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题目。
材料一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二里头和“夏”之间是什么关系?
许宏:从时段上来讲,二里头文化属于“原史时代”。但不少朋友会因为它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将其划归“历史时期”。其实原史和历史的划分,着眼点是文字的使用与否及其程度,而与社会发展阶段无涉。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
许宏: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至汉晋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当然是存在的。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显然是不以司马迁《史记》一类的古史框架为前提的。如果抛弃了传统的古史框架,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己的来处?
许宏: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更为全方位地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的独立学科。
就像有的学者说的,现在存在一种整体上的中国焦虑,我们都想弄清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在做的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辉煌灿烂、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正是建基于对外来青铜冶铸技术的吸纳、数千年炉火纯青的模制陶器的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对礼制建构的追求之上的。像二里头这样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架构,究竟是自己产生的,还是受到外来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审视。在传统的古史框架和话语系统之外,探寻考古学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表达,既不等于历史虚无,更无损于原有古史框架带给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
(删改自刘周岩《许宏: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
材料二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张我们应重视《史记》为中国人确立的古史框架,原因是什么?
孙庆伟:首先,我认为《史记》的古史框架基本可靠。有人怀疑《史记》的古史体系,实际上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夸大了。因为就篇章而言,从《殷本纪》之后无人怀疑,因为有殷墟甲骨可以印证,《周本纪》《秦本纪》也没有疑问。真正有待于证实的,就是《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但这两者在司马迁眼里是截然不同的,《夏本纪》与《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属一类,可信度是很高的,而《五帝本纪》属于另类,司马迁自己也承认吃不准,因为越久远材料就越少。
其次,也有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情感方面的原因。司马迁是一个“无比深刻而渊博”的学者。司马迁的可贵,不仅在于他的博学,更在于他对史料的裁断和卓识,所以司马迁自称《史记》的撰作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比《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其中的古史框架其实只是一个具体知识点而已。但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司马迁,我们今天连这个框架也不会有,因此怎能轻言放弃?如果我们对司马迁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历史学家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敬,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
三联生活周刊:就一般的观察而言,相对年轻的知识群体中对中国古史问题或许“疑”的态度更多,你在北京大学教授本科生课程时是怎样的体会?
孙庆伟:就一般年轻学生而言,他们确实天然地相信“疑古”是先进、科学的治史态度,而“信古”则是保守、落后的研究取向。任由李学勤先生有关“对古书的反思”和“走出疑古时代”的呐喊与呼吁,同学们依然是我自岿然不动。我当然不是要否定“古史辨”派学者的先进性和重大贡献,恰恰相反,我是想提醒同学们,读完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再来“疑古”也不迟——“疑古”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应该是具体的学术实践。以前朱熹就说,要“熟读”之后才能“自然有疑”,“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不读书,上来就疑,那不是疑,那是无知。
人们通常认为,怀疑是科学态度,相信则是盲目的。但实际上,“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删改自刘周岩《孙庆伟:“信”比“疑”更难》)
材料三
自西周至两汉的文献里,大禹的形象从创世神至夏代的圣王,至半人半兽的天选之人,渐次演变,又相互杂糅。他承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他以及他所开创的“夏”的信仰与阐释。
万物之初,洪水滔天,苍穹下没有大地,禹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他用抛到水里能不断膨胀的神土制造土地,既堵塞洪水,又在大地上疏通河流,终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赐予禹治国安邦的九种大法,由禹做王,监察百姓的德行。在西周中期的青铜铭文中有着类似的文言叙述。但依照现有史料,难以断定在创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禹是人的记述。
《诗经》等周人的文献里,大量出现“禹迹”“禹绩”的词汇。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发现,商周的统治者祭祀大禹,认定自己的领土源自大禹之手,“西周中期,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又为社神”。
借助夏禹的形象,先秦诸子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专门研究大禹传说的学者杨栋表示,“描绘大禹的辛劳形象,是对辛劳为民精神的赞扬,体现的是诸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后,是要塑造大禹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于禹个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于禹的功绩,神话中创世者在造地成功后巡视、步测大地,转换为大禹规划、制订九州中国的行政区域、贡赋标准的过程。
来到汉代,《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话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换为尧舜时代一场现实的水患灾难,天帝被置换为贤君尧、舜,具有神性的鲧、禹被置换为尧、舜的臣僚。创世者命令动物神潜水捞泥被置换为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治水人选,而潜水造地则被置换为鲧、禹父子相继的治水事业。伴随国家形态的演进、政治统治的需要,历史化的版本最终占据主流。一则创世神话被转述为一则古代历史的传说。
