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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二教同传统儒家并称“三教”。三教自并立以来。既相互排斥争斗，也相互吸收、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佛教精微的义理、道教长生不老等思想对皇帝贵族和一般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果轮回、鬼神报应又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迷信心理。故无论儒家如何抵制，佛道二教的声势和影响日渐扩大，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领域亦受其浸染。
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世俗化推进，以求贴近广大下层民众，扩大影响。这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太平广记》载唐代俳优李可及以倡优身份讲论三教，言释迎如来、太上老君、文宣王皆为妇人。将三教所奉教主作为取笑的对象，虽有不敬之嫌，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三教间融洽的关系，而皇帝听罢“意极欢’宽赐颇厚”，也表明统治者乐见三教间和谐共处。
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思想的融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小说中收入表现三家思想的故事，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作品中就已有所表现；二是在一则故事中反映出两家甚至三家思想。唐宋文言小说中存在大量有意模糊佛道界限的作品，僧人道士化、道士僧人化。如《广异记·刘清真》中的五台山僧人便是佛道一体的形象。
中国古代的三教融合往往呈现“以儒家为主导，释道二教向其靠拢”的形态，如释道二教都将“忠”“孝”置于教义中的重要地位。唐代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没有“君臣”“纳谏”“忠孝”等类目，显示了佛教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强调较佛教更加主动，其戒律要求信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可见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忠孝节又等儒家伦理观念同样成为道教价值中的一部分。
释道二教向儒家的靠拢在唐宋文言小说中有诸多袁现，如五代杜光庭所撰《录异记》在“仙”“异人”后设有“忠”“孝”二门，是忠孝观念在道教小说中的反映。在道教小说中有一类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写阳翁伯“事亲以孝”，他的父母死后葬于无终山，他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最终得结佳偶，双双得道成仙。
宋代三教融合更蠹深入，表现在小说上，就是不少作品中的三教思想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宋代李昌龄所编《乐善录》多辑因果报应之事，它出现于理学昌盛的南宋，受到上层文人的推重，称其“深有益于世教”，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已选相当之程度。
(摘编自周瑾锋《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儒释道能够融合，是因为佛教敬畏精微的义理和道教长生不老的思想对人们产生了吸引力。
B. 唐宋文言小说借收入表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故事等方式，达到了融合三教思想的创作目的。
C. 佛教和道教都主动地提倡儒家伦理道德，把儒家的忠孝思想放到了教义中的重要地位。
D. 宋代时三教的融合较唐代更深入，其表现是三教思想在小说中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前两段介绍三教融合的基本情况，后面四段论述三教在小说中的融合方式及表现。
B. 文章第四段是总分结构，前面讲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形态，后面则分别举例加以论证。
C. 文章提及魏晋南北朝小说，表明唐宋文言小说收入表现三教思想的故事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D. 文章举《录异记》《乐善录》中的内容，论证了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合一”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虽然儒家是官方意识形态，对佛教、道教进行了抵制，但这并未阻止佛道二教日渐扩大的影响力。
B. 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的三教之间～直呈现相互靠拢、相互吸引的形态。
C. 从宋人辑录的《乐善录》等文言小说来看，当时三教融合的程度较之于唐代更加深入。
D. 了解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思想，有助于今人鉴赏唐宋文言小说并分析当时人的思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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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儒家重视诚信之徳，源于诚信在修身做人、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诚信”是由“诚”与“信”两个既有差异、又相互贯通的德目融合而成。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认为“诚”就是真实无妄，是天道之本然，也是天地自然运动变化的原动力。关于“信”字，《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认为“信”的基本语义是言行一致。在“诚”与“信”的关系上，儒家主张“诚于中，信于外”。“诚”属于道德理念本体，是道德主体的一种内在德性，也是“信”的前提与内在依据；“信”是一种实践理性法则，体现的是社会化的道徳践行，是“诚的保证与外在表现。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守诚信，真不知道他怎么能行。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一个人说话做事能诚实守信，虽行万里也不难，反之，如果不讲诚信，必然会寸步难行。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认为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迫求诚信是做人的必备品质。
