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明代李梦阳就说过“宋人主理”的话。然而,过分强调说理,有可能使诗歌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甚至于损害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而以一般理论文章的思维去写诗,其结果就会像宋代道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某些诗歌一样,成为“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那么,怎样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呢?这就要使诗歌中的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所谓“趣”,是针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说的,要求诗歌能够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其实并非否定“理”,而是强调仅仅有“理”不能算诗,诗还必须有“趣”。
宋代多数诗人,包括一些道学家写的诗,也是注意到了诗歌中的“理”是应当有“趣”的。比如北宋的程颢曾赞扬石曼卿的两句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形容的浩然之气”的状况的。诗歌的“理趣”虽然主要表现在以生动具体的美的形象去表现特定的某个生活真理,但是也并不仅仅在此。有“理趣”的诗歌也不完全排斥“以理语入诗”。诗歌并不是绝对地不能写“理语”,问题要看这种“理语”在全诗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它是和全诗的艺术形象和谐统一,而且也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种“理语”不仅可以“入诗”,往往还是十分必要、不可缺少的。
注重“理趣”虽是宋诗的重要特点,但它的渊源却是很早的。袁枚《随园诗话》说:“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玄言诗坠入“理障”,历来是大家所否定的,但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有成就的诗人,也常在诗中表现“玄旨”,却并不影响他们诗作的艺术水平。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广泛流行,使不少诗人常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禅理。以禅理入诗特别讲究体现禅趣,而切忌堆砌禅语。沈德潜曾说:“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王右丞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柳仪曹诗:‘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皆能悟入上乘。”他所举的诗例,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中的。既有禅宗哲理,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它和有些纯以禅语写的诗就根本不同了。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提倡儒学的思潮逐渐有所发展。杜甫在他的诗中就常以儒家义理入诗,到中唐随着韩愈等提倡“文以载道”,更有所发展。所有这一切,显然对宋诗中“理趣”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宋诗中的“理趣”正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中“理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摘编自张少康《谈谈诗歌的“理趣”》)
1.下列表述的内容,不能体现对“理趣”的认识的一项是( )
A.“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从词语的意义上看,“理趣”是要说理而有趣的意思。
B.诗歌如果过分强调说理,有可能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这与诗歌形象思维的特征不符,所以诗歌还得有趣。
C.在诗歌创作中,只有使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却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
D.诗歌创作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用写一般理论文章的抽象思维方法去创作,否则就会把诗歌写成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宋诗注重“理趣”,其渊源却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等句子就是具有理语特点的诗句。
B.诗歌的“理趣”既可以通过用生动具体的美的形象去表现特定的某个生活真理,也可以“以理语入诗”,使理语成为诗中必要的组成部分。
C.《沧浪诗话·诗辨》中“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句话否定了“理”,而作者认为“理”是不能否定的,只是仅仅有“理”不能算诗,诗还必须有“趣”。
D.唐代诗人常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禅理,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就是将禅宗的空寂之旨,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中的名句。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诗以抒情为主,宋诗则比较侧重于说理,宋诗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以及宋代理学泛滥有关。
B.在诗歌能不能写“理语”上,作者认为,诗歌不是绝对不能写“理语”,而是要看“理语”能不能和“理趣”和谐地统一起来。
C.由于认识到诗歌要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所以宋代的多数诗人,包括一些道学家,既注重了诗歌中的“理”,也注重了“趣”。
