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取近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D.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采用了对比论证,区分了西方思想家和孔子仁爱的不同对象,前者以基督教为背景,对象是无限制的。
B. 文章分析了孟子性善论的弊端,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C. 文章分析了荀子“性恶”与礼义道德之间的关系,“性恶”是前提和基础,礼义道德是制约改造“性恶”的结果。
D. 文章不仅分析了孟子、荀子与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承继关系,还注意比较它们的不同,分析全面。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B.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C.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D.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官“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予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西方思想家如休谟和黑格尔等人,和孔子一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C.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D. 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要平等地“爱一切人”,而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则表现为爱“君子”,恶“小人”。
2.下列对孟子思想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义”学,其主体是“良能”“良知”的性善思想和“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
B.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C.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D. 孟子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因此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B.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C.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D.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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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近取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自然都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近取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西方思想家如休谟和黑格尔等人,和孔子一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D. 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要平等地"爱一切人",而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则表现为爱"君子",恶"小人"。
2.下列对孟子思想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义"学,其主体是"良能""良知"的性善思想和"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
B.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C.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D. 孟子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B.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C.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D.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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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取近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D.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采用了对比论证,区分了西方思想家和孔子仁爱的不同对象,前者以基督教为背景,对象是无限制的。
B. 文章分析了孟子性善论的弊端,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C. 文章分析了荀子“性恶”与礼义道德之间的关系,“性恶”是前提和基础,礼义道德是制约改造“性恶”的结果。
D. 文章不仅分析了孟子、荀子与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承继关系,还注意比较它们的不同,分析全面。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B.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C.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D.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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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练习。
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虐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含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喻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和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在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度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地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的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今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弃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1.对孔子提出的“畏天命”观念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畏天命”观念是孔子基于对“天命”的认识之后提出来的。
B.“畏天命”告诉人们,要敬畏自然,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C.面对“天命”,孔子是无力又无奈的,因此,他的“畏天命”观念包含着宿命论的成分。
D.“畏天命”观念表现了孔子在大自然面前的明智和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2.对文中孔子的人与“天命”的关系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能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
B.孔子意识到了“天命”的存在、对人事的作用及前二者的神秘性,所以要“畏天命”。
C.“天命”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从而放弃对天命的追问,放弃人的主动性。
D.孔子提出的“学”与“思”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
3.下面的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泛爱众而亲仁”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将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
