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平凡之人 非凡之学
梁志刚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作为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在德旧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季羡林归国无路，只得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讲师，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此期间发表了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奠定了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地位。
1946年7月回国，经陈寅恪推荐，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开创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
在东语系迎新会上，作为系主任的季美林没有一点名教授“派头”，他穿着既非西装革履，也非潇洒长衫，而是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瘦高身材，感眉善目。讲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他说：“一个大学生需要十二个农民来养活，你们的同龄人一百人才有一个能上大学”，期望新生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刻苦学习，学成报国。
季美林10岁开始学习英文，水平极高，他备课仍一丝不苟。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对同一个英语单词有不同的读音，甚至含义也有差别。他为了把这些细微的差别讲清楚，请教了当时能我到的所有外教。讲翻译技巧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部分重合的圆圈，说：“汉语和外语含义并非一一对应，仅重合部分可以相通，要从上下文的意思辨析词义”，同学们一目了然，戏称为“季羡林大饼”；印度学是他的专长，但印度学浩如烟海，当时没有教材，季羡林利用有限的时间，提纲挈领，把印度主要历史时期、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社会现状讲得一清二楚。他讲课旁征博引、炒语连珠，同学们每周都盼着听他的课。
在“文革”时期，季羡林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被抓进牛棚。1969年秋天，经一年多炼狱般的折磨，九死一生的季美林被下放改造。在寒冷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他顶着凛冽的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和学生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就这样的冬天，仍常常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菜的诗句：“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1985年季羡林主持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他高屋建瓴地阐迷了人类四大文化体系，赢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有学者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季羡林针锋相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并在会上形成了共识，“让外国学者也跟折我们走”，这是他的志向，也是他对新一代学人的殷切期望。
他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不仅为古籍整理付出了大量心血，还发起抢救家书活动。他支持档案事业，认为保管好档案、维护历史的真实面目是利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功业。当他得知国家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时，他积极支持，还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题写了书名。
2001年11月，学生张保胜在大钟寺现场讲解永乐大钟上铭刻的梵文陀罗尼，90岁高龄的季先生不顾众人劝阻，坚持坐在寒风里，认真听了两个多小时。事后他的学生问他：“就是为张保胜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多小时呀。”先生回答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在他的指导下，张保胜教授坐了十年“冷板凳”，终于将大钟上的梵字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季羡林在北大从教60余载，几代学子都受到恩泽。
晚年似风光，各种不虞之誉夹杂求全之毁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著文坚辞三顶桂冠；他还郑重申明：“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季羡林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他既是学界泰斗，又是世人楷模。可是先生本人却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什么英雄业绩。“麟凤”也好，平凡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非凡与平凡于一身的人。
（节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季羡林早年在德国学习的经历，奠定了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地位，为其开创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奠定基础。
B. 季羡林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他衣着朴素，语气平和，对新生充满关爱并寄予厚望。
C. 季羡林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虚心向外教请教英文单词的细微差别；教学生动形象，善于借助画图辅助教学。
D. 手羡林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教和保护，在古籍整理、抢救家书、支持国家启动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等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A. 季羡林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在没有教材、知识繁多的情况下，他把印度的历史、人物、民族、宗教，社会方面讲解得清晰明了。
B. “文革”时期，季羡林仗义执言，惹祸上身，受到折磨，他在恶劣的环境中仍吟诗，鼓励在困境中的学生积极乐观。
C. 季羡林针对有的学者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的观点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
D. 90岁高龄的季羡林仍坚持在寒风中听完学生张保胜的讲解，对学生的支持和帮助，对学问的执着与热忱，实在令人感动。
E. 季羡林先生晚年坚辞三顶桂冠的郑重申明，既表现了他为人谦虚，内心坦诚的品格，又展现了他实事求是，淡泊功名的风范。
3.季羡林的“非凡之学”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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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之人 非凡之学
梁志刚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作为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在德旧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季羡林归国无路，只得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讲师，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此期间发表了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奠定了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地位。
