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峻厉、温煦的大儒钱穆邹金灿①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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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厉、温煦的大儒钱穆

邹金灿

①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②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③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④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⑤《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⑥1930年，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⑦峻厉与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⑧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⑨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来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⑩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1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12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灭，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13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钱穆的女儿）对我说。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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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堂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

（2）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嘱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

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年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文章开篇写钱穆与胡适的事，一方面形象地写出了钱穆先生“峻厉”的性格，另一方面为了说明两人向来不和。

B．文章第12段，引用司马迁的话，是为了对钱穆先生做宏观的评价，说明他是“倜傥非常之人”，不会轻易被时间湮灭。

C．文章最后，作者引用钱辉的话是为了针砭时弊，批评现代人很少读钱穆的书，进而呼吁应该多读钱穆先生的书。

D．材料选取钱穆先生生活中的点滴片段，向我们展示了钱穆先生完整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传记选材的典型性特点。

2.文章中，钱穆先生的“峻厉”体现在哪些地方？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

3.文章11段引用龚鹏程的话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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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1960年，耶鲁大学把一个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一个中国人，他就是被人称为当代大儒的国学大师钱穆。

因家境困难，未读完中学的钱穆在辍学后，开始了十年的乡教生涯。他自知上大学无望，遂矢志自学，发愤苦读，“夏暑为防蚊咬，效父纳双足入瓮夜读。”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论语》《孟子》不仅是儒学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钱穆治学讲究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求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他在教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

1930年，钱穆迎来他人生的一个大转折点——在顾颉刚的大力推荐下，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自此，迎来他任教时期的辉煌顶点——同时在北大、清华、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任教。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自学者居然同时在北京四所著名大学执教，一时名动京城，这一年钱穆年仅三十七岁。

他平时不苟言笑，埋头治学，惜时如金，但绝不是一个酸夫子，而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懂生活的人。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句话用来形容钱穆再合适不过。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成性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钱穆早年从事乡村教育时，就立志要研究中国文化，以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是抱着“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可以说，他走的是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道路。他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撰写了一本《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了知识分子的一份力量。对钱穆而言，《国史大纲》的写作构想是源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乱局，本来就是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因为唯有熟习历史，培养国民对历史的关切与温情，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真正目标。《国史大纲》为钱穆一生力作，除了学术贡献外，爱国的精诚更是让人动容。

1949年，大变革的前夜，钱穆忧心时局，南下香港，建立“新亚书院”。怀着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精神，为创办学校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经过数年来的辛勤耕耘，办学理想终于引起香港各界及国际上的关注和瞩目，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延续了中华文化最纯粹一脉。他的学术关怀已经由为古人申冤的史学研究，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扬上。一如经学、理学，钱穆都在期待能找寻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大道，以文化中表露的历史精神，理清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定位，甚至找到延续民族生命的原理。钱穆生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思想文稿，主题即在“天人合一”，希望借中国人调和天道与人道的历史关怀，迎接未来的新时代挑战。

一如钱穆夫人所撰的一副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运，人文幸得绵延。”钱穆作为一代硕儒，在史学、经学上别有成就，见证了中国的起起伏伏，虽历经颠沛流离，却始终未忘著作、讲学，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这其实是奠基于一股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热爱与信仰，期盼有待来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与胸襟。

钱穆最后给中国青年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他希望后辈不要看轻自己，将自己的文化一笔抹杀，必须抱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从事理中探寻中国本源。

余英时在钱穆逝世后为先师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上联写钱穆平生治学宗旨及入台后的书斋岁月，下联写钱穆前半生之选择及心怀故土乡魂的深情。作为钱穆嫡传弟子的余英时，与钱穆保持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的关系，这样一副挽联，大概是对于钱穆一生最深情也最有分量的概括。

（选自2010 年8月2日新华网）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 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钱穆被称为当代大儒，他立足于儒学，从大处着手，由博而精，完成了《论语文解》等诸多学术著作，被耶鲁大学授予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B．中学没有毕业的钱穆自学成才，十年乡教，著书立说，后又在北京四所著名大学同时执教，达到任教时期的辉煌顶点，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

