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臵,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摘编自王博《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一方面打破了原来稳定的社会秩序,让时局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让思想文化发生新的变化,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B.“士”在周代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拥有专门的知识技能,但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其地位出现了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变化。
C.士人虽然社会地位下降了,但他们在失去贵族身份的同时,也因摆脱了对特定贵族的依附而获得自由,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特殊知识阶层。
D.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不像农民、工匠和商人那样有固定的职业,他们大多来往于各诸侯国,凭自己的学问游说国君,居无定所,仕无定主。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孔子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贡献极大。他开创了聚徒讲学的私学教育,促进了知识的普及,而且在授课中赋予传统文献以新意,使诸子学得以诞生。
B.“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既可指与官方教育相对的民间教育,也可指来自民间的诸子之学。私学的兴起,是东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C.诸子之学与王官之学不同。前者是士人的学问,代表当时新的学术和知识,自由而富有创造性;后者是被官方垄断的学问,因袭传统,守旧僵化。
D.春秋战国时期,官方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授教对象为贵族;私学教育虽也以教授这些内容为主,但学生包括了庶民。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士人的兴起促成了私学的出现;另一方面,私学也促进了士人阶层的壮大。
B.王官是指在周朝政府中掌管各种学问、技艺的文化官员,但随着王权的衰落,一些王官流落民间,进入私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C.私学的兴起不仅让寒门子弟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利于知识的普及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D.百家争鸣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士人摆脱权力的束缚之后,以自由独立的身份,对传统知识和现实政治进行了反省,发展出了新的思想。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臵,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摘编自王博《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一方面打破了原来稳定的社会秩序,让时局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让思想文化发生新的变化,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B.“士”在周代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拥有专门的知识技能,但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其地位出现了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变化。
C.士人虽然社会地位下降了,但他们在失去贵族身份的同时,也因摆脱了对特定贵族的依附而获得自由,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特殊知识阶层。
D.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不像农民、工匠和商人那样有固定的职业,他们大多来往于各诸侯国,凭自己的学问游说国君,居无定所,仕无定主。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孔子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贡献极大。他开创了聚徒讲学的私学教育,促进了知识的普及,而且在授课中赋予传统文献以新意,使诸子学得以诞生。
B.“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既可指与官方教育相对的民间教育,也可指来自民间的诸子之学。私学的兴起,是东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C.诸子之学与王官之学不同。前者是士人的学问,代表当时新的学术和知识,自由而富有创造性;后者是被官方垄断的学问,因袭传统,守旧僵化。
D.春秋战国时期,官方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授教对象为贵族;私学教育虽也以教授这些内容为主,但学生包括了庶民。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士人的兴起促成了私学的出现;另一方面,私学也促进了士人阶层的壮大。
B.王官是指在周朝政府中掌管各种学问、技艺的文化官员,但随着王权的衰落,一些王官流落民间,进入私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C.私学的兴起不仅让寒门子弟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利于知识的普及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D.百家争鸣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士人摆脱权力的束缚之后,以自由独立的身份,对传统知识和现实政治进行了反省,发展出了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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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摘编自王博《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士”在周代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拥有专门的知识技能,但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其地位出现了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变化。
B.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一方面打破了原来稳定的社会秩序,让时局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让思想文化发生新的变化,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C. 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不像农民、工匠和商人那样有固定的职业,他们大多来往于各诸侯国,凭自己的学问游说国君,居无定所,仕无定主。
D. 士人虽然社会地位下降了,但他们在失去贵族身份的同时,也因摆脱了对特定贵族的依附而获得自由,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特殊知识阶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诸子之学与王官之学不同。前者是士人的学问,代表当时新的学术和知识,自由而富有创造性;后者是被官方垄断的学问,因袭传统,守旧僵化。
B. 孔子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贡献极大。他开创了聚徒讲学的私学教育,促进了知识的普及,而且在授课中赋予传统文献以新意,使诸子学得以诞生。
C. 春秋战国时期,官方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授教对象为贵族;私学教育虽也以教授这些内容为主,但学生包括了庶民。
D. “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既可指与官方教育相对的民间教育,也可指来自民间的诸子之学。私学的兴起,是东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士人的兴起促成了私学的出现;另一方面,私学也促进了士人阶层的壮大。