取信于民是为政之根本，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生命之所在。《论语》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认为治理面积小、资源少的小国，基本的施政方针是工作严谨，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根据农时役使百姓。当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时，孔子回答说当政者可以没有饭吃，政府也可以去掉武备，唯独不能失去人民的信任。
儒家认为个人要养成诚信之德，需要不断地自我学习。孔子说“笃信妤学，守死善道”，在通往诚信的道路上，要有坚定的信念，应该勤奋好学。“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一个只讲诚信而不好学习的人，因为不明是非就容易为人所利用，反过来还会害已害人。孔子还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以德教的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和道德觉悟。儒家虽然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但又强调坚守诚信是有条件的，须以合平“义”为前提，只有合乎正义、公理的承诺才能兑现。2009年，蔡铭超在法国佳士得以3149万欧元的高价竞拍被掠夺的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但声称“不会付款”，此举实为智慧。可见，在人际交往中，坚守诚信道德标准，应建立在坚实的道德正义基础之上；在国际交往中维护国家信用，也应该建立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
（选自《诚信思想的因与革》，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朱熹认为“诚”就是真实无妄，是天道之本然，因而“诚”是“信”的内在依据。
B. 儒家认为“诚信”是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诚信也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必备品质
C. “诚”重在德性，存于本心；“信”重在实践，显于外化。两者既有差异，又相互贯通，共同属于德目范畴。
D. 儒家认为，取信于民是为政之根本，是一个国家政治生命的所在。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个国家可能会走向灭亡。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采用了引用的论证方法，既有“明引”，也有“暗引”，既增强了文章的文化底蕴，也使论证更具有说服力。
B. 对“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的观点，全文是从“诚信在修身及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两个维度来展开论述的。
C. 文章在理论论证的过程中，借用孔孟等儒家名言，重点论述了“遵守诚信”的相关内容，这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D. 文章既有道理论据，又有事实论据。论证思路清晰，论证方法得当，这样就有力地证明了论点，使论证极具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但又强调践行诚信是有条件的。此种认识不仅不矛盾，还体现出辩证法思想。
B. 治国者可以没有饭吃，可以去掉武器装备，唯独不能失信于民，因此诚信理应是建立一个国家的最重要因素。
C. 文中“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是强调学习诚信相关知识的重要性，唯有了解诚信，才能更好地坚守诚信。
D. 文章围绕“诚信”论题展开全面论述其目的在于告诉人们在人际交往与国际交往中如何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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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兄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侯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19期，有删改)
1.对汉代“儒生打败文吏”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吏们虽在事功方面比儒生强，但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
B．朝廷令郡国限四科举孝廉，引导了儒生自我改造的方向。
C．统治者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文吏未通过严峻考验。
D．儒生们能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
2.下列关于汉初儒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儒生在有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操守的同时，还要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
B．儒生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
C．儒生属于与文吏有着严格区别的社会群体，世俗有轻儒生高文吏的习气。
D．很多儒生缺少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的能力。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社会原因外，儒生自我改造是根本原因。
B．称儒生为“文学”，称文吏为“刀笔吏”，表明了儒生地位高于文吏。
C．到汉代，儒家士大夫政治终于取代法家文吏政治，形成官僚士大夫体系。
D．蜀守文翁，做到了“安居乐业”“移风易俗”，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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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兒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候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1.对汉代“儒生打败文吏”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吏们虽在事功方面比儒生强，但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
B．儒生们能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
C．朝廷令郡国限四科举孝廉，引导了儒生自我改造的方向。
