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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根系”这一概念是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苏先生认为，中华文明起源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关中西部起，经山西全境向西北至内蒙古河曲地区，向东北经冀西北延伸至辽西地区，形成“Y”字形文化带。这一地带是中华诸文明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也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红山文化处在“Y”字形的右上部，是直根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文化和中华古文化都有着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安阳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内上千座祭祀坑和卜辞中对先公先王各类祭祀礼仪的记载表明，商代的祖先崇拜十分发达，为国家重典，礼繁而隆重，向前追溯到史前时期顺理成章，但目前所知的史前文化中，只有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可以与之有较为紧密的衔接。红山文化被认定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发达的祖先崇拜是一个主要实证。
祭祀遗存的规范化也是理解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重要方面。苏先生最早注意到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是在发现东山嘴遗址之时。这个遗址面对河川和大山山口的高岗，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完全不同于其他史前文化，却与后世建筑，特别是礼仪性建筑如天坛、太庙、明十三陵的布局相近。红山文化建筑地址的规范化可视为中国传统祭祀礼仪的源头所在。
红山文化是史前两大玉文化中心之一，其玉文化具有高度抽象化又高度规范化的特点。以其中的龙和凤题材为例，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凤造型都已定型化，商代玉龙与玉雕龙在造型上一脉相承，玉凤的翅与尾的表现方式也与商代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如出一辙。尤其是红山文化中已出现的龙凤合体题材，而且设计精妙，神态成熟，是后世玉器基本造型龙凤玉佩的祖型。这是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一个显著标识。
同玉器规范化和制度化相关的，是红山文化特殊的埋葬习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唯玉为葬”。玉器作为古代墓葬随葬品，见于全国各地各时期的考古文化，但唯红山文化只葬玉器而不葬其他陶石器等。玉器是一种被赋予思维观念的非实用器，有别于来自生活和生产等实用性的其他随葬器物。独以玉器为唯一随葬品而排斥其他，当反映红山人精神重于物质的观念。礼的源头，是理解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重要方面。王国维释“礼”字的初型为“以玉事神”。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习俗是礼起源于史前时期最为典型的证据。一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现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这就再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
(摘编自郭大顺《为什么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直根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B. 红山文化是目前所知唯一能与商代祖先崇拜形成较为紧密衔接的史前文化。
C. 红山文化玉器中龙凤造型与商代极其相似，也是后世玉器龙凤玉佩的祖型。
D. 红山文化唯玉为葬，不葬其他实用性器物，是国内各地考古文化中独有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四个维度充分论证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层次清晰。
B. 红山文化与后世文明之间存在渊源关系，这是论证红山文化直根系地位的关键所在。
C. 第四段详述红山玉文化龙凤题材的影响，旨在证明其具有高度抽象化和规范化特点。
D. 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王国维对“礼”字的阐释是其有力佐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在研究过程中，既重视文物、遗址的发掘，又关注文献资料，二者相互印证，是考证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B. 红山文化作为直根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Y”字形的右上部，是中华诸文明之中升起最早也最光亮的地带。
C. 东山嘴遗址南圆北方、左右对称的布局，不同于其他史前文化，足以证明中国的传统礼仪起源于红山文化。
D. 如果红山文化中没有“唯玉为葬”的习俗，中国传统礼制将失去源头，红山文化也将难以确立其直根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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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讲的“丝绸之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线，是有它特定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9世纪60年代到中亚、中国西部一带进行地理考察，持续3年多时间考察过程中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回去以后，他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在公元前2世纪，存在着一条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的商道，这是一条从中国输出丝绸到中亚、西亚，最终到达欧洲的道路。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运送的物流是丝绸，所以他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因此，中国的《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上，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说法的。
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这条路本身早已存在。比如，在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经鉴定是和田玉、昆仑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里面，说明商朝就有这条路了。三千多年前，有人把玉石运到今天的河南，没有道路怎么行呢?另一方面，今天的新疆，历史上不仅有来自中原对它的影响，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比如在新疆发现的古尸，一看就是白种人，有的肯定是来自欧洲的，这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中亚这个地方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上。无论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还是他们自己开辟的路，道路本身已经存在。
