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时间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现存的殷商文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直接传承于今的第一手的殷商文学文献，即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第二类是经过后世传抄，但是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被时人所认可的殷商文献；第三类是在周汉时代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有关殷商时代的遗诗遗文、神话传说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它们不仅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发现。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书”。《左传》中，对《尚书·盘庚》多有引用，如：“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以此可知，殷商时代记载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应该是这些典、册和书。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文字载体。
文学史可以有多种断代方法，但无论如何，从口传时代进入文字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后世文学相比，殷商文学的内容虽然还远不够丰富，文体形式也相对简单，但是它却展示了作为书写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周代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商代以前是中国文学的传说时代，商代以后是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时代。这就是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 甲骨文具有重要的文字载体意义。它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而且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与文例程式，因而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
B. 铜器铭文篇幅短小，大多数只有几个字，其中包括很多合体字，这些字都具有的鲜明图案特征代表了殷商时代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C. 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比，“册”是殷商时代最为重要的文字文献，记载了日常政治文化生活中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
D. “书”和“册”“典”一样，也是商代记载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资料。留存至今的《尚书·盘庚》，就是其中最有力的证明。
2.下列理解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全文围绕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进行论述。文章首先将殷商文学文献分为三类，然后分别阐述了其在殷商文学中的作用。
B. 《多士》《盘庚》均出自《尚书》，《多士》记录了周公训斥殷商旧臣的情形，《盘庚》则被《左传》多次引用，二者都属于殷商文学的珍贵史料。
C. 第二段围绕甲骨文字载体意义阐述。甲骨文可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构成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D. 第三段中，作者将殷商铜器铭文与甲骨文进行比较，是为了论证了二者在字形组合上的许多共同之处及不同的文字特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殷商王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是因为它实现了人类历史的一次飞跃，将中国文学从口传时代带入了文字时代。
B. 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它们是中国文学有了自己成熟的文字载体的标志。
C. 殷商文学虽然内容与文体形式都相对简单，但却展示了我国书面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D. 殷商文学的历史是由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共同构建的，除了各自独立的意义，它们之间还可相互发明、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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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时间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现存的殷商文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直接传承于今的第一手的殷商文学文献，即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第二类是经过后世传抄，但是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被时人所认可的殷商文献；第三类是在周汉时代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有关殷商时代的遗诗遗文、神话传说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它们不仅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发现。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书”。《左传》中，对《尚书·盘庚》多有引用，如：“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以此可知，殷商时代记载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应该是这些典、册和书。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文字载体。
文学史可以有多种断代方法，但无论如何，从口传时代进入文字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后世文学相比，殷商文学的内容虽然还远不够丰富，文体形式也相对简单，但是它却展示了作为书写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周代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商代以前是中国文学的传说时代，商代以后是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时代。这就是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 甲骨文具有重要的文字载体意义。它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而且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与文例程式，因而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
B. 铜器铭文篇幅短小，大多数只有几个字，其中包括很多合体字，这些字都具有的鲜明图案特征代表了殷商时代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C. 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比，“册”是殷商时代最为重要的文字文献，记载了日常政治文化生活中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
D. “书”和“册”“典”一样，也是商代记载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资料。留存至今的《尚书·盘庚》，就是其中最有力的证明。
2.下列理解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全文围绕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进行论述。文章首先将殷商文学文献分为三类，然后分别阐述了其在殷商文学中的作用。
B. 《多士》《盘庚》均出自《尚书》，《多士》记录了周公训斥殷商旧臣的情形，《盘庚》则被《左传》多次引用，二者都属于殷商文学的珍贵史料。
C. 第二段围绕甲骨文字载体意义阐述。甲骨文可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构成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D. 第三段中，作者将殷商铜器铭文与甲骨文进行比较，是为了论证了二者在字形组合上的许多共同之处及不同的文字特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殷商王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是因为它实现了人类历史的一次飞跃，将中国文学从口传时代带入了文字时代。
B. 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它们是中国文学有了自己成熟的文字载体的标志。