C．为唤醒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的民族自尊心，钱穆立场研究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积极治世的治学道路。《国史大纲》的编著，旨在达到救亡图存的目标。

D．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将学术关怀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扬上，延续了中华文化。他的办学理想一开始就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E．作为一代硕儒，钱穆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在史学上有巨大的成就，而他的孜孜不倦终生努力，都是“为故国招魂”的爱国精神使然。

2.钱穆被称为“当代大儒”，他的治学有怎样的特点？

3.钱夫人撰联曰：“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运，人文幸得绵延。”请说说钱穆在学术上取得了哪些成就。

4.钱穆最后给中国青年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请结合文本并联系现实探究学者该如何体现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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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凤鸣高冈

邹金灿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会？连胡适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断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余英时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断、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

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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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读本书请先具备下列诸信念；一、……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历史抱一偏激的虚无主义。四、……

——《国史大纲·引论》

（2）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立场，引起左倾学者的不满。闻一多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顽不灵”，联大左倾教授一时视钱穆为公敌。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到其遇难之处凭吊。

（3）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方政法，谓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种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悬绝。彼辈既对传统政治一意蔑弃，势必枝蔓牵引及于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之全部。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从钱穆的《国史新论》再版自序中可以看出，钱穆认为自己的观点看起来守旧，但本质上他是赞同维新的。

B. 钱穆晚年回顾在江南成长阶段阅读《新青年》的历程，庆幸自已通过关注最新潮流而找到重温旧书的决心。

C. 余英时认为，钱穆虽然在治学上拥有怀疑、批判的五四时代精神，但时代并没有提供给推扬传统文化的钱穆说话的余地。

D. 钱穆有着高尚的人格品质。当曾骂他”其顽不灵”的闻一多教授遇刺身亡后，他还特意前往其遇难之处凭吊。

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 “新文化运动”认为秦朝以下皆为专制封建社会，而钱穆通过对古代书籍的研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见其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B. 钱穆与主流学派之间长期保持着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让他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价值的紧迫性，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

C. 钱穆认为康、章、胡三人的学术研究不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没有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代表着当时学风的弊端。

D. 钱穆告诫弟子严耕望要立志远大，做第一流学者，不要专守一隅，但同时也要谦虚谨慎，不要一心想与今人相较。

E. 钱穆认为，如今梁任公已无人再讲，胡适之、陈寅恪也少有人知晓，他对一二十年后自己或许也将被遗忘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3.从全文看，钱穆为什么不选择做“时代人物”而选择做“传统人物”？请结合文本内容简要概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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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在北大

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蔡元培奠基，蒋梦麟造房，胡适封顶，北大的传统绵延不断。蒋梦麟承上启下，掌校时间最长，自然功不可没。他为什么会成为北大功臣呢?这与其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蒋梦麟临危受命，“半年的欠款，六百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他出言谨慎，亮出低姿态，安戢人心，继续提倡民主和科学，使北大重回宁谧的书 香氛围中。他认为“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学生自治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让学生自治而不是“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就是蒋梦麟的办学理念。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因事愤然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只好离开北大逃到上海，结束了将近七年的北大生涯。

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既是一种公共意志，又是一种学风。他认为：“社会能影响到政治，政治也能影响到社会；社会能影响到学术，学术也能影响到社会。无论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

他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看见实际问题解决的困难，知道唱几句社会和学术的高调，最容易缴卷，就把学术和社会的研究，作为避世的桃源。或者钻进学术和社会的研究里面，忘了应世的目的”。结果不是“养成万恶的政治”，就是产生“一班不切世务的迂儒”。这对学术和社会都有害无益。

此外，蒋梦麟提出知识界参与政治不可忘记本职工作，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也不应参与维持现状的政治，不能因为参与政治而妨害学术研究。