李希霍芬谈到的“公元前2世纪”，就是指西汉的张骞通西域。但是张骞通西域并不是为了物资的交流，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在此之前，匈奴对汉朝曾经造成巨大的威胁。西汉开国的时候，匈奴甚至可以威胁到西汉的首都长安。随着汉朝实力的恢复，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候，汉朝终于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但是，匈奴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汉朝需要防守从辽东到黄河西面的漫长边境，往往顾此失彼。所以，汉武帝就想联络大夏，让大夏从西面进攻匈奴，汉朝在东面，两路夹击来打败匈奴。汉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汉朝出使西域，张骞应募。一离开汉朝的控制区，张骞就被匈奴人扣留了十年。但是张骞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使命。抓住机会逃脱了，他不是逃回汉朝，而是继续他的使命，到了大夏。但因为大夏国王过得很舒服，不愿意再与匈奴作战了，所以《史记》里面描述张骞的使命“不得要领”。张骞回来路上又被匈奴扣留。这次他很快逃脱，回到了汉朝。尽管他没有完成汉武帝给他的使命，但是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又引起汉武帝巨大的兴趣。那时，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朝已经击败了匈奴，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河西走廊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从长安出发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浩浩荡荡几百人，带了很多副手，并携带了大量的礼品。汉武帝认为，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国到中原来，就需要带很多礼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丝绸。张骞和副使们的出使，使大批中亚国家和当地的民族都体会到了丝绸的美丽，又通过商人扩大了丝绸对中亚、西亚的贸易。所以，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选自葛剑雄《丝绸之路历史回眸》，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丝绸之路”这一特定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经过三年多的实地考察，并参考了中国历史记载得出的研究成果。
B．“丝绸之路”指公元前2世纪存在于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的一条商道，因其运送的主要物流是丝绸，故有此名。
C．“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因此，不见于中国古代史书，以及此前的世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上。
D．作为一条道路，“丝绸之路”早在商朝就已存在，它本是为了把玉石运到今天的河南。这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印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西汉初年，匈奴曾对汉朝造成巨大威胁，甚至威胁到都城长安，但此时汉朝还没有实力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
B．尽管“丝绸之路”是张骞最早发现的，但他首次出使西域却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即联合大夏东西夹击匈奴。
C．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被匈奴扣留了十年，其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他最终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
D．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同样带有政治目的，即吸引西域各国到中原来，以彰显汉武帝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的玉器、新疆发现的白种人古尸，这些都证明了“丝绸之路”本身早已存在。
B．今天的新疆，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上。历史上不仅受到中原的影响，也受到西方的影响。
C．等到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时，汉朝已经击败了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打通了从长安到西域的道路。
D．张骞等人的出使令中亚国家第一次认识丝绸，并促进了丝绸的贸易，催生了“丝绸之路”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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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尤为引人瞩目。5月28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了十七年来的研究成果。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坚定文化自信、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客观事实，使“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不攻自破。探源工程以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距今5800多年前，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流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这一时期中华先民所创造出的农业技术、陶器、玉器、青铜器、建筑等不仅工艺高超、规模宏大，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后来的中华文明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脉相承。在独立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证明，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格局，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一体格局。不论是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式”，还是张光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韩建业的“早期中国文化圈”，都以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文明共同体。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开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式的群体之间，就已发生频繁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活力、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稳重内敛、注重传统、爱好和平、重视礼节的民族性格，肇始于中华文明的早期，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独立发明农业的文明之一，农业发展需要定居和长时间的培育技术，精耕细作、春种秋收培养出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农业经济定居的特点使农业民族不需要将领土扩张至不适合农业的区域，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很早就形成了；农业社会注重内部秩序，于是中华先民发明出礼的概念，崇敬祖先、遵守礼制的传统源远流长。总之，中华文明是本土原生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早期源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丰富成果，刷新并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追根溯源，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就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从中华民族筚路蓝缕、顽强坚韧、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文明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选自201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从文明源头汲取复兴力量》，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尤为引人瞩目。
