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诸子百家虽立论、学说不同,但都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都具有会通精神。
B.《吕氏春秋》不仅会通儒、道两家的思想,还论及了名、法、墨、农、阴阳各家的学说和主张。
C.从《淮南子》有关道家、儒家、墨家思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汉代在思想学术上也具有会通精神。
D.魏晋玄学以“三玄”为基础,其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儒家与道家学说从战国末期到魏晋时期的长期会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代,中国佛学也吸取了儒学思想,令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使当时的佛教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
B.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也会通道家的学说和思想;两宋儒学会通佛学,在理论创新上颇有成就。
C.南宋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会通了“三教”,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
D.黄宗羲认为思想学术应该是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的“公器”“公识”,因而学术思想上的会通尤为重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战国末期到南宋末年,中国思想文化至少经历两次大的会通,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B.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其中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
C.思想文化史上的会通,既体现在学说和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包括一些研究和论证方法的彼此借鉴和吸收。
D.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不仅有助于构建新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还可以丰富传统的思想学术。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诸子百家虽立论、学说不同,但都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都具有会通精神。
B.《吕氏春秋》不仅会通儒、道两家的思想,还论及了名、法、墨、农、阴阳各家的学说和主张。
C.从《淮南子》有关道家、儒家、墨家思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汉代在思想学术上也具有会通精神。
D.魏晋玄学以“三玄”为基础,其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儒家与道家学说从战国末期到魏晋时期的长期会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代,中国佛学也吸取了儒学思想,令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使当时的佛教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
B.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也会通道家的学说和思想;两宋儒学会通佛学,在理论创新上颇有成就。
C.南宋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会通了“三教”,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
D.黄宗羲认为思想学术应该是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的“公器”“公识”,因而学术思想上的会通尤为重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战国末期到南宋末年,中国思想文化至少经历两次大的会通,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B.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其中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
C.思想文化史上的会通,既体现在学说和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包括一些研究和论证方法的彼此借鉴和吸收。
D.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不仅有助于构建新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还可以丰富传统的思想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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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章,回答下列小题。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诸子百家虽立论、学说不同,但都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都具有会通精神。
B. 《吕氏春秋》不仅会通儒、道两家的思想,还论及了名、法、墨、农、阴阳各家的学说和主张。
C. 从《淮南子》有关道家、儒家、墨家思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汉代在思想学术上也具有会通精神。
D. 魏晋玄学以“三玄”为基础,其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儒家与道家学说从战国末期到魏晋时期的长期会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唐代,中国佛学也吸取了儒学思想,令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使当时的佛教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
B. 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也会通道家的学说和思想;两宋儒学会通佛学,在理论创新上颇有成就。
C. 南宋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会通了“三教”,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