在司马迁的版本中,舜逝世后,服完三年丧,禹为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来朝拜禹,禹才继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后去世,把天下交给益。服丧三年后,益用类似的流程,把帝位让给启,自己躲到箕山。但诸侯因启的贤德,都离开益而朝拜启,于是启即天子位。然而,写于战国时代的古本《竹书纪年》有言,“益干启位,启杀之”,贤德背后是血淋淋的权力之争。甚至韩非在《韩非子·说疑》中直接攻击禅让制本身,“舜逼尧,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
司马迁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启的贤德调和此间的冲突。但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认为,“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
(删改自刘畅《从神话到史书:文本中的“夏禹”叙事》)
1.根据“材料一”,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二里头文化尚未进入国家阶段,所以学者们认为它不属于“历史时期”。
B. 传世文献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也展示了东周至汉晋人们对夏朝的认识。
C. 考古学的发展重新建构了人类文明史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法则。
D. 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是先民学习和改造外来技术的产物。
2.根据“材料二”,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司马迁眼中,夏、殷、周、秦四篇本纪都有较高的可信度,只有《五帝本纪》部分内容存疑。
B. 与《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相比,古史框架只是一个知识点,我们阅读研究时无需关注。
C. 尽管有学者积极呼吁,但是年轻学生依旧倾向于认为“疑古”是先进、科学的,而“信古”是保守、落后的。
D. 现在很多人对古史的怀疑只有治学态度,缺乏学术实践,是人云亦云、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如何合理“疑古”。
4.下列对“材料三”中加点字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杂糅:“糅”的本义是杂米饭,引申为混杂。
B. 滔天:“滔”的意思是弥漫,不能写作“涛”。
C. 潜水:“潜”读作“qiǎn”,指没入水中活动。
D. 禅让:“禅”读作“shàn”,指把帝位让给别人。
5.下列对“材料三”所涉文学常识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周朝把铜叫金,所以铜器上的文字就叫做“金文”。
B. 《诗经》在先秦的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中被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孔子论之曰“不学《诗》,无以言”。
C. 《孟子》是“四书”之一,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体现了孔孟思想的不同侧重。
D.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6.根据“材料三”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据西周的青铜铭文记载,禹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创世神,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命禹监察百姓的德行。
B. 在周人的文献里,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概念,又被尊为社神。周人认为他们的领土来自于大禹,所以祭祀他。
C. 先秦诸子借助大禹的形象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都将大禹塑造为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
D. 《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一则历史化的传说。这是司马迁遵照国家形态的演进和政治统治的要求所做的转化。
7.请结合上述三则材料,简要概括《史记》对古史记载的意义。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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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二里头和“夏”之间是什么关系?
许宏:从时段上来讲,二里头文化属于“原史时代”。但不少朋友会因为它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将其划归“历史时期”。其实原史和历史的划分,着眼点是文字的使用与否及其程度,而与社会发展阶段无涉。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
许宏: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至汉晋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当然是存在的。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显然是不以司马迁《史记》一类的古史框架为前提的。如果抛弃了传统的古史框架,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己的来处?
许宏: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更为全方位地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的独立学科。
就像有的学者说的,现在存在一种整体上的中国焦虑,我们都想弄清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在做的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辉煌灿烂、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正是建基于对外来青铜冶铸技术的吸纳、数千年炉火纯青的模制陶器的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对礼制建构的追求之上的。像二里头这样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架构,究竟是自己产生的,还是受到外来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审视。在传统的古史框架和话语系统之外,探寻考古学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表达,既不等于历史虚无,更无损于原有古史框架带给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
(删改自刘周岩《许宏: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
材料二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张我们应重视《史记》为中国人确立的古史框架,原因是什么?