B.“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因为“小人”不努力学习,没有知识,无知者无畏。
C.在强大的“天命”面前,孔子提出“畏天命”思想,还是没有摆脱“自然中心论”的怪圈。
D.本文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仅要强调人类利益,更要注意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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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的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选自《民办教育研究》)
1.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A.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B.中医的“望、闻、问、切”。
C.《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D.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2.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医疗法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C.“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3.根据本文内容,下列推断不合理的一项是
A.中国自古以来把自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就会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B.中国文化的特质更多强调的不是认知,而是身体践履,是一种生命体验。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
C.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人我不二”“天人合一”等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
D.要想走进中国文化的大门,真正明白中国文化的内涵,就必须领会中国文化中的“身体语言”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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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B.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医疗法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C.“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2.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
A.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B.中医的“望、闻、问、切”。
C.《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D.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3.下面选项中对作者解读的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的理解错误的一项( )
A.中国文化的特质更多强调的是认知,当然也有身体践履,但是一种生命体验。
B.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
C.中国古人还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
D.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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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的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选自《民办教育研究》)
1.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
A.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B.中医的“望、闻、问、切”。
C.《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D.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2.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医疗法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C.“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3.根据本文内容,下列推断不合理的一项是( )
A.中国自古以来把自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就会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B.中国文化的特质更多强调的不是认知,而是身体践履,是一种生命体验。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
C.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人我不二”“天人合一”等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
D.要想走进中国文化的大门,真正明白中国文化的内涵,就必须领会中国文化中的“身体语言”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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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廉德思想
任松峰
“廉”是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何为廉”“为何廉”以及“何以廉”的问题上,儒家有一套系统阐释。
关于“廉”的含义,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廉,棱也。引申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大致可知,“廉”的本义为侧边、棱角,后来引申为正直、清廉、俭朴、收敛、廉耻的意思。而这些含意也正是儒家所追求的道德修养。儒家如何释“廉”呢?《论语》中,孔子虽仅有一次用到“廉”字,但实际上“行己有耻”“欲而不贪”等思想中已包含了“廉”的内容。可以说,先秦时期,儒家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廉”的,认为“廉”是君子所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廉”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出现了专门的举廉科,将“廉”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
儒家学说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倡“廉”,主要基于内圣与外王的需要。从内圣来看,“廉”是个人修身、成就完美品格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孔子心中的圣人、君子,还是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都内蕴着“廉”这一基本道德操守。从外王来看,“廉”是为政之本,能“廉”则政兴。《晋书·阮种传》中说:“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廉洁对于为政的重要性,就像土壤和雨露于生物之必不可少,一旦失去,政权终会倾覆,为官者的廉洁是实现政权稳固持久的客观需要。
实现“廉”的目标,为政者既需“修身以德”,也需“为政以德”。《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强调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孟子“仁政”思想,论及的是如何做一名好官。在儒家思想中,包含着这样的逻辑:要做一名好官,先要做一个好人。所以,为政者只有先修身以德,才能“安人”“安百姓”。当然,成为一个好人并不意味着就能当一个好官,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还需把廉德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为政以德,既要有崇公抑私、立公去私的公心,又要有义利面前舍利取义的勇气;既需“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地举贤任能,也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地勤政守职;既有为政俭约、“节用而爱人”的品行,更需有涵养一腔浩然正气的节操。如此,才能实现《论语·为政》中描述的“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那般的清明气象。