1946年7月回国，经陈寅恪推荐，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开创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
在东语系迎新会上，作为系主任的季美林没有一点名教授“派头”，他穿着既非西装革履，也非潇洒长衫，而是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瘦高身材，感眉善目。讲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他说：“一个大学生需要十二个农民来养活，你们的同龄人一百人才有一个能上大学”，期望新生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刻苦学习，学成报国。
季美林10岁开始学习英文，水平极高，他备课仍一丝不苟。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对同一个英语单词有不同的读音，甚至含义也有差别。他为了把这些细微的差别讲清楚，请教了当时能我到的所有外教。讲翻译技巧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部分重合的圆圈，说：“汉语和外语含义并非一一对应，仅重合部分可以相通，要从上下文的意思辨析词义”，同学们一目了然，戏称为“季羡林大饼”；印度学是他的专长，但印度学浩如烟海，当时没有教材，季羡林利用有限的时间，提纲挈领，把印度主要历史时期、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社会现状讲得一清二楚。他讲课旁征博引、炒语连珠，同学们每周都盼着听他的课。
在“文革”时期，季羡林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被抓进牛棚。1969年秋天，经一年多炼狱般的折磨，九死一生的季美林被下放改造。在寒冷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他顶着凛冽的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和学生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就这样的冬天，仍常常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菜的诗句：“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1985年季羡林主持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他高屋建瓴地阐迷了人类四大文化体系，赢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有学者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季羡林针锋相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并在会上形成了共识，“让外国学者也跟折我们走”，这是他的志向，也是他对新一代学人的殷切期望。
他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不仅为古籍整理付出了大量心血，还发起抢救家书活动。他支持档案事业，认为保管好档案、维护历史的真实面目是利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功业。当他得知国家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时，他积极支持，还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题写了书名。
2001年11月，学生张保胜在大钟寺现场讲解永乐大钟上铭刻的梵文陀罗尼，90岁高龄的季先生不顾众人劝阻，坚持坐在寒风里，认真听了两个多小时。事后他的学生问他：“就是为张保胜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多小时呀。”先生回答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在他的指导下，张保胜教授坐了十年“冷板凳”，终于将大钟上的梵字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季羡林在北大从教60余载，几代学子都受到恩泽。
晚年似风光，各种不虞之誉夹杂求全之毁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著文坚辞三顶桂冠；他还郑重申明：“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季羡林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他既是学界泰斗，又是世人楷模。可是先生本人却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什么英雄业绩。“麟凤”也好，平凡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非凡与平凡于一身的人。
（节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季羡林早年在德国学习的经历，奠定了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地位，为其开创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奠定基础。
B. 季羡林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他衣着朴素，语气平和，对新生充满关爱并寄予厚望。
C. 季羡林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虚心向外教请教英文单词的细微差别；教学生动形象，善于借助画图辅助教学。
D. 手羡林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教和保护，在古籍整理、抢救家书、支持国家启动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等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A. 季羡林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在没有教材、知识繁多的情况下，他把印度的历史、人物、民族、宗教，社会方面讲解得清晰明了。
B. “文革”时期，季羡林仗义执言，惹祸上身，受到折磨，他在恶劣的环境中仍吟诗，鼓励在困境中的学生积极乐观。
C. 季羡林针对有的学者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的观点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
D. 90岁高龄的季羡林仍坚持在寒风中听完学生张保胜的讲解，对学生的支持和帮助，对学问的执着与热忱，实在令人感动。
E. 季羡林先生晚年坚辞三顶桂冠的郑重申明，既表现了他为人谦虚，内心坦诚的品格，又展现了他实事求是，淡泊功名的风范。
3.季羡林的“非凡之学”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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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材料一：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稻香世家”。后来，他家的客厅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瓜饭楼，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因为家贫，加上时局动荡，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1937年，日寇占领无锡，学校关闭，冯其庸失学了。后来他又曾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
1946年初，冯其庸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
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最强调经典教育，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比如《国学概论》《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通识课，而《论语》《孟子》《史记》《楚辞》等都是选修课，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亲承朱东润、龙榆生、钱仲联等名师的教诲，领略了大师们学术的深厚与精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后来，冯其庸在总结无锡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时，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女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从这里起步；所有的磨难，都在这里发生。在历次运动冲击过后，冯其庸留下了累累硕果。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红学、西域学、书画、戏曲等领域，用任何现代学科来概括这些都很困难，或许，只有用“国学”这个词语来概括冯其庸的学术人生最为合适。
