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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修建军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家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和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成分;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原载2011.12.30《光明日报》,有删节)
1.下列有关“和”与“同”的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
A.作为哲学概念的“和”与“同”早在先秦时期就被提出。其概念之争在西周末年的书籍中早有记载。
B.“和”与“同”在争论之初两者是相对立的,是孔子将其继承和发展,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
C.“和而不同”这一观点的提出本身就遵循了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在争辩中的进步发展。
D.“和”就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统一;“同”就是不顾事物之间的差异一刀切的要求统一。
2.下列不属于“和而不同”文化现象的一项是( )
A.孔子复周礼,并不是一味的照搬“周礼”,而是对“礼”的内涵不断的充实发展。
B.战国中后期以来的儒家学说存在着“驳杂不纯”的特征,时隐时现的有着其他诸子学说的影子。
C.中国的“儒道”文化之外,吸收了印度佛教的思想,形成三教鼎立乃至融合的局面。
D.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也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交锋中实现交融,内容更加丰富。
3.下列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但同时它又不排斥其他学说的存在,形成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B.“和而不同”既表现在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上,也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
C.在全球化时代,“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对如何既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让自身的发展融入到全球的发展与文明之中很重要。
D.“和而不同”就是既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又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丰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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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修建军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也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
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和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成分;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建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化心态做基础。
(原载2011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1.下列有关“和”与“同”的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 )
A.作为哲学概念的“和”与“同”早在先秦时期就被提出。其概念之争在西周末年的书籍中早有记载。
B.“和而不同”这一观点的提出本身就遵循了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在争辩中的进步发展。
C.“和”与“同”两者在争论之初是互相对立的,是孔子将其继承和发展,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
D.“和”就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统一;“同”就是不顾事物之间的差异一刀切地要求统一。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孔子复周礼,并不是一味照搬“周礼”,而是对三代文化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体现了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B.“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与异域的文化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C.“和而不同”的价值是追求有容乃大,这提醒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应该自觉吸收其中对我们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
D.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和而不同”的态度使得本土道教和外来的印度佛教迅速融合,在中国形成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局面。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战国中后期儒学“驳杂不纯”的特征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汉代以后独尊“儒学”,表明这种心态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B.“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心态有利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
C.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其他诸子学说为脉脉潜流和不竭源泉,体现了“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
D.当今世界,“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更显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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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修建军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家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和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成分;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原载2011.12.30《光明日报》,有删节)
1.下列有关“和”与“同”的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
A.作为哲学概念的“和”与“同”早在先秦时期就被提出。其概念之争在西周末年的书籍中早有记载。
B.“和”与“同”在争论之初两者是相对立的,是孔子将其继承和发展,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
C.“和而不同”这一观点的提出本身就遵循了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在争辩中的进步发展。
D.“和”就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统一;“同”就是不顾事物之间的差异一刀切的要求统一。
2.下列不属于“和而不同”文化现象的一项是( )
A.孔子复周礼,并不是一味的照搬“周礼”,而是对“礼”的内涵不断的充实发展。
B.战国中后期以来的儒家学说存在着“驳杂不纯”的特征,时隐时现的有着其他诸子学说的影子。
C.中国的“儒道”文化之外,吸收了印度佛教的思想,形成三教鼎立乃至融合的局面。
D.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也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交锋中实现交融,内容更加丰富。
3.下列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但同时它又不排斥其他学说的存在,形成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B.“和而不同”既表现在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上,也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
C.在全球化时代,“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对如何既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让自身的发展融入到全球的发展与文明之中很重要。