D. 黄宗羲认为思想学术应该是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的“公器”“公识”,因而学术思想上的会通尤为重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战国末期到南宋末年,中国思想文化至少经历两次大的会通,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B.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其中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
C. 思想文化史上的会通,既体现在学说和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包括一些研究和论证方法的彼此借鉴和吸收。
D. 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不仅有助于构建新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还可以丰富传统的思想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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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日‘章句’,魏晋所尚者口‘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但他并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烦琐的训诂;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陶渊明读经不拘泥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渊明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
孔子在他笔下已不是其本来的面目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陶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有与崇尚自然的旨趣并不违背的成分,陶渊明可以方便地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诗里。他只取其中爱好自然这一点意思,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本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了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
此外,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和胜解,这就是提倡躬耕,并亲自实践。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
(选自《袁行霈教授讲解陶潜》,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段内容的表述,不恰当的一项是( )
A.老子哲学强调崇尚自然,而陶渊明则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中的这一思想。
B.陶渊明崇尚自然、反抗名教,他的《杂诗》《饮酒》《拟古》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C.司马氏借名教之名,以排除异己、篡夺皇位,嵇康、阮籍等以佯狂任诞的方式故意破坏其标榜的名教。
D.陶渊明一直崇拜嵇康、阮籍,信奉自然,他在自己的思想、生活中从容地实践了他崇尚自然的主张。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魏晋玄学家主张“得意忘言”,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他欣然忘食”也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B.陶渊明并非章句之徒,他是用“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
C.陶渊明读经,往往不去理解书中词语、句子的意思,更多的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D.陶渊明虽然也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与儒家的本义相背离,带有不少他个人的色彩。
3.请结合原文,谈谈陶渊明是怎样创造性地对待儒家思想的。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德礼为基,法律为盾
李维睿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综观我国历史,两千多年前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推行“德政”发出政治呼声;其后,在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引导下,执政者始终强调“德治”,坚持“德化天下”,并通过推动礼法合一,实施“德法合治”,构筑起了我国独特的“礼法文化”体系。我国古代的“德法合治”由“行德以礼”“由礼生法”“以法护德”三个环节组成。
“行德以礼”:礼是道德的外在行为规范
古代德治中的“德”,与今天一样,指的也是道德、品德、德行等,是符合社会主流的正确价值取向。古人为“德”找到的现实载体便是“礼”。《论语·为政》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治国以道德为导向,施政的举措便是推行“礼治”,把礼作为以德治国的实践手段,人民才能知廉明耻、从善如流。
首先,从礼的来源上看,礼仪的制定和实施,表现出来的是人类居家生活、社会交往的基本情感,即所谓“人之常情”。基于情感而发的礼,自然能得到普遍遵循,这与道德从日常中抽象、获得大众认同的路径是一致的,如祭礼表达对祖先的思念敬重、丧礼寄托亲属的哀思,还有婚礼、待客礼等等,这些传统保留到了今天,成为不成文的规则,不履行则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它代表的是人伦道德的底线。其次,从礼的实施上看,一切礼仪制度都始于个人实践,这种实践可视作自我修养,包括对欲望的约束,这与道德重修身、重教化、重感召的特性是相一致的。事实上,礼治发挥的正是“化成天下”的道德功能。再次,从礼的渗透性来看,古礼纷繁复杂,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一说,有冠、婚、丧、祭四礼一谈,前者重国之礼,后者重家之礼,可谓纵贯国、族、家与自身,其主线便是以孝、忠、仁、义、信等为核心的人伦道德。
“由礼生法”:法与礼的统一、互补
礼作为道德的规则,其表现形式往往是行为规范,解决的是“该做什么”“按什么流程做”的问题。即便如此,礼也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尤其是对违礼行为的追究惩罚,必然要诉诸具有普遍威慑力的法律,用法治来维护礼治。一般认为,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我国便加速“礼法合一”的进程并开始形成独特的“礼法文化”。“礼法合一”的主要路径是“由礼生法”。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是作为原则性的规范逐步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的。比如,汉宣帝时期把“亲亲得相首匿”纳入法律之中,“恤刑”“八议”“准五服以治罪”“十恶”等礼的原则,则是在汉唐之间纳入法律之中,并上升为法的指导原则。上述纳入法律的礼,不少在现行刑法中仍有所体现:比如近亲属无作证义务,对未成年人、老年人、聋哑人、孕妇等特殊群体可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等。