儒家廉德思想形成于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历史上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在封建王朝中,天下莫非王土、四海皆是王臣,以廉为政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这也使封建臣子在践行“廉”的过程中遭遇局限和困境。但是,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这些都不妨碍今天我们从中汲取有益启示。
(节选自《人民日报》 2014年3月28日)
1.下列各项中,言行不属于本文所论述的“廉德”思想的一项是
A.孔子主张把俭朴的生活与远大的理想相统一,如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B.墨子认为“仁人之士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加强自身修养,首先做到“志强智达,言信行果”。
C.诸葛亮强调,德才兼备的人,是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的,是依靠俭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的,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诫子书》)。
D.清朝陕西蒲城知县蔡信芳离任时,作《罢郡》一诗来抒发情感:“罢郡轻舟回江南,不带关中一点棉。回看群黎终有愧,长亭一别心黯然。”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正直、清廉、知廉耻等是儒家所追求的廉德思想,它们既是中华传统的伦理道德,也是儒家重要的政治伦理思想。
B.汉代以后,儒家对“廉”的认识由道德层面转到政治层面,把“廉”这种基本的道德操守转化为为政的根本。
C.在汉代依据察举制度中的举廉科,有廉德的人可以被选拔、任用为官员,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廉德思想非常重视。
D.廉是一种基本道德操守,也是为政之本,从修身、成就完美品德和治国理政的要求出发,儒家积极倡导廉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儒家从“内圣外王”的角度倡“廉”,“内圣”侧重个人修养,而“外王”强调“廉”则政兴,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怎么做到“廉”的问题。
B.《晋书·阮种传》中形象地说明了廉洁对于为政的重要意义,只有为官者廉洁才能保证政权稳固持久,一旦失去廉洁,政权早晚会灭亡。
C.儒家思想认为:“做好官”的前提条件是“做好人”,但这还不够,还要在政治实践中贯彻运用“廉德”,做到有公心、有节操等。
D.尽管封建官员在践行“廉”的过程中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廉德思想对清明的社会局面也起到过积极作用,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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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艺术的内在矛盾
从中唐起,现实如杜甫、韩愈等,其审美理想中渗透了儒家的思想,表达出富有现实内容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伦理。尽管风格趣味大不相同,当时的文坛却贯穿着这一思潮脉络。连生性浪漫的杜牧,也力赞《楚骚》“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他们与封建前期门阀士族对文艺的主张、观念和理论是有差别的。钟嵘《诗品》讲“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刘勰《文心雕龙》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都认为文艺是受客观事物感发触动的产品。而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白居易要回到诗歌的“六义”,都是要回到两汉的儒家经学,把文艺和伦理紧捆在一起。文艺被规定为伦理政治的使用工具,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被抛在一边。这对文艺的发展当然没有好处,迟早走向其反面。
就在这些文以载道的倡导者们身上,已经酝酿一种深刻的矛盾。作为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提倡儒学,企望天子圣明,自己也志得圆满,那时他们会选择兼济天下。但事实上,现实不会那么理想,皇帝并不英明,自己的仕途也不会一帆风顺,因此他们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走向反面,即“独善其身”,结果就形成了既关心政治又躲避政治的矛盾。
此外,文章和生活在中唐以后文人心中也日趋分野,一方面他们高喊周孔道统,另一方面却耽于名位、声色、财富。他们虽然标榜儒家教义,实际却沉浸在他们各自的生活爱好中。这是一种无奈的抗争。一方面,打着孔孟旗号,声称文艺为政治服务,发展为宋代理学的文艺观。另一方面,他们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导致他们转向对个人审美趣味的研磨打造,并使之成为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这又为宋元词曲的出现做铺垫。如果说,在魏晋,文艺和哲学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唐宋以后,二者则是彼此背离,分道扬镳。但是,并非宋明理学而是宋元词曲,把中国的文学趣味带进一个新的天地。这些千古名句的审美情趣完全不同盛唐,而是沿着中唐线索,走进更为细腻有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它的作者尽管仍然大做治国平天下的美梦,但他们的审美重点已经游离了这些。他们的时代精神已经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所以,从这一时期,最为成功的艺术作品是那些不关时事的山水画、爱情诗,而不是爱发议论的宋诗。与粗犷而不事雕琢的盛唐诗歌相比,纤细而极尽柔媚的花间词更为时下文人所心仪。
至此,在词中,中晚唐以来艺术趋向生活的这种时代心理终于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归宿。种种与诗境截然不同的词境的创造,正是这个时代典型的审美音调。它使得艺术正逐步摆脱长久控制着自己的枷锁。
那么中唐艺术的内在矛盾如何解决?这需要艺术与政治的分离,走向专业细致的发展道路。与从中唐经晚唐到宋元的这种艺术发展相吻合,在美学理论上突出来的就是对艺术风格、韵味的追求。这种风格韵味往往让人有欲说还休、休又欲说的愁肠百结。如果说,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还是与文艺理论混合在一些的美学,那么,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更为纯粹更为标准的美学了。但无论多么纯粹的美学如果要完全脱离儒家思想而独立,却又是一种空中楼阁,这就是研究者需要谨慎的。只有彼此呼应协调,相互补充配合,方成为一代美学风神。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若皇帝圣明,自己志得圆满,中唐这些知识分子就强调兼济天下;而当皇帝昏庸,自己仕途不顺时,他们就选择独善其身。
B.中唐以后文人心中标榜儒家教义、强调文艺为政治伦理服务的观念,后来发展成为宋代理学的文艺观,而对个人审美趣味的研磨打造为宋元词曲的出现作了铺垫。
C.与盛唐诗歌相比,花间词缺乏粗犷豪放的气象,趋于细腻柔媚的风格,也更为时下那些不关心时事的文人所喜爱。
D.艺术趋向生活,需要摆脱长期控制自己的政治伦理枷锁,而与诗境不同的词境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中唐起,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诗人,尽管风格趣味不同,但都在审美理想中渗透了儒家的思想,表达出富有现实内容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伦理。
B.魏晋时代的文艺和哲学是相辅相成的;唐宋之后,二者彼此背离,分道扬镳;最终不是哲学而是文艺将中国文学趣味带入一个新天地。
C.宋元以来诗人更注重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捕捉,不再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转而关注自我的个人生活和体验。
D.韩愈和白居易虽然主张有区别,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文艺的政治伦理功能,而摒弃了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唐诗人和封建前期门阀士族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诗歌为政治伦理服务,后者强调诗歌对客观事物表达感怀触动。
