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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孔子圣人观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 “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孔子认为王天下的尧舜都不可称为“圣”的原因是其内在之德与外在惠民济众之举是并重的。
B. “仁境”不及“圣境”，但必须有外在立人、达人之功；而圣境，自然也应该具备化人之功。
C.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通”应是其引申义，因此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内外兼通。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所说的圣是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从训诂和思想的层面论证了“内圣外王”的思想并非孔子的圣人观。
B. 作者引经据典，引用了一些的先秦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C. 文章以孔子与子贡、子路的对话来论证孔子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D.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观点，否定现代新儒家概括的孔子之道及其儒家思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孔子与《说文解字》两者在对于“圣”字训为“通”的理解上是一致的。
B. 《五行》和孔子对“圣”的解释使得“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缺乏依据。
C. 孟子、荀子所理解的“圣”与孔子所认为的“圣”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D. 正因为受孟、荀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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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孔子圣人观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 “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孔子认为王天下的尧舜都不可称为“圣”的原因是其内在之德与外在惠民济众之举是并重的。
B. “仁境”不及“圣境”，但必须有外在立人、达人之功；而圣境，自然也应该具备化人之功。
C.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通”应是其引申义，因此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内外兼通。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所说的圣是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从训诂和思想的层面论证了“内圣外王”的思想并非孔子的圣人观。
B. 作者引经据典，引用了一些的先秦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C. 文章以孔子与子贡、子路的对话来论证孔子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D.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观点，否定现代新儒家概括的孔子之道及其儒家思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孔子与《说文解字》两者在对于“圣”字训为“通”的理解上是一致的。
B. 《五行》和孔子对“圣”的解释使得“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缺乏依据。
C. 孟子、荀子所理解的“圣”与孔子所认为的“圣”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D. 正因为受孟、荀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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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孔子圣人规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或许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被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兼具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而他本人并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B. 和个人的内在之德相比，孔子显然更看重外在的惠民济众之举，就此而言，甚至连王天下的尧舜都不足以称为“圣”。
C. “圣”以仁为根本，而即使是仁境，也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作为仁之极的圣境，自然也应该具备化人之功。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的“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两者对于“圣”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B. 把“内圣外王”理解为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把“圣”只解作圣德，既不合训诂，又与孔子的圣人观不相符。
C.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其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如《说文》所说“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其引申义。
D. 《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与“圣”之本义相近，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哪种“圣”都不能直接解释为圣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他所理解的“圣”和孔子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完全不同。
B. 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此“圣王”之“圣”与孔子所说的“圣”明显不同。
C. “内圣外王”之语虽非始出于孟、荀之口，正因为受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却仍喜欢以此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