B.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攻破了“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
C. 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形成。
D. 定居和长时间的培育技术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B. 文章采用例证和引证，论证了“统一是中华文明的主流”这一观点。
C. 在展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丰富成果上，文章采用总分的结构样式。
D. 最后一段明确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流域出现农业技术、陶器、玉器等，说明该地域进入初期文明阶段。
B. 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之说，证明了文明共同体是中华文明生命力所在。
C. 中华民族稳重内敛、注重传统的民族性格与当时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D. 民族性格、文化传统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内在的关系，因而可以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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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为壮观的中国史诗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朱光潜先生曾就“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这一问題发表过看法，认为以西方史诗源于神话来看，中国由于过于早慧，早早脱离神话时代，过上成人生活，孔子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是普遍社会心理，所以史诗不发达就不难理解了。但仁钦道尔吉和郎樱合著的这部《中国史诗》以丰富的资料向我们呈现了蔚为壮观的中国史诗的版图，不仅说明了中国有着种类繁多的史诗,而且表明中国的史诗有别于西方的史诗，形成了自身的传统。
全书勾勒出了中国史诗的“诗群”现象，如蒙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及南方英雄史诗群。这些诗群的存在，凸显了不同民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族群命运的理解，对族群事业的关切。对此，著者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早期的如创世史诗、抢婚型史诗、考验姆型英雄史诗、勇士与多头恶魔斗争型英雄史诗等，中小型英雄史诗如婚事加征战型英雄史诗、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狩猎型史诗……从这些类型中我们可以窺见不同民族曾经的困境以及对困境的超越，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精神的特质。
由于各个民族、不同部落的具体生活遭际不同，他们的史诗中即使是对同一个主題，也形成了差异性的表达。譬如，“英雄与马”是北方英雄史诗中永恒的主題，但在具体的史诗中表现却各有不同，像在《艾尔托西吐克》中马是英雄的守护神，而在《库尔曼别克》里，马則是英雄的生命，最特别的是《阔布兰德》中，英雄的妻子用最好的乳汁喂养马、亲自调教马，凝聚了母亲般的爱意。正是这样的富有差异的想象和表达，构成了中国史诗整体上的个性分明、丰富多样和绚丽多彩。
这些不同的形象特质在根本上联系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可以说，中国史诗中凝结着的各种精神象征，蕴涵着的各种叙事母题，构成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也成为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丰富资源。就此而言，《中国史诗》对中国各民族史诗的讲述，对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多样态文化资源的构成和文化融合，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资料。
书中还特别强调，中国史诗是以口头产生、发展并流传至今的活态史诗，这一生存状态是中国史诗与印欧史诗的主要区别。正因此，书中对每一种史诗的介绍，都尽量吸收了许多民俗学研究和田野考察的成果，涉及对口传方式、说唱艺人、传唱仪式的描述。如对各个地区不同的《江格尔》演唱习俗、禁忌的描述，对“玛纳斯奇”（玛纳斯的演唱者）家族谱系的介绍。小说家马原在他的名篇《冈底斯的诱惑》中，写到沉默寡言的青年藏民顿珠，一次外出放牧，遭遇种种神奇之事后，突然想唱歌，开口就是格萨尔的传奇，仿佛他原就从师多年学唱这部恢弘的民族史诗。《中国史诗》让我们看到，马原的这一“虚构”实际上来源于史诗传唱艺人的普遍情况。如著者介绍巴扎8岁时昏睡七天，梦中受托，醒来顿悟，能够生动、流畅地说唱《格萨尔》。这种情形出现于多种史诗传唱艺人那里，被著者概括为“神授说”。这些虽带有传奇色彩，却共同说明了艺人们惊人的记忆力，也表明史诗的传唱自古以来口口相传，成为民族生活的有机部分，为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延续提供不绝的资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朱光潜认为中国没有史诗的原因是中国过于早慧，早早的脱离了神话时代，过上了成人的生活。
B. 不同民族的精神特质是从不同民族曾经的困境以及对困境的超越中窥见的。
C. 中国史诗整体上的个性分明、丰富多样是由各个民族、不同部落的具体生活遭际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的表达所构成。
D. 仁钦道尔吉和郎樱合著的《中国史诗》说明了中国的史诗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有别于西方的史诗。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蒙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及南方英雄史诗群等，凸显了不同民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族群命运的理解，对族群事业的关切。
B. 《艾尔托西吐克》中马是英雄的守护神，《库尔曼别克》里，马则是英雄的生命，《阔布兰德》中，对马凝聚了母亲般的爱意，可见“英雄与马”是北方英雄史诗中永恒的主题。
C. 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史诗》对中国各民族史诗的讲述，对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多样态文化资源的构成和文化融合有重要的意义。
D. 史诗传唱艺人是以口口相传来为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延续提供不绝的资源。
3.下列对原文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引用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引出了《中国史诗》一书。
B. 文章列举《艾尔托西吐克》、《库尔曼别克》、《阔布兰德》来论证中国史诗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C. 文章分别举例介绍了中国诗史的类型、表达方式以及生存状态，由浅入深的逐层论证了中国有蔚为壮观的中国诗史。