“以法护德”:实施法律的落脚点
在我国古代,施行法律的目的便是维护礼制、捍卫道德。一方面,国家直接通过刑罚来惩治道德问题。以唐律中的“十恶”为例,其中“恶逆”是指殴打、谋杀直系尊亲之行为,“不孝”“不睦”“内乱”的情节虽轻于“恶逆”,但也严重悖反家族伦常,“不义”是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不道”则是情节恶劣的杀人不法行为。律典把严重的失德行为直接上升为犯罪,并与常规犯罪予以区分,实施严格处罚。另一方面,遇到道德与法律或者礼与法之间的冲突时,国家会进行权衡与调整,以期法的实施始终维系道德观念。比如不同层次的道德观念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德礼的柔性,在法律与道德、情理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平衡两者关系,兼顾秩序与和谐,这种理念对今天法律的制定实施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综上,古代的德治与法治,以德礼为基础,从道德出发,通过礼仪来实践道德,同时生成、改造法律,以取得强制执行力;以法律为后盾,维护道德的行为、惩罚失德的行为,保障德与礼的实施。以此构筑起“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德、礼、法既统一在道德观念之下,同时又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不同功用,德礼重内修、重教化,法律重纠违、重处罚,共同推动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人自身的和谐治理。
(选自2017年3月22日《学习时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讲的是是治国只有以道德为导向,推行“礼治”,把礼作为以德治国的实践手段,人民才能知廉明耻、从善如流。
B. 从礼的来源上看,礼仪基于“人之常情”;从礼的实施上看,礼仪制度都始于个人实践;从礼的渗透性来看,纷繁复杂的古礼纵贯国、族、家与自身。
C. 以法护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直接通过刑罚来惩治道德问题,一是遇到道德与法律或者礼与法之间的冲突时,国家会进行权衡与审议。
D. 不同层次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时,国家会发挥德礼的柔性,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来平衡,兼顾秩序与和谐,此理念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祭礼、丧礼、婚礼、待客礼等是基于人居家生活、社会交往的常情而发的,因此能得到普遍遵循,这与道德从日常抽象、获得大众认同的路径是一致的。
B. 人们认为,从汉武帝时期起,我国便加速“礼法合一”的进程并开始形成独特的“礼法文化”。而今古不同时期纳入法律的礼,有些在现行刑法中还有所体现。
C. “礼法合一”的主要路径是“由礼生法”,礼是作为原则性的规范逐步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的。如汉宣帝时期的“亲亲得相首匿”以及汉唐之间的“恤刑”。
D. 即使礼可以解决的是“该做什么”“按什么流程做”的问题,但也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对违礼行为的追究惩罚必然要诉诸法律,用法治来维护礼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后来执政者就坚持“德化天下”,通过礼法合一,实施了“德法合治”,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礼法文化”体系。
B. 文章以我国历史上执政者始终强调“德治”并通过推动礼法合一,实施“德法合治”,构筑“礼法文化体系”来论证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C. 经历了“行德以礼”“由礼生法”“以法护德”三个阶段,我国法律最后形成了以德礼为基础,以法律为后盾的“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
D. “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中,德礼是基础,法律是后盾;德礼重内修、重教化,法律重纠违、重处罚,德礼和法律既有统一性,又有功用的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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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德礼为基,法律为盾
李维睿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综观我国历史,两千多年前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推行“德政”发出政治呼声;其后,在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引导下,执政者始终强调“德治”,坚持“德化天下”,并通过推动礼法合一,实施“德法合治”,构筑起了我国独特的“礼法文化”体系。我国古代的“德法合治”由“行德以礼”“由礼生法”“以法护德”三个环节组成。
“行德以礼”:礼是道德的外在行为规范
古代德治中的“德”,与今天一样,指的也是道德、品德、德行等,是符合社会主流的正确价值取向。古人为“德”找到的现实载体便是“礼”。《论语·为政》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治国以道德为导向,施政的举措便是推行“礼治”,把礼作为以德治国的实践手段,人民才能知廉明耻、从善如流。
首先,从礼的来源上看,礼仪的制定和实施,表现出来的是人类居家生活、社会交往的基本情感,即所谓“人之常情”。基于情感而发的礼,自然能得到普遍遵循,这与道德从日常中抽象、获得大众认同的路径是一致的,如祭礼表达对祖先的思念敬重、丧礼寄托亲属的哀思,还有婚礼、待客礼等等,这些传统保留到了今天,成为不成文的规则,不履行则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它代表的是人伦道德的底线。其次,从礼的实施上看,一切礼仪制度都始于个人实践,这种实践可视作自我修养,包括对欲望的约束,这与道德重修身、重教化、重感召的特性是相一致的。事实上,礼治发挥的正是“化成天下”的道德功能。再次,从礼的渗透性来看,古礼纷繁复杂,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一说,有冠、婚、丧、祭四礼一谈,前者重国之礼,后者重家之礼,可谓纵贯国、族、家与自身,其主线便是以孝、忠、仁、义、信等为核心的人伦道德。
“由礼生法”:法与礼的统一、互补
