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少有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不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C.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班固坚持“少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的写作原则。
D.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形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少有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不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C.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班固坚持“少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的写作原则。
D.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形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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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1.下列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 胜:尽,全 B.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称:称道
C.思垂空文以自见 见:看见 D.略考其行事 考:考证
2.对《报任安书》中的思想与内容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借给任安回信的机会,阐明自己受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
B.司马迁认为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
C.这封书信是司马迁的苦心孤诣之作,写得情真意切;作者“为情而造文”,自始至终表达了悲痛的感情。
D.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
3.将下列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1)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2)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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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弒君,子孙在朝,何以惩之?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藳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柰何?”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 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 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 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 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节选自《史记·赵世家》)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
B.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
C.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
D.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
2.下列对文中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盾卜之,兆绝而后好。”兆,古代占验吉凶时灼龟甲所成的裂纹:卜兆。与此相似的还有筮卜,即用蓍草及龟甲占卜吉凶。
B.孤指年幼丧父的孩子。还有鳏:年老无妻或丧妻的男子。寡:年老无夫或丧夫的女子。独:年老无子女的人。后用鳏寡孤独泛指没有劳动力而又没有亲属供养、无依无靠的人。
C.《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亦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传”。《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陈寿)、《三国志》(范晔)合称“前四史”。
D.“弑”本意是指古代统治阶级称子杀父、臣杀君。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很多人为赵朔死难的时候,做为赵朔朋友的程婴却没有赴死,公孙杵臼对此不解,曾当面责问他。
B.在“死易、立孤难”的现实面前,公孙杵臼选择了容易,而程婴选择了艰难。在大义面前,程婴就比公孙杵臼更胜一筹。
C.程婴、公孙杵臼二人为救赵氏之后,精心策划了李代桃僵之计,在实施过程中,二人配合默契,骗过了诸将,使赵武脱离险境。
D.程婴的“立孤”和公孙杵臼的“死孤”都合乎“义”的标准,借用清末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来赞美二人是很恰当的。
4.把文中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
(2)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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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殷墟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②甲骨文的发现也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中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证实,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③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实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④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政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⑤甲骨文发现的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中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吉凶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诗三百”的夏商时代开始进行。
D.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商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要对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做详尽的研究便可完成。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甲骨文被发现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学者们研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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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关文学文化常识的表述,有错误的一项是( )
A.《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谋议、辞说以及他们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
B.《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一些事件。
C.《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录了从传说中的黄帝直到当时的汉武帝之间几千年的史实,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D.《汉书》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汉高祖建立西汉到东汉政权倾覆的完整历史,后来的正史都有以其为范本的意识,名称也多称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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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回答下列小题。
(一)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节选自《鸿门宴》)
(二)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先入关,能破秦,与将军复相见。今者有小人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范增起,出谓项庄曰:“君王为人不忍。汝入以剑舞,因击沛公,杀之。不者,汝属且为所虏。”庄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羽壮之,赐以酒。哙因谯让羽。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置车官属,独骑,与樊哙、靳强、滕公、纪成步,从间道走军,使张良留谢羽。羽问:“沛公安在?”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去,间至军,故使臣献璧。”羽受之。又献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
(《汉书·高帝纪》)
1.下列句中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素善留侯张良 善:与……交好
B.孰与君少长 孰与:与……比,哪一个……
C.哙因谯让羽 责备,责怪
D.使张良留谢羽 辞别
2.下列句中加点字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不如因善遇之 羽因留沛公饮
B.且为之奈何 若属皆且为所虏
C.汝属且为所虏 且君尝为晋军赐矣
D.籍何以至此 则修文德以来之
3.下列的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项伯为报私恩而夜访张良,张良却以“臣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把项羽要偷袭的消息通知刘邦。
B.刘邦的老谋深算、狡诈多端可以从骂鲰生、拉拢项伯、授意张良等情节中窥见一斑。
C.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自矜功伐、为人不忍的个性特点,最后终不免于失败。
D.从第二段文字可看出,《汉书》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叙事写人简练中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及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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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变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在于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B.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他们并未广泛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
C.王国维在《古今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D.历史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B.《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山海经》所记的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可言,不宜归入史部,而应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C.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D.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B.“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
C.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差异并不重要。