B. 私学的兴起不仅让寒门子弟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利于知识的普及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C. 百家争鸣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士人摆脱权力的束缚之后,以自由独立的身份,对传统知识和现实政治进行了反省,发展出了新的思想。
D. 王官是指在周朝政府中掌管各种学问、技艺的文化官员,但随着王权的衰落,一些王官流落民间,进入私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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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无冕之王——孔子
孔子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当时的政治法典“周礼”已开始动摇,孔子主张对“周礼”应有所“损益”,才能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但这一主张在当时政局不稳的鲁国无法实现。公元前517年,孔子便率弟子赴齐国,向齐景公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君、臣、父、子要名符其实,各按其等级身份行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只有正名才能恢复周礼,维持统治。齐景公很高兴,准备重用孔子,却遭到晏婴的反对。孔子只好又回到鲁国。
回到鲁国后,孔子主要从事教育,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他提出的“仁”内涵很广,几乎包含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但主要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两个方面。即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周礼,维护宗法制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礼;爱护别人,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及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仁。他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把“仁”用作推行“礼”的保证。“礼”规范了“仁”的内容。所以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视、听、言、动都符合礼,才能做到真正的“仁”。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终于有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当上鲁国的中都宰(首都市长),又晋升为管理工程建设的司空,后又升为管司法工作的司寇。不久,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君夹谷会议。会上,他当场揭穿齐国劫持鲁定公威胁鲁国的阴谋,并迫使齐国退还侵占鲁国的城池,创造了鲁国外交史上的奇迹。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仅“闻国政三月”,就使鲁国风俗大变。但由于鲁定公态度渐渐消极,加上齐国的离间,孔子只得率领弟子辞职离开。
孔子离开后,到各国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未被采纳。公元前484年,已68岁的孔子又回到了鲁国,重新从事教育工作。此时,他的教育目标由过去培养弟子参加政治活动,转变为侧重培养弟子做学问的能力。孔子认为,人虽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之分,但应重视“学而知之”,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肯定一般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只要“自行束修以上”,他都来者不拒。他以学“礼”为主要内容,注重孝悌等道德的训导,提倡“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鄙视“学稼”“学圃”等生产劳动。虽然其教育思想是为恢复和保持奴隶主统治,但许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比如:他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主张“不愤不启,不诽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对于学过的东西,要“学而时习之”,才能“温故而知新”;强调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多闻”“多见”,对有疑问的地方,不要乱解或盲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晚年的孔子主要是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他收集夏、殷、周的文献资料,整理编订出了《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并将鲁国史料加以删订,整理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这些典籍包含了我国古代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史学、文化制度、社会情况和历史事迹等丰富的内容。在保存史料的同时,系统地表达了儒家的基本观点。
孔子是我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学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体系,影响遍及世界,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1.下列对文本内容和艺术手法的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热衷政治活动,也很有政治才华,但他从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播和实践自己的政
治理论主张,并不是仅仅为统治者本人的利益服务,因而总是失败。
B. 孔子创立的教育理论体系虽然很有价值,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恢复和保持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倒退和反动的,有些主张也是必须批判的,比如鄙视生产劳动。
C. 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弟子们的从政能力;后一时期,教育目标有所改变,以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能力为主。
D. 孔子晚年主要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编订工作,这一工作意义非凡,不仅使我国古代大量的文献资料得以保存,也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体系——儒家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文本讲述了孔子一生中的哪些重要活动?请概括说明。
3.“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孔子又很强调“礼”,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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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但某一时期的审美设计倾向、审美意识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见其原貌。
②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受这种等级制度“礼”的影响,古代服饰文化作为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外化是“礼”的重要内容,为巩固自身地位,统治阶级把服饰的装身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服装除能蔽体之外,还被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
③服饰就如同一种符号,古代社会中服装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的服饰代表着一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礼”的表现。《礼记》中对衣着等级作了明文规定:“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以此文为贵也。”《周礼》中记载:“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服装的“礼”性功能亦有精辟见解。如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其与其封建等级制度的捍卫者的形象密不可分的。