D.“和而不同”就是既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又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丰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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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和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成分;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1.下列有关“和”与“同”的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
A.作为哲学概念的“和”与“同”早在先秦时期就被提出。其概念之争在西周末年的书籍中早有记载。 |
B.“和”与“同”在争论之初两者是相对立的,是孔子将其继承和发展,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 |
C.“和而不同”这一观点的提出本身就遵循了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在争辩中的进步发展。 |
D.“和”就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统一;“同”就是不顾事物之间的差异一刀切的要求统一。 |
2.下列不属于“和而不同”文化现象的一项是( )
A.孔子复周礼,并不是一味的照搬“周礼”,而是对“礼”的内涵不断的充实发展。 |
B.战国中后期以来的儒家学说存在着“驳杂不纯”的特征,时隐时现的有着其他诸予学说的影子。 |
C.中国的“儒”“道”文化之外,吸收了印度佛教的思想,形成三教鼎立乃至融合的局面。 |
D.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也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交锋中实现交融,内容更加丰富。 |
3.下列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但同时它又不排斥其他学说的存在,形成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
B.“和而不同”既表现在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上,也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 |
C.在全球化时代,“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对如何既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让自身的发展融入到全球的发展与文明之中很重要。 |
D.“和而不同”就是既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又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丰富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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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也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是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的。后来的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和目标。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
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也含有一些糟粕成分,因而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要希望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建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化心态作基础。
1.下列关于“和而不同”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和而不同”被公认为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 |
B.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成为有关和同之辨理论的源头。 |
C.在全球化使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的今天,“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 |
D.“和而不同”这一哲学依据,有助于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 |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孔子不是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对三代文化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体现了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
B.“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与异域的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
C.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和而不同”的态度使得本土道教和外来的印度佛教迅速融合,在中国形成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局面。 |
D.“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这提醒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应该自觉吸收其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 |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心态有利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 |
B.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其他诸子学说为脉脉潜流和不竭源泉,体现了“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 |
C.战国中后期儒学“驳杂不纯”的特征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汉代以后“独尊”儒学,表明这种心态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
D.当今世界,“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更显其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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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老子》与《荀子》等作品予以理论化。时至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作品对“数”与“数字”也颇为钟情,董仲舒更是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从而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值得多维探寻。
②“数”作为存在,是一切存在之定在的敞开与涌现。当“数”成为人感知与思考的对象时,它便有了被抽绎与量化的可能,从而使得其与存在本身相分离,继而成为一种理念或思想。
③继轨前人,董子提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等。在他看来,万物之中存在“数”,天亦存在“数”;或曰,“数”作为存在拥有物自体隐存的幽暗与形上之天所涌现的神秘,由数至数字的过程则是试图摆脱幽暗与神秘并使之明朗与清晰的过程。在董子眼中,数字是最纯静、最明晰和最抽象的定在,从而凡物皆成可度量、可重复或可显现的图式;同时,数字作为一种哲学语言拥有言说的力量,拥有建构理论世界的力量。简言之,“数”作为存在之定在向人揭示宇宙的图景与结构,其中蕴含着天道、善与美的敞开与涌现。
④人是“思”的主体,“数”是“思”的对象;人在思时通过数字符号面向存在。董子以“气”为载体,以“一”为原点,以阴阳变化为路向,由“一”推演出“二”(阴阳)、“四”(四时)、“五”(五行)与“十”(十端);同时,他又以“五行”配“五常”,以“四时”配“四政”。值得指出的是,董子认为“十”具有圆满性、人伦性与道德性。由“一”至“十”,“数”完成符号化推演。数的符号化意义则在于数字被引入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董子意在为现实伦常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建构寻找形上依据并试图解决其合法性的来源问题。
⑤董子语境中的“数”之于一切存在而言是一种尺度——价值尺度。董子认为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一切规则皆有定数,而且不可违反;否则,即便是皇帝也会受到“天谴”。在董子那里,“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基义》),因此,“数”成为君权天授理论的凭借。可以说,数的存在使得天、人、政三者之间有了同质与贯通的基础,也使得王者可以按照数的尺度去看待一切客观存在,进而得以完成伦常制度与政治架构的设计。