礼作为道德的规则,其表现形式往往是行为规范,解决的是“该做什么”“按什么流程做”的问题。即便如此,礼也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尤其是对违礼行为的追究惩罚,必然要诉诸具有普遍威慑力的法律,用法治来维护礼治。一般认为,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我国便加速“礼法合一”的进程并开始形成独特的“礼法文化”。“礼法合一”的主要路径是“由礼生法”。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是作为原则性的规范逐步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的。比如,汉宣帝时期把“亲亲得相首匿”纳入法律之中,“恤刑”“八议”“准五服以治罪”“十恶”等礼的原则,则是在汉唐之间纳入法律之中,并上升为法的指导原则。上述纳入法律的礼,不少在现行刑法中仍有所体现:比如近亲属无作证义务,对未成年人、老年人、聋哑人、孕妇等特殊群体可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等。
“以法护德”:实施法律的落脚点
在我国古代,施行法律的目的便是维护礼制、捍卫道德。一方面,国家直接通过刑罚来惩治道德问题。以唐律中的“十恶”为例,其中“恶逆”是指殴打、谋杀直系尊亲之行为,“不孝”“不睦”“内乱”的情节虽轻于“恶逆”,但也严重悖反家族伦常,“不义”是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不道”则是情节恶劣的杀人不法行为。律典把严重的失德行为直接上升为犯罪,并与常规犯罪予以区分,实施严格处罚。另一方面,遇到道德与法律或者礼与法之间的冲突时,国家会进行权衡与调整,以期法的实施始终维系道德观念。比如不同层次的道德观念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德礼的柔性,在法律与道德、情理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平衡两者关系,兼顾秩序与和谐,这种理念对今天法律的制定实施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综上,古代的德治与法治,以德礼为基础,从道德出发,通过礼仪来实践道德,同时生成、改造法律,以取得强制执行力;以法律为后盾,维护道德的行为、惩罚失德的行为,保障德与礼的实施。以此构筑起“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德、礼、法既统一在道德观念之下,同时又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不同功用,德礼重内修、重教化,法律重纠违、重处罚,共同推动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人自身的和谐治理。
(选自2017年3月22日《学习时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讲的是是治国只有以道德为导向,推行“礼治”,把礼作为以德治国的实践手段,人民才能知廉明耻、从善如流。
B. 从礼的来源上看,礼仪基于“人之常情”;从礼的实施上看,礼仪制度都始于个人实践;从礼的渗透性来看,纷繁复杂的古礼纵贯国、族、家与自身。
C. 以法护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直接通过刑罚来惩治道德问题,一是遇到道德与法律或者礼与法之间的冲突时,国家会进行权衡与审议。
D. 不同层次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时,国家会发挥德礼的柔性,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来平衡,兼顾秩序与和谐,此理念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祭礼、丧礼、婚礼、待客礼等是基于人居家生活、社会交往的常情而发的,因此能得到普遍遵循,这与道德从日常抽象、获得大众认同的路径是一致的。
B. 人们认为,从汉武帝时期起,我国便加速“礼法合一”的进程并开始形成独特的“礼法文化”。而今古不同时期纳入法律的礼,有些在现行刑法中还有所体现。
C. “礼法合一”的主要路径是“由礼生法”,礼是作为原则性的规范逐步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的。如汉宣帝时期的“亲亲得相首匿”以及汉唐之间的“恤刑”。
D. 即使礼可以解决的是“该做什么”“按什么流程做”的问题,但也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对违礼行为的追究惩罚必然要诉诸法律,用法治来维护礼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后来执政者就坚持“德化天下”,通过礼法合一,实施了“德法合治”,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礼法文化”体系。
B. 文章以我国历史上执政者始终强调“德治”并通过推动礼法合一,实施“德法合治”,构筑“礼法文化体系”来论证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C. 经历了“行德以礼”“由礼生法”“以法护德”三个阶段,我国法律最后形成了以德礼为基础,以法律为后盾的“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
D. “德法合治”的完备体系中,德礼是基础,法律是后盾;德礼重内修、重教化,法律重纠违、重处罚,德礼和法律既有统一性,又有功用的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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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语言会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推动文明创新,是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贸通道,也是文明互鉴之路。语言教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过掌握彼此的语言,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界的新途径和新起点,增进彼此的交流与对话。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加强语言教育与语言传播,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互通和文化交流,进而实现“民心相通”。
在全球化时代,欧美著名的跨国公司纷纷制定语言战略,用以处理和解决世界市场带来的跨文化沟通问题,从而消除误解, 减少冲突。以美国IBM为例,该公司不仅指定英语作为公司通用语言,同时还确定其他八种语言作为公司沟通语言的选择,为跨文化团队管理和沟通,以及本地化战略积极开展规划。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进行海外投资,都需要语言文化知识作为重要支撑。在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中,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文化风险覆盖率高达71.3%,高于主权风险(46.9%)。近来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生存和发展境遇即表明,中国企业遭遇到的语言障碍,给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企业的倒闭和破产。语言是互联互通基础工程的重要支撑,建设“一带一路”,必须语言先行!