孙庆伟:首先,我认为《史记》的古史框架基本可靠。有人怀疑《史记》的古史体系,实际上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夸大了。因为就篇章而言,从《殷本纪》之后无人怀疑,因为有殷墟甲骨可以印证,《周本纪》《秦本纪》也没有疑问。真正有待于证实的,就是《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但这两者在司马迁眼里是截然不同的,《夏本纪》与《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属一类,可信度是很高的,而《五帝本纪》属于另类,司马迁自己也承认吃不准,因为越久远材料就越少。
其次,也有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情感方面的原因。司马迁是一个“无比深刻而渊博”的学者。司马迁的可贵,不仅在于他的博学,更在于他对史料的裁断和卓识,所以司马迁自称《史记》的撰作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比《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其中的古史框架其实只是一个具体知识点而已。但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司马迁,我们今天连这个框架也不会有,因此怎能轻言放弃?如果我们对司马迁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历史学家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敬,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
三联生活周刊:就一般的观察而言,相对年轻的知识群体中对中国古史问题或许“疑”的态度更多,你在北京大学教授本科生课程时是怎样的体会?
孙庆伟:就一般年轻学生而言,他们确实天然地相信“疑古”是先进、科学的治史态度,而“信古”则是保守、落后的研究取向。任由李学勤先生有关“对古书的反思”和“走出疑古时代”的呐喊与呼吁,同学们依然是我自岿然不动。我当然不是要否定“古史辨”派学者的先进性和重大贡献,恰恰相反,我是想提醒同学们,读完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再来“疑古”也不迟——“疑古”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应该是具体的学术实践。以前朱熹就说,要“熟读”之后才能“自然有疑”,“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不读书,上来就疑,那不是疑,那是无知。
人们通常认为,怀疑是科学态度,相信则是盲目的。但实际上,“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删改自刘周岩《孙庆伟:“信”比“疑”更难》)
材料三
自西周至两汉的文献里,大禹的形象从创世神至夏代的圣王,至半人半兽的天选之人,渐次演变,又相互杂糅。他承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他以及他所开创的“夏”的信仰与阐释。
万物之初,洪水滔天,苍穹下没有大地,禹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他用抛到水里能不断膨胀的神土制造土地,既堵塞洪水,又在大地上疏通河流,终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赐予禹治国安邦的九种大法,由禹做王,监察百姓的德行。在西周中期的青铜铭文中有着类似的文言叙述。但依照现有史料,难以断定在创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禹是人的记述。
《诗经》等周人的文献里,大量出现“禹迹”“禹绩”的词汇。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发现,商周的统治者祭祀大禹,认定自己的领土源自大禹之手,“西周中期,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又为社神”。
借助夏禹的形象,先秦诸子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专门研究大禹传说的学者杨栋表示,“描绘大禹的辛劳形象,是对辛劳为民精神的赞扬,体现的是诸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后,是要塑造大禹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于禹个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于禹的功绩,神话中创世者在造地成功后巡视、步测大地,转换为大禹规划、制订九州中国的行政区域、贡赋标准的过程。
来到汉代,《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话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换为尧舜时代一场现实的水患灾难,天帝被置换为贤君尧、舜,具有神性的鲧、禹被置换为尧、舜的臣僚。创世者命令动物神潜水捞泥被置换为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治水人选,而潜水造地则被置换为鲧、禹父子相继的治水事业。伴随国家形态的演进、政治统治的需要,历史化的版本最终占据主流。一则创世神话被转述为一则古代历史的传说。
在司马迁的版本中,舜逝世后,服完三年丧,禹为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来朝拜禹,禹才继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后去世,把天下交给益。服丧三年后,益用类似的流程,把帝位让给启,自己躲到箕山。但诸侯因启的贤德,都离开益而朝拜启,于是启即天子位。然而,写于战国时代的古本《竹书纪年》有言,“益干启位,启杀之”,贤德背后是血淋淋的权力之争。甚至韩非在《韩非子·说疑》中直接攻击禅让制本身,“舜逼尧,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
司马迁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启的贤德调和此间的冲突。但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认为,“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
(删改自刘畅《从神话到史书:文本中的“夏禹”叙事》)
