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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资料的公开出版、数字化和大型数据库的广泛建立、史料检索方式的革命,使得可资利用的史料呈几何级数膨胀发展的趋势。以至于现在的学者常常陷入如何整理、利用手中大量资料的苦恼之中,随之就产生了两个困惑:一是即便我们认真研究了自己所掌握的史料,就表示我们真的掌握了所有的史料吗?二是即便我们掌握了所有的史料,就意味着我们真的找到揭示真相的最后钥匙了吗?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所有的数据库都不可能收藏完全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史料,更何况由于人类作为生物的自身的局限性,也无法阅读完所有的数据。

以对古代商人好儒原因的分析为例,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较好的做法就是对古代文献中关于“好儒”的记载都进行一番考察,可仅仅“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关于“好儒”的记载就多达近4000条,要想仔细读完这4000条材料,显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的代价往往是当下的学者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者必须抛弃穷尽史料的幻想,应从不遗余力地搜集史料转向深度解读史料,让深度解读史料成为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新常态,从而实现对历史问题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的认识。

钱乘旦曾说:“史学终究是史学。”尽管大数据必然会对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引起所谓革命性变革,但它不能改变史学研究的本质及史学的学科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对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进行研究时,轻易地甚至盲目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它并无多少助益。同理,“史无定法”也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从未告诉我们有哪些方法不应该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但凡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的方法、手段都应当也必须要成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某些方法视作是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敢在历史学研究中加以尝试,无疑是作茧自缚。

因此,在讨论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问题时,不应急于创造新的概念或将其界定为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或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而应注重从实践层面探讨大数据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具体运用、有何影响等基本问题。与其将“大数据时代的史学”视为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不如将“大数据”视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基本方法。大数据在史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不应满足于史料数量的增加和检索方式的便捷化,而应更加注重史学研究思维的转变:一是以史料的完备性为基础,实现对历史问题从局部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转变,避免一叶障目、盲人摸象;二是从专门探究因果关系向兼顾相关关系转变,从而更好地预测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今天,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并且还将加速发展,在这样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下,所有的史学研究者都必须尽快转变思维,掌握技术,抢占先机,推动史学研究真正加速发展。特别是面对当前史学碎片化之风盛行,史学研究者更应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收集、检索、整理史料方面的高度便利条件,推动史学研究风气的转向。同时,要让深度解读史料成为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新常态,从而推动人类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加准确、更加深刻、更加全面,让历史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更加得以彰显。

(摘编自梁仁志《大数据: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在大数据时代,学者只有掌握所有的史料,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

B.在大数据时代,搜集史料不再有价值,史学研究者应转向深度解读史料。

C.史学研究的本质及史学的学科属性不会因为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而发生改变。

D.史学研究者充分发挥大数据的高度便利条件,就能推动史学研究加速发展。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对古代商人好儒原因的分析一例,证明了大数据时代史料收集、检索的便利性。

B.文章通过因果分析,论述了将“大数据”视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基本方法的观点。

C.文章呈现层进式结构的布局,第4、5段主要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论述。

D.本文辨证分析大数据对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文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希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由于可资利用的史料呈几何级数膨胀发展的趋势,所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史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B.盲目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或者不敢尝试某些方法,都是没有正确把握史学研究的本质及史学的学科属性的表现。

C.旧的史学研究思维侧重对历史问题的局部认识和专门探究因果关系,这给了解历史真相和预测历史趋势造成了局限。

D.要让深度解读史料成为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新常态,关键在于史学研究者必须尽快转变思维,掌握技术,抢占先机。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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