所提的“诗兴狂迷”不谋而合,不经意间成就了了东西方文化最早的契合。
(节选自《心灵的逃亡:中国隐逸文化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周易》中的《遁》卦直接描述了当时的贤者退隐的情况,“隐”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古书中。
B. 既然无法战胜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那最好的选择就是退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可见,中国隐逸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自保的本能。
C. 《诗经》的《小雅·鹤鸣》、《卫风·考槃》和《陈风·衡门》说明“隐”已经成为公开的并深入人心,转化为人人口耳相传的事迹。
D. 魏晋南北朝时的社会现实让求隐不能的魏晋士人只好转面寻求精神上的逃避,追求精神自由,从而产生了名为“逸”的分支。
2.下列关于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总体上是以时间为序,论述了中国隐逸文化的起源及其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复杂表现。
B. 文章第一段引述《周易》《诗经》等经典,论述了中国隐逸文化的起源,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C. 在论述魏音南北朝时期的隐逸文化时,作者着意强调了当时社会背景对士人的重要影响。
D. 文章重点论述了魏晋六朝名士服用五石散后的种种表现、效果、影响等,典型例证使读者对当时的隐逸文化有了感性认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玄学家何晏发明的“五石散”为六朝名上以及后世的隐士们提供了自我麻醉的良药,使他们摆脱了痛苦,获得了自由和赞誉。
B. 《太平广记》中记载的某人当街宛转称热,只为假装加入了那个服用五石散、高贵优雅而敏锐的上游世界的故事,说明了魏晋风度的影响力十分深远。
C. 魏晋六朝名士服用五石散后表现出的种种超乎常理的迷狂状态和极度亢奋的行为,其实是内心极度苦闷、自我麻痹和逃避现实的真情表现。
D. 中国传统“隐”观中的“遁走避世”思想与西方哲人柏拉图所提的“诗兴狂迷”不谋而合,表明中西文化很早就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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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经过长期历史文化积淀,柳在古代诗歌中具有了丰富的意蕴,如摹春光、写离情、抒乡思等。
B. 在诗人白居易、欧阳修的笔下,虽误把柳称作杨柳,但这并未影响到诗意的准确表达。
C. 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众多意象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柳意象在《诗经》中就已出现。
D. 古人常借柳表达对离人的相思和对家园的思念,是因为“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丰富含义展开论述,阐述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B. 文章层次清晰,先论述了杨柳与柳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涵义进行了阐述。
C. 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大量引用古典诗词,在增强说服力的同时,也使文章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D. 文中引用许浑“蒹葭杨柳似汀州”诗句,意在证明“柳”在古代具有乡思的意象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杨树与柳树在外形方面具有的不同特征可知,把杨柳作为两种树的合称确有不妥之处。
B. 隋炀帝“御笔赐柳姓杨”的传说并无确切根据,因而不能作为古诗词中“杨柳”皆指柳的证据。
C. 无论是许浑、冯延已,还是刘禹锡等,都有写柳的诗句,可见柳意象在古诗中广泛存在。
D. 柳在古代诗歌中可作为隐者的象征,与陶渊明辞官归隐,种柳于屋旁,自号“五柳先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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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的数理意蕴
李 玲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于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和等阶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也就是办公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且特以六、九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幸福、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坛面石块、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内廷多用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20日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古代建筑由于融入了数的元素才具有了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而成为一种文化创造。
B. 《周易·系辞传上》中有关“乾道”“坤道”等古建筑思想,对故宫建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C. “阳奇阴偶”观念认为,奇数象征吉祥和美好,偶数含有阴冷、不祥之意,因此古人更喜欢奇数。
D. 九、五为帝王之数,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天安门城楼和故宫房间数都暗合“九五至尊”之意。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第二段综合使用引证法、例证法,论证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理念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运用。
B. 文章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展开论述,条理清晰地论证了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数理意蕴。
C. 文章选取中国古代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故宫、天坛、天安门等来证明观点,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D. 文章写到乔家大院由六个院落组成,证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常用数字表达美好愿望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随着古建筑承载的社会功能的增加,古建筑常借助数字来表达人们对审美、和谐、等阶的价值追求。
B. 古建筑构造中多出现数字“六”“九”的元素,这与“六”“九”在易学中是阴阳的代表有一定关系。
C. 故宫前朝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布局体现奇数特征;内廷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则多用偶数。
D. 从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对数字“九”“五”的广泛运用,可以看出古代建筑被赋予的等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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