D.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理趣”这一问题,认为唐代文学对宋诗中的“理趣”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明代李梦阳就说过“宋人主理”的话。然而,过分强调说理,有可能使诗歌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甚至于损害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而以一般理论文章的思维去写诗,其结果就会像宋代道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某些诗歌一样,成为“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那么,怎样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呢?这就要使诗歌中的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所谓“趣”,是针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说的,要求诗歌能够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其实并非否定“理”,而是强调仅仅有“理”不能算诗,诗还必须有“趣”。
宋代多数诗人,包括一些道学家写的诗,也是注意到了诗歌中的“理”是应当有“趣”的。比如北宋的程颢曾赞扬石曼卿的两句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形容的浩然之气”的状况的。诗歌的“理趣”虽然主要表现在以生动具体的美的形象去表现特定的某个生活真理,但是也并不仅仅在此。有“理趣”的诗歌也不完全排斥“以理语入诗”。诗歌并不是绝对地不能写“理语”,问题要看这种“理语”在全诗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它是和全诗的艺术形象和谐统一,而且也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种“理语”不仅可以“入诗”,往往还是十分必要、不可缺少的。
注重“理趣”虽是宋诗的重要特点,但它的渊源却是很早的。袁枚《随园诗话》说:“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玄言诗坠入“理障”,历来是大家所否定的,但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有成就的诗人,也常在诗中表现“玄旨”,却并不影响他们诗作的艺术水平。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广泛流行,使不少诗人常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禅理。以禅理入诗特别讲究体现禅趣,而切忌堆砌禅语。沈德潜曾说:“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王右丞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柳仪曹诗:‘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皆能悟入上乘。”他所举的诗例,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中的。既有禅宗哲理,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它和有些纯以禅语写的诗就根本不同了。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提倡儒学的思潮逐渐有所发展。杜甫在他的诗中就常以儒家义理入诗,到中唐随着韩愈等提倡“文以载道”,更有所发展。所有这一切,显然对宋诗中“理趣”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宋诗中的“理趣”正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中“理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摘编自张少康《谈谈诗歌的“理趣”》)
1.下列表述的内容,不能体现对“理趣”的认识的一项是( )
A.“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从词语的意义上看,“理趣”是要说理而有趣的意思。
B.诗歌如果过分强调说理,有可能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这与诗歌形象思维的特征不符,所以诗歌还得有趣。
C.在诗歌创作中,只有使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却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
D.诗歌创作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用写一般理论文章的抽象思维方法去创作,否则就会把诗歌写成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宋诗注重“理趣”,其渊源却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等句子就是具有理语特点的诗句。
B.诗歌的“理趣”既可以通过用生动具体的美的形象去表现特定的某个生活真理,也可以“以理语入诗”,使理语成为诗中必要的组成部分。
C.《沧浪诗话·诗辨》中“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句话否定了“理”,而作者认为“理”是不能否定的,只是仅仅有“理”不能算诗,诗还必须有“趣”。
D.唐代诗人常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禅理,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就是将禅宗的空寂之旨,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中的名句。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诗以抒情为主,宋诗则比较侧重于说理,宋诗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以及宋代理学泛滥有关。
B.在诗歌能不能写“理语”上,作者认为,诗歌不是绝对不能写“理语”,而是要看“理语”能不能和“理趣”和谐地统一起来。
C.由于认识到诗歌要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所以宋代的多数诗人,包括一些道学家,既注重了诗歌中的“理”,也注重了“趣”。
D.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理趣”这一问题,认为唐代文学对宋诗中的“理趣”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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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九歌》的来源问题历来有四种说法,其一是夏代古乐的名称;其二是就楚地民曲所仿作的;其三是屈原应楚王命所创;其四是周人记载和解释的所谓“九德之功”。