1.根据“材料一”,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二里头文化尚未进入国家阶段,所以学者们认为它不属于“历史时期”。
B. 传世文献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也展示了东周至汉晋人们对夏朝的认识。
C. 考古学的发展重新建构了人类文明史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法则。
D. 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是先民学习和改造外来技术的产物。
2.根据“材料二”,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司马迁眼中,夏、殷、周、秦四篇本纪都有较高的可信度,只有《五帝本纪》部分内容存疑。
B. 与《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相比,古史框架只是一个知识点,我们阅读研究时无需关注。
C. 尽管有学者积极呼吁,但是年轻学生依旧倾向于认为“疑古”是先进、科学的,而“信古”是保守、落后的。
D. 现在很多人对古史的怀疑只有治学态度,缺乏学术实践,是人云亦云、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如何合理“疑古”。
4.下列对“材料三”中加点字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杂糅:“糅”的本义是杂米饭,引申为混杂。
B. 滔天:“滔”的意思是弥漫,不能写作“涛”。
C. 潜水:“潜”读作“qiǎn”,指没入水中活动。
D. 禅让:“禅”读作“shàn”,指把帝位让给别人。
5.下列对“材料三”所涉文学常识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周朝把铜叫金,所以铜器上的文字就叫做“金文”。
B. 《诗经》在先秦的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中被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孔子论之曰“不学《诗》,无以言”。
C. 《孟子》是“四书”之一,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体现了孔孟思想的不同侧重。
D.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6.根据“材料三”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据西周的青铜铭文记载,禹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创世神,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命禹监察百姓的德行。
B. 在周人的文献里,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概念,又被尊为社神。周人认为他们的领土来自于大禹,所以祭祀他。
C. 先秦诸子借助大禹的形象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都将大禹塑造为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
D. 《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一则历史化的传说。这是司马迁遵照国家形态的演进和政治统治的要求所做的转化。
7.请结合上述三则材料,简要概括《史记》对古史记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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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二望头和“夏”之间是什么关系?
许宏:从时段上来讲,二里头文化属于“原史时代”。但不少朋友会因为它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将其划归“历史时期”。其实原史和历史的划分,着眼点是文字的使用与否及其程度,而与社会发展阶段无涉。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
许宏: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至汉晋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当然是存在的。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显然是不以司马迁《史记》一类的古史框架为前提的。如果抛弃了传统的古史框架,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己的来处?
许宏: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更为全方位地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的独立学科。
就像有的学者说的,现在存在一种整体上的中国焦虑,我们都想弄清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在做的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挥煌灿烂、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正是建基于对外来青铜冶铸技术的吸纳、数千年炉火纯青的模制陶器的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对礼制建构的追求之上的。像二里头这样一个广城王权国家的架构,究竟是自己产生的,还是受到外来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审视。在传统的古史框架和话语系统之外,探寻考古学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表达,既不等于历史虚无,也无损于原有古史框架带给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
(删改自刘周岩《许宏: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
材料二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张我们应查视《史记》为中国人确立的古史框案,原因是什么?