④这种“礼”的功能还表现在服装的色彩上,如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因为朱是正色,紫是间色,他要人为地给正色和间色定各位,别尊卑,以巩固等级制度,历史上“白衣”“苞头”“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子”等等,都是在一定时期内,某种颜色附丽于某种服饰而获得了代表某种地位和身份的例子。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对服饰颜色的相关规定。例如:《中国历代服饰》记载:秦汉巾帻色“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唐以官服色视阶官之品。“举子麻之通刺,称乡贡。”唐贞观四年和上元元年曾两次下诏颁布服饰颜色和佩带的规定。在清朝,官服除以蟒数区分官位以外,对于黄色亦有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黄的。
⑤纵观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各朝各时期中国古人审美意识对服装的影响,服装从最早的功能性——遮羞、蔽体,经过岁月的流逝与历史的演变,从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到后来标榜个性的象征物,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审美意识贯穿其中,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进行现代服装设计也是大为有益的,只有紧抓时尚脉搏,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了解现代人之审美情结,才能设计出中国民族服装的时尚精品。
1.下列表述不属于中国古代服饰“礼”的功能的一项是( )
A.古代社会中服装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的服饰代表着一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B.清朝的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黄的。
C.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为捍卫封建等级制度的而大力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
D.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
2.下面对于“服饰”的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
B.在古代社会,服饰就如同一种符号,是阶级社会的各等级各阶层的形象代言。
C.为了强化服饰作为社会精神的外化的功能,统治阶级把服饰的装身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
D.中国古代服饰的功能大致经历了遮羞蔽体——等级代言——标榜个性等几个阶段。
3.依据原文的信息,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要将审美意识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就能考察到它的原貌。
B.古代服饰文化所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现实,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外化。
C.我国各朝各代的服饰,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通过古代服饰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审美意识的变迁。
D.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对设计中国民族服装的时尚精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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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但某一时期的审美设计倾向、审美意识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见其原貌。
②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受这种等级制度“礼”的影响,古代服饰文化作为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外化是“礼”的重要内容,为巩固自身地位,统治阶级把服饰的装身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服装除能蔽体之外,还被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
③服饰就如同一种符号,古代社会中服装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的服饰代表着一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礼”的表现。《礼记》中对衣着等级作了明文规定:“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纟熏裳;天子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以此文为贵也。”《周礼》中记载:“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服装的“礼”性功能亦有精辟见解。如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其与其封建等级制度的捍卫者的形象密不可分的。
④这种“礼”的功能还表现在服装的色彩上,如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因为朱是正色,紫是间色,他要人为地给正色和间色定名位,别尊卑,以巩固等级制度,历史上“白衣”“苞头”“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子”等等,都是在一定时期内,某种颜色附丽于某种服饰而获得了代表某种地位和身份的例子。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对服饰颜色的相关规定。例如:《中国历代服饰》记载:秦汉巾帻色“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唐以官服色视阶官之品。“举子麻之通刺,称乡贡。”唐贞观四年和上元元年曾两次下诏颁布服饰颜色和佩带的规定。在清朝,官服除以蟒数区分官位以外,对于黄色亦有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黄的。
⑤纵观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朝各时期中国古人审美意识对服装的影响,服装从最早的功能性——遮羞、蔽体,经过岁月的流逝与历史的演变,从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到后来标榜个性的象征物,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审美意识贯穿其中,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进行现代服装设计也是大为有益的,只有紧抓时尚脉搏,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了解现代人之审美情结,才能设计出中国民族服装的时尚精品。
1.下列表述不属于中国古代服饰“礼”的功能的一项是( )
A. 古代社会中服装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的服饰代表着一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B. 清朝的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黄的。
C.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为捍卫封建等级制度而大力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
D. 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
2.下面对于“服饰”的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
B. 在古代社会,服饰就如同一种符号,是阶级社会的各等级各阶层的形象代言。
C. 为了强化服饰作为社会精神的外化的功能,统治阶级把服饰的装身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
D. 中国古代服饰的功能大致经历了遮羞蔽体——等级代言——标榜个性等几个阶段。
3.依据原文的信息,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要将审美意识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就能考察到它的原貌。
B. 古代服饰文化所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现实,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外化。