首先谈古《九歌》。《九歌》之名,在古神话书《山海经·大荒西经》里就记述夏代国君夏后启把本属天庭的《九歌》、《九辩》记录下来,改编为《九招》,在人间大穆之野演奏祭天。由此可知,《九歌》之名早于楚辞就已经有了,它是夏代留传下来的祭祀乐章之名。但从《离骚》中记载的夏代《九歌》的语句看,它并不是什么肃穆的乐曲,所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而《屈原赋注》中记录的“夏之失德也,康娱自纵,以致丧乱”更说明夏后启后来甚至因为沉溺于这种享乐的音乐而亡国。
逮至周初,《九歌》的名称仍有出现,但对它的解释,已有了变化。《尚书·大禹谟》有“劝之以九歌”的话,但这里所谓的“九歌”,据说乃是大禹提出的一项为政方针和礼乐教化的措施。这在《左传》中也有相同的说法:“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由此可知,崇尚德政的周代,已将《九歌》变成宗庙所用的颂德之歌。
但值得注意的是,周代还存在另一种“九歌”,汉代成书的《楚辞章句》记载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写《楚辞章句》的王逸是楚人,熟悉楚地流传的习俗,他的说法必有所本,那就是在楚地与周代《九歌》同期,曾流传着与夏《九歌》性质相同的祭祀音乐,我们可以称之为楚《九歌》。
说多元性的楚文化,继承了夏文化的因子,楚《九歌》之名,来源于夏《九歌》,这似已不成问题。但说楚《九歌》就是夏《九歌》的一脉相传,却也缺乏根据,因为楚《九歌》所祀的湘水神湘君等地方神,绝对不可能是夏所祀。至于屈原作《九歌》当然与楚《九歌》有密切关系,但从性质上看,却已有不同,屈原的《九歌》反映的乃是一场特殊的祭礼。这特殊主要体现在第八篇《国殇》一诗中。
《国殇》诗中主要是写战争的惨烈、战士的阵亡和对他们的颂祷,这不是传统民间的《九歌》所应包括的内容,我认为这应是一次朝廷专为“却秦军”而举行的一次国祭,是屈原在楚民间祭歌的基础上,专门为当时秦、楚战争中为国牺牲的爱国将士而写的祭歌,因此通篇悲慨雄壮。我们捡翻《国殇》的末句“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便可得知。所以《礼魂》紧接于《国殇》之后说“长无绝兮终古”,意思是人们会永远纪念他们的。
那么,为什么要祭国殇之魂呢?最简单的理解,是表示哀悼和纪念,但意义恐怕还不仅于此。《国殇》中的战争无疑是一场敌胜我败的战争,“严杀尽兮弃原野”,全军覆没。这其实是战国时期秦楚战争的常态,但屈原笔下他们的魂魄英武刚毅,可以继续战斗,成为鬼中的英雄豪杰。这是因为按照古人的观念,无辜被杀者,凶死者,是要复仇的。如果《九歌》写的是一次祭典的话,那么当然是为了祈福佑,而这福佑的主要内容,是十分现实的、具体的,那就是企图借助天神和国殇的英魂,复国耻,报国仇,使一再兵挫地削的楚国,转危为安。这就是《九歌》的性质和作意。而《汉书·郊祀志(下)》谷永对成帝的一段话“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或可为此观点的佐证。(节选自褚斌杰《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
1.下列各项对《九歌》的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A.夏代的《九歌》被认为是夏代国君夏后启从天上抄录来并用以祭祀的神曲,但是当时的这个祭乐并非是庄严肃穆的。
B.周代的《九歌》的源头和夏代《九歌》不一样,相传是大禹所创,本义是宣扬政治和礼仪教化的,因此成为宗庙颂歌。
C.周代楚地的《九歌》采用男女祭司共同主持祭祀的形式,是夏代《九歌》的续存,因此楚地《九歌》也是用来祭祀的。
D.屈原的《九歌》虽然也是用以祭祀,这一点和夏代《九歌》相似,但是祭祀的主持者却是朝廷,因此是庄严肃穆的。
2.下列各项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历来对屈原《九歌》的来源说法不一,总共有四种见解,作者查阅古代典籍,对这四种见解加以分析,认为第一种说法是对的。
B.《山海经》中关于夏后启的《九歌》记载,说明了在屈原之前,《九歌》这个说法就已经存在了,而《离骚》的句子是又一佐证。
C.因为写《楚辞章句》的王逸是与屈原同期的楚地人,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他对楚地民间祭祀音乐《楚歌》的描写是可信的。
D.《尚书》中记载楚怀王使用屈原所写的《九歌》祭奠战死的楚军将士,获得了他们灵魂的福佑,击退了秦军的进攻。
3.下列各项对文章的推断和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A.夏后启沉溺于享乐的音乐,放纵妄为,最后导致亡国的历史,或许成为周代统治者的教训,这也许是周代出现所谓“九功之德”颂歌的原因。
B.夏代《九歌》的名称和战国时期楚地《九歌》相同,但是楚地《九歌》所祭祀的神灵不全是夏代神灵,我们学过的《湘夫人》就是楚地地方神。
C.战国的秦楚之战,楚国经常战败,屈原所写的《国殇》是这种局面的真实写照,因此楚国的祭祀战死者英灵的举动也应该是无奈之举而已。
D.屈原写作的《九歌》不仅是为了祭奠战死者英灵,祈求福佑,战胜秦军,更是为了悼念和纪念为国奋战,抗击秦军,英勇捐躯的忠诚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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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的“情理交通”
这里所说的“情”,既包括情感,也包括诗歌的美感; “理”则不只是一般的“理趣”,更侧重指一种人生体悟。诗歌是抒情的艺术,但我以为没有纯粹的“情”或纯粹的“理”。在优秀的诗歌作品中,“情”和“理”总是共生交织的,也就是说,情感和体悟总是同时出现的。凡体悟都带有一定的情感,而从情感中也总能得到一些体悟。这些情感和体悟是超越了技术层面的东西,只有投入一己的人生体验,拿它去和古人碰撞,你才能读懂古人,和他们息息相通,深入到他们的心灵中去,真正地理解他们的人生,进而思索探求自己的人生。这样,读诗就不再是文学鉴赏或研究层面的一种行为,而是上升为一种生命方式,一种活法。这才是高境界,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读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那么豪隽,那么豁达,那么纯净,那么不经意,他把自己的人生浓缩在一场雨中,我们的人生也随之绽出洗礼过的清新和芬芳。再读黄仲则的《癸巳除夕偶成》:“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那种孤寂,那种落寞,那种忧患,那种清醒,我们在人生低谷当中不都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吗?可谁能像黄仲则说得这样透彻?