C. 殷商文学虽然内容与文体形式都相对简单，但却展示了我国书面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D. 殷商文学的历史是由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共同构建的，除了各自独立的意义，它们之间还可相互发明、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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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诰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仍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其语音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其文字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甲骨文和铭文字形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其词汇意义非常古老，在历史形态上比后来的“文言”要早得多；其语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语法；除少数比喻之外，“殷商古语”较少运用修辞手法。从各方面来看，“殷商古语”都体现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都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
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尚书·周书》、《诗经》雅颂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的书面语言。西周沿袭“殷商古语”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周初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西周统治者对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西周初年重要文体如文诰、铭文、甲骨文、颂诗都是来自殷商，按照文体形式要求，西周作家必须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如西周文诰、雅颂诗歌、铭文语言互渗，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如铭文）在周人手中得到高度发展。
“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远离民众生活口语、日益走向僵化的“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春秋文学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在此时宣告完成。从春秋铭文可以看出“殷商古语”在春秋时期走向式微，从《诗经·鲁颂》可以看出颂诗语言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从鲁国《春秋》可以看出“文言”艺术的提升，春秋时期这三个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有着宗教、政治、审美风尚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社会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原因。
在经历了七八百年的辉煌之后，“殷商古语”终于在春秋时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中国文坛，让位于“文言”，从此中国文学语言从“殷商古语”进入了“文言”新纪元。
（选自《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及其启示》作者：陈桐生，有删改）
1.下列关于“殷商古语”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 作为中国文学语言起点的殷商古语，虽还存在不少疑问，但它的艰深古奥的特点是毫无疑问的。
B. 自身条件相对“文言”已处于劣势的“殷商古语”在西周时期能居于主流地位，原因之一是西周统治者历史观中含有具体分析的思想。
C. 《诗经》风诗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雅颂、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
D. 西周初年西周作家可以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
2.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殷商古语”的古老性和原始性从语音、字形、词汇意义、语法这几方面体现出来，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
B. 西周沿袭“殷商古语”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现象，因为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
C. 因为“文言”比远离民众生活口语、日益走向僵化的“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其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作品。
D. 春秋时期春秋铭文、《诗经·鲁颂》、鲁国《春秋》这三个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
3.结合全文，请简要概括“殷商古语”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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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宋词
谢桃坊
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余年。这段时期的文学以词为极盛，其艺术成就亦最突出，因而被誉为“时代文学”。词调今存八百余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宋人创制和使用的。宋代词人一千四百余家，词存两万余首。宋词的作家作品的数目与唐诗相比约少一半，若与宋诗相比则少得更多。这是因为词体文学样式的“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法严而义备”，故创作起比诗困难得多。它是倚声而作的，要求作者精通音律，否则便可能遭到“不当行”之讥，而那种不谐音律的作品就被视为“句读不葺之诗”了。所以像词这样精巧严密的古典格律诗体能有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属罕见的文学现象。
词之为时代文学，虽然因体性的局限，不可能像宋诗那样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而获得重大的意义，但仍有不少言志遣怀、登临怀古、感时伤世或歌颂升平的题材，也有表达林泉逸兴、善良祝愿、情操高尚、人格伟大的作品，尤其当汉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词人发出了悲壮激烈的时代强音，汇为一股振奋人心的爱国思想的潮流。
在宋词里，估计最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属艳科，即涉及恋情的。我们对于这部分作品应当怎样认识呢？我以为应从文化的意义去理解。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各个时代的人们却赋予它特定的内容与色彩，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见到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一般历史，还可以见到一种很真实的时代精神。
宋人多在词里赞赏女性的形态之美，大胆地描述男欢女爱，表现心灵的颤动，歌颂甜蜜的幸福。正因宋人在词里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真实，服从了新的规律，词才成为时代文学的。在艳科题材里，作者流露了真实情感，于是往往不自觉地表现了主体的精神品格。因此这类作品就其品格而言，是存在各种等级的。宋人许多春愁闺怨与离别相思之作，虽然表现了蔑视礼法，冲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争取爱情自由，敢于向阻碍获取幸福的社会因素斗争的反抗精神，但他们并不坚决，没有付出最大的代价，结成的是苦涩的果实，留下了永生的遗憾。他们幽会时总是“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他们注定缘悭分浅，“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他们魂牵梦绕，再见无因，“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只得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作为慰藉；他们往往辛酸地饮下人生这杯苦酒，“到头难灭景中情”，未了今生，亦不希望于生，因为“欲将恩爱结生，只恐生缘又短”。从这里可见到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的精神生活的压抑与不幸。因社会性的制约势力过于强大，宋代词人是不能充分展示个人的本质力量而高唱胜利之歌的。
词为艳科，这是由词体文学产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的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表明它就体性而言最适于表达爱情题材，而且概括了宋词题材内容的基本情形。宋人思想的活跃与欲望的增强，尤其受到新兴市民思潮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这在词体文学里表现得鲜明而深刻。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有删改）
1.下列关于“宋词”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宋词是宋朝最为兴盛的文学样式，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非常丰富，对后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唐诗和宋诗。
B．作为精巧严密的古典格律诗体，宋词拥有众多的作家作品，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
C．在宋词里，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属艳科，即涉及男女恋情的，这是由词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传播的文化条件所决定的。