孙庆伟:首先,我认为《史记》的古史框架基本可意。有入怀凝《史记》的古史体系,实际上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夸大了。因为就篇章而膏,从《般本纪》之后无人怀疑,因为有般墟甲骨可以印证,《周本纪》《秦本纪》也没有疑问。真正有待于证实的,就是《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但这两着在司马迁哪里是裁然不同的,《夏本纪》与《般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属一类,可信度是很高的,而《五帝本纪》属于另类,司马迁自己也承认吃不准,因为越久远材料就越少。
其次,也有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情感方面的原因。司马迁是一个“无比深刻而渊博”;的学者。司马迁的可贵,不仅在于他的博学,更在于他对史料的裁断和卓识,所以司马迁自称《史记》的操作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比《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其中的古史框架其实只是一个具体知识点而已。但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司马迁,我们今天连这个框架也不会有,因此怎能轻言放弃?如果我们对司马迁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历史学家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敬,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
三联生活周刊:就一般的观察而言,相对年轻的知识群体中对中国古史问题或许“疑”的态度更多,你在北京大学教授本科生课程时是怎样的体会?
孙庆伟:就一般年轻学生而言,他们确实夫然地相信“疑古”是先进、科学的治史态度;而“信古”则是保守、落后的研究取向。任由李学勤先生有关“对古书的反思”、和“走出疑古时代”的呐喊与呼吁;同学们依然是我自劳然不动。我当然不是要否定“告史辨”派学者的先进性和重大贡献,恰恰相反,我是想提醒同学们,读完了《五帝本纪》《夏本纪》《般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再来“疑古”也不迟——“疑古”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应该是具体的学术实践。以前朱来就说,要“熟读”之后才能“自然有疑”,“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不读书,上来就疑,那不是疑,那是无知。
人们通常认为,怀疑是科学态度,相信则是育目的。但实际上,“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删改自刘周岩《孙庆伟:“信”比“疑”更难》)
材料三
自西周至两汉的文献里,大禹的形象从创世神至夏代的圣王,至半人半兽的天选之人,渐次演变,又相互杂糅。他承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他以及他所开创的“夏”的信仰与明释。
万物之初,洪本希天,老等下激者大地,高安天种之个布土避地。他用规到水里能不断膨胀的种上制造土地,疏身堂洪术,又在大地上流通河流,终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干黎民百姓,赐子离治国安邦的九种大法,由高做王,监察百姓的德行。在西周中期的青何偿文中有着类似的文者叙述。但依照现有史料,难以断定在创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高是人的记述。
《诗经》等周人的文献里,大量出现“高述”“高赞”的词汇。历史学家顾顿刚首发现,商周的统治者条把大商,认定自己的领主源自大离之手,“西周中期,大离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又为社神”。
借助夏高的形象,先秦诸子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专门研究大高传说的学者杨栋表示,“描绘大禹的辛劳形象,是对辛劳为民精神的赞扬,体现的是请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后,是要塑造大禹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于禹个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于禹的功绩,神话中创世者在造地成功后巡视、步测大地,转换为大禹规划、制订九州中国的行政区域、贡赋标准的过程。
来到汉代,《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话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换为尧舜时代一场现实的水患灾难,天帝被置换为贤君尧、奔,具有神性的练、禹被置换为尧、难的臣像。创世者命令动物神潜水捞泥被置换为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治水人选,而潜水造地则被置换为鲧、禹父子相继的治水事业。伴随国家形态的演进、政治统治的需要,历史化的版本最终占据主流。一则创世神话被转述为一则古代历史的传说。
在司马迁的版本中,舜逝世后,服完三年丧,禹为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来朝拜禹,禹才继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后去世,把天下交给益。服丧三年后,益用类似的流程,把帝位让给启,自己躲到集山。但诸候因启的贤德,都离开益而朝拜启,于是启即天子位。然而,写于战国时代的古本《竹书纪年》有言,“益干启位,启杀之”,贤德背后是血淋淋的权力之争。甚至韩非在《韩非子·说疑》中直接攻击祥让制本身,“奔逼尧,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
司马迁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启的贤德调和此间的冲突。但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认为,“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
(删改自刘畅《从神话到史书:文本中的“夏禹”叙事》)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二里头文化尚未进入国家阶段,所以学者们认为它不属于“历史时期”。
B.传世文献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也展示了东周至汉善人们对夏期的认识。
C.在司马迁眼中,夏、股、周、秦四篇本纪都有较高的可信度,只有《五帝本纪》部分内容存疑。
D.与《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相比,古史框架只是一个知识点,我们阅读研究时无需关注。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尽管有学者积极呼呼,但是年轻学生依旧倾向于认为“疑古”是先进、科学的,而“信古”是保守、落后的。
B.现在很多人对古史的怀疑只有治学态度,缺乏学术实践,是人云亦云、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C.据西周的青钢铭文记载,禹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创世神,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命禹监察百姓的德行。
D.在周人的文献里,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程概念,又被尊为社神。商周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领土来自于大禹,所以祭祀他。
3.请结合上述三则材料,简要概括《史记》对古史记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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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论述类文本(18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各题。
诗歌是我们生存的依据
王小峰
三联生活周刊:你参加过很多诗歌节,这些诗歌节都是什么形态?