名篇之所以为名篇,名句之所以为名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可以挑动别人的生命之弦,形成长时间的共振和回响。我在读古诗词时经常有一些篇句萦回脑际。仅以近古的创作而言,比如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比如吴文英的“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比如袁凯的 “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比如张文光的“偶得故人天上句,如怀明月夜中行”,他们会让我感到爱情的馨香,友情的温暖,乡愁的沉重,韶华的流逝。这些诗句像烙铁一样,会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清晰的印记。
在为一家期刊作龚自珍诗选时,我在很有限的篇幅中略去了不少名篇,而选入了一首一般选家都不会注意的《己亥杂诗》第八十首:“夜思师友泪滂沱,光影犹存急网罗。言行较详官阀略,报恩如此疚心多。”为何如此?龚定庵写出了我的心声!在讲解部分我写道:“诗有多种读法,其中一种与年龄和阅历有关。如上这一首不太引人注意的诗,以前我读不懂,大概也是不会选的。但近日先师严迪昌先生遽归道山,在写完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之后读到这篇作品,则如中雷击,轰然而有共鸣,刹那间体会到了定庵写下此二十八字时内心的沉痛和悲凉。”
读诗,说到底是读人,读人生,能读到这个境界是一种幸福。
1.下列关于“情理交通”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所谓“情”,就是我们常说的情感;所谓“理”,则更倾向于指人生体悟。
B. 在优秀诗歌中,没有纯粹的“情”和“理”,两者常常共生交织,同时出现。
C. 我们只有做到和古人“情理交通”,才能真正读得懂诗歌,而技术层面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D. “情理交通”不仅指诗歌中的“情”“理”共生交织,更指读者要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去和古人“交通”。
2.根据文章内容,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A. 黄仲则的《癸巳除夕偶成》,深透地道出了对孤寂与落寞的感悟,读过这首诗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
B. 名句之为名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道出了人们普遍存有的情感、体悟,从而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
C. “爱情的馨香、友情的温暖、乡愁的沉重、韶华的流逝”和上文黄庭坚、吴文英、袁凯、张文光的诗句内涵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D. 由于作者悲痛的心情和《己亥杂诗》第八十首“思师友”的情境十分契合,所以读后作者“如中雷击”,于是他读懂了诗歌的“沉痛和悲凉”。
3.对全文意思理解不当的一项是
A. 读者能不能读懂诗歌,不仅和他的艺术修养有关,更和他的人生体悟相关。
B. 常人的境界不高,因为他们没有把读诗上升到一种生命方式。
C. 能“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清晰的印记”的,应该就是能和自己建立起“情理交通”关系的诗句。
D. 我们的人生体悟能帮助我们理解诗歌,诗歌反过来也能给我们的人生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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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
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都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尚书》较早地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因此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
B. “以民为主”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要顺乎民意,就要做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甚至要弱化自己的意志。
C. 《周易》中的“群龙无首”是指百姓看不见统治者的身影,他们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
D. 《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人民不与他产生距离。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先列举古代圣贤关于“以民为主”的不同阐释,最后总结观点,层次清晰,中心突出。
B. 文章在中国文化范畴内阐释民主的内涵,得出“唯有人民才是永世不变的主人”的观点。
C. 文中引用《尚书》《周易》《老子》中的原文,不仅使文章有说服力,而且增强了文化气息。
D. 文中引用《孟子》的观点,说明“以民为主”思想不随统治上层、社会制度变化而变化。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对于“统治者和人民”关系的论述,《老子》比《尚书》《周易》中“以民为主”的程度更深。
B. 《老子》中“超乎于民顺乎于民”,《孟子》中“民贵君轻”等思想,都是“民主”的体现。
C. 圣贤与政客不同,圣贤关怀“为民者”,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D. 中国文化里的圣贤之言会成为金玉良言,是因为其中体现着人文关怀、对人民思考命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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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中的理趣
客观而论,宋诗胜于唐诗之处在于诗歌创作技巧的进步,意境的深刻,取材的扩大。大量“有理趣”的哲理诗是宋诗的一大成就。宋王安石、苏轼时代,诗含哲理渐成风气,诗歌“尚理”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苏轼可谓是宋代“理趣”诗的集大成者,其中最成功之作莫过于《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陈衍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题西林壁》表面上是写庐山,实际上是从哲理的高度提出一个认识事物的原则:要了解掌握事物的本质、真相,必须摆脱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性和自以为是的主观性,必须对事物客观地不带成见地作全方位的历史的反复观察,深入研究。这也是诗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基本思想。这两句诗是近乎明白说理的议论,但说理而不枯燥,议论而不质直,因为它没有脱离游庐山的内容,而与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状庐山之态融为一体。所以它具有情韵,能够使读者在从思想上受到启迪的同时,仍然感到它那丰饶的诗意是多么的耐人咀嚼、品味。应当说,这是宋人诗中理趣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宋代“理趣”诗更多的是哲理、意象、情感、议论这四个要素的结合体。宋人遨游于精神领域,习惯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主体置于广袤的宇宙空间,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对于现实乃至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都以意象与议论结合的方式表达于深含情感的哲理诗中。至此,文言理,诗言情这种机械性的划分被打破了,唐诗言情,宋诗言理这种抑此扬彼的绝对批评也不攻自破。宋诗以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相融合,就构成了所谓的“理趣”,这个“理”绝非抽象的“玄理”,也不同于封建礼教的“理”,而是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概括出的具有普遍规律的生活真理。