D．统治者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文吏未通过严峻考验。
2.下列关于汉初儒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生在有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操守的同时，可能缺少优秀的管理能力。
B．儒生属于与文吏有着严格区别的社会群体，世俗有轻儒生高文吏的习气。
C．儒生都缺少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的能力。
D．儒生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称儒生为“文学”，称文吏为“刀笔吏”，表明了儒生地位高于文吏。
B．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社会原因外，儒生自我改造是根本原因。
C．蜀守文翁，做到了“安居乐业”“移风易俗”，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
D．到汉代，儒家士大夫政治终于取代法家文吏政治，形成官僚士大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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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超越想象的过程，几年前，不少人对数字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电商、微商上；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基础设施”，互联网正“跨界”融合各种行业。网民数量全球第一，电子商务总量全球第一，电子支付总额全球第一，2017年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中国的“网事”，让世界期待。反过来看，中国可以也应该成为世界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力量，让互联这个人类的共同家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
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空间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让数字世界真正造福人类，互信、共治，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原则。只有互信，才能让虚拟的网络空间进一步凝聚起共识，聚合成奔向美好生活的正能量；只有共治，才能让互联网有原则、有规则，网络空间才能更清朗，数字经济发展才能更强劲。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8日）
材料二
数字经济指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不久的将来，它将牢牢占据全球经济发展首要位置。因此，不少国家和企业开始使用战略眼光发展数字经济，他们出台各种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全力抢占经济增长新巅峰。
数字经济不仅有大数据、云计算这样的增量市场，现存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融合之后，还产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由此带来不少利益冲突和矛盾。比如，网约车走红让传统出租车行业喘不过气来，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诈骗天天花样翻新。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出台有效、高效的监管方式，既不完全否认传统行业的贡献，又不伤害新业态成长的积极性，需要认真探索。
总之，数字经济让全世界的行动和思维模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前进的车轮不会停下，要想未来更美好，只有不断完善自我、迎接挑战。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4日）
材料三
2017年各省市数字经济规模排名（前十五位）
材料四
从数字经济内部各个行业发展情况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战略基点是依托快速增长的用户量，以互联网营销思维、流量思维、平台思维推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这种思维充分利用了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用户流量红利，使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手机等应用型硬件发展迅速。但是，在面向企业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行业，发展仍不够理想。
而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上，数字经济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要为实业经济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要靠体制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在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既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8年11月15日）
1.下列对材料中数字经济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A. 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它将牢牢占据全球经济发展首要位置，是继工农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
B. 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全世界的行动和思维模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也使得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区域水平差异非常大。
C. 数字经济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经济系统，它包括电商、微商、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
D. 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正在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助推经济发展。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恰当的一项是