C. 我国各朝各代的服饰,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通过古代服饰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审美意识的变迁。
D. 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对设计中国民族服装的时尚精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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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自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宗族、乡里和乡绅。这三者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秩序。乡贤是乡绅中的良绅,他们根植、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影响、作用于乡土社会,上利国家,下益乡民。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走出乡村,在外为官,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选择了回乡养老。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设义田、修水利、办书院、赈灾民等等。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便利,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亦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经常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从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管理只到县一级。这就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紧密联系当在宋代以后。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才开始打破门阀对士阶层的垄断地位,寒门弟子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士”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和地方社会的治理。这些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宋代是乡贤发展的重要阶段。钱穆先生就曾说,宋代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在“士大夫社会中逐渐萌茁”,这种自觉的精神,就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558页)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对于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宋人有很多思考,是不是一定要在庙堂之上才能“治国平天下”呢?答案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上),无论在朝或在野,对于天下、国家始终不曾忘却。这对于那些退休官员、在野之士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在民间社会不仅要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乡里,而且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事务中来,实践儒家提出的理念。
明朝中叶以后,乡绅阶层渐渐形成,主要原因有:其一,退休官员多返回本籍。两汉至唐代,朝廷并没有严格的退休规定,大多数朝廷官员多老死于任上。宋代虽有退休的规定,但当时迁徙的风气未衰,官员多寄养在宫观。到了明代,朝廷规定官员辞官或退休一律给驿还乡。致仕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借此防止致仕官与现任内外官相联合勾结。为了奖励官员致仕后还乡,允许用官家专车送返。而且规定,凡南京、北京大臣乞休,经批准后可致仕,如尚年富力强,可令其回原籍调理,等病好以后再度起用。由此可知,明代朝廷对官员致仕后返乡有一定的强制色彩,不过朝廷对返乡的官员予以优待。其二,“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明代学校系统完备,士人一般都可在本地官学入学。拥有一定功名和学衔的士人,除非因违反学规、受处分剥夺学籍和功名外,其身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而且,地方上举、监待入仕者多,官缺少,有的等上一二十年也难以得到一个政府官员的职位,生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除了少数人离乡谋发展之外,大多数人都留在本乡。此外,明清以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有不少乡绅投身于商业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士绅经商的风气,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徽州,清代徽州人许承尧在其著作《歙事闲谭》中指出:“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朊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急公议叙入仕者”即指通过捐纳和捐输等非正途而获得“绅”之身份的人,这也是乡绅产生的重要途径。
(摘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
1.下列关于乡贤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有些在外为官的乡贤,在年老退休返乡之后,施行乡民教化,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
B.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联系当在先秦以后。
C.乡贤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D.乡绅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
B.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
C.宋代“自觉的精神”就是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内容的反映。
D.宋人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于那些退休官员、在野之士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以德行感化,还要参与地方事务,实践儒家理念。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地方上举、监待入仕者多,官缺少,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造成了“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
B.到了明代,严格规定因年老或衰病而辞去职务的官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有一定的强制色彩。
C.为了奖励官员致仕后还乡,如尚年富力强,可令其回原籍调理,等病好以后再度起用。
D.明清时期不少乡绅投入商业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士绅经商的风气,“急公议叙入仕者”是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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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自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宗族、乡里和乡绅。这三者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秩序。乡贤是乡绅中的良绅,他们根植、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影响、作用于乡土社会,上利国家,下益乡民。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走出乡村,在外为官,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选择了回乡养老。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设义田、修水利、办书院、赈灾民等等。