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章,回答下列小题。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诸子百家虽立论、学说不同,但都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都具有会通精神。
B. 《吕氏春秋》不仅会通儒、道两家的思想,还论及了名、法、墨、农、阴阳各家的学说和主张。
C. 从《淮南子》有关道家、儒家、墨家思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汉代在思想学术上也具有会通精神。
D. 魏晋玄学以“三玄”为基础,其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儒家与道家学说从战国末期到魏晋时期的长期会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唐代,中国佛学也吸取了儒学思想,令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使当时的佛教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
B. 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也会通道家的学说和思想;两宋儒学会通佛学,在理论创新上颇有成就。
C. 南宋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会通了“三教”,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
D. 黄宗羲认为思想学术应该是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的“公器”“公识”,因而学术思想上的会通尤为重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战国末期到南宋末年,中国思想文化至少经历两次大的会通,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B.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其中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
C. 思想文化史上的会通,既体现在学说和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包括一些研究和论证方法的彼此借鉴和吸收。
D. 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不仅有助于构建新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还可以丰富传统的思想学术。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阅读下面文章,回答下列小题。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诸子百家虽立论、学说不同,但都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都具有会通精神。
B. 《吕氏春秋》不仅会通儒、道两家的思想,还论及了名、法、墨、农、阴阳各家的学说和主张。
C. 从《淮南子》有关道家、儒家、墨家思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汉代在思想学术上也具有会通精神。
D. 魏晋玄学以“三玄”为基础,其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儒家与道家学说从战国末期到魏晋时期的长期会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唐代,中国佛学也吸取了儒学思想,令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使当时的佛教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
B. 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也会通道家的学说和思想;两宋儒学会通佛学,在理论创新上颇有成就。
C. 南宋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会通了“三教”,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
D. 黄宗羲认为思想学术应该是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的“公器”“公识”,因而学术思想上的会通尤为重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战国末期到南宋末年,中国思想文化至少经历两次大的会通,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B.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其中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
C. 思想文化史上的会通,既体现在学说和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包括一些研究和论证方法的彼此借鉴和吸收。
D. 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不仅有助于构建新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还可以丰富传统的思想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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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诸子百家虽立论、学说不同,但都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都具有会通精神。
B.《吕氏春秋》不仅会通儒、道两家的思想,还论及了名、法、墨、农、阴阳各家的学说和主张。
C.从《淮南子》有关道家、儒家、墨家思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汉代在思想学术上也具有会通精神。
D.魏晋玄学以“三玄”为基础,其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儒家与道家学说从战国末期到魏晋时期的长期会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代,中国佛学也吸取了儒学思想,令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使当时的佛教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
B.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也会通道家的学说和思想;两宋儒学会通佛学,在理论创新上颇有成就。
C.南宋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会通了“三教”,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
D.黄宗羲认为思想学术应该是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的“公器”“公识”,因而学术思想上的会通尤为重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战国末期到南宋末年,中国思想文化至少经历两次大的会通,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B.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其中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
C.思想文化史上的会通,既体现在学说和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包括一些研究和论证方法的彼此借鉴和吸收。
D.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不仅有助于构建新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还可以丰富传统的思想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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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后面各题。
“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孔子圣人观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 “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孔子认为王天下的尧舜都不可称为“圣”的原因是其内在之德与外在惠民济众之举是并重的。