认识宋诗的“理趣”,决不能忽视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氛围给予诗歌创造的影响。宋代社会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较长时期、较大程度的缓和,朝廷内部也存在着交相起伏的派别之争。宋太祖即位后,“杯酒释兵权”,采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对社会现实颇为重视,对国计民生颇为关切,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宋代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文人们通过各种题材、各种手段大发宏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宋代文人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也保持了比较平静的心态。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仕、隐两种,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两者是不可兼容的。而宋代文人却做到了仕与隐的矛盾统一。一方面,他们关心政事,希望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他们保留了心性的自由,“与宋代建构起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本体,从而建构人生终极依据的文化精神内核相对照,唐代文化则缺少这一鲜明的精神内核,体现为驳杂而非宋代的融会贯通,精纯。”宋代文人学识都比较渊博,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高深的学术见解,对事物的认识独到而深刻。他们将关注的角度更多地转向了日常生活中,一物、一景、一人、一事,均可以成为其审美的对象,正如苏轼所说“凡物皆有可观”,正是处于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诗人却匠心独运地提炼出许多人们有所感悟却未曾言道的人生哲理。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可以说,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
1.下列诗句不含“理趣”的一项是
A.“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B.“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
C.“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D.“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苏舜钦《题花山寺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宋诗意境深刻,取材扩大, 创作技巧有了进步,在艺术上超过了唐诗。
B.《题西林壁》说理而不枯燥,议论而不质直,因为它将说理和状庐山之态融为一体。
C.把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结合在一起,是理趣诗的重要特征。
D.宋代哲理诗的兴起与宋太祖采取的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和宋人比较平静的心态密切相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唐诗擅长言情,宋诗擅长说理,所以宋代很少言情诗。
B.唐代缺少有理趣的诗,是因为唐人的学识、文化素养、学术见解比不上宋人。
C.仕和隐本是两种不相容的人生态度,但宋代文人将二者统一了起来,既关心政事,希望建功立业,又保留了心性的自由。
D.宋人将关注的角度更多地转向了日常生活中,从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提炼出许多人生哲理,足见平凡的生活才是哲理诗创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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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宋诗中的理趣
客观而论,宋诗胜于唐诗之处在于诗歌创作技巧的进步,意境的深刻,取材的扩大。大量“有理趣”的哲理诗是宋诗的一大成就。宋王安石、苏轼时代,诗含哲理渐成风气,诗歌“尚理”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苏轼可谓是宋代“理趣”诗的集大成者,其中最成功之作莫过于《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陈衍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题西林壁》表面上是写庐山,实际上是从哲理的高度提出一个认识事物的原则:要了解掌握事物的本质、真相,必须摆脱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性和自以为是的主观性,必须对事物客观地不带成见地作全方位的历史的反复观察,深入研究。这也是诗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基本思想。这两句诗是近乎明白说理的议论,但说理而不枯燥,议论而不质直,因为它没有脱离游庐山的内容,而与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状庐山之态融为一体。所以它具有情韵,能够使读者在从思想上受到启迪的同时,仍然感到它那丰饶的诗意是多么的耐人咀嚼、品味。应当说,这是宋人诗中理趣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宋代“理趣”诗更多的是哲理、意象、情感、议论这四个要素的结合体。宋人遨游于精神领域,习惯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主体置于广袤的宇宙空间,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对于现实乃至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都以意象与议论结合的方式表达于深含情感的哲理诗中。至此,文言理,诗言情这种机械性的划分被打破了,唐诗言情,宋诗言理这种抑此扬彼的绝对批评也不攻自破。宋诗以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相融合,就构成了所谓的“理趣”,这个“理”绝非抽象的“玄理”,也不同于封建礼教的“理”,而是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概括出的具有普遍规律的生活真理。