A.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中国的“网事”也因网民数量、电子商务总量、电子支付总额、数字经济规模等多个第一，成为世界的期待。
B. 数字经济带来的不少利益冲突和矛盾，不仅源于大数据、云计算这样的增量市场，更源于现存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融合之后，产生的大量新业态、新模式。
C. 我国充分利用了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用户流量红利，以互联网营销思维、流量思维、平台思维等思维方式推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
D.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一方面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3.结合上述材料，请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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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1.下列关于“三纲五常”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将“三纲五常”简称为“纲常”，而实际上“纲”与“常”的性质却大不一样，“纲”属于伦理制度，而“常”则是道德原则。
B. “三纲”是从政治、社会和家庭三个方面规定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五常”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人们在道德原则上进行普遍性要求。
C.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到了“三纲”和“五常”，班固则对“五常”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了。
D. 在对“五常”的解释中，孟子与班固不同，他的解释立足于“四端说”，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他认为人具备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班固提出的“三纲六纪”都属于“礼乐”治国中的“礼”的范畴，这个“礼”不同于“五常”中的“礼”。
B. 认为“三纲五常”改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不变的是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这是错误地将“礼”的具体形式和“礼”的总原则混到一起。
C. 虽然“五常”系统派生出儒家伦理规范，但还是有很多儒家伦理规范在“五常”之外，它们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
D.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很广，“三纲五常”无法涵盖，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等虽不属于它，却又都属于中国传统道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由于中国古代思想家较为详细的解释阐述，“五常”便成为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它也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到今天仍然还没有过时。
B. “三纲五常”是在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自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历来都因它的局限性而遭到质疑和批判。
C. 在特定历史时期，出于唤醒国民的需要，我们可以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但在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的今天，我们对它既要批判，更要继承。
D. 本文从“纲”“常”说起，谈到古人的相关解释，指出人们错误地批判“三纲五常”的原因，明确中国传统道德的范畴及我们对其应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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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1.下列关于“三纲五常”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将“三纲五常”简称为“纲常”，而实际上“纲”与“常”的性质却大不一样，“纲”属于伦理制度，而“常”则是道德原则。
B. “三纲”是从政治、社会和家庭三个方面规定君臣、父子、父亲的关系，“五常”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人们在道德原则上进行普遍性要求。
C.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到了“三纲”和“五常”，班固则对“五常”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了。
D. 在对“五常”的解释中，孟子与班固不同，他的解释立足于“四端说”，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他认为人具备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班固提出的“三纲六纪”都属于“礼乐”治国中的“礼”的范畴，这个“礼”不同于“五常”中的“礼”。
B. 认为“三纲五常”改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不变的是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这是错误地将“礼”的具体形式和“礼”的总原则混到一起。
C. 虽然“五常”系统派生出儒家伦理规范，但还是很多儒家伦理规范在“五常”之外，它们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
D.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很广，“三纲五常”无法涵盖，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等虽不属于它，却又都属于中国传统道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由于中国古代思想家较为详细的解释阐述，“五常”便成为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它也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到今天仍然还没有过时。