B. “仁境”不及“圣境”,但必须有外在立人、达人之功;而圣境,自然也应该具备化人之功。
C.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通”应是其引申义,因此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内外兼通。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所说的圣是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从训诂和思想的层面论证了“内圣外王”的思想并非孔子的圣人观。
B. 作者引经据典,引用了一些的先秦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C. 文章以孔子与子贡、子路的对话来论证孔子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D.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观点,否定现代新儒家概括的孔子之道及其儒家思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孔子与《说文解字》两者在对于“圣”字训为“通”的理解上是一致的。
B. 《五行》和孔子对“圣”的解释使得“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缺乏依据。
C. 孟子、荀子所理解的“圣”与孔子所认为的“圣”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D. 正因为受孟、荀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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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如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更是思想文化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习惯上的“诸子百家”,当时主要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百家争鸣既是理想的冲突,更是智慧的交流,它促进了人们的认识向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重点进军。
战国之际,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号称一大“显学”,但是战国诸子学的崛起,不仅是“各以其道相胜”,而且对孔学构成了共同的挑战。在战国诸子多维视野中,从同一个孔子那里,墨子看见无用的奢淫,《庄子》看见大盗的祸首,盗跖看见道德的伪善,圣徒们看见人性的光辉,法家人物看见社会的毒素。因而,各家思想有破有立,他们之间既有激烈的辩难争执,又有吸纳交融之处。
首先对儒学构成挑战的是杨朱与墨翟。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非议儒者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原则,更站在简易实用的立场上极力批评儒家的“繁饰礼乐”“惰于作务”及厚葬主张。儒墨在战国号称两大显学,尽管它们彼此之间似乎水火不容,但是,墨子讲“兼爱”与儒家阐扬的仁爱之旨实有诸多贯通之处,如他们所讲的“爱人”都是基于一种理智或明智的自爱的动机。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墨子亦有言:“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
其次,《庄子》一书的作者虽对孔子的态度有时比较温和,但在对孔儒实施口诛笔伐时也最是辛辣无遗。《庄子·天远》篇对孔子提出批评。在作者看来,古今之不同犹如水和陆,周与鲁之异亦如船与车,而孔子企求将周朝的制度推行于鲁国,正像把船推到陆地上行走;古今之不同亦犹猿猴异于周公,现在让猿猴穿上周公的礼服,它一定咬破撕裂,以至脱光而后快。一言以蔽之,孔子主张“复古”即恢复周礼,无异于“东施效颦”。
最后,法家与儒家也是势不两立的。儒家以善恶来界定人性,法家则认为人性好利;孔儒认为理想的“有道之世”存在于过去的时代,法家则认为“世异则事异”,而站稳“当今”时代的立场;儒家主张任贤以推行“德政”“礼治”,法家则倡言庸主“法治”足矣。正当孟子退而潜心著述,“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的时候,商鞅却正在泰国掀起了一场埋葬儒学的社会改革运动,即“商君教秦孝公……燔(fán焚烧)《诗》《书》而明法令”。
总之,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与其他各家既有分又有合,尤其是他们在政治上(庄子是个例外大多都鼓吹君主专制,为统治者提供了各式各样相反而又相成的可供选择的治国方案和统治术,以增强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因此,他们表面上看似势不两立,其实在为君主专制主义创建理论上,却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同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理想和智慧的冲突,它促进了人们认识的进步。
B.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看到了儒家的各种问题,所以团结起来一起批判儒家。
C.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都包含“爱人”,也都出于“自爱”的动机。
D.法家与儒家势不两立,但他们又都主张向古人学习,用好的制度治理国家。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以不同学派对儒家的看法,论证了学派间的思想在辩难争执中吸纳包容的观点。
B.文章引用《庄子》中的几个比喻事例,形象生动地论证了儒家泥古不化的思想弊端。
C.文章论证了儒家与其他各家在表面上对立,但在谁统治国家的大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
D.文章用总分总的结构,写出墨、道、法等家与儒家思想的分歧与统一,论证结构清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是“显学”,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得到所有人认可。
B.战国时诸子百家在激烈的辩难争执中,彼此吸纳交融,成就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高峰。
C.道家和法家都看出了儒家思想的问题所在,就是只向古人学习,看不到时代的发展。
D.孟子的儒家思想得不到认同的时候,商鞅的法家思想却得到秦王认可,实行了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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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实用类),回答小题
材料一:
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语言贯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推动文明创新,是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贸通道,也是文明互鉴之路。语言教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过掌握彼此的语言,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界的新途径和新起点,增进彼此的交流与对话,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加强语言教育与语言传播,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互通和文化交流,进而实现“民心相通”。
在全球化时代,欧美著名的跨国公司纷纷制定语言战略,用以处理和解决世界市场带来的跨文化沟通问题,从而消除误解,减少冲突。以美国IBM为例,该公司不仅指定英语作为公司通用语言,同时还确定其他八种语言作为公司沟通语言,为跨文化团队管理和沟通,以及本地化战略实施奠定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进行海外投资,这些都需要语言文化知识作为重要支撑。在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中,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文化风险覆盖率高达71.3%,高于主权风险(46.9%)。近来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生存和发展境遇即表明,中国企业遭遇到的语言障碍,结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企业的倒闭和破产。语言是“互联互通”基础工程的重要支撑,建设“一带一路”,必须语言先行!