(摘编自光明网《沈骑:语言能力建设是“一带一路”的基础性工作》,2017年5月8 日)
材料二:
“一带一路”涵盖世界三大宗教、四种文明、上百种语言,如何在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取得共识将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石。
在人类文化的基底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体现出“一带一路”大战略的高远文明境界。因此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
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如何建设“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圈、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呢?
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应该能较好地与该国的标志性公司及个人相结合,即能够比较自然且有效地被呈现。比如微软和比尔·盖茨,苹果和乔布斯,“脸书”和扎克伯格,谷歌和拉里·佩奇,特斯拉和埃隆·马斯克等就成为“美国梦”的新偶像……如何把中国明星公司及其创始人与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更好地相结合并加以有效传递,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还要避免一些认知误区,比如简单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其实传统文化更多是资源,只有被成功转化,才能转化为软实力。要想实现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的目标,需要整合和转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全球资源,才能打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
应对文化挑战还要善于利用宗教规律,解决宗教问题。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的广大民众都是某一种宗教的信仰者。如果不尊重宗教规律,甚至回避、抑制宗教,必然导致沿线诸多信教民众的疏离感。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一些突发事件,往往与员工无意识地侵犯了驻在国民众的宗教禁忌有关。
(摘编自中华网《建设“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圈》,2017年5月15日)
材料三: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上有多种文明和上百种语言并存,国家(地区)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以沿线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差异为着眼点,通过大力促进双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碰撞及融合等方式来化解潜在的壁垒,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蓝图的顺利实现。对于文化对话的内容,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加强中华文化“走出去”,以展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另一方面也要将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化门类和成果展示在各国民众面前,增加文化的辨识度和亲近感。中华文化要想得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就要加强双向良性互动和合作沟通,即考虑各国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俗和阅读习惯、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宣传。
我国边疆地区一些民族与境外使用相近的语言,他们的民族语言同时也是“跨境语言”,对不同文化的融合能起到很强的润滑和推动作用。北京语言大学等学校已为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几十万留学生,其汉语教育几乎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培养了大量国际知名汉学家,这些人都是文化对话的潜在参与者。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约有50多种国家通用语和200多种民族语言,且大多为非通用语种。而目前我国此类人才奇缺,亟须培养大量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和语言能力过硬、具有国际视野、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领域和行业专才。
由于我国自身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足,如国际传播力不够、少数商品的质量问题、一些国人在国外旅游中存在不文明行为等问题,对国家形象造成了影响。对此,我们必须主动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国家形象,赢得周边国家的普遍好感与认同。
(摘编自《光明日报》《以文化对话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2017年05月20日 02版)
1.针对对上述材料的理解,最为准确的一项是
A. 三则材料都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深度思考,都强调了语言对文化的互通、共识和共融的重要性,并积极寻求解决现存问题的办法。
B. 材料一中我国海外投资风险评估中文化风险的高覆盖率,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语言教育与语言传播对跨国企业的重要性。
C. 材料二中每一个帝国崛起的事实,说明建设“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圈、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是中国以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的必经之路。
D. 材料三着眼沿线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差异,以双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碰撞及融合等方式来确保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一代一路”建设的认同。
2.针对以上材料的分析,不准确的两项是
A. 材料一认为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的语言,既是促进“民心相通”的保障,也是服务“互联互通”基础工程的重要支撑。
B. 材料一中美国IBM的语言战略和中国企业在国外的生存和发展境遇,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语言在世界跨文化沟通中的重要性。
C. 材料二侧重报道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复杂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挑战,及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强国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D. 材料三指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在与沿线国家文化对话方面的优势、劣势及不足,这些劣势和不足急需语言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来消除和弥补。
E. 三则材料摘编自两家不同的媒体,文章风格虽相近,但由于考虑所面对的读者群体,两家媒体在用词方面还是有各自的特点的。
3.要打造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价值文化体系,除加强语言能力建设外,我们还需做出哪些努力?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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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君子文化是儒教文化的精华。