B.中唐之后的文人耽于名利、声色,沉浸于个人生活,过去标榜的儒家教义成为一种幌子,体现了这些文人的思想有虚伪之处。
C.所谓艺术要与政治分离,就是要求文艺去捕捉、表达和创造出那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却又动人心魄的情感、意趣和韵味。
D.作者认为,美学追求既要独立不成为儒家思想的附庸,又不能脱离儒家思想孤立存在,需要相互补充,才会体现美的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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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与“礼”
——究竟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王杰文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中国被称为“圣人”,其思想博大精深,为世人所推崇。但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其思想的核心,目前理论界似乎仍没有一个定论。穷其各种说法,“仁”说和“礼”说市场最广,呼声最高,竞争也最激烈。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赞成“仁”说。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的人,多数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生长在鲁国,而“周礼在鲁”。且孔子从小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后成为闻名天下的礼教家。孔子本身也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①(《论语》)另外,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又主张以礼作为教育宗旨,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认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但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一再强调“克己复礼”等。
上面一系列的引述和论证似乎确实可以说明“礼”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但本人想就此提出几点自己不同的看法。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这是我国历来对孔子的评价。这里面很突出的指出孔子是一名思想家,既然是一名思想家,那么我们在判定其思想核心时所依据的标准就应该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而不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哪些思想,因为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你赞成我的观点,那么我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前一段那些引述和论证都是一纸空文,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如《左转》中有这么几段记载: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曰:‘礼,国之干也’”;昭公七年载孟僖子办学,告诫学生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大多均可以从前人思想中窥见一斑,并不是其本人思想,故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其思想核心。
而对于人们十分关注的“克己复礼”这一引证,我们首先可以回到《论语·颜渊》的原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就是说:颜渊询问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看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确实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但他的落脚点不在于“复礼”,而是在于“归仁”,强调只要做到礼的尽善尽美,即可达到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克己复礼”实为由礼的政治向仁的政治过渡的桥梁。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正是迈向仁的政治的具体的礼。
通观《论语》,我们发现“仁”在书中出现的频数最多,达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足以说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另外,在《左转》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而在《论语》中,“仁”在频数上首次战胜了“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次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孙景坛《正确认识孔子的“克己复礼”》)。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
另外,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是具有统帅作用的。特别是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论语·阳货》中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乍一看,我所引用的这段话似乎恰恰说明孔子十分重视礼,然而我想说,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这一“礼”呢?道理很简单,如《学而》中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而且引文中,宰我出去后,孔子说的第一句就是 “予之不仁也”,可见其对“仁”的重视。
其实,孔子讲“仁”,非单讲伦理道德中的“仁”,而且还将“仁”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要求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而正是这种升华使孔子创立了一种新的思想,即一种新的治国学说。而这种学说在其前人著作中是没有明确反映的,所以可谓前无古人。既然是前无古人的独创,自然可以成为其思想的核心。
最后,我们也可以利用亚圣孟子的思想核心来佐证我的看法。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政”,这恐怕大家都赞成。而孟子是最了解孔子思想核心的,也是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最尽善尽美的一位,其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孔孟之道”为大家所熟识,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即为“仁”。
孔子的思想中包含很丰富,有礼,有恕,有忠,有孝,有三纲,也有中庸等,而这些都是从不同方面来为最终的“仁”服务,都是达到“仁”所需经历的各种具体的途径。
注释: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商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商的后代宋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此这两国的典籍不足,了解夏礼、殷礼的贤人也太少。如果有记载夏礼、殷礼的典籍和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我就能证明我所说的夏礼、殷礼了。”
1. “因为那些观点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这句话中的“那些观点”指的是哪些观点?(4分)
2.如何理解“虽然用单纯的频数统计来说明问题不是非常严密稳妥,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问题”这句话?(4分)
3.作者认为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思想家?他认为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其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6分)
4.作者认为在孔子的学说中,“仁”与“礼”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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