(摘编自光明网《沈骑:语言能力建设是“一带一路”的基础性工作》,2017年5月8日)
材料二:
“一带一路”涵盖世界三大宗教、四大文明、上百种语言,在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取得共识将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石。
在人类文化的基地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体现出“一带一路”大战略的高远文明境界。因此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
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如果建设“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圈,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呢?
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应该能较好的与该国的标志性公司及个人相结合,即能够比较自然且有效地被呈现。比如微软和比尔盖茨,苹果和乔布斯,“脸书”和扎克伯格,谷歌和拉里佩奇,特斯拉和埃隆马斯克等就成为“美国梦”的新偶像……如何把中国明星公司及其创始人与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更好地相结合并加以有效传递,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还要避免一些认知误区,比如简单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其实传统文化更多是资源,只有被成功转化,才能转换为软实力。要想实现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的目标,需要整合和转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全球资源,才能打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
应对文化挑战还要善于利用宗教规律,解决宗教问题。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的广大民众都是某一种宗教的信仰者。如果不尊重宗教规律,甚至回避、抑制宗教,必然导致沿线诸多信教民众的疏离。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一些突发事件,往往与员工无意识地触犯了驻在国民众的宗教禁忌有关。
(摘编自中华网《建设“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圈》,2017年5月15日)
材料三: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上有多种文明和上百种语言并存,国家(地区)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以沿线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差异为着眼点。通过大力促进双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碰撞及融合等方式来消除潜在壁垒,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蓝图的顺利实现。对于文化对话的内容,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加强中华文化“走出去”,以展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另一方面也要将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化门类和成果展示在各国民众面前,增加文化的辨识度和亲近感。中华文化要想得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就要加强双向良性互动和合作沟通,即考虑各国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俗和阅读习惯、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宣传。
我国边疆地区一些民族与境外使用相近的语言,他们的民族语言同时也是“跨境语言”,对不同文化的融合能起到很强的润滑和推动作用。北京语言大学等学校已为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几十万留学生。其汉语教育几乎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培养了大量国际知名汉学家。这些人都是文化对话的潜在参与者。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约有50多种国家通用语言和200多种民族语言,且大多为非通常语种。而目前我国此类人才奇缺,亟须培养大量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和语言能力过硬、具有国际视野、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领域和行业专才。
由于我国自身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足,如果国际传播力不够、少数商品的质量问题、一些国人在国外旅游中存在不文明行为等问题,对国家形象造成了影响。对此,我们必须主动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国家形象,赢得周边国家的普遍好感与认同。
(摘编自《光明日报》《以文化对话推动“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05月20日02版)
1.下列对上述材料的梳理,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材料一中我国海外投资风险评估中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文化风险的高覆盖率,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语言教育与语言传播对跨国企业的重要性。
B. 材料二中每一个帝国崛起的事实,说明建设“一带一路”上的中华文化圈、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是中国以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的必经之路。
C. 材料三着眼沿线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差异,以双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碰撞及融合等方式来确保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D. 三则材料都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深度思考,都强调了语言对文化的互通、共识和共融的重要性,并积极寻求解决现场问题的方法。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正确的两项是( )( )
A. 材料一认为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的语言,既是促进“民心相通”的保障,也是服务“互联互通”基础工程的重要支撑。
B. 材料一中美国IBM的语言战略和中国企业在国外的生存和发展境遇,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语言在世界跨文化沟通中的重要性。
C. 材料二侧重报道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复杂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挑战,及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强国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D. 材料三指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在与沿线国家文化对话方面的优势、劣势及不足,这些劣势和不足急需语言建设来消除和弥补。
E. 三则材料虽摘编自不同的媒体,但由于考虑所面对的读者群体,材料在用词方面有相同特点,故而文章风格完全相同。
3.要打造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价值文化体系,除加强语言能力建设外,我们还需做出哪些努力?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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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回答下列各题。
荀卿论