②儒家学说中关于君子的人格理论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君子被描述为介于圣人与小人之间的一种人格。《论语>对此有种种具体描述,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而《宪问》中的一段描述最能反映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定位:“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③按子贡的理解,这是孔子的自谦之辞,即在孔子自己看来,他在“仁”“智” “勇”三个方面都做得不够好:“仁”,未达无忧;“智”,未达无惑;“勇”,未达无惧。这些自我评判表明,孔子是从“仁”智” “勇”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是否达到了君子标准的。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解读,“智”“仁”“勇”乃是孔子对君子所作出的周全的人格定位,它们分别对应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认知” “情感” “意志”。按孔子的思想,君子的人格特点就在于:认知上达到“智”,情感上达到“仁”,意志上达到“勇”,换言之,孔子所谓君子,用现代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新理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④自子贡提出“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以后,儒家的君子概念和圣人概念不再有本质性区别,实际上都是指本于人性自觉采取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的人。这种人性自觉包括两个方面:对自己来说,是自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来说,是认识到他人与自己是同类,因而同自己一样也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并且自己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的文明生活。在后一种意义上,人性自觉包含着对他人的爱,正是基于这种爱和由这种爱所产生的对他人的责任感,才会有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文明生活的道德意识。对于儒家来说,将自己对他人的爱转化为成人成己的道德实践,这是君子的人生境界;而当这种道德实践从日常生活领域转入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治国者“化成天下”的“人文”实践时,它就不只是君子的人生境界,也是圣人的治理境界了。
⑤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本质上是同一境界,其差异只是由于具体实践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现象性差异或形式上的区别——圣人境界是特定实践条件下由君子的“为仁”转化而来的“为圣”——“以礼义之文,化成天下”的“为仁”。这种形式的“为仁”所达到的“成人”——“天下归仁”,既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内圣”的人生境界,也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外王”的治理境界。这也意味着君子和圣人都可以被理解为“智” “仁”“勇”兼备的文明人。
⑤综上所述,所谓君子,就是“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君子的人格特点体现于为人处事,就是既恪守原则又灵活应变的文明生活方式,此乃儒家君子文化的本质特征。
(摘编自周可真《君子之道“仁”“智”“勇”》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儒家学说创立之初,对“君子”人格的界定, 《论语》这本书中有很多具体的描述。
B. 《宪问》“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集中反映了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定位。
C. 儒家学说倡导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本质上是同一境界,因此君子和圣人是没有区别的。
D. 君子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为人处事层面上,就是既恪守原则又灵活应变的文明生活方式。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①段明确了君子文化在儒教文化中的地位,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本文的关键词:君子文化。
B. 文章②③段中,作者结合《论语》,运用现代心理学理论重新解读了孔子对君子的评价标准。
C. 文章④⑤段中,作者具体阐释了儒家君子概念和圣人概念,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的本质内涵。
D. 文章大量运用对比论证,从“君子”“小人”两方面进行说理,从而深刻地揭示两者不同本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从“无惑”“无忧”“无惧”三方面衡量,孔子尚有欠缺,不是真正的君子。
B.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孔子所说的“君子”就是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C. 有了对他人的爱和与之产生的责任感,才会有和他人共创人类文明的道德意识。
D. 特定实践条件下君子的“为仁”转化成“为圣”,君子境界就达到了圣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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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儒家重视诚信之徳,源于诚信在修身做人、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诚信”是由“诚”与“信”两个既有差异、又相互贯通的德目融合而成。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认为“诚”就是真实无妄,是天道之本然,也是天地自然运动变化的原动力。关于“信”字,《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认为“信”的基本语义是言行一致。在“诚”与“信”的关系上,儒家主张“诚于中,信于外”。“诚”属于道德理念本体,是道德主体的一种内在德性,也是“信”的前提与内在依据;“信”是一种实践理性法则,体现的是社会化的道徳践行,是“诚的保证与外在表现。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守诚信,真不知道他怎么能行。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一个人说话做事能诚实守信,虽行万里也不难,反之,如果不讲诚信,必然会寸步难行。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认为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迫求诚信是做人的必备品质。
取信于民是为政之根本,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生命之所在。《论语》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认为治理面积小、资源少的小国,基本的施政方针是工作严谨,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根据农时役使百姓。当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时,孔子回答说当政者可以没有饭吃,政府也可以去掉武备,唯独不能失去人民的信任。
儒家认为个人要养成诚信之德,需要不断地自我学习。孔子说“笃信妤学,守死善道”,在通往诚信的道路上,要有坚定的信念,应该勤奋好学。“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一个只讲诚信而不好学习的人,因为不明是非就容易为人所利用,反过来还会害已害人。孔子还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以德教的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和道德觉悟。儒家虽然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但又强调坚守诚信是有条件的,须以合平“义”为前提,只有合乎正义、公理的承诺才能兑现。2009年,蔡铭超在法国佳士得以3149万欧元的高价竞拍被掠夺的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但声称“不会付款”,此举实为智慧。可见,在人际交往中,坚守诚信道德标准,应建立在坚实的道德正义基础之上;在国际交往中维护国家信用,也应该建立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
(选自《诚信思想的因与革》,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朱熹认为“诚”就是真实无妄,是天道之本然,因而“诚”是“信”的内在依据。