认识宋诗的“理趣”,决不能忽视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氛围给予诗歌创造的影响。宋代社会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较长时期、较大程度的缓和,朝廷内部也存在着交相起伏的派别之争。宋太祖即位后,“杯酒释兵权”,采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对社会现实颇为重视,对国计民生颇为关切,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宋代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文人们通过各种题材、各种手段大发宏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宋代文人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也保持了比较平静的心态。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仕、隐两种,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两者是不可兼容的。而宋代文人却做到了仕与隐的矛盾统一。一方面,他们关心政事,希望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他们保留了心性的自由,“与宋代建构起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本体,从而建构人生终极依据的文化精神内核相对照,唐代文化则缺少这一鲜明的精神内核,体现为驳杂而非宋代的融会贯通,精纯。”宋代文人学识都比较渊博,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高深的学术见解,对事物的认识独到而深刻。他们将关注的角度更多地转向了日常生活中,一物、一景、一人、一事,均可以成为其审美的对象,正如苏轼所说“凡物皆有可观”,正是处于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诗人却匠心独运地提炼出许多人们有所感悟却未曾言道的人生哲理。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可以说,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
1.下列诗句不含“理趣”的一项是
A.“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B.“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
C.“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D.“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苏舜钦《题花山寺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宋诗意境深刻,取材扩大, 创作技巧有了进步,在艺术上超过了唐诗。
B.《题西林壁》说理而不枯燥,议论而不质直,因为它将说理和状庐山之态融为一体。
C.把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结合在一起,是理趣诗的重要特征。
D.宋代哲理诗的兴起与宋太祖采取的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和宋人比较平静的心态密切相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唐诗擅长言情,宋诗擅长说理,所以宋代很少言情诗。
B.唐代缺少有理趣的诗,是因为唐人的学识、文化素养、学术见解比不上宋人。
C.仕和隐本是两种不相容的人生态度,但宋代文人将二者统一了起来,既关心政事,希望建功立业,又保留了心性的自由。
D.宋人将关注的角度更多地转向了日常生活中,从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提炼出许多人生哲理,足见平凡的生活才是哲理诗创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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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宋诗中的理趣
客观而论,宋诗胜于唐诗之处在于诗歌创作技巧的进步,意境的深刻,取材的扩大。大量“有理趣”的哲理诗是宋诗的一大成就。宋王安石、苏轼时代,诗含哲理渐成风气,诗歌“尚理”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苏轼可谓是宋代“理趣”诗的集大成者,其中最成功之作莫过于《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陈衍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题西林壁》表面上是写庐山,实际上是从哲理的高度提出一个认识事物的原则:要了解掌握事物的本质、真相,必须摆脱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性和自以为是的主观性,必须对事物客观地不带成见地作全方位的历史的反复观察,深入研究。这也是诗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基本思想。这两句诗是近乎明白说理的议论,但说理而不枯燥,议论而不质直,因为它没有脱离游庐山的内容,而与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状庐山之态融为一体。所以它具有情韵,能够使读者在从思想上受到启迪的同时,仍然感到它那丰饶的诗意是多么的耐人咀嚼、品味。应当说,这是宋人诗中理趣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宋代“理趣”诗更多的是哲理、意象、情感、议论这四个要素的结合体。宋人遨游于精神领域,习惯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主体置于广袤的宇宙空间,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对于现实乃至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都以意象与议论结合的方式表达于深含情感的哲理诗中。至此,文言理,诗言情这种机械性的划分被打破了,唐诗言情,宋诗言理这种抑此扬彼的绝对批评也不攻自破。宋诗以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相融合,就构成了所谓的“理趣”,这个“理”绝非抽象的“玄理”,也不同于封建礼教的“理”,而是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概括出的具有普遍规律的生活真理。
认识宋诗的“理趣”,决不能忽视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氛围给予诗歌创造的影响。宋代社会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较长时期、较大程度的缓和,朝廷内部也存在着交相起伏的派别之争。宋太祖即位后,“杯酒释兵权”,采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对社会现实颇为重视,对国计民生颇为关切,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宋代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文人们通过各种题材、各种手段大发宏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宋代文人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也保持了比较平静的心态。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仕、隐两种,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两者是不可兼容的。而宋代文人却做到了仕与隐的矛盾统一。一方面,他们关心政事,希望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他们保留了心性的自由,“与宋代建构起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本体,从而建构人生终极依据的文化精神内核相对照,唐代文化则缺少这一鲜明的精神内核,体现为驳杂而非宋代的融会贯通,精纯。”宋代文人学识都比较渊博,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高深的学术见解,对事物的认识独到而深刻。他们将关注的角度更多地转向了日常生活中,一物、一景、一人、一事,均可以成为其审美的对象,正如苏轼所说“凡物皆有可观”,正是处于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诗人却匠心独运地提炼出许多人们有所感悟却未曾言道的人生哲理。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可以说,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