苏轼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其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其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知,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选自《唐宋八大家散文读本》,有删改)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浩乎不知其津涯 涯:边际
B.冉有之知 知:通“智”,智谋
C.要在于不可易也 易:轻视,看不起
D.此亦必有所恃者矣 恃:依仗
2.下列各组句子中,全都属于作者否定荀卿的一组是(3分) ( )
①大变古先圣王之法 ②喜为异说而不让
③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 ④焚烧夫子之六经
⑤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 ⑥荀卿明王道,述礼乐
A.②③⑤ B.①③⑤ C.②④⑤ D.②⑤⑥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孔子的主张博大精深,但通俗易懂,人们如果完全按照孔子的主张去做,想要成为一个圣人也不困难,即使不能做到,也会少犯错误。
B.子路、子贡、冉有都是天下人认为难得的人才,但这三人却因为喜欢高谈阔论而不被孔子喜欢,相反,寡言的颜渊却深受孔子的喜爱。
C.李斯骄矜傲慢,扰乱天下,犯下“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等过错,是因为受到他的老师荀卿高谈异论的影响。
D.文章先写孔子循规蹈矩,不敢放言高论,后写荀卿喜为异说而毫不谦让,敢发高论而不顾一切,这样构成了对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4.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划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①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4分)
②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3分)
③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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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汉初文景时期,文景二帝继续行黄老无为之术,奠定了西汉国富民强的物质文化基础,揭开了武帝盛世的序幕。
高祖统一,百姓得离战争之苦,然而,“马上逆取”政权的君臣们,却不得不面对满目疮痍而人心思定的汉初天下。对于经历秦火又回到功能混融、领域不分的汉初社会而言,唯有确立与氏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之策方可恢复生产、维持统治,施行黄老之治怜逢其时。
黄老思想以既定秩序为前提,是退却条件下的进取;在吸纳儒家的仁与礼、法家的法与势的同时,将正统道家从遁世主义转向经世致用,从消极无为转变为积极有为。
高祖、惠帝遵从黄老思想,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扫除烦苛”和崇尚节俭等较为宽舒的统治政策,迎来了“汉接秦弊”后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景帝时期,对黄老思想更是推崇备至。黄老思想为文景时期的社会带来了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的宽舒政策,也带来了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兼采百家之长的学术氛围。文帝即位,更是博采众长,任用贾谊、晁错、公孙臣等为朝臣。新王朝的诞生,为走过秦暴政而浴火重生的士人提供实现抱负、施展才能的机会和舞台,汉初社会日渐呈现出宽松而自由的文化氛围和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社会气象。
文景时期的学术繁荣与春秋战国的思想争鸣有所不同,汉初的各家各派不断探寻实现王朝长治久安的举措。
文景时期形成了充满博大、包容、进取的文化气息,令经历了暴秦的文人重新唤起了积极进取、治国安邦、立功扬名的强烈愿望。汉初文人在宽松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积极追寻春秋战国士人建功立业的足迹以求不朽。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是,汉初文人一切建功立业目标的设定无不与大一统的现实政治紧密相关,都在直面社会现实症结,提出治国良策。汉初文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兼具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洞悉王朝初安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深刻揭示了文景盛世下的社会潜在危机,以深切的忧患意识彰显出个体生命的光彩。
“务为治”,因时事而权变,是汉初文人安邦立国建功立业的途径,儒学由汉初被排拒于政治中心之外到武帝时“独尊儒术”,60余年间与汉初社会政治之间的成功互动,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发展特点。
从高祖排斥汉儒观念,到文帝颇征文学之士,汉儒社会地位的改变,是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学术包容为前提的,是文人一直致力于解决汉初社会现实问题而努力的结果。
汉武帝元光五年,汉初文人完成了由士到士大夫的转变。对汉初的文人而言,这一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代表文人主体的儒生作为一个群体,不断在政治上传达着他们的强音,在历史上持续地留下深痕。学术风气也因儒学对主体地位和政治话语的把握,而表现出儒家气象。
(选自《汉文景时期的文人气象》,见2019年9月9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文景时期指汉朝初年统治者因为采取与民休息等政策使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国富民强的历史时期。
B.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经世致用,有利于百姓休养生息,非常适合汉初满目疮痍、人心思定的社会状况。
C.黄老思想以既定秩序为前提,吸收儒家仁与礼和法家法与势的同时,将道家思想从消极无为转变为积极有为。
D.文景时期形成的博大、包容、进取的文化气息,使文人产生了积极进取、治国安邦、立功扬名的强烈愿望。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按照“总-分-总”的架构展开论证,首先总说观点,接着概括历史背景,点出黄老思想照应题目。
B.文章第二、三自然段讲述文景时期遵从黄老思想的原因及黄老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其后的论证扫除障碍。
C.文章前三段,论述了黄老思想对汉初文化氛围和社会气象的作用,有利于下文对“文人气象”的展开论述。
D.文章最后一段论述了汉文景时期文人气象的发展结果,概括指出此时的学术风气也因此表现出儒家气象。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发端于文景时期;文景时期的治理为汉武帝盛世的到来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
B.汉高祖、汉惠帝遵从黄老思想,实行宽舒的统治政策,为当时文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和舞台。
C.从高祖的排斥到文帝的重用,汉儒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是因为他们一直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努力
D.汉初文人和战国士人都追求建功立业,但前者与大一统的现实政治紧密相关,后者则无此远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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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孔子圣人规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或许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被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兼具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而他本人并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B. 和个人的内在之德相比,孔子显然更看重外在的惠民济众之举,就此而言,甚至连王天下的尧舜都不足以称为“圣”。