B. “三纲五常”是在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自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曾维护封建专制社会的等级和特权而遭到批判。
C. 在特定历史时期，出于唤醒国民的需要，我们可以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但在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的今天，我们对它既要批判，更要继承。
D. 本文从“纲”“常”说起，谈到古人的相关解释，指出人们错误地批判“三纲五常”的原因，明确中国传统道德的范畴及我们对其应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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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赵家米铺
赵长春
（1）三教九流，各有其道。五行八作，各有其味。
（2）赵家米铺，也不过如此，米味儿、糠味儿四时不断。远近走过，即有那种淡香，过于敏感的，甚至啊哟——来个喷嚏，得揉揉鼻子，心里头赞一声，这米，香味冲。
（3）赵家米铺前店后仓。店门正对大街，后仓临河，袁店河。从汉口过来的米船，就在赵家米铺后门处的自家码头停下。青条石，高台阶，长跳板。伙计们背米，跳板悠然，人影晃荡水中。看着这些，赵掌柜也想背上一两包米。
（4）赵掌柜是靠背米起家的。他不只背米，还看老板怎样验米、卖米，包括跟着出去看米、选米。他不多说话，心里头学了不少本事，三十岁从汉口回到袁店河。十年打拼后，就有了这袁店老街上的“赵家米铺”。人们对他有份敬，讲说“赵掌柜背米起家”的故事，来激励自己和别人。
（5）对此，赵掌柜笑笑，在心里。
（6）对于如袁店河急水流淌的日子，赵掌柜也是笑笑。他有一句口头禅：急啥？再急，也得慢慢来。
（7）这句口头禅有深意，是赵掌柜人生经历中的一件总结。那年，他还不是掌柜，还在街头摆摊售米。进了腊月，快小年了，他从南阳贩了一车好米回来，想趁着年关，赚些钱。车是骡拉的，两匹大骡，悬了铜铃，咣咣地响。风急雪猛，过丰山脚下的袁店河老桥时，天色已晚，雪野茫茫。桥头，一老人团卧雪中。他恻隐之心顿起，扶起老人，安放在米车上，绕道去了药铺，给老人看了病，喂了饭。如此一耽误，晚上就歇在了药铺，陪护老人。
（8）也巧，就在当晚，罗汉山上的“红枪会”早已通过骡夫对他下了眼线，准备在袁店河的沙湾里劫他的米车！见他心好，所雇的骡夫对他说了这一心事。骡夫说，“掌柜的，您心好，救人一命啊，也救了您自己……”
（9）赵掌柜就握紧了骡夫的手，“以后，我就雇定你了！”
（10）米铺卖米。大米、小米、香米、糯米、米分等。好米当然是富有人家买去，糙米多是小户人家买的。赵掌柜就坐在柜后，看人流，看伙计量米。量米用升，斗。量时，吆喝，报数。别的不要求，赵掌柜要求升尖、斗满，有赚即可。薄利就多销。如此，来买米的就更多。不少人家成了常客。谁家喜欢什么米，谁家该来买米了，谁家买米的唤什么，赵掌柜都记得清。这也是本事。
（11）还有个本事，是赵家米铺的大本事，别的米铺不干，也不敢干。逢腊月初八，逢五月端午，赵掌柜要开棚舍米。腊八粥、粽子。都用一个特大号的大铁锅。那锅特大，别的不说，熬粥，二百斤大米进去刚盖锅底。煮粽子，能管全袁店镇的人吃。逢这两天，赵家米铺前人满为患，不做生意。腊八就舍粥，为穷人，为要饭的，热气腾腾，粘粘稠稠。端午就煮粽子，头天晚上天一擦黑就上锅，直到端午早上，各色的粽子，摆开，摆在长长扁扁的竹匾里，任人来吃。民国三十年大旱，赵掌柜竟然舍了四个月的粥，从九月到腊月！包括罗汉山的“红枪会”员，也换了衣服，下山喝粥。赵掌柜一视同仁。人人都说好。
（12）谈起赵掌柜的好，还有一件。进入腊月二十三， 赵掌柜把好米掺入糙米，还当糙米卖。“过年了，都吃点好米吧。”晚上，在柜上，他看着伙计把一半好米、一半糙米掺匀，随手捻了几粒，在嘴里一嚼，点点头。
（13）——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解放后，这样那样的运动，有的人要找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站出来，特别是有的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啪！”一巴掌，“你吃饱了撑的！没有赵掌柜，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你爹早就饿死了！”
（14）找不到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在个晚上，把赵家米铺前的那口大铁锅给砸了，指把厚的铁锅裂纹五六道，就没法熬粥、煮粽子了。其实，已经好几年不用了，那锅锈蚀着，又加上这碎裂，没有用了。袁店老街改造时，大铁锅就被移到了墙角。时间长了，里面长出了一棵槐树。树越长越高，高出了屋檐，高高地看着老街的变化。根越长越粗，竟翻出了锅沿，扎出了缝隙，瘤篱疙瘩着，把铁锅紧紧地抱住，锅与树一体，搬不动，移不走，成了袁店镇的一景！
（15）有景就得有名儿：锅槐。
（16）也有人称为“郭槐”，说是唐朝大将郭子仪来过袁店街，用此树拴过马，人称“郭槐”。瞎扯的。
（17）依我说，赵槐。合适。
1.概括第（2）段赵家米铺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理解（5）（6）两段加横线的两个“笑笑”的不同含义。
3.简析（12）段如何塑造赵老板这一人物形象。
4.赏析文中划线部分的语言特色。
5.小说另一版本删除了（17）段，以“瞎扯的”为结尾。你认为哪种结尾更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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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递嬗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被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淹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1.下列各项中，其内涵不属于作者所论“一代之文学”范畴的一项是（ ）
A．汉赋 唐诗 B．宋词 明歌
C．楚辞 元曲 D．汉赋 宋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国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为元曲鸣不平，认为元曲价值被低估，强烈唤起世人重新评估元曲。