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便利,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亦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经常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从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管理只到县一级。这就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紧密联系当在宋代以后。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才开始打破门阀对士阶层的垄断地位,寒门弟子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士”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和地方社会的治理。这些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宋代是乡贤发展的重要阶段。钱穆先生就曾说,宋代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在“士大夫社会中逐渐萌茁”,这种自觉的精神,就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558页)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对于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宋人有很多思考,是不是一定要在庙堂之上才能“治国平天下”呢?答案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上),无论在朝或在野,对于天下、国家始终不曾忘却。这对于那些退休官员、在野之士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在民间社会不仅要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乡里,而且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事务中来,实践儒家提出的理念。
明朝中叶以后,乡绅阶层渐渐形成,主要原因有:其一,退休官员多返回本籍。两汉至唐代,朝廷并没有严格的退休规定,大多数朝廷官员多老死于任上。宋代虽有退休的规定,但当时迁徙的风气未衰,官员多寄养在宫观。到了明代,朝廷规定官员辞官或退休一律给驿还乡。致仕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借此防止致仕官与现任内外官相联合勾结。为了奖励官员致仕后还乡,允许用官家专车送返。而且规定,凡南京、北京大臣乞休,经批准后可致仕,如尚年富力强,可令其回原籍调理,等病好以后再度起用。由此可知,明代朝廷对官员致仕后返乡有一定的强制色彩,不过朝廷对返乡的官员予以优待。其二,“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明代学校系统完备,士人一般都可在本地官学入学。拥有一定功名和学衔的士人,除非因违反学规、受处分剥夺学籍和功名外,其身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而且,地方上举、监待入仕者多,官缺少,有的等上一二十年也难以得到一个政府官员的职位,生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除了少数人离乡谋发展之外,大多数人都留在本乡。此外,明清以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有不少乡绅投身于商业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士绅经商的风气,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徽州,清代徽州人许承尧在其著作《歙事闲谭》中指出:“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朊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急公议叙入仕者”即指通过捐纳和捐输等非正途而获得“绅”之身份的人,这也是乡绅产生的重要途径。
(摘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
1.下列关于乡贤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有些在外为官的乡贤,在年老退休返乡之后,施行乡民教化,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
B.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联系当在先秦以后。
C.乡贤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D.乡绅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
B.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
C.宋代“自觉的精神”就是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内容的反映。
D.宋人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于那些退休官员、在野之士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以德行感化,还要参与地方事务,实践儒家理念。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地方上举、监待入仕者多,官缺少,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造成了“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
B.到了明代,严格规定因年老或衰病而辞去职务的官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有一定的强制色彩。
C.为了奖励官员致仕后还乡,如尚年富力强,可令其回原籍调理,等病好以后再度起用。
D.明清时期不少乡绅投入商业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士绅经商的风气,“急公议叙入仕者”是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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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的理念也逐渐趋于成熟。其成熟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和”与“同”两个范畴的对举,二是“和实生物”与“和而不同”这两个重要命题的提出。
“和”与“同”两个概念的对举,是由西周末年郑国的史官史伯提出来的。据《国语·郑语》载,郑桓公问史伯:“周其弊乎?”史伯回答说,恐怕要必然走向衰败。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周的统治者“去和而取同”,即没有处理好“和”与“同”的关系,一味地追求“同”而抛弃“和”。在史伯看来,“和”与“同”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和”是“以它平它”,即不同的东西相加所形成的共同体;而“同”则是“以同裨同”,即相同的东西再加上相同的东西,无论加多少,最后还是绝对的单一体。因此,“和”体现的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而“同”则是由相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单一性的简单同一。多样性的统一,能够使这个共同体“丰长而物归之”,即丰富、发展并生成新东西。而单一性的简单同一,则只能是“同则不继”。《说文》:“继者,续也,从从系。”因此,“不继”则为“绝”,即不能产生任何新东西,从而使单一的同一体走向衰亡和灭绝。
可见,“和”与“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范畴,只有在两者对举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的内涵,这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和谐理念所包含的辩证思维逻辑。“和”是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据,也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就是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这一命题的确切涵义。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晏婴,发挥了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和同之辨”的内容。据《左昭·二十年》载,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和与同异乎”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和与同异”。他认为,“和”好比做羹汤或弹奏音乐,只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方能成为美味佳羹或动听的乐曲。如果一味地“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搏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以五味相济、五音相和的例子来说明“和同之异”“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即后来儒家所谓的“中庸”。意谓如果一道羹汤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如果太浓,就加水冲淡。这样才能使汤的味道平正适中而增加食欲。如果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还能去喝它呢?也如同琴瑟,如果老是弹一种音调,谁还能听它呢?由此晏婴得出一个结论:“同之不可也如是。”