D．因为受自身体性的局限，宋词没有出现像宋诗那样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
2.下列不属于宋词“被誉为‘时代文学’”原因的一项是（）
A．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顶峰，其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现存的八百余种词调，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宋人创制和使用的。
B．当汉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词人能发出悲壮激烈的时代强音，汇聚成振奋人心的爱国思想潮流。
C．宋词描绘出了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一般历史，体现出很真实的时代精神，也反映了民族遭受过的精神压抑与不幸。
D．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而在宋词里，最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涉及恋情，是这一文学本质的最典型的反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宋词音韵格律苛严，创作起比较困难，但仍出现了多样化的题材，反映出人们的不同愿望，并产生了情操高尚、人格伟大的作品。
B．因为宋词是当时的“时代文学”，所以宋人敢于在词里赞赏女性的形态之美，敢于大胆地描述男欢女爱，从而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真实。
C．宋词表现了蔑视礼法，冲破传统道德观念束缚的愿望，但因为社会性的制约势力过于强大，词人写下的多为哀怨缠绵之曲，无法高唱胜利之歌。
D．宋人思想活跃，欲望增强，受到新兴市民思潮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这些在宋词中都有鲜明而深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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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1.下列关于“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唐以后，伴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佛教不再被看作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B．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出现的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是世界文明对话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使佛教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就是到今天还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
C．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可以说是双向对话，不仅有“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也有大量像法显和玄奘等中土的高僧大德到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
D．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之一，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使佛教通过中国流传于四邻诸国。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在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表现特征不同，魏晋时期主要是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
B．在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就取得了突出成绩，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和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
C．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最初是与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因此，佛教进入中国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
D．中土的高僧大德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这是对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的继承。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为了便于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就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这种方式加速了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与融合。
B．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除了通过和平、聪明的方式融入之外，还因佛教自身具有对话精神，即其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
C．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分别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和开花结果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佛教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D．佛教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是离不开其在中国大地上的存在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中国佛教在建构世界宗教文明上的历史价值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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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古籍是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重要标志，文化大国的历史和文化大部分都在古籍当中。中国古代的文献非常丰富，从这些文化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遥远先人的身影，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情感和智慧，辨认出他们一步步前行的脚印。回望来时路，吸取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明白我们要向何处去，而古籍整理正是一项继承和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古籍整理是专指对中国古代书籍进行审定、校勘、注释等加工整理的工作，它使新出版本便于现代人阅读。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摘编自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2018年9月19日)
材料二：
8月28日，第33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在昆明举行。1958年，在党和国家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从此开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近3.6万种，近90%的古籍图书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的。近年来，《中华大典》《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大中华文库》等一大批重大出版工程的实施，还有许多地方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出版，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起来。
当前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古籍整理大多流于一般性的整理，参与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仍然不足，鲜有《史记》三家注，《四库提要辩证》那样的精品和权威的古籍整理著作。随着整理的深入，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料越来越不便于人们的查阅，传统的古籍整理方法由于投入大、周期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古籍的外译度普遍不高，对国际汉学界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重视不足。
(摘编自中华读书报《数量质量大幅提升我国古籍整理出版迈上新台阶》，2018年09月05日)
材料三：
走进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让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拥有走向更加繁荣与发展的机遇。
6月16日，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了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奖掖了一批优秀工作者，有年逢80的裘锡圭先生，有众多的中青年学者……古籍整理工作要赢得尊重，离不开优秀古籍整理者的付出。