⑥董仲舒用数与数字来解构一切存在(包括人自身),他建构了系统的数字诠释学,提出了颇为典型的诠释范式。其中,以数释天是形上依据,描绘的是自然图景;以数诠经是理论源泉,描绘的是历史图景;以数解人是基本环节,描绘的是身体图景;以数统政是理论旨归,描绘的是政治图景。
⑦ “以数统政”是理解其数字诠释学的关键。董子认为“王者制官”是通过“条天之数”与“备天数以参事”(《官制象天》)来实现的,其要旨是“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同上)。简言之,通过“人副天数”与“官制象天”,“天数”得以向“人”与“制”扩展;或曰,现实政治制度的内在理性应该源于天数,否则将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
1.下列对“数”的分析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数”的概念出现的很早,其范畴在历史发展中被不断地拓展和丰富,具有了丰富的意蕴和价值。
B.在董仲舒那里,“数”既是存在之定在,又是存在之尺度,还是价值之源泉。它是幽暗而神秘的。
C.经过人们的感知和思考、抽绎和量化后,“数”便与存在本身相分离。成了一种理念或思想。
D“数”是幽暗而神秘的定在,数字则是抽象、纯净、明晰的定在,能够揭示宇宙的图景和结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董仲舒之前,“数”就已经被理论化,董仲舒的贡献是把“数”推演成为明朗、清晰的数字。
B.董仲舒用“数”与“数字”解构自然和社会,赋予了“数”与“数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
C.“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就包含着以数解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董仲舒诠释范式的基本环节。
D.董仲舒认为“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违背人伦、社会、政治之“数”就会因违背价值尺度而受惩罚。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董仲舒以“气”为载体,以“一”为原点,以阴阳变化为路向,把数字引入到了人伦、政治和社会领域。
B“以数统政”之所以成为理解董仲舒数字诠释学的关键,是因为其目的就是要为现实制度的合理性找到依据。
C.董仲舒在不断为君权寻找合理性,“数”既是君权天授的依据,也是超越君权的能够制约君权的力量。
D.在董仲舒那里,“数”与天、人、政是同质贯通的,天数得以向人、制扩展, 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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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下列题。
通感得“道”
“妙”,在中国古典哲学、文论、画论、书论中是一重要范畴,可以称之为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关键词。“妙”的涵义有一个渐变历程。先秦时期,它偏于哲学内涵,到了汉代,开始转向审美领域,成为美中见真、诗中观道、 “妙语”开“天”、“笔补造化”的独特范畴。“妙”的本质是艺术通“道”之代言。它借助于美学的形式,最终走向“道”的哲学家园。所以,通感可以得“妙”其实也就是通感可以得“道”。“道”在我国古代一直是哲学的中心概念和最高范畴,享有万物本体的尊严,是哲学所欲洞穿的根本问题。所以,通“道”意味着通感深层的确存在有一种“哲性”品质。
通感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理现象。如果我们把“通感”放在中国诗学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其“通感可以得道”的哲性品格就会显得更为清晰。我们知道,艺术是“情”、“思”的表征。其中,个体的情与思直接受制于群体的情与思,受制于“集体无意识”、“民族精神气候”、“民族心理传统”。我国“民族心理传统”中有一种与自然万物和和相处的“和”的思想意识,它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上。最高的“和”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潜在或显在的意识制约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艺术家和诗人也不例外。并且,诗人还是民族精神气质的最高代言者。当其身处艺术状态,往往会超越小我感受的一己性而以“集体人”身份传达民族心理深层的无意识积淀,于是他就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与傀儡。因而,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在于“倾听”。就中国来说,“天人合一”这一民族深层心理意识自然根深蒂固于每一位真正诗人心中,以一种显意识或潜意识的方式积淀下来,不断与诗人对话,并借诗人之口抛头露面。然而,“天人合一”的最高表演并不仅仅局限于表面的“和”上,而是要通向无限之“道”境。通感最集中的特点就是由有限之“感”升腾到无限之“道”,从而完成自己“哲学品格”的中国式建构。
“通感可以得道”还可以用佛道两家的有关原理来验证。首先,对两家而言,通感是“参禅”、“观道”的一种方式与途径。为了达到“涅槃”、“悟道”的境界,必须对人的自然感官进行功能上的改造,打通五感,诸根互用。如此才能越过有限之域而到达“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无限之境;才能够“六根归心,九识无碍”,进入“天人合一”、“梵我一体”的生命体悟境界。其次,通感本身常被视为体道悟佛的高妙境界和一种直透本心的全息化整体经验。通感不仅是佛道两家修道悟佛的途径,它本身就是一种境界。这样,通感就不仅仅是方法论的概念,还是一种可以体验高妙圆通境界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概念。
“道”是中国哲学独有的话语范畴,是中国式的“存在”。通感能够得“道”其实诉说了通感的形而上诉求,一种通过非逻辑性心理经验与非语法性话语秩序展开的对于宇宙和世界本体的观照方式。虽然它所操演的一套话语并非哲学的认知性叙事话语,但这套话语的最终指向却与认知话语殊途同归,即试图达到对本体和“真实”的穿透,从而实现对人生和宇宙深层内涵的思考和把握。
(节选自《论文学通感的“哲”性向度》)
1.下列对“通感得‘道’”的理解,错误的一项
A.通感得道是有着哲性品格的,如果把通感放到中国诗学的背景下可以清晰地体会出来。
B.通感可以把人们有限的感悟上升到无限的“道”上,体现出人们对事物的高层次理解。
C.通感得道可用佛道原理验证,体现出人们对生命理解的境界,能够改造人的自然感官。
D.通感得道试图达到对宇宙万物和世界本体的认识,是一种非逻辑、非语法的表述方式。
2.下列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天人合一是比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更高级的包涵在民族心理中的复杂境界。
B.天人合一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上,是对人们的一种制约,包括艺术家。
C.天人合一集中体现在诗人身上,各国诗人都能在集体无意识中成为代言人的。
D.天人合一实际上不是体现在“和”上,而是体现在通往“道”的无限之境上。
3.下列对文章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A.艺术是表现情思的,是人们情思的表现载体,是一种感受和心理现象。
B.诗人是民族精神的代表,他们会时时超越小我感受民族心理深层意识。
C.通感本身是一种高境界,是佛道修道悟佛的途径,是佛道的高妙境界。
D.通感可以实现人们对人生和宇宙的深层内涵的思考和把握,是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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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自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宗族、乡里和乡绅。这三者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秩序。乡贤是乡绅中的良绅,他们根植、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影响、作用于乡土社会,上利国家,下益乡民。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走出乡村,在外为官,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选择了回乡养老。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设义田、修水利、办书院、赈灾民等等。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便利,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亦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经常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从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管理只到县一级。这就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紧密联系当在宋代以后。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才开始打破门阀对士阶层的垄断地位,寒门弟子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士”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和地方社会的治理。这些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宋代是乡贤发展的重要阶段。钱穆先生就曾说,宋代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在“士大夫社会中逐渐萌茁”,这种自觉的精神,就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558页)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对于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宋人有很多思考,是不是一定要在庙堂之上才能“治国平天下”呢?答案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上),无论在朝或在野,对于天下、国家始终不曾忘却。这对于那些退休官员、在野之士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在民间社会不仅要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乡里,而且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事务中来,实践儒家提出的理念。