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恰好七年左右。1930年底，国民政府为了振兴北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明确提出“教 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将教政分开。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的薪酬待遇。蒋梦麟用人不拘一格。钱穆没有学历，他聘其为北大教授。他有魄力、有担当，勇于承担辞退旧人这一得罪人的事情。这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因为他“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他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之不涉及公众权益者，他绝不过问或批评；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他信服老庄的道理，对于屑细的是非之争与成亏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够超脱于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上。　　　　　　　　　　　　　　　　　　　　　　　　　　　　　　　　　　　　　　　　　　　　　　　　　　　　　　　　　　　　　　　　　　　　　　　　　　　　　　　　　　　　　　　　　　　　　　　　　　　　　　　　　　　　　　　　　　　　　　　

不幸的是，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

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危险，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的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的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争期间，三所大学合作，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学术的火种，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这一切，如果没有蒋梦麟的努力和坚持，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北大。

（节选自智效民《蒋梦麟对北京大学的贡献》，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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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洋政府时期，经常拖欠教育经费。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蒋梦麟《西潮•新潮》中对自己服务北大时期的回忆）

②现北大教授陈平原感叹：“偶然得到若干三十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从“蔡元培奠基，蒋梦麟造房，胡适封顶，北大的传统绵延不断”一句中可以知道，蒋梦麟尽管有功于北大，但作用比不上蔡元培和胡适。

B．五四运动之后，蒋梦麟临危受命，临时代理北大校长，让北大走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发展之路。

C．1930年底，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为北大校长，他的办学理念使北大得以生存和壮大，一些办学规划和制度几十年之后还让后人自叹不如。

D．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共二十一年左右，为北大的发展呕心沥血，抗战时期尤其居功至伟。

E．蒋梦麟运用儒道思想立身处世，运用墨家思想及西方科学理论治学办事，这是他的人格追求，也是他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

2.蒋梦麟为什么能够从日军的魔掌中脱身?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原因。

3.为什么说蒋梦麟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请简要回答。

4.蒋梦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正确处理“研究学问”与“参与实际事物”的关系?请结合材料与现实生活，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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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

　　　　　　　　　 （摘编自任士英主编《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文章开篇说的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它贯穿始终，就是后文写到的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的工作也不例外。

B．文章引用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的话“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说明钱穆先生是一位善于理解学生、把学生作为知己的好老师。

C．北大复校后，在傅斯年主持校务的情况下，钱穆没有得到聘书，所以他在1949年由广州去香港，离开大陆，这也是钱、傅二人观点不同所致。

D．在严耕望先生看来，钱穆创建新亚书院时正是学养成熟阶段，如果把精力用在学术上，会收效更大，但因耗尽心力而十余年无学术成果。

E．本文通过对钱穆一生中所做几件事的叙述，通过对了解他的学生、朋友的话语的引述，表现了钱穆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治学精神和民族情怀。

2.第二段中，作者引用严耕望对钱穆在西南联大讲课盛况的描述，具有怎样的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3.钱穆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新亚书院的创立具有怎样的意义？请简要分析。（6分）

4.文章题目为“一生为故国招魂”，老一代知识分子钱穆先生的故国情怀给了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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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摘编自任士英主编《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文章开篇说的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它贯穿始终，就是后文写到的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的工作也不例外。

B．文章引用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的话“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说明钱穆先生是一位善于理解学生、把学生作为知己的好老师。

C．北大复校后，在傅斯年主持校务的情况下，钱穆没有得到聘书，所以他在1949年由广州去香港，离开大陆，这也是钱、傅二人观点不同所致。

D．在严耕望先生看来，钱穆创建新亚书院时正是学养成熟阶段，如果把精力用在学术上，会收效更大，但因耗尽心力而十余年无学术成果。

E．本文通过对钱穆一生中所做几件事的叙述，通过对了解他的学生、朋友的话语的引述，表现了钱穆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治学精神和民族情怀。