B．从理论层面而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有其可能性。但现在如果加以断言，则为时过早，因为会被现象所迷惑，也没拥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没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也没拥有像王国维一样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C．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凭着严格的学理尺度与独立的价值判断，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学理支撑，充满了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D．王国维研究戏曲学的方法与他“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因此，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不够“立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歌》《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之所以有被拔高之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足够的时间距离。
B．王国维对舞台上的明清之曲并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对京剧则更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更无足观。
C．研究“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字吗？”这一问题，一定要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否则不可能揭示出不同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目。
D．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也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变心的翅膀》和《老鼠爱大米》。由此看来，至少这四首歌属于“一代之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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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赵家米铺
赵长春
三教九流，各有其道。五行八作，各有其味。
赵家米铺，也如此，米味儿、糠味儿四时不断。远近走过，即有那种淡香，过于敏感的，甚至啊哟——来个喷嚏，得揉揉鼻子，心里头赞一声，这米，香味冲。
赵家米铺前店后仓。店门正对大街，后仓临河，袁店河。从汉口过来的米船，就在赵家米铺后门处的自家码头停下。青条石，高台阶，长跳板。伙计们背米，跳板悠然，人影晃荡水中。看着这些，赵掌柜就想也背上一两包米。
赵掌柜是靠背米起家的。他不只背米，还看老板怎样验米、卖米，包括跟着出去看米、选米。他不多说话，心里头学了不少本事，三十岁从汉口回到袁店河。十年打拼后，就有了这袁店老街上的“赵家米铺”。人们对他有份敬，总讲起“赵掌柜背米起家”的故事，来激励自己和别人。
对此，赵掌柜笑笑，在心里。
对于如袁店河水流淌的日子，赵掌柜也是笑笑。他有一句口头禅：急啥？再急，也得慢慢来。
这句口头禅有深意，是赵掌柜人生经历的总结。那年，他还不是掌柜，还在街头摆摊售米。进了腊月，快小年了，他从南阳贩了一车好米回来，想趁着年关，赚些钱。车是骡拉的，两匹大骡，悬了铜铃，咣咣地响。风急雪猛，过丰山脚下的袁店河老桥时，天色已晚，雪野茫茫。桥头，一老人团卧雪中。他恻隐之心顿起，坚持扶起老人，安放在米车上，绕道去了药铺，给老人看了病，喂了饭。如此一耽误，晚上就歇在了药铺，陪护老人。
也巧，就在当晚，罗汉山上的“红枪会”早已通过骡夫对他布下眼线，准备在袁店河的沙湾里劫他的米车！见他心好，所雇的骡夫对他说了这一心事。骡夫说，“掌柜的，您心好，救人一命啊，也救了您自己……”
赵掌柜握紧了骡夫的手，“以后，我就雇定你了！”
米铺卖米。大米、小米、香米、糯米。米分等，好米当然是富有人家买去，糙米多是小户人家买的。赵掌柜就坐在柜后，看人流，看伙计量米。量米用升、斗，量时，吆喝，报数。别的不要求，赵掌柜要求升尖、斗满，有赚的即可。薄利就多销。如此，来买米的就更多。不少人家成了常客。谁家喜欢什么米，谁家该来买米了，谁家买米的唤什么，赵掌柜都记得清。这也是本事。
还有个本事，是赵家米铺的大本事，别的米铺不干，也不敢干。逢腊月初八，逢五月端午，赵掌柜要开棚舍米：熬腊八粥，煮粽子，都用一个特大号的大铁锅。那锅特大，别的不说，熬粥，二百斤大米进去刚盖锅底，煮粽子，能管全袁店镇的人吃。逢这两天，赵家米铺前人满为患，不再做生意。腊八就舍粥，为穷人，为要饭的，热气腾腾，粘粘稠稠。端午就煮粽子，头天晚上天一擦黑就上锅，直到端午早上，各色的粽子摆开，摆在长长扁扁的竹匾里，任人来吃。民国三十年大旱，赵掌柜竟然舍了四个月的粥，从九月到腊月！包括罗汉山的“红枪会”员，也换了衣服，下山喝粥。赵掌柜一视同仁。人们都说好。
谈起赵掌柜的好，还有一件。每进入腊月二十三，赵掌柜把好米掺入糙米，还当糙米卖。“过年了，都吃点好米吧。”晚上，在柜上，他看着伙计把一半好米、一半糙米掺匀，随手捻了几粒，在嘴里一嚼，点点头。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解放后，这样那样的运动，有的人要找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站出来拦挡；还有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啪！”一掌，“你吃饱了撑的！没有赵掌柜，也不知道你在哪里？爹早就饿死了！”
找不到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在某个晚上，把赵家米铺前的那口大铁锅给砸了，指把厚的铁锅裂纹五六道，就没法熬粥、煮粽子了。其实，已经好几年不用，那锅就锈蚀着，又加上这碎裂，没有用了。袁店老街改造时，大铁锅就被移到了墙角。时间长了，里面长出了一棵槐树。树越长越高，高出了屋檐，高高地看着老街的变化。根越长越粗，竟翻出了锅沿，扎出了缝隙，树根形成的疙瘩，把铁锅紧紧地抱住，锅与树一体，搬不动，移不走，成了袁店镇的一景！
有景就得有名儿：锅槐。
也有人称为“郭槐”，说是唐朝大将郭子仪来过袁店街，用此树拴过马，人称“郭槐”。瞎扯的。
依我说，“赵槐”最合适。
（选自《短篇小说》 2015年第9期）
1.下列对这篇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文章两次写到赵掌柜的笑，第一次是笑人们总拿他背米起家的故事激励自己和别人，是谦虚的笑；第二次是“对于如袁店河水流淌的日子”而发出的笑，是看到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志得意满的笑。
B. 赵掌柜对曾经想要劫他米车的“红枪会”员也能一视同仁的施粥，可见他是一个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人。
C. “谁家喜欢什么米，谁家该来买米了，谁家买米的唤什么，赵掌柜都记得清”，说明赵掌柜是一个把顾客当作上帝，用心经营米铺的良心商人。
D. 作者认为那棵槐树叫“赵槐”最合适，是因为槐树是从赵掌柜的大铁锅里长出来的，而且“槐”“怀”谐音，寄寓人们对他博大胸怀的崇仰缅怀之情。
2.小说中的赵掌柜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
3.文中赵掌柜的口头禅“急啥？再急，也得慢慢来”，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还有现实意义吗？请联系现实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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