C. “圣”以仁为根本,而即使是仁境,也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作为仁之极的圣境,自然也应该具备化人之功。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的“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两者对于“圣”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B. 把“内圣外王”理解为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把“圣”只解作圣德,既不合训诂,又与孔子的圣人观不相符。
C.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其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如《说文》所说“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其引申义。
D. 《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与“圣”之本义相近,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哪种“圣”都不能直接解释为圣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他所理解的“圣”和孔子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完全不同。
B. 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此“圣王”之“圣”与孔子所说的“圣”明显不同。
C. “内圣外王”之语虽非始出于孟、荀之口,正因为受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却仍喜欢以此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
D. 作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所引文段既有孔子自己的言论,又有儒家其它的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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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论述类),回答小题。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文心雕龙》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继承了曹丕主张的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和“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
B. 唐代的韩愈、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中道统原则的延伸。
C. 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缺失使得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
D. 《隋唐演义》《封神演义》等演义小说的出现是中国的文学传统滑入俗世纷争的重要表现,这类小说中的原则相比以前的文学作品也发生了变化。
2.下列对原文的论证思路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文章首段阐明美学在中华文化史上缺乏独立性,作者通过南朝刘勰、唐朝白居易、宋朝周敦颐等例子举例论证了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结论。
B. 第二段由前文的美学背景引入《红楼梦》引发审美革命的观点,运用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评价来论证红楼梦的悲剧品质引发美学革命的观点。
C. 第三段从士大夫的心灵的释放的角度,说明了佛学东渐和禅宗兴起对于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的重要作用,使中国文化在审美疲乏中得到复兴。
D. 全文多运用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的手法,着重强调了中国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缺乏独立性和非功利、非伦理的审美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以载道”思想强调文学的承载、阐明、传达“道”的社会功用,强调文学的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宗旨。这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文学之中。
B. 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后世的演义小说既缺乏《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处于审美疲乏的状态。
C. 国民受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小说的影响,民族也因此滋生很多难以治愈的病态心理,可见,文学对人的思想、对社会会产生影响。
D. 王国维和陈寅恪以不拘流俗的敏锐眼光,洞察了中国文化中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的弊端,这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批判精神。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孔子圣人规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或许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被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兼具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而他本人并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B. 和个人的内在之德相比,孔子显然更看重外在的惠民济众之举,就此而言,甚至连王天下的尧舜都不足以称为“圣”。
C. “圣”以仁为根本,而即使是仁境,也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作为仁之极的圣境,自然也应该具备化人之功。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的“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两者对于“圣”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B. 把“内圣外王”理解为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把“圣”只解作圣德,既不合训诂,又与孔子的圣人观不相符。
C.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其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如《说文》所说“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其引申义。
D. 《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与“圣”之本义相近,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哪种“圣”都不能直接解释为圣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他所理解的“圣”和孔子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完全不同。
B. 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此“圣王”之“圣”与孔子所说的“圣”明显不同。
C. “内圣外王”之语虽非始出于孟、荀之口,正因为受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却仍喜欢以此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
D. 作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所引文段既有孔子自己的言论,又有儒家其它的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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