D.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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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25分)
梁漱溟:胡同里走出的“中国的脊梁”
安福胡同,梁漱溟先生的摇篮。
一生放言无忌的梁漱溟先生,生长在一个清朝末年的民主家庭。父亲梁济对儿子完全是宽放的,从不干涉他的思想、行为。“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局,爱读《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等书籍,写日记,勉励自己。”
在教育孩子这一点上,梁济很有些西方化味道,不让其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在读过《三字经》后,便让他读传播世界新知识的《地球韵言》。这在当时是一破例的事。
彭翼仲先生办报. 经营蚀本,债台高筑,几乎自缢。父亲梁济先生慷慨解囊,拯救朋友于危难。儿子梁漱溟年龄虽小,却能见其大者:“见出当时艰难情形和他们做事动机之纯洁伟大。——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大约从十岁开始,父亲和彭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
地安门中学,梁漱溟先生的母校。
1906年夏天,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地址在地安门外明清两代兵将局旧址。他在这里度过了美妙、充实的5年半的读书时光。
韶华壮志,书生意气。梁先生在国文课上,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入俗套。一王姓老师年逾古稀,对其恼恨之余批语道:“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亦有一范姓老师对他赏识有加,曰:“语不惊人死不休。”
关于中学时期的自学,梁先生深有体味:“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梁漱溟先生认为,“自学的根本,是一片向上心。所谓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倾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二足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
也许人们难以预料,为了研究、解答以上这两个问题,梁先生所用的自学资料,不是图书馆诸多名家的皇皇巨著,竟然是社会上热门的维新派报纸。“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能有的最好的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和《民立报》等。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料。”
西海西沿2号,梁漱溟先生的老宅。
梁漱溟先生的旧居遗址,垂柳、碧波、山石、小桥,叠加成画;一片祥和。秋天的阳光如同那成熟的智慧,并不刺人眼目,和煦、熨帖地照在身上,冷暖适中,不卑不亢。
正是在这里,父亲梁济于1918年投湖自尽前几天,曾问过只有25岁的儿子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先生回答父亲:“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梁济在60岁生日前写下《敬告世人书》后投积水潭自尽。遗言:“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他更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国事大于家事、国家命运重于个人生命的人生道理。
人们很难想象,猝然失去挚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是怎样平复内心伤痛的。就在父亲沉湖一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为其奠定学者地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如果说今日中国不少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自信,持有自尊,倡导自强,那一点儿不奇怪。但是,生逢乱世,饱经扰攘,在国家积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下,却仍然坚信中华文化伟力无穷者,乃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是也!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 父亲的信任且放任只是建立在梁漱溟少年时的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的基础上,可见这个“民主家庭”奉行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B. 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亲历清末、民国时期的动荡,在60岁生日前写下《敬告世人书》后,带着对旧世界的眷恋投积水潭自尽。
C. 旧居遗址的描写,在一片祥和的秋日景象中。烘托出梁漱溟先生的成熟智慧和不卑不亢,并引出后文先生对未来人生的思考。
D. 在国家积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下,梁漱溟先生仍然坚信中华文化伟力无穷,认为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更“深厚”。
E. 安福胡同、地安门中学、西海西沿2号,这一个个地方勾勒出梁漱溟先生的生命轨迹,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代大师的成长。
2.梁漱溟先生对自学有怎样的认识?请简要概括。(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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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梁漱溟先生的人生里,父亲对他有哪些影响?请简要概括。(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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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逢乱世,父亲梁济带着“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疑问投湖自尽,梁漱溟却坚信世界一天一天往好里去。做法不同,但都称得上“中国的脊梁”。对此,你怎么看?请谈谈你的理解。(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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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题
严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①,上颇俳优②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蚡曰:“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 ”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
助侍燕从容,上问助居乡里时,助对曰:“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上问所欲,对愿为会稽太守。于是拜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助恐,上书谢称:“《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③。”诏许,因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
(节选自《汉书•严助传》)
【注】①不根持论:不能坚持根本原则。②俳(pái)优:演滑稽戏的艺人。③计最:地方政府上报朝廷的官员考核。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大臣数诎 诎:驳倒,屈服
B.于是助诘蚡曰 诘:责问,反问
C.自秦时弃不属 属:隶属
D.阔焉久不闻问 阔:阔气,富裕
2.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都表明严助“贤良”的一组是 ( )
①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
②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
③征伐四夷,开置边郡
④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
⑤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
⑥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
A.①②⑤ B.②④⑥ C.①③⑥ D.③④⑤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严助在人才选拔中因善于对策而受到皇上的信任和重用,在当时,严助是特别被皇上看重的贤良人士之一。
B.东方朔、枚皋因不能坚持根本原则,皇上有点把他们当作俳优看待。这正与严助的被重用形成鲜明对照。
C.在救援东瓯问题上,严助与太尉发生了分歧。皇上派严助调来会稽之兵,闽越之兵猝不及防纷纷撤退。
D.严助向武帝申请回乡做了会稽太守,因几年没有他的消息,武帝有所责备。严助惶恐谢罪,得到武帝宽饶,且被留在武帝身边。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9分)
(1)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4分)
(2)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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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黄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实“《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1.下面关于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就有不同说法。清代汪中作《老子考异》以后,学者们更加纷争不已。
B. 钱穆说过:如果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不明,那么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联系和发展就无法弄清,《老子》和道家的源流、派别也无从谈起。
C. 以前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本身就被人指为伪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虽然年代确凿无疑,但是成书太晚,也无济于事。
D. 近年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大量出土,给学术界提供了许多纸上材料以外的东西,这使得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虽然从字体和避讳来看,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甲本和乙本的抄写年代可以大致确认,但是这对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没什么用处。
B. 《皇帝书》和《老子》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句,但许多名词的解释只见于《老子》而不见于《皇帝书》,所以《老子》成书应该早于《皇帝书》。
C. 陈鼓应曾撰写《老学先于孔学》一文,指出《论语》中多有受到《老子》影响之处,其目的是证明《老子》一书的产生比《论语》早。
D. 《老子》有“以德报怨”之说,所以“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句应该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并且是对《老子》的批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对于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本文采用了两个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即不但有古书上的材料,还加上了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从而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B. 道家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乙本是“黄”、“老”合抄之本,这证明在西汉初年黄老学派已经形成。
C. 申不害、慎到、韩非都学过黄老之术,他们著作的语句与《黄帝书》也多有相同相似,可见这三人的引用阐发,与《黄帝书》后来享有崇高地位极有关系。
D. 《论语》引用老子“无为而治”等意见,并加以阐发,这不但证明老子年长于孔子,大概也能印证史书上孔子曾经问学于老子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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