明朝中叶以后,乡绅阶层渐渐形成,主要原因有:其一,退休官员多返回本籍。两汉至唐代,朝廷并没有严格的退休规定,大多数朝廷官员多老死于任上。宋代虽有退休的规定,但当时迁徙的风气未衰,官员多寄养在宫观。到了明代,朝廷规定官员辞官或退休一律给驿还乡。致仕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借此防止致仕官与现任内外官相联合勾结。为了奖励官员致仕后还乡,允许用官家专车送返。而且规定,凡南京、北京大臣乞休,经批准后可致仕,如尚年富力强,可令其回原籍调理,等病好以后再度起用。由此可知,明代朝廷对官员致仕后返乡有一定的强制色彩,不过朝廷对返乡的官员予以优待。其二,“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明代学校系统完备,士人一般都可在本地官学入学。拥有一定功名和学衔的士人,除非因违反学规、受处分剥夺学籍和功名外,其身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而且,地方上举、监待入仕者多,官缺少,有的等上一二十年也难以得到一个政府官员的职位,生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除了少数人离乡谋发展之外,大多数人都留在本乡。此外,明清以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有不少乡绅投身于商业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士绅经商的风气,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徽州,清代徽州人许承尧在其著作《歙事闲谭》中指出:“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朊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急公议叙入仕者”即指通过捐纳和捐输等非正途而获得“绅”之身份的人,这也是乡绅产生的重要途径。
(摘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
1.下列关于乡贤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有些在外为官的乡贤,在年老退休返乡之后,施行乡民教化,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
B.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联系当在先秦以后。
C.乡贤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D.乡绅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
B.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
C.宋代“自觉的精神”就是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内容的反映。
D.宋人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于那些退休官员、在野之士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以德行感化,还要参与地方事务,实践儒家理念。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地方上举、监待入仕者多,官缺少,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造成了“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
B.到了明代,严格规定因年老或衰病而辞去职务的官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有一定的强制色彩。
C.为了奖励官员致仕后还乡,如尚年富力强,可令其回原籍调理,等病好以后再度起用。
D.明清时期不少乡绅投入商业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士绅经商的风气,“急公议叙入仕者”是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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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自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宗族、乡里和乡绅。这三者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秩序。乡贤是乡绅中的良绅,他们根植、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影响、作用于乡土社会,上利国家,下益乡民。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走出乡村,在外为官,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选择了回乡养老。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设义田、修水利、办书院、赈灾民等等。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便利,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亦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经常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从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管理只到县一级。这就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紧密联系当在宋代以后。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才开始打破门阀对士阶层的垄断地位,寒门弟子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士”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和地方社会的治理。这些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宋代是乡贤发展的重要阶段。钱穆先生就曾说,宋代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在“士大夫社会中逐渐萌茁”,这种自觉的精神,就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558页)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对于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宋人有很多思考,是不是一定要在庙堂之上才能“治国平天下”呢?答案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上),无论在朝或在野,对于天下、国家始终不曾忘却。这对于那些退休官员、在野之士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在民间社会不仅要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乡里,而且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事务中来,实践儒家提出的理念。
明朝中叶以后,乡绅阶层渐渐形成,主要原因有:其一,退休官员多返回本籍。两汉至唐代,朝廷并没有严格的退休规定,大多数朝廷官员多老死于任上。宋代虽有退休的规定,但当时迁徙的风气未衰,官员多寄养在宫观。到了明代,朝廷规定官员辞官或退休一律给驿还乡。致仕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借此防止致仕官与现任内外官相联合勾结。为了奖励官员致仕后还乡,允许用官家专车送返。而且规定,凡南京、北京大臣乞休,经批准后可致仕,如尚年富力强,可令其回原籍调理,等病好以后再度起用。由此可知,明代朝廷对官员致仕后返乡有一定的强制色彩,不过朝廷对返乡的官员予以优待。其二,“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明代学校系统完备,士人一般都可在本地官学入学。拥有一定功名和学衔的士人,除非因违反学规、受处分剥夺学籍和功名外,其身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而且,地方上举、监待入仕者多,官缺少,有的等上一二十年也难以得到一个政府官员的职位,生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除了少数人离乡谋发展之外,大多数人都留在本乡。此外,明清以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有不少乡绅投身于商业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士绅经商的风气,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徽州,清代徽州人许承尧在其著作《歙事闲谭》中指出:“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朊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急公议叙入仕者”即指通过捐纳和捐输等非正途而获得“绅”之身份的人,这也是乡绅产生的重要途径。