D. 作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所引文段既有孔子自己的言论，又有儒家其它的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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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孔子圣人规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殊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诂。如认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裁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或许正因受孟、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荀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诂抑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被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兼具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而他本人并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B. 和个人的内在之德相比，孔子显然更看重外在的惠民济众之举，就此而言，甚至连王天下的尧舜都不足以称为“圣”。
C. “圣”以仁为根本，而即使是仁境，也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作为仁之极的圣境，自然也应该具备化人之功。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的“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两者对于“圣”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B. 把“内圣外王”理解为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把“圣”只解作圣德，既不合训诂，又与孔子的圣人观不相符。
C.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其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如《说文》所说“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其引申义。
D. 《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与“圣”之本义相近，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哪种“圣”都不能直接解释为圣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他所理解的“圣”和孔子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完全不同。
B. 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此“圣王”之“圣”与孔子所说的“圣”明显不同。
C. “内圣外王”之语虽非始出于孟、荀之口，正因为受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却仍喜欢以此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
D. 作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所引文段既有孔子自己的言论，又有儒家其它的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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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之说不符合孔子圣人观
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四字综括孔子之道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思想。珠不知,“内圣外王”之说实有悖于孔子圣人观。
孔子本人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他所视之为最高境界的“圣”,内在之德与外化之功必须兼备,即必须内外兼通。《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圣”显然并非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更重外在的惠民济众甚至连王天下之尧舜都不足以当此。此“圣”虽然远超仁境,但却以仁为根本,仁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而立人、达人至其极,即是“博施于民而济众”,亦即“圣”。可见,即使是仁境,孔子也不认为其仅指个人的内在之德,而还必须有外在的立人、达人之功,至于作为仁之极的圣境,其必备化人之功,自不消说。这一思想,孔子在他处还有更明确的表达。在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认为“修已以敬”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但却远未臻圣境。“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显然,孔子所谓“圣”是指内外兼通的内德外化,而不仅仅是指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
《说文解字》训“聖(圣)”为“通”,则孔子以内德外化兼通为“圣”,可谓不违训。如认“内圣”之德。为“内圣外王”意指内修圣德而外施王政,是仅把“圣”解作圣德,此解既不合训诂,又违背孔子的思想。儒家经典《五行》以“闻而知之”为圣此解与“圣”之本义正相通。《说文》认为“聖从耳”,段玉注引《风俗通》曰“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聖”之甲骨文像人上着大耳。可见,圣之本义当与听闻相关,而能闻声知情则可谓之通,故“通”乃“圣”之引申义。《五行》所谓“圣”近乎其本义,而孔子则取其引申义。无论本义抑或引申义,“圣”都不能直接解作圣德。故以“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圣”之义即无着落。
孟子已视孔子为内怀圣人之德而外无王者之位之圣人,且其圣人观已有异于孔子。荀子欲合“尽伦之圣”与“尽制之王”为一体,以成“圣王”之教。然荀子此“圣王”之“圣”仅为“尽伦之圣”,显然异于孔子所谓内德外化兼通之“圣”。正因受、荀圣人观之影响,故“内圣外王“之语虽始出于《庄子·天下》而非孟、苟之口然现代新儒家却仍喜以之概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是他们未曾顾及,虽可以内修其德、外以德化统括孔子及儒家思想,然无论就训或思想层面而言,皆难以将孔子之所思简约为“内圣外王”。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由“聖”的甲骨文可知“通”应是其引申义,因此孔子视为最高境界的“圣”,必须内外兼通。
B. 孔子认为王天下的尧舜都不可称为“圣”的原因是其内在之德与外在惠民济众之举是并重的。
C. “仁境”不及“圣境”,但也必须有外在立人、达人之功;而圣境,自然更该具备化人之功。
D. “修己以安百姓”方可成“圣”,这里所说的圣”是完全不同于与外王之化有别的“内圣之德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观点,否定现代新儒家概括的孔子之道及其儒家思想。
B. 文章以孔子与子贡、子路的对话来论证孔子未以内外之分来定圣王之别。
C. 本文从训和思想的层面论证了“内圣外王”的思想并非孔子的圣人观。
D. 作者引经据典,引用了一些先秦经典篇章,可谓材料丰富,论证有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与《说文解字》两者在对于“圣”字训为“通”的理解上是一致的。
B. 《五行》和孔子对“圣”的解释使得“内圣外王”概括孔子思想缺乏依据。