7月20日，《中华大典·历史典》编纂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这是第一次按照现代学术理念对涉及中国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地、完整地收集、整理、排比和编纂的古籍整理大典。
日前，中华书局正着力打造中华传统文化大数据中心和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再造一个“线上中华”，此前已经上线的“中华经典古籍库”不仅质量过硬，而且实现了多功能服务，用户不仅能浏览、阅读、定制资源，在线编辑、下载、写作!还可以进行全文检索、深度检索和个性化检索。
(摘编自光明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国的古籍保存了中国大部分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重要标志。
B. 古籍整理连接着历史与现实，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保存与交流有重要意义。
C. 1958年我国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开启了近代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
D.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古籍图书数量庞大，其中近90％是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的。
2.下列对相关材料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前两则材料介绍了古籍整理的意义和我国古籍整理工作近60年来的成就。
B. 各种古籍整理出版活动的开展，表明了我国对古籍整理工作越来越重视。
C. 当前我国古籍整理工作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已经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
D. “中华经典古籍库”上线，使古籍从书页走向屏幕，更方便了人们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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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镕“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科第、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选自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删改)
1.下列关于“孔府档案”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作为私家档案,孔府档案是国内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重要文书档案文献。
B. 孔府档案因大量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官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文书资料,所以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C. 孔府档案中记录的国家尊崇孔子学说和优待孔子后裔的相关内容,与历代统治者崇儒尊孔密切相关。
D. 孔府档案日渐凸显的价值,在于它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内化了孔门世代相传的诗礼传家的家风。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衍圣公凭其地位在家族中所建立的完整的宗族体系、完善的宗法制度和完备的祖训族规,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
B. 为了强化国家思想统治,明清时代的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
C. 那些保存在孔府档案中成序列的土地文书,为研究明清以来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
D. 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科第、贵教子”的规定,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仍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孔子世家谱中能够窥见孔氏宗族的变迁和影响,因此,孔府档案在考察宗族历史变迁方面有其自身的参考价值。
B. 当孔子直系后裔被扶植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时,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才有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
C. 要探究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物价和生活水平等,可以参考孔府档案中全面而原始的孔府司房日用账簿等的记录。
D. 从孔府档案中记录的明太祖与孔克坚以及嘉庆与孔庆镕的对话,也可以看出明清时孔府与朝廷之间有着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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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的题。
口述历史与城市记忆
金光耀
①口述历史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具有其他形式的文献资料无可替代的价值，成为历史记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人类在发明文字前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通过口述保存历史记忆的最早形式。
②在很大程度上，历史记忆是由于人们接受了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而形成的。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起着决定的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出现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的传统。但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历史记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③我们知道，文献、档案等文字资料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和社会精英的政治活动，通常成为宏大叙事的资料来源。而即使对这些政治活动尤其是其细节，光靠档案或文字资料有时也是无法了解其详的。而丰富的历史细节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历史真相和本质的认识，有时甚至还会改变对历史本身的看法。至于社会生活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意义的档案资料则记录更少。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会习俗、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是城市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就需要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予以记录和保存。因此，口述历史在保存城市记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④当然，口述历史提供的信息也会有误差或失真。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就客观而言，人脑不是电脑，人的记忆因时间久远发生误忆甚至失忆，可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主观方面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或是受个人经历、情感等因素影响，或是因时代变动导致后来的认识覆盖了先前的认识，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口述者提供的信息失真，但作为当事人而言，是无意识的。另一类则是为了“隐恶扬善”，刻意遮蔽个人的不光彩一面，而着意提升个人的光辉形象。上述因素提醒我们对个别的口述历史应该谨慎对待。但当我们就同一个话题访谈一个群体，尽管这个群体中的个体间的口述存在差异、矛盾甚至冲突，这些不同的叙述却会产生抵消效应，从而可以提供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这有点像“盲人摸象”，摸象者提供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但综合起来却是关于大象的较为完整的信息。
⑤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即便集体记忆也有发生偏差和失误的时候。“文革”期间因为存在过各种票证，许多东西需凭票供应，因此在绝大多数城市人中便有猪肉凭票供应的记忆。而事实上，在文革期间有些城市的猪肉是不凭票敞开供应的。之所以会产生凭票供应的记忆，是因为人们将“票证时代”的记忆与对“文革”的苦难记忆、创伤记忆、灾害记忆混同起来，从政治价值判断出发形成了失真的记忆。这告诉我们，历史学家在口述历史积淀为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应该主动地发挥积极作用，使口述历史能够真正承担起传承城市记忆的重任。