(摘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
1.下列关于乡贤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有些在外为官的乡贤,在年老退休返乡之后,施行乡民教化,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
B.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联系当在先秦以后。
C.乡贤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D.乡绅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
B.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
C.宋代“自觉的精神”就是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内容的反映。
D.宋人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于那些退休官员、在野之士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以德行感化,还要参与地方事务,实践儒家理念。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地方上举、监待入仕者多,官缺少,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造成了“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
B.到了明代,严格规定因年老或衰病而辞去职务的官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有一定的强制色彩。
C.为了奖励官员致仕后还乡,如尚年富力强,可令其回原籍调理,等病好以后再度起用。
D.明清时期不少乡绅投入商业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士绅经商的风气,“急公议叙入仕者”是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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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比如,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注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季羡林《中国文化的内涵》)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文化可以分为知和行两个部分,二者合起来构成中国文化,隐藏于二者背后、最具中国特色的则是它浓厚的纲纪文化色彩。
B. 从历史记载和现实看,中国文化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行方面受儒家影响,在知方面受佛道二家影响。
C. 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是中国文化最为本质的部分,它的力量巨大,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D. 在歌德看来,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中国人的表现更符合道德的要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喜欢谈论知行问题,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出发,认识中国文化,也可以从知和行两个方面入手。
B. 考察中国的思想史,关于儒释道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以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来代表中国思想可以追溯到晋朝。
C. 原始佛教是完全没有伦理色彩的,“孝”是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东西,佛教中讲“孝”是适应中国文化的结果。
D. 中国文化重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这是不少中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共同的认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佛教也可分知行两方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染上了浓重的伦理色彩。今天的佛教已与原始佛教完全不同。
B. 中国文化注重伦理道德,在一切方面注意节制,这使得中国得以延续发展几千年,保持这一传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将产生积极作用。
C. 同中国文化一样,中国哲学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哲学既有同为哲学的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这就是对知和行的特别关注和思考。
D. 今天的我们仍然应当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汲取智慧,将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解决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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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比如,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注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季羡林《中国文化的内涵》)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文化可以分为知和行两个部分,二者合起来构成中国文化,隐藏于二者背后、最具中国特色的则是它浓厚的纲纪文化色彩。
B. 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是中国文化最为本质的部分,它的力量巨大,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 从历史记载和现实看,中国文化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行方面受儒家影响,在知方面受佛道二家影响。
D. 在歌德看来,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中国人的表现更符合道德的要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喜欢谈论知行问题,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出发,认识中国文化,也可以从知和行两个方面入手。
B. 考察中国的思想史,关于儒释道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以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来代表中国思想可以追溯到晋朝。
C. 中国文化重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这是不少中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共同的认知。
D. 原始佛教是完全没有伦理色彩的,“孝”是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东西,佛教中讲“孝”是适应中国文化的结果。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佛教也可分知行两方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染上了浓重的伦理色彩。今天的佛教已与原始佛教完全不同。
B. 中国文化注重伦理道德,在一切方面注意节制,这使得中国得以延续发展几千年,保持这一传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将产生积极作用。
C. 同中国文化一样,中国哲学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哲学既有同为哲学的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这就是对知和行的特别关注和思考。
D. 今天的我们仍然应当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汲取智慧,将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解决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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