C. 孟子、荀子所理解的“圣”与孔子所认为的圣”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D. 正因为受、二人影响,现代新儒家喜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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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一一“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虐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含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喻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和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在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度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地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令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弃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1.对孔子提出的“畏天命”观念的表述，不止确的一项是( )
A．“畏天命”观念是孔子基于对“天命”的认识之后提出来的。
B．“畏天命”告诉人们，要敬畏自然，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C．面对“天命”，孔子是无力又无奈的，因此，他的“畏天命”观念包含着宿命论成分。
D．“畏天命”观念表现了孔子在大自然面前的明智和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2.对文中孔子的人与“天命”的关系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能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
B．孔子意识到了“天命”的存在、对人事的作用及前二者的神秘性，所以要“畏天命”。
C．“天命”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从而放弃对天命的追问，放弃人的主动性。
D．孔子提出的“学”与“思”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
3.下面的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泛爱众而亲仁”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孑L子将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
B．“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因为“小人”不努力学习，没有知识，无知者无畏。
C．在强大的“天命”面前，孑L子提出“畏天命”思想，还是没有摆脱“自然中心论”的怪圈。
D．本文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仅要强调人类利益，更要注重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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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31日 曲阜综合讯 山东近日发行以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引发争议，福彩部门指出彩票以《论语》名言作为奖符有助于传播儒家文化，但反对者痛批这是对圣人的亵渎。
据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网站介绍，“中华名人·孔子”彩票是中国第一款以孔子和儒家文化为主题的即开型彩票，经财政部批准，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发行销售。彩票选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的八句名言作为奖符，对应彩票的八个奖级。
其中，头奖奖符为《论语·学而》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对应奖金30万元。二等奖及其以下奖符分别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德不孤，必有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每张彩票面值10元，中奖率36.67%。玩者刮开彩票覆盖的刮区，如果出现奖金对照表所列的名言，即中该句话所对应的奖金，两次机会，兼中兼得。
对上面所给材料中发行“中华名人·孔子”彩票一事，你持何种态度？请将你的观点写成一篇新闻短评，要求观点鲜明，说服力强。（8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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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品格
赵建成
孔子在后世被尊为圣人，享有至上的尊荣，然而在其所生活的时代，他却是处处碰壁，甚至发出了“知我者其天乎”的感慨。《论语》记录了时人对孔子的评价：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这个晨门与《论语》中其他的隐士都是勇于避世、果于忘世的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对孔子的评价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一些讥诮的意味，是对孔子的否定，但对孔子的认识却十分深刻，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流精神，即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奋斗精神，又具有悲剧美的意蕴。孔子编订六经、广收门徒、周游列国，为的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他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国当政者所采纳，因此这只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伟业。但孔子并没有放弃，靠的就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孔子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精神。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文化品格。它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原始先民时期，是对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些著名篇章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可以看作这种文化品格的最早源头。这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原始先民的意志品质，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化品格的先声。
然而，这种文化品格的确立是由孔子完成的，是他为之注入更为深厚和丰富的内涵，并通过具体的行动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孔子为匡人所困，他说，文王去世后，周代的文化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若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可见，孔子是以文王、周公的继任者自居的，这既为他提供了自信的力量，也使他的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对于孔子而言，他的一切行动不是建立在预判了结果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从他所信奉的道德标准出发，去做他该做的事。当然在做之前，他可能已经预见了事情的结果，但这并不会影响他应有的行动。陈成子弑其君齐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鲁哀公而请讨之。哀公命其告夫季孙、孟孙、仲孙三子。孔子又告夫三子，不可。两次“告”的结果，孔子是早就知道的，但“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子路也曾经说过，君子出仕，要尽其应尽之职责，而其政治主张行不通，早就知道了。这种对于形势的认识，应来自孔子。