D. 文章认为对族群命运的理解，以及对族群事业的关切，是中国史诗诗群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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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有多重起源，黄河不是唯一的摇篮。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的“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4000多年前，“夏”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国家；3500年前，商帝国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存在。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时，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的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我向学生讲述西欧的封建制度时，学生们常常问：西周的分封制是不是很像西欧的封建制？我说应该这样问：西欧的封建制是不是很像西周的分封制？终究，西周的分封制比西欧的封建制要早一千多年!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的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有过这一段经历后，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统一从此就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它所生活的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动荡与分裂中，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承前启后，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之集大成；它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倡导公德、拒斥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文明需要载体，没有载体，就没有文明。在我看来，文明须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轴心时代的伟大智者们：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犹太教先知，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学说或宗教，承载了文明的生存力。而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凡是社会动乱，生灵就涂炭。孔子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源。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国家曾分别称雄世界东、西方，它们势均力敌，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旗鼓相当，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但是从公元4世纪起，东、西两大帝国都陷于混乱，都经受了长时期的“蛮族入侵”。公元7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把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所谓“恺撒与上帝各管一摊”。尽管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并不“黑暗”，它仍然充满生机，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它却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几个文明不断放出异彩，包括印度、阿拉伯、奥斯曼，甚至拜占庭。中华帝国则一枝独秀，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在18世纪之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始终位居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
（摘自钱承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性的未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4000多年前的“夏”是在渐渐融合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广阔土地上的众多“酋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B. 西周和西罗马解体的史实证明，封建制度虽然使国家出现动乱但没有阻碍文明的发展。
C. 孔子根据自己的社会体验所设计出来的关于秩序的学说，充分阐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D. 欧洲进入“封建时代”后所焕发出来的生机，使得它跟不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而最终落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首段从中华文明的缘起谈起，并通过对比阐述了国家统一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
B. 孔子学说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文章多重分析它的产生及对国家发展的直接影响。
C. 文章通过对汉帝国和罗马国家的论述，阐明了思想与国家的对接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
D. 对于文明的发展，文章首先交代背景，接着逐层分析比较，最后阐明了造成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的原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国家统一，可以修补国家分裂给文明所造成的毁坏，还可以促进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B. 伟大智者们的学说如果没有与政治载体结合，就难以成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
C. 孔子的学说能够被国家所接受，是因为他的主张既符合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又符合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追求。
D. 印度等东方国家精神载体与政治载体的结合比较松散，其文明程度比不上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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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长达5000多年的生态文化孕育着丰富的中华文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钱穆先生曾从地理生态学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比他得出一个结论，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和平、包容、中庸、多样性等文化特征将是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人类未来的选择方向。（　　）。所以，重新阐述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理解农耕文明便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从伏羲天象、住宿大地而画八卦肇始，天水的伏羲庙里立着他的塑像，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形象：一个人矗立于高山之巅，头顶是浩瀚无穷　　　的星空，眼前是　　　　连绵不绝的大地、山川、河流，人是其中一个既渺小又伟大的存在。它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　　　　，是人在广阔的生态环境中确立自身的存在。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文化。一方面根据自然生态的偷构建人类社会的偷，将人伦确立；另一方面，又常常将人重新放置于浩荡的宇宙之中，使人在理解天地、效法天地的过程中与天地　　　　　，忘却自己的主体性。
1.文中画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中华民族向来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B.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C.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生态文化孕育着丰富的中华文明。