B. 儒家认为“诚信”是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诚信也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必备品质
C. “诚”重在德性,存于本心;“信”重在实践,显于外化。两者既有差异,又相互贯通,共同属于德目范畴。
D. 儒家认为,取信于民是为政之根本,是一个国家政治生命的所在。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个国家可能会走向灭亡。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采用了引用的论证方法,既有“明引”,也有“暗引”,既增强了文章的文化底蕴,也使论证更具有说服力。
B. 对“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的观点,全文是从“诚信在修身及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两个维度来展开论述的。
C. 文章在理论论证的过程中,借用孔孟等儒家名言,重点论述了“遵守诚信”的相关内容,这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D. 文章既有道理论据,又有事实论据。论证思路清晰,论证方法得当,这样就有力地证明了论点,使论证极具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但又强调践行诚信是有条件的。此种认识不仅不矛盾,还体现出辩证法思想。
B. 治国者可以没有饭吃,可以去掉武器装备,唯独不能失信于民,因此诚信理应是建立一个国家的最重要因素。
C. 文中“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是强调学习诚信相关知识的重要性,唯有了解诚信,才能更好地坚守诚信。
D. 文章围绕“诚信”论题展开全面论述其目的在于告诉人们在人际交往与国际交往中如何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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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合孔子圣人观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珠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已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如认“内圣”之德。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正因受、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苟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通”应是其引申义,因此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内外兼通。
B. 孔子认为王天下的尧舜都不可称为“圣”的原因是其内在之德与外在惠民济众之举是并重的。
C. “仁境”不及“圣境”,但也必须有外在立人、达人之功;而圣境,自然更该具备化人之功。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所说的圣”是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观点,否定现代新儒家概括的孔子之道及其儒家思想。
B. 文章以孔子与子贡、子路的对话来论证孔子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C. 本文从训和思想的层面论证了“内圣外王”的思想并非孔子的圣人观。
D. 作者引经据典,引用了一些先秦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与《说文解字》两者在对于“圣”字训为“通”的理解上是一致的。
B. 《五行》和孔子对“圣”的解释使得“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缺乏依据。
C. 孟子、荀子所理解的“圣”与孔子所认为的圣”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D. 正因为受、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思想。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儒家与现代人生
傅佩荣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
首先,它的历史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内里采取法家的手段,一旦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了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印象就异化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签,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被质疑与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因此,如果我们能从儒学中找到解药,那将不但是我们之幸,也是全人类的福音。
其实,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于群体,这是正确的观察吗?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于“吾”自己的选择。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会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
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民主与法治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如果回溯儒家起源,认真研究,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节选自《儒家与现代人,有删改》
1.下列关于作者对“儒家思想的历史际遇”的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A. 自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起着安定社会的作用。
B. 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渐成为僵化而封闭的教条。
C. 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印象被异化为:忽略个体差异,忘了真诚坦荡,不讲道理,混淆黑白。
D. 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阳儒阴法”,看似重视儒家思想,实则采取法家手段。
2.下列说法与原文意思不相符的一项是
A. 避免质疑与否定任何观点,由此形成的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被许多学者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
B. 作者认为,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这样的思想有助于构建真善美圣德价值。
C. 孔子认为人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所以他被推崇为具有深刻人道情怀的人文主义者,是有道理的。
D. 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既重视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又体现了对个体的重视,强调个体的自省自觉。
3.根据原文,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巧言令色,鲜矣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真诚的个人的主张。
B. 儒家思想重视个体,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也有着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C. “匹夫不可夺志也”,儒家强调谁也不能左右百姓的意愿,这与今日社会民主与法治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是一致的。
D. 从儒家起源看,孔子的观念是在群体与个体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这对于现代人生仍具有启发性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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