1.下列诗句不含“理趣”的一项是
A.“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B.“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
C.“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D.“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苏舜钦《题花山寺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宋诗意境深刻,取材扩大, 创作技巧有了进步,在艺术上超过了唐诗。
B.《题西林壁》说理而不枯燥,议论而不质直,因为它将说理和状庐山之态融为一体。
C.把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结合在一起,是理趣诗的重要特征。
D.宋代哲理诗的兴起与宋太祖采取的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和宋人比较平静的心态密切相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唐诗擅长言情,宋诗擅长说理,所以宋代很少言情诗。
B.唐代缺少有理趣的诗,是因为唐人的学识、文化素养、学术见解比不上宋人。
C.仕和隐本是两种不相容的人生态度,但宋代文人将二者统一了起来,既关心政事,希望建功立业,又保留了心性的自由。
D.宋人将关注的角度更多地转向了日常生活中,从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提炼出许多人生哲理,足见平凡的生活才是哲理诗创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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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海施肥
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1990年,美国海洋学家约翰·马丁首先提出了“海洋施肥”计划,以遏制二氧化碳增加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并借用阿基米德的话幽默地说道:“给我半船铁,我就能创造一个冰河期。”
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海洋面积大约占据了地球表面积的70%,对于调节大气与海水中二氧化碳的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家早已推算出每年大气中大约有1000亿吨的二氧化碳被吸收了,而这过去大部分被算到了陆生植物的功劳簿上。今天,人们明白了,其实陆生植物每年只吸收了大约520亿吨,另一半是被浮游生物吸收了,可以说,海洋浮游生物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的贡献和陆生植物平分秋色。
海洋浮游生物在进行光合作用时,能够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且它们繁殖速度快,平均6天就繁殖和死亡一次,其快速的生命周期是它们对气候产生影响的关键。它们死亡后有一部分未分解就沉入海洋深处,那里的海水温度较低、密度高,很难与其上面较暖和的海水循环交换,因此被固定的碳就能较长时间地停留在海里。通过这一被称为“生物泵”的过程,浮游生物将表层海水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移至海洋深处,若干年后,上升的洋流将碳带回表层海水,重新回到大气层中。2001年,美国的研究人员报道了每年被泵入深海的碳物质总量在70亿—80亿吨之间。
现在,由于人类开采利用石油等化石燃料,二氧化碳回归到大气中的速度加快了约100万倍,彻底打破了碳在大气和海洋中的自然循环。因此,科学家们产生了给海洋施肥的想法,目的是增强海洋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加快二氧化碳的吸收速度,从而纠正碳失衡现象。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已先后开展了12项实验,证实海水中铁元素的缺乏会限制浮游生物的生长。于是,一些科学家提出通过施加“铁肥”将蓝色的海洋变成绿色的“森林”,使浮游生物大量生长以吸收过量的二氧化碳。而且,有科学家认为给海洋增肥会提高海洋的物产能力,有利于渔业的发展。2007年5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名为“浮游生物”的公司,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西北约560千米处的海面,启动了6项大规模“海洋施肥”实验中的第一项,向海洋倾倒了50吨赤铁矿粉。
当然,对于铁增肥计划仍然存在不同意见。“关键问题不在于浮游生物的增加数量,而在于浮游生物沉入海底的数量。”美国科学家肯·布斯勒表示,“海洋表面的浮游生物就好比是我们花园里的青草,春季生长时会储存二氧化碳,到了秋季枯萎时,则会重新释放二氧化碳。而那些死亡后沉入海底深处的浮游生物就像红杉那样,能够把二氧化碳储存上好几个世纪!然而,沉入海底深处的浮游生物在浮游生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少则1% ,多则50%,变化极大。”也有科学家对增肥计划可能带来的生态危机十分担心,并指出,通过数周时间的增肥行动而获得的数据对于长期的大范围增肥计划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另外,由于水生生物会在各海域间循环流动,某一海域物产能力的提高最终是不是可能导致热带海洋物产能力的下降,这一点尚不得而知。
1.下列有关“海洋施肥”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给海洋施肥是为了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而提出的一个应对计划,它是由美国学者约翰·马丁首先提出来的。
B.主张给海洋施肥的科学家认为,施加铁肥能增强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对于调节大气与海水中二氧化碳的平衡意义重大。
C.给海洋施肥虽然已开始付诸行动,但最终能否纠正碳失衡现象,遏制气候变暖,不少人对此并不乐观。
D.给海洋施肥能使海洋浮游生物大量生长,提高海洋的整体物产能力,有利于渔业的发展。
2.下列关于海洋浮游生物吸收二氧化碳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海洋浮游生物的生命短暂,它们死亡后会把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的碳全部带到海洋深处,从而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B.海洋浮游生物快速的生命周期之所以成为它们影响气候的关键,其原因是它们的生命周期越短,转移的碳越多。
C.被浮游生物固定的碳能较长时间地停留在深海,是由于深海的水温度低,密度高,不易与其上面较暖和的海水循环交换。
D.所谓“生物泵”是指浮游生物在死亡后将那些通过光合作用被固定的碳转移到海洋深处的过程。
3.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约翰·马丁的“海洋施肥”计划是受到阿基米德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的启发而提出来的。
B.给海洋施加铁肥后,海洋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增强,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使每年被泵入深海的碳物质总量达到70亿—80亿吨之间。
C.之所以提出海洋增肥计划,是由于人类大量利用化石燃料,使二氧化碳回归到大气中的速度比碳在大气和海洋中的自然循环加快了约100万倍,造成碳失衡现象。