北岛:对诗歌的反应在全世界每个地方不同。比如在南美的反应简直算得上狂热。我去过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参加诗歌节,尽管有心理准备,诗歌节开幕式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有上万听众参加,跟参加摇滚乐音乐会似的。还有俄国。俄国诗集的销量总是高于小说的,这在别的国家很难想象。普希金在俄国的地位就跟神差不多,到处都是他的雕像,超过了所有国王的雕像。关于诗歌边缘化的说法,简直成了陈词滥调。对于资本控制的大众流行文化来说,诗歌的确是边缘化的,但对于一个古老文明的内在价值来说,它就是中心。而诗歌要正视大众流行文化的现实,并在对抗中保持自己的纯洁性。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说哥伦比亚,有那么多人去听诗歌朗诵,其他国家对诗歌的态度更接近中国还是哥伦比亚?
北岛:我刚才说的只是个别现象,比如俄国、拉美。诗歌的处境绝不仅在中国才有,而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诗歌在古代扮演过这么重要的角色,或者说诗歌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到了今天已经被边缘化……中国诗歌日渐式微,“五四”以来的新诗与传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关键是无法把中国古诗中那特有的韵味用新语言表现出来,口语就像白开水一样,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白话文。与古典诗歌不同,现代诗歌的复杂性造成了与读者的脱节。这和所谓现代性有关——充满了人类的自我质疑,势必造成阅读障碍,常常有人抱怨“看不懂”。80年代初对“朦胧诗”的大规模批判,就是“懂不懂”的问题,这类责难至今还在。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是对诗歌的懂不懂,现在可能是知道不知道。
北岛:全球化是问题的关键。在全球化的背后是资本与权力的逻辑,它在操纵着我们的文化、阅读以及娱乐方式。按理说,语言本来是全球化的最大障碍之一,但我们发现,全世界面临着相似的语言危机。我在本届诗歌节(第二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诗合集《词与世界》的序言中写道:“如今,我们正在退入人类文明的最后防线——这是一个毫无精神向度的时代,一个丧失文化价值与理想的时代,一个充斥语言垃圾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不同的行话中: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等等;另一方面,最为通行的是娱乐语言、网络语言和新媒体语言,在所谓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种雅和俗的结合构成最大公约数,简化人类语言的表现力。”或许就在这样的时刻,诗歌反而站出来,担当重要的反抗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诗歌非但没有边缘化,而是处在这个时代的中心,挑战并颠覆这两种语言给人类带来的新的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诗歌用特有的语言传达一种特殊的情怀,全球化的动力之一是网络化,互联网对语言的破坏也是全球性的。
北岛:行话是一种陈词滥调,网络语言也是一种陈词滥调,乍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实际上是互补的。就像顾城所说的,语言就像用脏了的纸币一样流通着。诗歌就是要用新鲜的语言,对抗这些陈词滥调。行话与分工有关,根据行业区分,根据行话互相辨别。这是个悖论,即在全球化横扫一切的时候,我们反而很难找到共同的东西。再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网络语言,即所谓的新媒体语言。新媒体语言的问题在于粗鄙化、泡沫化,它表面上与行话正好相反,几乎打破了所有的界限,没有焦点,没有稳定的观念,只是在无数话题之间滑动,无法进行深入的讨论。行话和新媒体语言主宰着我们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我们处在商业化时代的失语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诗歌可谓生逢其时,应该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它在集权主义时代,对当时语言的僵化提出挑战。
……诗歌何为?这个古老的命题或许有了新的意义。在与行话和网络语言的对抗中,诗歌不仅是武器,也是我们生存的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8期,有改动)
1.在访谈过程中,采访者说“过去是对诗歌的懂不懂,现在可能是知道不知道”,这有何用意和作用?(6分)
2.请根据访谈内容简述诗歌当下处境及其原因。(6分)
3.关于新媒体语言的特点和新媒体语言对诗歌的影响,北岛的观点是怎样的?对此观点,你如何评价?(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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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城乡文化的交融
过去,社会文化同生活方式一样,也可以分为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两者之间似乎泾渭分明。城市文化认为乡村文化缺乏文化含量,而乡村文化则认为城市文化缺少生活气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由界线分明走向相互渗透,趋于统一。其中农村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向城市文化靠拢的趋势。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文化包容在城市文化之中。实际上,两者之间的融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经历了根本的变化。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的确呈现出衰落的迹象,如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存在着自己的地方戏曲,它们代表了不同地方的“文化风味”,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城市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地方戏曲日益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青年的吸引力。现在的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喜欢的是流行歌曲,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戏曲,特别是一些小的地方戏曲的衰落就是难免的。
但是,大凡为历代所传承的文化都不会如此脆弱。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交融中脱颖而出。而且某些乡村文化在逐渐融入城市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东北大秧歌一直是东北乡村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但在今天,人们更多地是通过电视看到大秧歌。而这些节目的制作者,是戴着大众的“眼镜”来生产这些节目的。到最后,连跳大秧歌的人都认为,电视上的大秧歌是“标准”的大秧歌。这样,经过改造的大秧歌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独立存在的乡村文化,而成了城市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了。
再看城市文化。如果说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乡村文化来说是一个衰落过程的话,那么它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则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被改变的不是乡村文化,而恰恰是城市文化自身。而导致城市文化发生这一变化的核心要素,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