春秋末期,处于社会急剧分化、急剧变动中的孔子,继史伯、晏婴等思想家的“和同之辨”,更明确地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后来所称的“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把殷周以来蕴涵在六经之中丰富的“和”的思想资源,引进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启发了先秦诸子对“和”的深入讨论,遂使“和”或和谐理念成为中华文化的公共话语,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 (节选自2008年9月22日《光明日报》,李中华《“和”论》)
1.下列对“和”与“同”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符合文章意思的一项是( )
A.“和”与“同”是古代哲学中的两个概念,“和”体现的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而“同”则是由相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单一性的简单同一。
B.“和”与“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范畴,“和”是在不同中产生同,而“同”是同上加同,它们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和谐理念所包含的辩证思维逻辑。
C.“和”好比做羹汤或弹奏音乐,只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方能成为美味佳羹或动听的乐曲;“同”是一味地“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搏一,谁能听之?”
D.“和”是“以它平它”,即不同的东西相加所形成的共同体;而“同”则是“以同裨同”,即相同的东西再加上相同的东西,无论加多少,最后还是绝对的单一体。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和实生物”哲学命题最早是由西周末年郑国的史官史伯提出来的,它的意思是说“和”是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据,也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内在动力。
B.“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是由孔子把殷周以来的“和”的思想资源引进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从而使和谐理念逐渐成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
C.“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孔子第一次将“和”与“同”的概念进行对举,并明确提出这也是区分君子与小人之间不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标准。
D.“和与同异”是由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晏婴,在发挥“和实生物”思想并扩展深化了“和同之辨”的内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哲学命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有关“和”的含义及其意义,观点明确,论据充实,但它毕竟是属于先秦时代的,对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和谐理念的建设借鉴意义不大。
B.本文以时间为顺序,从史伯“和实生物”的思想到孔子“和而不同”的哲学定位,再到先秦诸子对“和”的拓展和发挥,使“和”的理念更加充实和明确。
C.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在一个“和”字上,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
D.晏婴以五味相济、五音相和的例子来说明“和同之异”“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不仅形象生动,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朴素的辩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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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城管”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中国至少在夏商周的“三代”时期就有城市了,但和现代功能较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如齐国的首都临淄。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有7万户,仅以现代一户3口的最低标准来算,总人口也达到了21万。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治安、卫生、交通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城管应运而生。从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负责环卫、拆违章建筑、禁止占道经营外,还得“防火缉盗”,有的还有管理市场物价、维持公平交易和社会治安的义务,是真正的“综合执法”,权力也比现代城管大。
古代的城管队员叫法不少,或称“胥”,或称“卒”,还有称“市吏”“监市”等等。但在事实上,古代并没有现代城管局这样的专职机构,自然也无城管队员一说。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朝廷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街道司”,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组成的执法队伍,以保持开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明代的北京,由相当于今北京卫戍区或武装警察部队的“五城兵马司”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清代的北京,还专设了“督理街道衙门”,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坏公用设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由警察承担起了现代城管的工作。
在古代,现代城管中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同样十分突出,且历代不绝。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非要在门面(正铺)外多占一块(偏铺)。在李显(唐中宗)当皇帝时的景龙年间,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城管通知”:两京市场上各行业,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宋代称占道经营为“侵街”,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标记出范围。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当时的“城管队”会经常检查是否有人侵街。到明清,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违建更突出。
《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米,也不能离民房太近,要在1米5以外,由监市负责督管。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挨打后,还得恢复原状。《宋刑统》也有类似的规定,“侵巷街阡陌”条:“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颇有创意,他在要求开封府官员强拆违章的同时,特别指示相当于现代司法机关法院的左、右军巡院,配合“开封城管”行动,“惩治侵街者”。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即所谓“枷号一个月发落”。撒泡尿也要遭受这么大的罪,这样的城管手段不可谓不狠!