为与不为，都是一种人生选择，但孔子所确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朱熹《论语精义》曰：“……夫可不可在天，而为不为在己。圣人畏天命，故修其在己者，以听之天，未尝遗天下。圣人亦不敢忘天下。虽知其不可，得不为哉？”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七亦云：“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之所以贤；知其不可而不可以不为者，夫子之所以圣。晨门但知晨几，而不知夫子之为夫子者也。”他们都看到了这种文化品格的可贵之处与重大意义。
孔子之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众多优秀的代表人物身上集中体现出来。屈原和文天祥便是其中尤为特出者。“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是他们高洁品格、高尚人格的光辉写照。他们的言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化品格的突出表现，尤其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关头，起到了重大的精神支撑作用，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影响深远。
今天，“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摘自2014年9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孔子确立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化品格的内涵，在孔子身上，这种品格体现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一种文化的自信。
B．孔子之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被众多优秀的代表人物继承，特别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关头，起到了重大的精神支撑作用。
C．“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一生的主流精神，他编订六经、广收门徒、周游列国，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重大的影响，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D．“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起源于上古时代，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正是这种文化品格的前奏。
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晨门讥诮孔子，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孔子；但他说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也肯定了孔子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奋斗精神。
B．“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反映了上古时期原始先民的意志品质，是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文化品格。
C．陈成子弑其君齐简公，孔子“告”鲁哀公，要求出兵讨伐，哀公也同意出兵，让他“告”季孙、孟孙、仲孙三子，结果不被三子许可。
D．宋代钱时认为晨门“贤”在“知其不可而不为”，但晨门不了解也不可能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不可以不为”，因而晨门成不了“圣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对于“为”与“不为”，孔子不是站在个人得失上所作出的功利性选择，而是“听命于天”，“不敢忘天下”，因而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
B．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品格，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C．孔子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处处碰壁，主要原因是他总以文王、周公的继任者自居，他的自信使各国的当政者感到了威胁，从而不敢接纳他。
D．孔子的一切行动都不计后果，只要符合他所信奉的道德标准，即使在做之前明知会失败，他仍会毫不动摇，这也正是其人生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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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圣人孔子变成凡人
玄野
电影《孔子》上映，引起不少话题。笔者远在加拿大，未能目睹，但作为一名儒教徒，有一点不吐不快。电影将孔子定位为一位悲剧人物，“在生前一直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这是用现代人的价值标准衡量圣人，是在变圣人为凡人。
若说悲剧人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要比孔子悲剧无数倍了，但在其追随者眼中，这位圣人却与悲剧无关。耶稣生在马槽里，人家说那叫圣子的谦卑；被野蛮的酷刑折磨致死，说是为了救赎人类的原罪。
电影《孔子》编剧之一的何燕江将孔子定位为“一位在悲剧人生中不断寻找自我的人”。一位观众在豆瓣上也说：“看完胡玫的《孔子》，真的有种看丧家狗的感觉，发哥白发苍苍地回到鲁国，踉踉跄跄地下车来对着城门跪拜，泣不成声。”电影对孔子人生失败者的定位令人无法认同。笔者不质疑创作者的艺术与市场的出发点。艺术有自己的属性，市场有自身的规则，市场艺术自然就有超越历史事实的必要了。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突出文化精髓与精神实质是必须的。
思考方向上的偏离，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自己的眼睛只盯着物质成果和社会地位。就物质成就和政治地位而言，孔子的确是一位失败者。孟子开篇即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利欲论圣人，是上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可悲之处。孔子被定位为失败者、没落的贵族，政治抱负屡屡碰壁，更惊人出格的称谓便是“丧家狗”。恐怕这些人对孔子的定位有个默认的语境，就是在物质成就和社会尊重的大前提下讨论圣人，以利欲论圣人。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用利欲的眼光来评价历史巨人，很多圣贤往往不及常人。苏格拉底为坚持自己的理念死于民主的判决；斯宾诺莎为理念放弃财产，因磨镜片的职业病而早逝；舒伯特死于贫困；梵高卒于穷苦与失落。这些精神世界巨人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的创造，或标榜史册，或创造了不可逾越的顶峰，或塑造了挽救世界的精神。唯有超越了物欲，才能有如此成就。是他们创造了历史，而不是那些为历史洪流所席卷的帝王将相和商业巨贾。中国人生哲学有审美的情调，讲求与当世的协调共生，所以孔孟老庄等圣人的事迹没有西方圣贤的悲壮，但在困境中对精神的持守却是一致的。