2.第二段中，作者引用严耕望对钱穆在西南联大讲课盛况的描述，具有怎样的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3.钱穆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新亚书院的创立具有怎样的意义？请简要分析。（6分）

4.文章题目为“一生为故国招魂”，老一代知识分子钱穆先生的故国情怀给了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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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摘编自任士英主编《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文章开篇说的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它贯穿始终，就是后文写到的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的工作也不例外。

B．文章引用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的话“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说明钱穆先生是一位善于理解学生、把学生作为知己的好老师。

C．北大复校后，在傅斯年主持校务的情况下，钱穆没有得到聘书，所以他在1949年由广州去香港，离开大陆，这也是钱、傅二人观点不同所致。

D．在严耕望先生看来，钱穆创建新亚书院时正是学养成熟阶段，如果把精力用在学术上，会收效更大，但因耗尽心力而十余年无学术成果。

E．本文通过对钱穆一生中所做几件事的叙述，通过对了解他的学生、朋友的话语的引述，表现了钱穆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治学精神和民族情怀。

2.第二段中，作者引用严耕望对钱穆在西南联大讲课盛况的描述，具有怎样的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3.钱穆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新亚书院的创立具有怎样的意义？请简要分析。（6分）

4.文章题目为“一生为故国招魂”，老一代知识分子钱穆先生的故国情怀给了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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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散文写作中，最有兴味的或许就是笔调了。笔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现代散文中，有一种甚为风行的笔调，就是闲话笔调。胡适曾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含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可见所谓闲话笔调就是谈话风格的，或者说用谈话方式来作文。此种笔调经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便有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之说。

②此种谈话风格的小品文笔调，林语堂甚为醉心，并在许多文章中反复申说。林语堂因甚为欣赏谈话风格的行文，还力主扩充散文的篇幅，但要以此来挑战古文的简洁，就不足为训了。用谈话方式来作文自然是很好的，但作文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谈话。若是真将那种谈话过程记录下来，也够得拉杂，更不用说话题的游移了。梁实秋先生力主行文的简练，就要明智得多。呼应于周作人的说法，林语堂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但又格外地张扬了幽默。幽默可为行文增添风趣，但若过分大张旗鼓地提倡，则本身可能成为一个幽默。

③闲话笔调是散文中较为自然的言说方式。此种笔调是用说话来交流的，心中存有一个交谈的对象，如此即可展开交流。至于所谈的题目并未限制，照林语堂的说法，正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不过，作家的言说仍不离心灵或性情，因而所谈的题目也是有喜恶的。但不妨假定读者那方面也有同好，如此即可达成沟通。此种笔调虽说有一种涵盖作用，但并不碍于各人的谈论，并非千人一面，可各有面目。比如周作人的创作以闲适为主，从而讲求所谓生活的艺术。但在退隐的心态下，也不无书斋生活的苦闷，于是于闲适中渗出一股苦味来。林语堂虽说倾心幽默，倒也率意而谈，不无名士作风。至于以幽默见长的，或许要算梁实秋。但梁实秋也是心存雅致，幽默只不过是用来抵斥种种不雅的，所谓相反相成是也。而老舍，为幽默而幽默，则并不见佳。他显然是过于着重幽默了，并以之作为作文的主旨，却有可能落入油滑。其实，幽默表现于文中，多是一种点缀，可为行文增添谐趣，但若要从头到尾地幽默下来，就往往吃力不讨好。

④因而即便同是闲话笔调，也可各有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个人笔调。但个人应当以自我说话，而自我又处于大我与小我之间，这就得把握其中的分寸。比如周作人将载道与言志对立起来，从而将写作完全地由载道转为言志，却又囿于个人的性情，所得就小了，因此小品文也就沦为小摆设。其实，言志与载道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各种观念，也可谓各有其道。文中若尽是载道口吻，实则就是充当了各种观念的传声筒，这就在文中丧失了自我。但若想将自我完全游离于各种观念之外，恐怕也不现实，正如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一样，各种观念或道对人也有一种约束作用。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的强。”换言之，重个性，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若抹去个性，从而充当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仍又是载道之文了。在散文中，笔调确乎是个人的。而所谓的个人笔调，就是要在散文中形成独具个性的言说方式。