D.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长达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2.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中华文明具有上述的文化特征。
B. 中华文明即以农耕文明为标志。
C. 农耕文明对人类的未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D. 农耕文明以中华文明为标志。
3.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A. 神秘莫测　　不着边际　道法自然　浑然天成
B. 讳莫如深　　广袤无垠　人定胜天　浑然一体
C. 神秘莫测　　广袤无垠　道法自然　浑然天成
D. 讳莫如深　　不着边际　人定胜天　浑然一体

高二语文情景默写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对异文化的强大包容力，它对“内”与“外”的理解，与对“华夏”和“蛮夷”概念的理解一样，是动态和辩证的，所以能够把接触到的异文化转化为与中华文明彼此相容和互补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现象，但是在与中原文化近距离相处和共存一个时期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
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恐怕我们讨论中国的“内”与“外”，就不能以中原王朝皇帝的血缘来判断是否“外人”掌权，否则就会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朝代，把它们看作是“外来政权”。而且纵观各个朝代的皇室血缘，许多都有异族的成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族际通婚始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华各民族之间早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坚持血统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以政府实际收税和派遣官吏的行政管辖边界来加以界定“内”与“外”。中华文明从中原地区向周边的边缘地区、甚至边远的异邦进行文化辐射，现在周边的许多邻国，在历史上都可以被划入“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比如像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地，过去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它们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都是汉字。
在谈到“内”和“外”之间的关系时，可能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需要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当政者和主流学者的心态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宋朝在各方面的心态比较保守，无法代表中华文明主脉中“中国”的一个常态。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后，会带来了基因上新鲜的血魄，也冲击了中原地区相对停滞的社会。如果一个文明群体被其他文明群体所打败，它自身肯定出现某些保守和停滞的特点，失去了活力，外来的冲击可以使其重新焕发青春。所以，我觉得从历史演变的态势上来看，在许多方面，“内”和“外”之间是一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而且彼此的边界是动态和发展的。
现在我们讲中国历史，“中国”的地理边界应如何把握？那么讲到历史上的外蒙古、越南、琉球这些地方时，应该怎么讲？汉朝时越南曾是中原王朝管辖之下的“交趾郡”，明朝时期撤出了越南。我们现在讲中国历史，为了不与邻国产生矛盾，只能限定在目前国际承认边界内的960万平方公里，这是今天的中国。但在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行政管辖边界、军队驻扎的边界、财政收税的边界、文化影响力达到的边界与今天的国界并不重合，有时在这960万平方公里之内，有时在之外。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就必然面临一个中国历史传统的、今天国际法承认的、现代概念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在它们之间必然有许多张力和矛盾，也很困扰学者们的头脑。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的“内”与“外”》）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华文明的强大包容力，表现在可以与异文化相容与互补，而少数民族政权也能接受中原文化。
B. 皇室血缘的异族成分，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在事实上表明血缘关系不能分清楚中国的“内”与“外”。
C. 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比行政管辖边界宽广得多，故不能完全以行政边界来界定“内外”问题。
D. 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边界表现很多样，会面临很多让人困扰的矛盾。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主要从包容、血统、行政、心态等不同角度，展开论述。
B. 文章没有明确指出中华文明的“内”与“外”的具体边界。
C. 文章的论证语气在整体上比较温和，这有利于问题的提出与讨论。
D. 文章最后回归现实，指出“历史中国”的存在矛盾和解决路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坚持血统论，那么中国历史就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历史。
B. 如果不分析当政者和主流学者的心态，中国的“内外”关系容易判断失误。
C. 如果一个文明群体失去活力，就需要外来的冲击使其重新焕发青春。
D. “中国历史传统”只是理解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的其中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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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当代新道家”
自1991年董光璧先生提出“当代新道家”的概念后，至今已20余年，但是，总体上看，“当代新道家”仍停留在应该如何去构建的设想和争论中，一个真正的理论体系并没有构建起来。
构建当代新道家是时代的需求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礼乐文明危机的反思有益于今人克服工业文明的危机，而克治现代文明危机则是构建当代新道家思想的目的。当代新道家思想应包含以下内容：道论、德论、伦理价值学说、修养论与境界论、社会和国家管理学说、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思想。
“道论”是当代新道家的理论基础。从宇宙论的视角看，“道”有宇宙本原、宇宙本体、宇宙之原初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天地万物的总理四种含义，而当代新道家要发扬的是以 “道”为理（规律、法则）之义，深入研究客观世界的道与理以指导人的行为，杜绝主观妄为。
“德”论（性论）关涉万事万物的性质和本性尤其是人性问题。事物皆有共性和个性，事物的最一般共性由“道”决定，事物的个性由“分理”“殊理”决定。所以德论（性论）与道（理）论紧密联系，是建立在道（理）论基础上的二级基础理论。不同于儒家从伦理的角度围绕善和恶讨论人性，道家论人性以真伪为标准。“真性”是人的自然质朴之性；“伪性”通过人为故意而成。道家主张抛弃“伪性”，回到敦厚朴实、谦虚处下、少私寡欲的“真性”。
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伦理价值学说是建立在“德”论（性论）基础上的。当代新道家伦理价值观的核心是倡导“回归自然、回归朴实、回归和谐”的“三回归”思想，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伦理道德规范指导人的行为，凸显了儒道互补的特点，认为要把儒家的仁礼教化建立在道家所倡导的自然质朴的人性之上，以防治儒家仁、礼文明的异化。