2005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一生的国学积累，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冯先生当初倡导的三个规范，至今都在人大国学院施行。
对于国学的未来，冯先生充满信心。在冯其庸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他认为，后生才是国学的希望，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学者的情怀，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
（摘编自孟宪实《冯其庸的“大国学”》、叶君远《冯其庸传》等）
材料二：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材料三：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但是我觉得，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应该算国学。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里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
（摘编自《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材料四：冯其庸先生81岁执掌人大国学人大国学院成立时，冯先生讲了国学入门课，那一年他已经81岁高龄。今年夏天，首届学生完成了六年本硕连读的学业，100％的就业率令曾是首任院长的冯老十分欣慰。
在冯先生心中，国学的最终使命是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继承古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种境界应该世代相传。
（摘自人民网《冯其庸新解“大师”：诲人一甲子，半生寄国学》）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通识教育与经典阅读并重，这种扎实的学风有助于保存传统文化，对当代教育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B. 冯其庸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不仅因其涉猎广泛，学问渊博，成就斐然，还因其在国学教育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C. 冯其庸的“大国学”理论，体现了继承传统、兼容并包、民族平等的基本理念，其科学性和独创性是毋庸置疑的。
D. 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的基本规范，是对无锡国专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其作为教育家的眼光。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 冯其庸将书斋命名为“瓜饭楼”、著作结集为《瓜饭楼丛稿》，与其说是纪念早年的艰难岁月，不如说是文人的雅兴使然。
B. 家境贫穷、时局动乱使冯其庸无法专力读书，但这也促使他最大限度地博览群书，客观上取得的效果远远超过了学校教育。
C. 无锡国专的求学经历，使冯其庸的治学由自发、随意变为系统、专业，这是冯其庸一生学术辉煌的坚固基石。
D. 冯其庸早年读书习惯的养成、无锡国专办学的成功，都说明地域文化对教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E. 冯其庸将个人的教育理念付诸现实，通过教育薪火相传，他的国学情怀，最终在人大国学院找到了托付。
3.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冯其庸先生的“大国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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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真可谓中德学坛上的佳话！
1945年，我同先生在长时间的分离后，在书信上取得了联系。我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以及取得的一些成果，先生回信说想介绍我到北大任教。一九四六年春天，回国后，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摘自季羡林《真话能走多远·回忆陈寅恪先生》，有删改）
1.本文是为怀念陈寅恪先生而写的，然而作者却花了大量笔墨去描写旁听冰心先生一堂课的情形，为什么？
2.请简析第2段画线句子的表达作用。
3.请分条列出陈寅恪先生值得我们珍视的个性特点；然后就其中一点结合原文作简析，并结合现实谈谈你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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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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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孙瀛洲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由于采用类型学方法，总能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窖瓷器以及元代至明清两代的瓷器。
B．先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作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丰富的人生阅历为孙瀛洲提供了大量文物方面的基础知识。
C．孙瀛洲还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既培养出耿宝昌这样堪称“泰斗”的古陶瓷鉴定专家，也为其他文物鉴定领域培养了为数众多的栋梁之材。
D．孙瀛洲一生收藏了大批陶瓷精品，在受聘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激情，最终他用自己的藏品为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E．尽管对明清瓷器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但孙瀛洲采用独特方法进行了研究，并最终为明清瓷器的鉴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孙瀛洲“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3）孙瀛洲是如何“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的?请结合实例加以说明。
（4）文中说孙瀛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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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沦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联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期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唯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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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
(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
(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1.下列说法中，不符合原文的一项是
A. 父亲专制保守的决定，让萧红过早被剥夺了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因而承受了人生的险恶命运，最终决定离家出走。