D.海洋浮游生物每年吸收固定480亿吨二氧化碳,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方面的贡献和陆生植物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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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反对社会上流行的功利主义文学观。首先,他提出“求会意”的读书观以反对把读书通经作为谋取富贵的敲门砖的读书观。自汉代设六经博士以来,读书人往往把通经视为入仕的途径,因而他们读书不是为了领会书中的真正含义,而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意图,以至故意曲解经义为统治者的需要作辩护。陶渊明追求的却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认为应该为获得审美快感而读书,批判了势利文人和庸俗世风。其次,他提出了“示己志”的创作观以反对把创作作为粉饰太平或炫耀才学的手段。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理过其辞”的玄言诗余波尚传,而“俪采百家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风气开始泛起的时候,浮躁做作的诗风弥漫于文坛。此时陶渊明不炫耀辞藻,不逞博斗辩,而提倡一种以抒发真情实感为主的自然率真的文风,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总之,陶渊明极力想抹去功利主义给文学涂上的阴影,恢复它精神家园的本来面目。
陶渊明的人格特点还表现为他对自己淡泊自守的处世态度的自豪。他“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友们请他去喝酒,他“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他饮酒,而“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萧统《陶渊明传》),他是通过饮酒这种形式表达某种意向,他饮必求醉,在醉中去体味那自由的精神境界;他饮不守礼,公然蔑视传统的规矩礼法,要求行动上的随意任性,可见陶渊明是希望以一种最自然的状态生活于世间。这是典型的道家处世观,是道家最终极的生命追求。陶渊明正是想以此匡正世人被名利异化扭曲了的人生。陶渊明并不是像那班饱食终日的达官贵人们一样唱高调,他的生活是相当贫困的:“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正因他能对此泰然处之,才见出了他境界之崇高。他的,他自己说过:“夫子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因此他的淡泊自守就不单纯是道家的清静无为,也包含了儒家安贫乐道的最高人格水准,也就是赞语中说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实质就是保持最大限度的人格尊严与独立,追求最大限度的心灵自由与舒展。
(摘自《中国传记艺术》韩兆琦)
1.下列关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的理解,不符合作者原意的一项是( )(3分)
A.把读书通经作为谋取富贵、进入仕途的敲门砖。
B.不能领会书中的真正含义,又想迎合统治者,就曲解经义。
C.把创作作为粉饰太平或炫耀才学的手段。
D.诗风浮躁做作,喜欢炫耀辞藻、逞博斗辩。
2.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陶渊明饮必求醉,是希望以一种最自然的状态生活于世间,体味自由的精神境界。
B.陶渊明的淡泊自守表现了儒家安贫乐道的人格,和道家的清静无为完全不同。
C.作者认为淡泊自守能保持最大限度的人格尊严与独立,追求最大限度的心灵自由与舒展。
D.陶渊明追求自然人生状态是以贫贱守志为思想支柱,所以对相当贫困的生活泰然处之。
3.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第1段的论证思路。(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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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陶渊明反对社会上流行的功利主义文学观。首先,他提出“求会意”的读书观以反对把读书通经作为谋取富贵的敲门砖的读书观。自汉代设六经博士以,读书人往往把通经视为入仕的途径,因而他们读书不是为了领会书中的真正含义,而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意图,以至故意曲解经义为统治者的需要作辩护。陶渊明追求的却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认为应该为获得审美快感而读书,批判了势利文人和庸俗世风。其次,他提出了“示己志”的创作观以反对把创作作为粉饰太平或炫耀才学的手段。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理过其辞”的玄言诗余波尚传,而“俪采百家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风气开始泛起的时候,浮躁做作的诗风弥漫于文坛。此时陶渊明不炫耀辞藻,不逞博斗辩,而提倡一种以抒发真情实感为主的自然率真的文风,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总之,陶渊明极力想抹去功利主义给文学涂上的阴影,恢复它精神家园的本面目。
陶渊明的人格特点还表现为他对自己淡泊自守的处世态度的自豪。他“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友们请他去喝酒,他“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他饮酒,而“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萧统《陶渊明传》),他是通过饮酒这种形式表达某种意向,他饮必求醉,在醉中去体味那自由的精神境界;他饮不守礼,公然蔑视传统的规矩礼法,要求行动上的随意任性,可见陶渊明是希望以一种最自然的状态生活于世间。这是典型的道家处世观,是道家最终极的生命追求。陶渊明正是想以此匡正世人被名利异化扭曲了的人生。陶渊明并不是像那班饱食终日的达官贵人们一样唱高调,他的生活是相当贫困的:“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正因他能对此泰然处之,才见出了他境界之崇高。他的,他自己说过:“夫子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因此他的淡泊自守就不单纯是道家的清静无为,也包含了儒家安贫乐道的最高人格水准,也就是赞语中说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实质就是保持最大限度的人格尊严与独立,追求最大限度的心灵自由与舒展。 (摘自《中国传记艺术》韩兆琦)
1.下列关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的理解,不符合作者原意的一项是( )(3分)
A.把读书通经作为谋取富贵、进入仕途的敲门砖。
B.不能领会书中的真正含义,又想迎合统治者,就曲解经义。
C.把创作作为粉饰太平或炫耀才学的手段。
D.诗风浮躁做作,喜欢炫耀辞藻、逞博斗辩。
2.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陶渊明饮必求醉,是希望以一种最自然的状态生活于世间,体味自由的精神境界。
B. 陶渊明的淡泊自守表现了儒家安贫乐道的人格,和道家的清静无为完全不同。
C. 作者认为淡泊自守能保持最大限度的人格尊严与独立,追求最大限度的心灵自由与舒展。
D. 陶渊明追求自然人生状态是以贫贱守志为思想支柱,所以对相当贫困的生活泰然处之。
3.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第1段的论证思路。(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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