1.下列有关古代“城管”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城管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首都临淄。
B.虽然古代没有“城管”这种叫法,但是现代城管的职能在古代常由相应的一些机构承担。
C.古代城管同时也是士兵,晚清时才换由警察承担这一任务。
D.宋代城管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是现代城市管理者在街道上画线的源头。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最早的城市规模小,功能不完善,不需要专门的城管人员来管理。
B.一些令古人伤透脑筋的城市管理问题,同样也让现代城管部门头痛不已。
C.为防止“侵街”,避免随意违章搭建,宋仁宗曾集合多部门“综合执法”。
D.古代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等越来越多,很难禁绝。
3.古代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规定和措施,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代摆摊在政府办公地30米以内者,要马上恢复原状,否则将被“杖七十”。
B.宋代法律规定,知有人破坏公共卫生,当事人受罚,“城管队长”也要挨打。
C.明代规定,破坏公共设施、随地大小便者,要被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D.宋代对于违章建筑,有时不仅要强行拆除,还要求司法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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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城管”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中国至少在夏商周时期就有城市了。但和现代功能较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如齐国的首都临淄。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有7万户。仅以现代一户3口的最低标准来算,总人口也达到了21万。从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负责环卫、拆违章建筑、禁止占道经营外,还得“防火缉盗”;有的还有管理市场物价、维持公平交易和社会治安的义务,兼有现代公安、消防、工商、物价、税务等部门职能,是真正的“综合执法”,权力也比现代城管大。
古代的城管队员叫法不少,或称“胥”,或称“卒”,还有称“市吏”、“监市”,等等。但在事实上,古代并没有现代城管局这样的专职机构,自然也无城管队员一说。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朝廷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街道司”,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组成的执法队伍,以保持开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明代的北京,由相当于今北京卫戍区或武装警察部队的“五城兵马司”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清代的北京,还专设了“督理街道衙门”,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坏公用设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由警察承担起了现代城管的工作。
在古代,现代城管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同样十分突出,且历代不绝。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非要在门面(正铺)外多占一块(偏铺)。在李显(唐中宗)当皇帝时的景龙年间,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城管通知”:两京市场上各行业,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宋代称占道经营为“侵街”,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标记出范围。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当时的“城管队”会经常检查是否有人侵街。到明清,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违建更突出。
《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米,也不能离民房太近,要在1米5以外,由监市负责督管。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挨打后,还得恢复原状。《宋刑统》也有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颇有创意,他在要求开封府官员强拆违章的同时,特别指示相当于现代司法机关法院的左、右军巡院,配合“开封城管”行动,“惩治侵街者”。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即所谓“枷号一个月发落”。撒泡尿也要遭受这么大的罪,这样的城管手段不可谓不狠!
1.下列有关古代“城管”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城管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首都临淄。
B.虽然古代没有“城管”这种叫法,但是现代城管的职能在古代常由相应的一些机构承担。
C.古代城管常由士兵充当,明清时换由警察承担这一任务。
D.宋代城管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现代城市管理者在街道上画线就完全来源于此。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最早的城市人口少、规模小,功能不完善,所以还没有专职的城管机构。
B.一些令古人伤透脑筋的城市管理问题,同样也让现代城管部门头痛不已。
C.古代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屡禁不绝,到明清时期就更为突出。
D.为防止“侵街”,避免随意违章搭建,宋仁宗曾集合多部门“综合执法”。
3.古代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规定和措施,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代摆摊在政府办公地30米以内者,要马上恢复原状,否则将会被“杖七十”。
B.宋代法律规定,只要有人破坏公共卫生,除当事人受罚外,“城管队长”即主司也要挨打。
C.唐景龙年间,朝廷以敕令的形式,发布“城管通知”,禁止建造偏铺侵街。
D.明代规定,凡是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随地大小便者,都要被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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