B. 萧红在创作初期虽受到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她的作品闪耀着人本主义色彩的光辉，并不太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与束缚。
C. 萧红笔下描绘出的农村，充满了压迫、苦难与挣扎，鲜少出现宁静、恬淡、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画面。
D. “五四”后的新文学传统，让萧红的天分在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中得到施展，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魅力。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萧红的写作对象“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是指那些受到家庭社会歧视、侮辱和迫害的贫苦女性。
B. 萧红在创作时能将小说散文化，主要原因是她的作品中常常需要表现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
C.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作家缺少穷人的视角，而萧红是唯一的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创作者。
D. 萧红的作品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她描写的“苦难”和“自强”的渴望，会促使今天的人们奋进。
3.为什么说萧红是“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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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两项是（ ）
A. 孙瀛洲认为鉴定明清瓷器必须同时运用造型、纹饰等鉴定方法，不能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否则会导致效果不一致。
B. 孙瀛洲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由于采用类型学方法，总能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窖瓷器以及元代至明清两代的瓷器。
C. 尽管对明清瓷器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但孙瀛洲采用独特方法进行了研究，并最终为明清瓷器的鉴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并指导实践。
D. 孙瀛洲还是一位大教育家，既培养出耿宝昌这样堪称“泰斗”的古陶瓷鉴定专家，还培养了文物鉴定领域为数众多的栋梁之材。
E. 孙瀛洲收藏了大批陶瓷精品，自己的生活却异常简朴，他过世后将毕生收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
2.请结合文章具体分析孙瀛洲“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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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A.孙瀛洲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由于采用类型学方法，总能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窖瓷器以及元代至明清两代的瓷器。
B.尽管对明清瓷器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但孙瀛洲采用独特方法进行了研究，并最终为明清瓷器的鉴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C.孙瀛洲还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既培养出耿宝昌这样堪称“泰斗”的古陶瓷鉴定专家，也为其他文物鉴定领域培养了为数众多的栋梁之材。
D.孙瀛洲一生收藏了大批陶瓷精品，在受聘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激情，最终他用自己的藏品为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2.孙瀛洲是如何“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的?请结合文章加以说明。
3.文中说孙瀛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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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16分）
赋得永久的悔（节选）
季羡林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白的”和月饼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析】
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极端贫困的农村生活让季羡林的童年回忆没有一点亮色，剩下的只有饥饿和苦难。
B．由于季羡林有一年拾到的麦子特别多，母亲特意弄来了点儿月饼奖励他，以激励他
更加勤劳吃苦。
C．在季羡林的记忆中母亲毕生只吃“红的”，甚至野菜，没有吃过别的再好的东西。
D．季羡林依靠自己的身体为二大爷的牛搞饲料，就是为了平时或年终改善一下自己的
生活。
E．文本通过平实的语言记录了自己童年为了吃饱肚子所经历的艰辛，也表达自己对当
年只顾自己忽视母亲的懊悔。
2.季羡林的苦难童年中，能让他高兴起来的事情有哪些？请简要说明。（6分）
3.季羡林的“悔”体现在很多方面，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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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得永久的悔（节选）
季羡林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白的”和月饼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析】
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极端贫困的农村生活让季羡林的童年回忆没有一点亮色，剩下的只有饥饿和苦难。
B．由于季羡林有一年拾到的麦子特别多，母亲特意弄来了点儿月饼奖励他，以激励他更加勤劳吃苦。
C．在季羡林的记忆中母亲毕生只吃“红的”，甚至野菜，没有吃过别的再好的东西。
D．季羡林依靠自己的身体为二大爷的牛搞饲料，就是为了平时或年终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E．文本通过平实的语言记录了自己童年为了吃饱肚子所经历的艰辛，也表达自己对当年只顾自己忽视母亲的懊悔。
（2）季羡林的苦难童年中，能让他高兴起来的事情有哪些？请简要说明。
（3）找出最后一段中说明作者思想历程的语句：（ ）→（ ）→“逐渐理解了”→（ ）→立下誓言→（ ）
（4）季羡林的“悔”体现在很多方面，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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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得永久的悔（节选）
季羡林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白的”和月饼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析】
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极端贫困的农村生活让季羡林的童年回忆没有一点亮色，剩下的只有饥饿和苦难。
B．由于季羡林有一年拾到的麦子特别多，母亲特意弄来了点儿月饼奖励他，以激励他更加勤劳吃苦。
C. 在季羡林的记忆中母亲毕生只吃“红的”，甚至野菜，没有吃过别的再好的东西。
D. 季羡林依靠自己的身体为二大爷的牛搞饲料，就是为了平时或年终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E. 文本通过平实的语言记录了自己童年为了吃饱肚子所经历的艰辛，也表达自己对当年只顾自己忽视母亲的懊悔。
（2）季羡林的苦难童年中，能让他高兴起来的事情有哪些？请简要说明。
（3）找出最后一段中说明作者思想历程的语句：（ ）→（ ）→“逐渐理解了”→（ ）→立下誓言→（ ）
（4）季羡林的“悔”体现在很多方面，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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