当代新道家的修养学说包括道德修养和心理修养两个方面，因而也就相应地指向两种境界。道家的“减法”要克服私心、贪欲、名利、权势、虚假的仁礼说教而树立起敦厚朴实的道德品性，是先破后立；儒家的“加法”强调立志、好学、力行、自省与慎独，是立中有破。道德修养是破私立公的过程，大公无私是最高境界。老子的主静思想和庄子的超越思想以及“心斋”“坐忘”等功夫可指导心理修养。通过这些功夫，人们可以保持心态的宁静和谐，不为外物所牵累，而这也是人们认识道与理的必要的心理条件，是获得精神自由的重要途径。心理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无我”的空灵境界，是最虚静、最愉悦的至乐境界。
当代新道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与世界全面实现和谐的新秩序，这就是世界大同。在传统道家那里，一方面，老子主张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已包含让万物自由发展的思想，另一方面，老子的“无为而治”、黄老学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治国思想，对治平天下、达致社会和谐作了阐说。可以说，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和谐是道家哲学的两大主题，也是传统道家和当代新道家的共同追求。
1.下列关于“当代新道家”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当代新道家思想内容丰富，与传统道家一样，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关注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B．当代新道家仍是以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为基本思想，构建目的是克制现代文明危机，实现和谐发展。
C．当代新道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回归自然、回归朴实、回归和谐，这“三回归”可防治儒家的仁礼教化被异化。
D．当代新道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符合时代需要，也符合民族复兴的需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当代新道家虽以道论为理论基础，但发扬的不是道论的本源之义，而是以道为理之义，探究客观世界的道与理。
B．儒家总是围绕善与恶讨论人性，道家则是围绕真与伪讨论人性。道家认为人性没有善恶之分，只有真伪之别。
C．当代新道家个人修养注重道德与心理修养。道德修养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大公无私，心理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忘我。
D．“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说的是顺其自然，让万物自由发展；无为而治、君无为而臣有为，阐述了治国方针。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当代新道家”的概念已提出20余年，仍然没有构建起真正的理论体系。但是，仍停留在应该如何去构建的设想和争论中。
B．与传统道家相比，新道家的“新”主要体现在以道论和德论为基础，为应对文明危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想指导。
C．道家认为“真”是人的本性，道家的道德修养就是去伪存真，是做“减法”，儒家的道德修养强调向善，是做“加法”。
D．构建当代新道家有利于指导人的行为，减少行为的冲动性和盲目性，有礼有节地改造社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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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先生的魏晋风度
学术界的朋友都知道，周先生治学范围广阔，涉及先秦诸子、楚辞、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近现代学术史等，涉及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涉及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和古代诗歌史以及笔记小说史，在《韩非子》、《文选》学、《文心雕龙》学、唐诗学及文献学等领域，都卓然成家。实在要概括，也许用“传统文史之学”来指称周先生的治学范围比较合适一些。所谓“传统文史之学”，按周先生的理解，并不专指文学和历史两门学科，而是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如哲学、宗教、思想等等，内容广泛，而且彼此不可分割。周先生倡导在文献学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实际上是对“文史不分”的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
很多时候，我甚至不假思索地将周先生与魏晋风度联系起来。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建树甚多，在他较早的那本论文集《文史探微》中，就有好几篇论文堪称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经典名篇，比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等，皆独辟蹊径，思新论闳，启示学界良多。细思起来，这都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周先生身姿玉树临风，为人洒脱自然，文章简洁明快，清峻通脱，处处透着魏晋风度。
1950年，周先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他早年所接触的老辈学者中，还颇有一些存魏晋风度之流风馀韵者，周先生深受濡染。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政治出身不好的他始终面临着危险，处境与魏晋文士颇为相似。与此同时，由于学有专长，做事认真负责，他又常作为使用对象，被分配承担重要的具体任务。他总是随遇而安，干一行爱一行，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写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和《高适年谱》等书，都是在完全看不到出版前景的日子里撰写的。新时期以后，学术环境大有改善，周先生焕发精神，开始快乐地工作着。学术任务和社会活动与日俱增，但周先生毫无怨言，而是随顺世缘，广有撰作，直到耄耋之年，犹然笔耕不辍。
“以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无不为”，是周先生爱说的两句话。记得1980年代中期，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也冲击着本该宁静的大学校园，“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俗语便是对当时脑体收入严重倒挂的社会现象的生动描述。刚开始读博士的我，心里也不免有烦躁。有一天，在南园橱窗里，见到研究生院正在展出“名家寄语”，有周先生题写的六个字：“以不变应万变”，当下真如醍醐灌顶，感觉周身顿时清凉了起来。后来，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看到周先生对这句话的详细解释，更加深了理【解析】
“如果你热爱专业，深信自己在这领域中可以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就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应该抓住目前的青春时期，努力攀登，而不要左顾右盼。”如今，时过境迁，学界的浮躁早已花样翻新，但对天下有志向学的年青人来说，周先生的这句寄语仍是针对性很强的智慧箴言。
2000年9月，《周勋初文集》七卷本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先生将第七卷题为《无为集》，亦有深意存焉。“无为”二字，可以用他另一句话来解释：“顺其自然地登攀”，“若用传统文化中的哲理来说，这或许也可以说是道家的处世态度和儒家的进取精神相结合吧。”在我看来，“以不变应万变”和“无为而无不为”，两句正好可以凑成一对，互文见义，阐释了周先生魏晋风度的具体内涵。
平日侍坐，听周先生闲谈学林掌故，娓娓道来，是一大乐事。众所周知，陈寅恪和陈垣是近代史学两大家，成就巨大，而学术风格各不相同，周先生曾把二陈分别比作汉代将军李广和程不识，简短妙喻，意味玄远，大似魏晋人之清言。