表达儒教的核心思想可能是一部电影无法承载之重，但对圣人精神层面的刻画应该是电影的灵魂之一。对于孔子抛弃家乡的荣华富贵，选择了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与处处碰壁，电影可以不理解不结论，却不能给人一种孔子押错了宝、走错了路的感觉。演绎圣人的艺术作品，必须体现人类最珍贵的精神。当我们的电影人在演绎孔子大权在握之时与困境难熬之际，是否感喟到了体现这种精神的必要呢？
1.结合全文分析，电影把孔子变成凡人的原因有哪些？（6分）
2.文中列举了“耶稣之悲”与“苏格拉底、斯宾诺”等事例，在作用上有何不同？（6分）
3.根据文意说明孔孟老庄与西方圣贤行为上有什么区别？作者认为电影人士如何正确的对待古代圣贤？（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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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儒家几位圣人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对尧舜以来优良家学、家教、家风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形成了圣人家风。
孔子、颜子、曾子、盂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这两位伟大的母亲先后独自承担起家教的重任，上承邹鲁家教优良传统，下启邹鲁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其母仪千古的风范令人赞叹不已。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对慈母的家教有着强烈、深刻、鲜活的记忆，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于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出身于单亲家庭，孤儿寡母，虽然生活困苦，但拥有了良好的母教和家风，也有机会“下学而上达”，出类拔萃，成为优异人才。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光大门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由家学、家教而形成，极高明而道中庸，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性的特点。就其极高明而言，孔子、顔子、曾子、盂子奠定的家风，形成了家学、家教、家风的完整序列，家风以家教为基础，家教以家学为根底，成为后世孔、颜、曾、孟四氏后裔以及历朝历代名门望族效法的家风范式。就其道中庸而言，家风必由家教而形成，家教却不必来自家学。在传统社会，不少父母有着严厉的家教，不但知道课子读书，而且教育子女即使不识一字，也必须堂堂正正做人。这种缺少家学环节，仅仅由家教而形成的家风，其实正是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早年家庭情景的真实写照。孔母、孟母、颜父、曾父无家学，有家教，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家庭可以“见贤思齐”，向孔、颜、曾、孟四氏家风看齐。事实也是如此，两千多年来，圣人后裔不忘祖训，名门望族和寻常百姓也都向往圣人家风，以圣人家风为范本，培育自家家风，形成了无数的不同类型的优良家风，传承中华美德，培养优秀人才，改良社会风气，塑造礼义之邦。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原载2018年2月24日《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孔、颜、曾、孟几位圣人吸收邹鲁之地家教优良传统，在最优秀家教的影响下，创立了圣人家风。
B. 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比孔子、孟子更大一些。
C. 孔、孟幼年丧父，因为母教良好，最终都成了出类拔萃的人才，可见家境富贵并不是培育圣 家风的基础。
D. 儒家几位圣人的家风无家学、有家教，说明名门望族和寻常百姓都可以向圣人看齐，形成优良家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分析了圣人家风形成的不同路径，突出强调了母教在其中的核心作用。
B. 文章概括了圣人家风的鲜明特征，并对其形成条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C. 文章对家学、家教、家风三者的关系有十分精到的剖析，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特点。
D. 文章强调圣人家风的示范意义，体现了作者继承传统、服务现实的自觉意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不曾受到慈母的教诲和影响，孔孟就不可能培育出圣人家风，光大门楣。
B. 缺少家学渊源的家庭，只要有好的家教，也可以有好的家教家风，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C. 如果未能形成家学、家教、家风的完整序列，后人传承效法圣人家风就会遇到更多困难。
D. 塑造礼义之邦是当今人们的共同理想，而重振圣人家风是改良社会风气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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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章,回答下列小题。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诸子百家虽立论、学说不同，但都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都具有会通精神。
B. 《吕氏春秋》不仅会通儒、道两家的思想，还论及了名、法、墨、农、阴阳各家的学说和主张。
C. 从《淮南子》有关道家、儒家、墨家思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汉代在思想学术上也具有会通精神。
D. 魏晋玄学以“三玄”为基础，其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儒家与道家学说从战国末期到魏晋时期的长期会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唐代，中国佛学也吸取了儒学思想，令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使当时的佛教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
B. 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也会通道家的学说和思想；两宋儒学会通佛学，在理论创新上颇有成就。
C. 南宋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会通了“三教”，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
D. 黄宗羲认为思想学术应该是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的“公器”“公识”，因而学术思想上的会通尤为重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战国末期到南宋末年，中国思想文化至少经历两次大的会通，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B.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其中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
C. 思想文化史上的会通，既体现在学说和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包括一些研究和论证方法的彼此借鉴和吸收。
D. 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不仅有助于构建新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还可以丰富传统的思想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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