⑥成千上万的老年人是传承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群体。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老年人开展专题性的口述历史采访，主动保存历史记忆，这也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为”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有组织的大规模口述项目可以做单兵作战无法做到的事情，可以对具有相同背景的老年人群体就同一个题目开展口述采访，这样一个访谈不是能很好地保存起我们的城市记忆吗？
1.作者认为口述历史在保存城市记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什么？（6分）
2.第四段中作者以“盲人摸象”为喻在表达什么意思？
3.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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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艺文之末品——民间书信
赵宪章
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前者面对知己任少卿，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
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
“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它不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
包括情书、家书等一切民间私人书信具备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说”的文体形式，所诉说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是私密的。这也是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之所以动人和诱人之处，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就此而言，现代电信、E-mail和网络对话只延续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作为“私语真情”的文体属性已经稀释或隐退。书信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说“不可（与他人）言说之说”。而“说不可说之说”恰恰就是文学的言说，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当然，书信的言说同文学的言说尽管都是“说不可说之说”，但是并非意味着可以将二者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书信也就具备了不同于文学的文学魅力：它以现实的私密性诱发了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以其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真实赢得了类似于文学的动情力。
当然，书信的“艺术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成因，诸如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信封和邮票的艺术设计等，甚至包括整个邮政事务在内的传递活动，都包含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这些因素和趣味显然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是书信的艺术性之所在。但是毫无疑问，在书信的所有艺术性因素中，“私语真情”是其最具文学诱惑力的内在成因。
（节选自《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有删改）
1.下列关于《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将阐发《史记》写作动因和宗旨作为它们的共同主题。
B.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的差别在于“李陵之祸”的表述。
C.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文体性质上的不同，可视为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
D.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自述家世及阅历，以交代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
2.下列对“私语真情”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私语真情”是民间书信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文学史接纳民间书信的重要原因。
B. “私语真情”是书信文体“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原因在于书信具有个人化和情感性这一文学属性。
C. “私语真情”本身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个体情感，不像宏大叙事作品需要借助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
D. “私语真情”往往不能外言，有私密性，这种特点使得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有了动人和诱人之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代书信在秦汉之后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进入文学世界，就现存文献来看，应当发端于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B. 一切民间书信的言说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它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
C. “说不可说之说”是书信的言说特点，也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但两者并非可以将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
D. 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设计等都包含着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的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也是书信的艺术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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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B. 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他们并未广泛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
C.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D. 历史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B. 《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山海经》所记的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可言，不宜归入史部，而应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C. 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D. 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B. “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
C. 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差异并不重要。
D. 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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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B. 因为没有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所以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
C. 王国维用《山海经》，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这证明了《山海经》有历史成分。
D. 历史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B. 《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山海经》所记的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可言，不宜归入史部，而应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C. 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D. 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史学家认为文学作品并非史料。
B. 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从“三言二拍”和《红楼梦》里了解当时的历史风貌。
C. 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D. 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查看答案及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