（选自吴永福《散文中的闲话笔调》有删改）

1.下列关于“闲话笔调”的叙述，正确的一项（ ）　　

2.以下关于各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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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傅斯年走过的道路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他出身于儒学世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有扎实的旧学根基,在北大期间深得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的器重。在陈独秀、胡适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于1918年和罗家伦等同学一起成立“新潮社”,创办了《新潮》刊物,他在“五四”前后不到两年间就发表了45篇作品。《新潮》和《新青年》相呼应,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 1920年之后,傅斯年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

他首先是个史学家,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致力于史学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论文和专著,内容涉及商周史、古代民族史、古代思想史、古代学术史、先秦诸子、古代文献、古代文学史、东北史等方面。他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治史,除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他还把语言学的观点、自然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入了史学领域。从1928年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起,他连任所长22年,在他领导下,对明清档案进行了抢救和初步整理,整理校勘了《明实录》,搜集并整理敦煌卷子、汉魏竹简等,在中国现代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重要的是对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把中国历史研究往前推进了数百年。

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从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到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到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去世,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有很多独特而有价值的教育思想。他在《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中说大学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立信是做人、做学问等一切的根本。 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傅斯年从来都算不上是政治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他就是这样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的人员。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但他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的不宽恕。他认为:“汉贼不两立!”日本投降后,他欣喜若狂,像年轻人一样跑到街上喝酒,挑着帽子乱舞,逢人便抱拳相贺,结果连手杖和帽子都丢了。（摘自《传记文学》有删改）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期间，思想十分活跃，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之中，因而深得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的器重。

B. 傅斯年在研究历史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史料对研究历史的作用，并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

C. 傅斯年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文章，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D. 抗战胜利，傅斯年像年轻人一样上街狂欢庆贺胜利，这一细节描写既体现了他的爱国之情，也体现了他的真性情。

2.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A. 傅斯年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对明清档案进行了抢救和初步整理,并整理校勘了《明实录》，这样又把中国历史研究往前推进了数百年。

B. 傅斯年是一个立志教育的教育家，先后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献身教育事业理想。

C. 傅斯年是充满血性，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其著成的《东北史纲》不仅证明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还在史家立场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D. 傅斯年是一个坚守原则，具有真性情的爱国者，“汉贼不两立!”是其爱国情感的强烈表达，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为人处世所恪守的基本原则。

E. 本文以记叙为主，综合运用了议论、抒情、说明的表达方式，既使得文章的语言风格虽然以平实为主，但不失生动，也使得文章充满情感。

3.标题“傅斯年走过的道路”是指傅斯年成长成熟的道路。结合文意，概括傅斯年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并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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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25分）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于是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摘编自任士英主编《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在严耕望看来，钱穆创建新亚书院时正是学养成熟阶段，如果把精力用在学术上，会收效更大，但终因创业耗尽心力而十余年无学术成果。

B．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有着非比寻常的治学精神和民族情怀，他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一生为国学复兴鞠躬尽瘁。

C．北大复校后，在傅斯年主持校务的情况下，钱穆没有得到聘书，所以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由广州去香港，这也是钱、傅二人观点不同所致。

D．在20世纪三十年代，钱穆著书立说，主张国人要对国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就是希望国人能够对自己祖先的历史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尊重自己的传统。

E．文章引用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的话“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说明钱穆先生是一位善于理解学生、把学生作为知己的好老师。

2.第二段中，作者引用严耕望对钱穆在西南联大讲课盛况的描述，具有怎样的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3.钱穆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新亚书院的创立具有怎样的意义？请简要分析。  （6分）

4.文章题目为“一生为故国招魂”，老一代知识分子钱穆先生的故国情怀给了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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