大众文化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城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产生于城市,以大众为自己的“典型”受众,和原有的城市文化相比,“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社会大众百姓的一种日常文化消费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关注世俗人生的文化品性”,这就有力地弥补了原有的城市文化远离生活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传播手段,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成批生产,大量复制,这些特点使大众文化很快就在城市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了城乡文化融合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具体地讲,城市文化是通过两种方式向农村延伸的:一是人口的流动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众多的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占绝大多数,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使城市文化在无声无息之间渗透到了农村。二是现代传媒的传播。与城里人一样,电子传媒现在也已成了乡村居民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电视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就是主要源于城市文化,一些乡村题材的节目,也是按照大众的“口味”进行加工和提炼的。当乡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欣赏节目的时候,也正是城乡文化悄无声息相互融合的时候。可以说,城乡文化是在相互延伸中逐步走向统一,而现代传媒每发展一步,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融合的速度就加快一步。
当然,对中国而言,这种延伸还刚刚开始,但它毕竟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1.下列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大众文化是产生于城市的文化,它与城市文化密不可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城市文化,却有力地推进了城乡文化的融合。
B.大众文化的崛起会促使城市文化不断地被改变并不断向外扩张,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乡村文化的衰落。
C.城市文化缺少生活气息,大众文化关注世俗的特点则有利地弥补了城市文化的这一先天不足。
D. 以现代传媒为传播手段,成批生产,大量复制,大众文化利用自身优势成为推动城乡文化融合的主要力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随着城市化的步伐一天天跟进,我国的城乡文化的差异性也会逐渐变小,这对乡村文化的冲击最为显著。
B. 乡村文化在城乡文化的交融中呈现衰退趋势,地方戏曲尤其是地方小剧种的衰退是历史的必然。
C. 东北大秧歌及其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在城乡文化的交融中脱颖而出,印证了乡村文化也会对城乡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D.跳大秧歌的人会认为电视上的大秧歌是“标准”的大秧歌,这可以看作是农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趋同的表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是( )
A.虽然乡村文化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大体上呈现劣势,但不意味着其所有的文化都将走向衰亡。
B.随着城乡人口的频繁流动,现代传媒的日益繁荣,势必加速城乡文化的“一体化”的到来。
C. 从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喜欢流行歌曲而不愿再去关注地方戏曲中,也可以看出城乡文化的交融是大势所趋。
D. 在城乡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其主流是城市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但农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渗透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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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重视。
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是建立在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的,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又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也在高速推进。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或许是上百年间才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看到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了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过于功利之风。对于价值高低的判断,很多人使用了评价商品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价格、人气的高低。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人要把文化遗产产业化、把孔子产业化等种种新奇的提法。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
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它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应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更重视遗产与人之间的血脉关系,关注他们之间的真实状态。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和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怎能仅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这或许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合理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考虑眼前多,对于长远想得少。今天,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并且希望其只处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断面,与其相关的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么这种保护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是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要商品化,都要产业化,都要能够产生出经济价值,这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年,由于某些文化遗产的特质,像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一个对文化遗产的误区,似乎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体现它的最大价值。文化遗产虽然可能会带来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非商品。类似“将世界遗产产业化”的提法是绝对错误的!产业化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使开发者只注重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那些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使文化遗产中蕴藏诸如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内涵最终弱化乃至消失。