有一次周先生在外地出差，出租车司机见老先生银发纹丝不乱，身躯伟岸，腰板挺直，猜想他是一位将军。周先生笑笑，不置可否。我想，如果把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比作攻坚战，那么，称周先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是当之无愧的。今天，这位已经82岁的白发将军依然活跃在战场上，精神矍铄，像一棵挺拔的不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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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勋初的学术研究涵盖诸多领域，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
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勋初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的新注的任务，他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趁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的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写出了《韩非子札记》一书。
1.下列不属于周勋初“以不变应万变”或“无为而无不为”表现的一项是
A. 周勋初静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根本看不到出版前景的时期深入研究，撰写了《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高适年谱》等书。
B. 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出版时，周勋初将第七卷题为《无为集》，“无为”二字用它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顺其自然的登攀”。
C. 周勋初闲谈学林掌故，娓娓道来，他曾把陈寅格和陈垣这两位近代史学大家分别比作汉代将军李广和程不识，简短妙喻，意味玄远。
D. 周勋初文革时期参加编写《韩非子》新注的任务，不但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广泛涉猎了，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最终写出了《韩非子札记》。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　　　　）
A. “文史不分”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周勋初先生遵循前人在文献学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做法，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门类融合起来进行研究。
B. 周勋初倡导在文献学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实际上是对“文史不分”的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他本身做得非常出色。
C. 周勋初学术任务与社会活动与日俱增，但他毫无怨言，而是随顺世缘，广有撰作，作者在对周先生的赞美、崇敬中，含蓄的批判不体恤周先生的官僚作风。
D. 《文史探微》《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和《高适年谱》等书是在完全看不到出版前景的文革时期撰写的，体现出周勋初先生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也是天道酬勤的生动诠释。
E. 周勋初先生在研究生院的南园橱窗里题写“以不变应万变”，意在寄语青年学生不要受学界的浮躁风气、社会上的拜金潮流的影响，惜时勤学，静心登攀。
3.作者深情礼赞周勋初先生的魏晋风度，其“魏晋风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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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1.下列关于“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唐以后，伴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佛教不再被看作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B. 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出现的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是世界文明对话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使佛教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就是到今天还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
C.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可以说是双向对话，不仅有“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也有大量像法显和玄奘等中土的高僧大德到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
D.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之一，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使佛教通过中国流传于四邻诸国。
2.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在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表现特征不同，魏晋时期主要是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
B. 在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就取得了突出成绩，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和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
C. 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最初是与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因此，佛教进入中国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
D. 中土的高僧大德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这是对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的继承。
4.5.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为了便于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就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这种方式加速了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与融合。
B.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除了通过和平、聪明的方式融入之外，还因佛教自身具有对话精神，即其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
C. 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分别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和开花结果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佛教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D. 佛教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是离不开其在中国大地上的存在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中国佛教在建构世界宗教文明上的历史价值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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