所以,无论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还是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上,都不要走极端化。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少受人为的干扰。
(节选自《光明日报》)
1.关于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关系的选项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希望其不会变化,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B.文化遗产要商品化、产业化,才能产生经济价值,但是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不是商品。
C.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如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就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D.正确认知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用价格和人气等评价商品的方式来判断文化遗产的价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2.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
B.文化遗产关系到人的生活,它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代表着先进的民族文化。
C.对文化遗产要保护其整体环境、历史风貌、历史文脉和人文元素等,用商业价值来衡量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性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D.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不能统一,使文化遗产中蕴藏的一些文化内涵最终弱化或消失。
3.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重视文化遗产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是发展的事实以及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等因素,保护文化遗产的愿望就能够实现。
B.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关于如何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的高度重视。
C.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和判断,进而决定着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
D.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之处于自然状态,避免人为的因素掺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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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据近期一项中学生课外文化娱乐生活调查,中学生较为关注的关键词有:诗词大会、网红直播、手机、纸质书、战狼2.新闻周刊、动漫、王者荣耀、创客、防沉迷等。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写一篇文章,呈现你了解的中学生生活,并表明你的观点。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高三语文材料作文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据近期一项中学生课外文化娱乐生活调查,中学生较为关注的关键词有:诗词大会、网红直播、手机、纸质书、战狼2.新闻周刊、动漫、王者荣耀、创客、防沉迷等。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写一篇文章,呈现你了解的中学生生活,并表明你的观点。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高三语文材料作文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据近期一项中学生课外文化娱乐生活调查,他们较为关注的“关键词”有:诗词大会、网红、手机、纸质书、新闻周刊、热播剧、动漫、游戏、创客等。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写一篇文章来呈现你了解的中学生生活,并表明你的观点。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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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后面题目。
世界上四大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悠久丰富的学术传统。时至今日,唯有中国的学术理论思想保存得最为完整,这与中国的学者有很大关系。
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想象,则其形传也。
——梁启超
学术思想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考。 ——陈寅恪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明代思想家顾炎武
从以上四位学者的话来看,中国的学者具有哪两个特点?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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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后面题目。(6分)
世界上四大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悠久丰富的学术传统。时至今日,唯有中国的学术理论思想保存得最为完整,这与中国的学者有很大关系。
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想象,则其形传也。
——梁启超
学术思想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考。——陈寅恪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明代思想家顾炎武
从以上四位学者的话来看,中国的学者具有哪两个特点?请简要概括。
高三语文语言应用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